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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籍华裔女作家严歌苓是一位用中、英双语创作的作家，其作品因为对东方文化的独特阐释以及对东西方社会底层人物的关怀，因而折射出复杂的人性，透析着深度的哲思和批判意识。严歌苓所创造的众多女性人物在不同的文化、政治、观念的夹缝中辗转，呈现出令人震撼的人性光芒，展示着西方世界文艺复兴以来对“人”价值观的透视。正是带着这样的文学观与女性观，严歌苓写出了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
关键词：美籍华裔女作家 严歌苓 《金陵十三钗》
美籍华裔女作家、美国好莱坞专业编剧严歌苓是一位用中、英文双语创作的作家，其作品因为对东方文化的独特阐释，以及对东西方社会底层人物的关怀，折射出复杂的人性，透析着深度的哲思和批判意识。多年来，严歌苓以刚柔并济的叙事风格，以极度凝练的语言，以诙谐幽默的内涵和犀利多变的写作视角，开始了用西方文艺理论的价值观来判断并重新审视“东方人类”的写作风格，并创造出了中美文坛的全新人物形象。多年来，严歌苓所创造的众多女性人物，如：多鹤、扶桑、小渔、巧巧，在不同的文化、政治、观念的夹缝中辗转，呈现出令人震撼的人性光芒，展示着西方世界文艺复兴以来对“人”的价值观的关注。严歌苓曾说：“我不想控诉某个人。我只想写这样一段不寻常带有荒谬的历史运动，让读者看到一种非凡的奇怪的人性。”严歌苓还认为：“女人比男人有写头，因为她们更无定数，更直觉，更性情化。”正是带着这样的文学观与女性观，严歌苓写出了她创作生涯中的又一个高峰：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
表面看来，《金陵十三钗》描述的是战争对女性所造成的伤害，特别是抗日战争中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残酷时刻，女性更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事后人们回忆起这场战争的重要线索和原由。但如果站在中华传统女性文化的立场上去透视《金陵十三钗》，或者说将这个故事里的所有女性都放在“人性”、“传统”、“价值观”的视阈下，将会发现，严歌苓写下这些女性的故事，并不是为了揭示战争的残酷，更不是为了回顾某个历史片断，而是为了展示人性的光芒。正如严歌苓自己所言：“我对人性感兴趣，而对展示人性的舞台毫无兴趣。”《金陵十三钗》中的女性群体所要展示的，正是女性本身价值观的对决与升华。本文将《金陵十三钗》放置于女性价值观的角度，分析其中所包含的中华传统的女性价值观。
一 两种女性价值观的对撞
自人类进入父系时代之后，女性的权力日渐低落，女性因体力和心理上的种种劣势而不得不退居于弱者的地位上，把政治经济文化的主宰权让给男性。对于中国古代女性来说，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妇女贞节理念建立的开端，秦始皇曾在泰山刻石中云：“男女礼顺，慎遵职事”；又在会稽刻石云：“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西汉是女性贞节观提倡、宣传、扩散的时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对，西汉统治者及思想家对女性有了苛刻的要求。而汉代董仲舒“五伦”说的产生，其以“三纲”压倒“五伦”的理念，正式将夫妻、男女关系定位于封建的政治体系之中，将女性的荣辱与生死统统归属于男性的权力之下。西汉儒家学者刘向所撰《列女传》的出现，更将历代女性的典范整合在一起，组成了具有严重教化意义的中华妇女史，表现了儒家对女性贞节的鲜明态度，成为后世女性修身之榜样，也奠定了中华民族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烈女不事二夫”、“从一而终”的女性贞节观的坚实基础。
然而，非常矛盾的是，汉代这个重视女性贞操、贞操观不断升级的时代，却又是产生中国娼妓制度的时代。从西汉王朝到汉武帝期间，西汉的营妓制度达到了繁荣。“至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娼妓制度成了汉武帝惩罚罪人之妻、优待前线的将士的褒奖手段，因此“汉代官奴婢多至十余万人”，汉代“营妓”之繁盛，成了一种公开的性场所。于是，在女性贞节观产生的同时，就有了一种与之严重相左的放荡无羁的女性价值观与女性群体的存在。娼妓，作为同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下的两种不同的女性，就成了一种超乎于女性贞节观之外的价值观的持有者，也成了与正常女性为敌的女性群体。而《金陵十三钗》所要表现的，正是将这两类持完全不同价值观的女性放置于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让她们在一种特定的时空里实现残酷的对决，以至于让两类女性达到无法并存的程度，显示出中华民族对传统女性贞节观的持守。这就是《金陵十三钗》中两类不同的女性在血腥战争中相遇的深刻含义。
二 在仄逼的空间里充分展示两种女性的撞击
战争是严歌苓笔下时常使用的一种道具，只有战争的威力，才可以强力、迅速地扭转许多人的命运，让世间的一切瞬间改变，让世间的一切价值观迅速颠覆，从而产生新的矛盾冲突和新的秩序。在《金陵十三钗》中，战争仍然是严歌苓笔下的一种道具，只有在炮火和死亡的威胁之下，人类的社会秩序再次紊乱，秦淮河上的女子赵玉墨群体与教会学校里的女生孟书娟群体，才可能在教堂这个中西方文化聚焦的场合相遇。
尽管在外面炮火连天、“处处铺陈着南京市民的尸体，马路两边的排水沟成了排血沟”之时，并没有因此而阻止两类不同女子的敌意和尖锐的冲突。严歌苓在《金陵十三钗》中用种种细节表现着两类女性的迥异之态。孟书娟们的生活是“从童年就接受英文教育”、“听着英格曼神甫的英文”和他高雅而有感染力的声音、坐在教堂里的《圣经》装订工场的“二十二张案子”旁，“装订《圣经》和《讲经手册》”。孟书娟们衣着朴素、食物简单、修剪着短短的头发、只穿着黑蓝两色的服装，每天听到的都是纯洁高雅的教诲，对秦淮河上流行的“堂子”、“花船”之类的事情很少听说，顶多只会在花前月下的时刻，“在黛玉般的小女儿情怀中，感伤自己的身世”。而在风月场里滚打过多年的赵玉墨们，则如同一股香艳的洪水涌入教堂圣地，她们“一具肉体妖形毕露，在黑色貂皮中像流淌出来的一摊不新鲜的牛奶”，即使在国破家亡之时，她们仍然在打牌喝酒，并抱定了“国又不是我们玩亡的”态度去游戏人生。面对着这些被“一代代文人才子讴歌”的窑姐们，连年近60的神父也在这股“香艳的洪水猛兽”面前感到“势不可当”，只能“悲哀地垂下眼皮”，任其闯入教堂。 正如作者所言：“为了使女孩们单纯、洁净，从而使她们优越，世人必须确保玉墨等人的低贱。”《金陵十三钗》中的两类女性不仅在外观上有着巨大的差异，更大的差异来自于她们的内心世界。如孟书娟们，她们在非常珍惜自己圣洁身体的同时，又发自内心地厌恶她们身体本身所具有的和赵玉墨们一样的生理特征。这种特征在孟书娟们的心里，被认为是一种罪恶的来源，“是一种极致耻辱，就是这注定的雌性经血；她朦胧懂得由此她成了引发各种邪恶事物的肉体，并且这肉体不加区分地为一切妖邪提供沃土与温床。”所以，作者有意将孟书娟初潮到来之时，安排在一场大屠杀即将开始的凌晨，让女性身体的觉醒与血腥和死亡紧密相联，由此也让孟书娟对自己的初潮抱着一种强烈的罪恶感。而对于赵玉墨们来说，女性的生理特征是她们的谋生手段，她们不仅需要好的容貌和好的身段，而且还需要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要“充满表情”，甚至连那弯曲下跪时的后背、突然流泻下来的头发和扭动的腰肢，“身上无一闲处，处处都会笑、会怨、会一套微妙的哑语”。赵玉墨们随时都在用自己的身体向男性发出诱惑信号，“瘌痢斑驳的貂皮大衣滑散开来，露出一线净光的身体”，让男性迅速掉入到这温柔的陷阱。所以，赵玉墨们的到来使教堂工人阿顾“在二十分钟里”从一个老实的居家男子变成了浪荡子，“乐颠颠地为窑姐们带路，去厨房下面的仓库下榻”，心甘情愿地为妓女们奉上教堂仅有的饼干，并迅速颠覆了教堂安静有序的生活，也让孟书娟们见证了这群秦淮河女子毁灭性的邪恶能量。
而在孟书娟们与赵玉墨们的直接对垒中，作者所要表现的正是两种不同女性价值观的抗衡。自一千多年前的西汉武帝时代起，当那些罪犯的妻女被迫成为“营妓”之时，这种善与恶的对决就不可抹杀地存在了。妓女们怀着对这个世界、对良家女子、特别是对男性的极度仇恨，用她们“拜金”价值观去看待生活，所以她们大胆地展现自己的女性魅力，敢于用最原始的语言去与人沟通或对骂，敢于抛弃羞耻与道德去强力摧毁男性稳定而平静的生活。因此，与生活在家庭之中的温顺而贞节的女性相比，这类女性对男性的杀伤力更强，对生活的破坏力更大，也由此引发了良家女性对风尘女性的深刻仇恨。作者有意将教会学校里长大的纯洁女生和在欢娱场摸爬滚打的妓女放置于同一个空间和同一种命运之中，未解人事的清白混沌遇到被蹂躏后的邪媚浓香，其抗拒与排斥达到最大的能量。对于13岁的孟书娟来说，她就是亲身体验了赵玉墨对家庭的摧毁力量之后，心中才集聚着更多的对于赵玉墨们的仇恨，所以在两类女性对决的场合里，孟书娟才具有了冲锋陷阵的勇敢，具有了更大的爆发力。
三 风尘女性的精神升华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
然而，不管两类女性的对决多么尖锐，战争做为一团巨大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众人头上。瞬息万变的战争让教堂这块净土不再安静之时，残酷的抉择放在所有女性的面前：要么让女学生去送死（至少要葬送她们的纯洁），要么让妓女杀身成仁，保全女学生的纯洁。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不论赵玉墨们平时的行为举止多么粗俗，她们毕竟是生长在中国文化环境里的女性，中国文化的强大浸润力应当对她们的灵魂有所浸透，对于中华民族传统的女性价值观，赵玉墨们是完全知晓而且愿意遵循与维护的。放荡不羁只是赵玉墨们的表现行为，而内心对纯洁的向往与崇尚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正如小说里的妓女红菱所说的那样：“没福气做女学生，装装样子，过过瘾。”所以，当邪恶淫荡的魔爪伸向教堂里的女学生时，当这些纯洁又无助的女孩子即将被侵略者玷污时，赵玉墨们这些“世上不值钱、不高贵的生命”突然间成了女英雄，深藏于赵玉墨们心底对纯洁的向往突然升级，以至于她们决定挺身而出替代那些女学生，在一片刺刀之中，毅然走向日军军营。就在这个时刻，人们对赵玉墨们的认识突然改变：“女孩们有救了。但他（指小说里的人物阿多那多）同时又觉得自己的释然太歹毒，太罪过。尽管是些下九流的贱命，也绝不该做替罪羔羊。”
综上所述，作为彻底的女性主义者，严歌苓的小说常常以描绘另类女性为主题，所以才有赵玉墨这样惊世骇俗的女性群体。《金陵十三钗》所要描绘的正是一场巨大残酷的战争下发生的女人之间的战争，两种女性的对抗与磨合，最终以这些妓女的杀身成仁而结束，这不仅是一种狭隘的“仗义”，而是女性特有的对抗侵略、对抗强权的方式，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对女性纯洁的向往与坚定的守护。所以，在《金陵十三钗》的深层内涵里，应当是中华民族挺立不败的纯洁、不屈与高贵的精神内质。
参考文献：
[1] 荒林：《中国女性文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
[2] 陶冶：《文坛风云录》，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 陈晓晖：《当代美国华人文学中的“她”写作：对汤亭亭、谭恩美、严歌苓等几位华人女作家的多面分析》，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年版。
[4] 严歌苓：《金陵十三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年版。
（刘轩竹，沈阳大学讲师）
关键词：美籍华裔女作家 严歌苓 《金陵十三钗》
美籍华裔女作家、美国好莱坞专业编剧严歌苓是一位用中、英文双语创作的作家，其作品因为对东方文化的独特阐释，以及对东西方社会底层人物的关怀，折射出复杂的人性，透析着深度的哲思和批判意识。多年来，严歌苓以刚柔并济的叙事风格，以极度凝练的语言，以诙谐幽默的内涵和犀利多变的写作视角，开始了用西方文艺理论的价值观来判断并重新审视“东方人类”的写作风格，并创造出了中美文坛的全新人物形象。多年来，严歌苓所创造的众多女性人物，如：多鹤、扶桑、小渔、巧巧，在不同的文化、政治、观念的夹缝中辗转，呈现出令人震撼的人性光芒，展示着西方世界文艺复兴以来对“人”的价值观的关注。严歌苓曾说：“我不想控诉某个人。我只想写这样一段不寻常带有荒谬的历史运动，让读者看到一种非凡的奇怪的人性。”严歌苓还认为：“女人比男人有写头，因为她们更无定数，更直觉，更性情化。”正是带着这样的文学观与女性观，严歌苓写出了她创作生涯中的又一个高峰：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
表面看来，《金陵十三钗》描述的是战争对女性所造成的伤害，特别是抗日战争中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残酷时刻，女性更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事后人们回忆起这场战争的重要线索和原由。但如果站在中华传统女性文化的立场上去透视《金陵十三钗》，或者说将这个故事里的所有女性都放在“人性”、“传统”、“价值观”的视阈下，将会发现，严歌苓写下这些女性的故事，并不是为了揭示战争的残酷，更不是为了回顾某个历史片断，而是为了展示人性的光芒。正如严歌苓自己所言：“我对人性感兴趣，而对展示人性的舞台毫无兴趣。”《金陵十三钗》中的女性群体所要展示的，正是女性本身价值观的对决与升华。本文将《金陵十三钗》放置于女性价值观的角度，分析其中所包含的中华传统的女性价值观。
一 两种女性价值观的对撞
自人类进入父系时代之后，女性的权力日渐低落，女性因体力和心理上的种种劣势而不得不退居于弱者的地位上，把政治经济文化的主宰权让给男性。对于中国古代女性来说，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妇女贞节理念建立的开端，秦始皇曾在泰山刻石中云：“男女礼顺，慎遵职事”；又在会稽刻石云：“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西汉是女性贞节观提倡、宣传、扩散的时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对，西汉统治者及思想家对女性有了苛刻的要求。而汉代董仲舒“五伦”说的产生，其以“三纲”压倒“五伦”的理念，正式将夫妻、男女关系定位于封建的政治体系之中，将女性的荣辱与生死统统归属于男性的权力之下。西汉儒家学者刘向所撰《列女传》的出现，更将历代女性的典范整合在一起，组成了具有严重教化意义的中华妇女史，表现了儒家对女性贞节的鲜明态度，成为后世女性修身之榜样，也奠定了中华民族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烈女不事二夫”、“从一而终”的女性贞节观的坚实基础。
然而，非常矛盾的是，汉代这个重视女性贞操、贞操观不断升级的时代，却又是产生中国娼妓制度的时代。从西汉王朝到汉武帝期间，西汉的营妓制度达到了繁荣。“至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娼妓制度成了汉武帝惩罚罪人之妻、优待前线的将士的褒奖手段，因此“汉代官奴婢多至十余万人”，汉代“营妓”之繁盛，成了一种公开的性场所。于是，在女性贞节观产生的同时，就有了一种与之严重相左的放荡无羁的女性价值观与女性群体的存在。娼妓，作为同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下的两种不同的女性，就成了一种超乎于女性贞节观之外的价值观的持有者，也成了与正常女性为敌的女性群体。而《金陵十三钗》所要表现的，正是将这两类持完全不同价值观的女性放置于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让她们在一种特定的时空里实现残酷的对决，以至于让两类女性达到无法并存的程度，显示出中华民族对传统女性贞节观的持守。这就是《金陵十三钗》中两类不同的女性在血腥战争中相遇的深刻含义。
二 在仄逼的空间里充分展示两种女性的撞击
战争是严歌苓笔下时常使用的一种道具，只有战争的威力，才可以强力、迅速地扭转许多人的命运，让世间的一切瞬间改变，让世间的一切价值观迅速颠覆，从而产生新的矛盾冲突和新的秩序。在《金陵十三钗》中，战争仍然是严歌苓笔下的一种道具，只有在炮火和死亡的威胁之下，人类的社会秩序再次紊乱，秦淮河上的女子赵玉墨群体与教会学校里的女生孟书娟群体，才可能在教堂这个中西方文化聚焦的场合相遇。
尽管在外面炮火连天、“处处铺陈着南京市民的尸体，马路两边的排水沟成了排血沟”之时，并没有因此而阻止两类不同女子的敌意和尖锐的冲突。严歌苓在《金陵十三钗》中用种种细节表现着两类女性的迥异之态。孟书娟们的生活是“从童年就接受英文教育”、“听着英格曼神甫的英文”和他高雅而有感染力的声音、坐在教堂里的《圣经》装订工场的“二十二张案子”旁，“装订《圣经》和《讲经手册》”。孟书娟们衣着朴素、食物简单、修剪着短短的头发、只穿着黑蓝两色的服装，每天听到的都是纯洁高雅的教诲，对秦淮河上流行的“堂子”、“花船”之类的事情很少听说，顶多只会在花前月下的时刻，“在黛玉般的小女儿情怀中，感伤自己的身世”。而在风月场里滚打过多年的赵玉墨们，则如同一股香艳的洪水涌入教堂圣地，她们“一具肉体妖形毕露，在黑色貂皮中像流淌出来的一摊不新鲜的牛奶”，即使在国破家亡之时，她们仍然在打牌喝酒，并抱定了“国又不是我们玩亡的”态度去游戏人生。面对着这些被“一代代文人才子讴歌”的窑姐们，连年近60的神父也在这股“香艳的洪水猛兽”面前感到“势不可当”，只能“悲哀地垂下眼皮”，任其闯入教堂。 正如作者所言：“为了使女孩们单纯、洁净，从而使她们优越，世人必须确保玉墨等人的低贱。”《金陵十三钗》中的两类女性不仅在外观上有着巨大的差异，更大的差异来自于她们的内心世界。如孟书娟们，她们在非常珍惜自己圣洁身体的同时，又发自内心地厌恶她们身体本身所具有的和赵玉墨们一样的生理特征。这种特征在孟书娟们的心里，被认为是一种罪恶的来源，“是一种极致耻辱，就是这注定的雌性经血；她朦胧懂得由此她成了引发各种邪恶事物的肉体，并且这肉体不加区分地为一切妖邪提供沃土与温床。”所以，作者有意将孟书娟初潮到来之时，安排在一场大屠杀即将开始的凌晨，让女性身体的觉醒与血腥和死亡紧密相联，由此也让孟书娟对自己的初潮抱着一种强烈的罪恶感。而对于赵玉墨们来说，女性的生理特征是她们的谋生手段，她们不仅需要好的容貌和好的身段，而且还需要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要“充满表情”，甚至连那弯曲下跪时的后背、突然流泻下来的头发和扭动的腰肢，“身上无一闲处，处处都会笑、会怨、会一套微妙的哑语”。赵玉墨们随时都在用自己的身体向男性发出诱惑信号，“瘌痢斑驳的貂皮大衣滑散开来，露出一线净光的身体”，让男性迅速掉入到这温柔的陷阱。所以，赵玉墨们的到来使教堂工人阿顾“在二十分钟里”从一个老实的居家男子变成了浪荡子，“乐颠颠地为窑姐们带路，去厨房下面的仓库下榻”，心甘情愿地为妓女们奉上教堂仅有的饼干，并迅速颠覆了教堂安静有序的生活，也让孟书娟们见证了这群秦淮河女子毁灭性的邪恶能量。
而在孟书娟们与赵玉墨们的直接对垒中，作者所要表现的正是两种不同女性价值观的抗衡。自一千多年前的西汉武帝时代起，当那些罪犯的妻女被迫成为“营妓”之时，这种善与恶的对决就不可抹杀地存在了。妓女们怀着对这个世界、对良家女子、特别是对男性的极度仇恨，用她们“拜金”价值观去看待生活，所以她们大胆地展现自己的女性魅力，敢于用最原始的语言去与人沟通或对骂，敢于抛弃羞耻与道德去强力摧毁男性稳定而平静的生活。因此，与生活在家庭之中的温顺而贞节的女性相比，这类女性对男性的杀伤力更强，对生活的破坏力更大，也由此引发了良家女性对风尘女性的深刻仇恨。作者有意将教会学校里长大的纯洁女生和在欢娱场摸爬滚打的妓女放置于同一个空间和同一种命运之中，未解人事的清白混沌遇到被蹂躏后的邪媚浓香，其抗拒与排斥达到最大的能量。对于13岁的孟书娟来说，她就是亲身体验了赵玉墨对家庭的摧毁力量之后，心中才集聚着更多的对于赵玉墨们的仇恨，所以在两类女性对决的场合里，孟书娟才具有了冲锋陷阵的勇敢，具有了更大的爆发力。
三 风尘女性的精神升华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
然而，不管两类女性的对决多么尖锐，战争做为一团巨大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众人头上。瞬息万变的战争让教堂这块净土不再安静之时，残酷的抉择放在所有女性的面前：要么让女学生去送死（至少要葬送她们的纯洁），要么让妓女杀身成仁，保全女学生的纯洁。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不论赵玉墨们平时的行为举止多么粗俗，她们毕竟是生长在中国文化环境里的女性，中国文化的强大浸润力应当对她们的灵魂有所浸透，对于中华民族传统的女性价值观，赵玉墨们是完全知晓而且愿意遵循与维护的。放荡不羁只是赵玉墨们的表现行为，而内心对纯洁的向往与崇尚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正如小说里的妓女红菱所说的那样：“没福气做女学生，装装样子，过过瘾。”所以，当邪恶淫荡的魔爪伸向教堂里的女学生时，当这些纯洁又无助的女孩子即将被侵略者玷污时，赵玉墨们这些“世上不值钱、不高贵的生命”突然间成了女英雄，深藏于赵玉墨们心底对纯洁的向往突然升级，以至于她们决定挺身而出替代那些女学生，在一片刺刀之中，毅然走向日军军营。就在这个时刻，人们对赵玉墨们的认识突然改变：“女孩们有救了。但他（指小说里的人物阿多那多）同时又觉得自己的释然太歹毒，太罪过。尽管是些下九流的贱命，也绝不该做替罪羔羊。”
综上所述，作为彻底的女性主义者，严歌苓的小说常常以描绘另类女性为主题，所以才有赵玉墨这样惊世骇俗的女性群体。《金陵十三钗》所要描绘的正是一场巨大残酷的战争下发生的女人之间的战争，两种女性的对抗与磨合，最终以这些妓女的杀身成仁而结束，这不仅是一种狭隘的“仗义”，而是女性特有的对抗侵略、对抗强权的方式，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对女性纯洁的向往与坚定的守护。所以，在《金陵十三钗》的深层内涵里，应当是中华民族挺立不败的纯洁、不屈与高贵的精神内质。
参考文献：
[1] 荒林：《中国女性文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
[2] 陶冶：《文坛风云录》，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 陈晓晖：《当代美国华人文学中的“她”写作：对汤亭亭、谭恩美、严歌苓等几位华人女作家的多面分析》，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年版。
[4] 严歌苓：《金陵十三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年版。
（刘轩竹，沈阳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