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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初中以来，我就最不喜欢星期五，因为要回家，我好害怕这个家。我该怎么办，我一点也不喜欢这里，我想离开。”看起来很爱笑很阳光的小葵在给志愿者的信里说。
小葵是中国6100多万留守儿童中的一个。这些留守儿童的成长受到中国社会各方面越来越多的关注。
请不要贴标签
2016年2月14日，中国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强调对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既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家庭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而中国的民间机构也在发挥自己的力量，位于广州的蓝信封留守儿童关爱中心（简称“蓝信封”），便是其中的一个样本。
7年来，蓝信封通过大学生志愿者和留守儿童一对一写信的方式，为湖南汉寿县和广东河源市13所乡村学校3351名留守儿童提供服务，来往的书信数量超过了3万封。
“在社会主流印象中，留守儿童孤独、内向、缺爱，这些标签对于部分孩子来说其实是另一种无形的伤害。陪伴和同理心，才是孩子最大的力量来源。”蓝信封理事长周文华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农民工总数已达2.7亿。他们怀着改善生活的愿望前往城市打工，但由于生活成本、户籍政策、教育资源、医疗保障等各方面的原因，绝大多数人都被迫选择将孩子留在老家农村，由祖父母或其他亲属照顾，因此催生了数量巨大的留守儿童群体。
周文华告诉本刊记者，从已有的很多报道中 ，会发现“留守儿童”总是伴随着自杀、孤僻这样的字眼，但长期接触下来，他认为那些极端的个案并不能代表留守儿童这一群体。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他们的天真、好奇心与对未来的希望，与城市孩子并没有明显差别。
“不应给留守儿童贴上太多标签，他们不是问题儿童。如果社会认为留守儿童有问题，其实加剧了留守儿童的问题。”周文华说。
贫穷、孤僻、家务繁重，是社会对留守儿童的普遍印象。周文华表示，这些认识多少有些偏颇。例如，因为父母外出打工，不少留守儿童家庭的经济状况其实好于父母不外出的家庭。而且，许多父母并非完全忽略孩子，相反，还会因为对孩子的歉疚而更多地关注孩子。
在周文华看来，留守儿童最大的问题，在于成长过程中常年缺少父母陪伴所导致的安全感缺失。另外，负责照管的爷爷奶奶、亲戚以及学校的班主任，通常只强调孩子的安全和学习，这让留守儿童青春期微妙迷茫的情绪更加没有出口。
对“爸妈”最敏感
蓝信封开展服务的湖南和广东，是中国留守儿童最多的五个省份中的两个。其中，根据蓝信封对已有服务点的统计（广东省连平县山区学校），10个儿童中有7个是留守儿童，这其中又有5个是双亲都在外打工，平均半年回一次家。“留守儿童大多有这样两个特点：首先，对爸妈两个字很敏感，如果提起，他们要么不说话或者掉泪，要么表示很不在乎，说我不知道、我不关心这个。其次是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强，不太容易信任他人。这让他们的情绪很容易出现两个极端，要么内向孤僻，要么过度外向，容易暴躁。”周文华说。
“但是，当他们接纳你之后，那份信任是满满的，而且时常流露出照顾他人的愿望。”周文华强调说。和孩子熟识之后，每次志愿者到了村里，孩子们会远远地就出来等着，拉着他们的手一起回家，一路上告诉他们“这里有条狗，小心”，并总是希望他们吃完饭再走。
相比留守，孩子们不快乐的原因，可能更多是父母关系的紧张和破裂。根据蓝信封多年的项目经验，他们认为留守可能只是表相，留守导致家庭关系的撕裂对孩子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可能才是真正原因。他们发现很多有问题的留守孩子的背后都有一个不太和谐的家庭关系，而相反家庭和睦的孩子，留守似乎没有太多负面情绪，甚至更加独立、自强、懂事。
近年来，中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数量快速增加，伴随着的是农村离婚率的快速上升。长期分居、进城后思想与收入的变化，都是导致婚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相当一部分留守儿童不但要承担与父母分别的伤痛，还要承受父母离异、再婚所摧毁的对家的依赖。这些孩子容易成为“事实上的孤儿”。
“不喜欢星期五”的小葵，5年来鲜有爸爸的音讯，而妈妈的消息更是早已失去，这成为她内心深处的伤疤。她由爷爷奶奶和亲戚照管着。看到老人搬重物时，她也会心疼得眼睛泛红，但“他们三句两句总是扯到学习上，在一起没什么好玩的，有代沟”。
她告诉志愿者，她喜欢逃避，很多事情不愿意去面对。“你觉得逃避好还是不好呢？”“好。”她回答得很果断。
“那些家庭关系和谐、沟通愉快的家庭，即便是留守儿童，很多也是阳光积极的。”周文华说。
你觉得我烦吗
2008年，一则留守儿童自杀的新闻让尚在中山大学读硕士的周文华感到震惊。孩子留下遗书：爸爸妈妈，我好想你们。为什么你们都不来看我？
“这怎么可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受到内心触动的他，希望有自己的行动，他萌发了创立蓝信封的想法，希望通过书信的方式留给孩子一个倾诉的窗口。蓝信封从校园社团开始一步步发展起来，先后获得了谷歌全国大学生公益创意大赛优秀项目、民政部颁发的“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银奖”等多个青年公益大奖。据介绍，目前蓝信封的资金来源13%来自政府，21%自筹，67%来自多个国内知名公益基金会。
几年来，蓝信封逐渐摸索出一套规范流程，来增强服务的专业性：通过游戏等团体活动确立有通信意愿的留守儿童，继而通过个访、家访、定期回访来了解孩子基本家庭状况和性格特点，并建立每个孩子的项目档案。同时，联手公益及心理学领域的专业人士来加强对志愿者的培训。
2015年，50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参与了蓝信封的活动。据介绍，志愿者报名后需要经过笔试和面试，笔试内容之一是让他们给留守儿童写一封信。 周文华说，同理心是他们最为看重的一点。“不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去指导、去给与，而是产生共情和连结，看到他所看到的，感受他感受的。”
2015年，蓝信封团队将部分通信结集成册，出版了《爱我，请理解我—中国留守儿童书信访谈录》一书。
书信里的孩子是活泼的，也是哀怨的。他们从一开始嘻嘻哈哈地开玩笑，说着校园有趣的事，渐渐地开始诉说自己的孤独，缺乏安全感，不被理解的苦闷和无助。他们与父母的关系是尴尬的，无比渴望亲近，但又充满冲突和矛盾。
蓝信封一直在做的，就是建立情绪依赖的倾诉陪伴，为这些孩子敏感孤独的情绪提供一个出口。
2009年，一名叫做阿芝的初一留守儿童，在信里表达了对志愿者小颖姐姐的依恋：“小颖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脑海里好像只有你的存在，而且我每天都会很想你，真搞不懂。每次我打电话给你会觉得烦么？我想知道我在你心中是一个怎样的人，你可以告诉我吗？反正我长这么大最开心的事就是认识你！永远想念你！”
3年后，出生在重男轻女家庭里的阿芝辍学去了广东惠州的电子厂打工。但她的房间墙壁上，一直贴着小颖姐姐的照片。
在蓝信封的报名表上有一个问题，让参与写信的孩子们设想一下整整一个月都没有收到大哥哥大姐姐来信的情景，询问孩子们的对策。绝大多数孩子会选择的是“请学校联系人帮忙联系大哥哥大姐姐”，或者“再给大哥哥大姐姐写一封信试试”。
对于这些大哥哥大姐姐，孩子在意又小心。因为一次偶然的信件遗失，小葵向志愿者小心姐姐道歉了三次，仍然忐忑不安：“姐姐，你对我这个妹妹有点失望，是吗？”
他们的心在打开
“外出打工与人口流动，在今天城镇化加速的背景下，其合理性会继续得到强调。必要的人口流动与无奈的留守之间的矛盾，就成了我们眼前残酷的现实。“我们无法想象漫漫长夜的寂静无声，我也无法想象长久分离的杳无音信，那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生活，何况是孩子。”社会学博士、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在《爱我，请理解我—中国留守儿童书信访谈录》的前言中说。
袁岳说，面对这种现实，社会能做的就是加强连结。“书信的连结带来真实存在感，缓解了孩子们孤独、被弃、无望的感觉。这样一封封来信与去信，让孩子们眼前的作业、饭菜、庄稼、鸡鸭色彩变得不一样了，就连看不到的父母工作的城市、工厂、街道似乎也不那么遥远了，分离与留守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中国政府打算通过两种方式来从源头上逐步减少留守儿童：通过户籍和社保的改革来大力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让更多农民工家庭顺利地在城镇中立足和生活；引导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
周文华对此表示赞赏。他认为方向是对的，这些年来，他看到这两方面的政策已经在发挥作用。但他也认为，根本的改变需要时间，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或许是最直接紧迫的。他告诉记者，近几年关爱留守儿童的社会机构越来越多，例如直接面向乡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关怀项目，面向农村教师的留守儿童心理团培活动，面向城里打工父母的亲子沟通工作坊等，这些都是最直接、可行、有效的方式。
“相比于各级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在专业性、效率和透明度上有自己的优势。政府应该鼓励公众和媒体正确看待留守儿童，并大力鼓励社会组织的发展，再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来选择更优质的社会服务。”周文华说。
蓝信封的这么多信件，给留守儿童带去了什么？
周文华说，相比于给留守儿童捐赠衣物、修建操场，蓝信封起到的作用并没有那么具体可见，但根据他们的了解和评估，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通信后孩子们的“支持利用度”明显提高了—这意味着遇到问题时，孩子们更加愿意主动寻求他人的帮助，“他们的心在打开”。
“辍学了，信可能就收不到了”这个理由，曾经劝下好几个嚷嚷要辍学的孩子。
小葵是中国6100多万留守儿童中的一个。这些留守儿童的成长受到中国社会各方面越来越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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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14日，中国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强调对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既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家庭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而中国的民间机构也在发挥自己的力量，位于广州的蓝信封留守儿童关爱中心（简称“蓝信封”），便是其中的一个样本。
7年来，蓝信封通过大学生志愿者和留守儿童一对一写信的方式，为湖南汉寿县和广东河源市13所乡村学校3351名留守儿童提供服务，来往的书信数量超过了3万封。
“在社会主流印象中，留守儿童孤独、内向、缺爱，这些标签对于部分孩子来说其实是另一种无形的伤害。陪伴和同理心，才是孩子最大的力量来源。”蓝信封理事长周文华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农民工总数已达2.7亿。他们怀着改善生活的愿望前往城市打工，但由于生活成本、户籍政策、教育资源、医疗保障等各方面的原因，绝大多数人都被迫选择将孩子留在老家农村，由祖父母或其他亲属照顾，因此催生了数量巨大的留守儿童群体。
周文华告诉本刊记者，从已有的很多报道中 ，会发现“留守儿童”总是伴随着自杀、孤僻这样的字眼，但长期接触下来，他认为那些极端的个案并不能代表留守儿童这一群体。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他们的天真、好奇心与对未来的希望，与城市孩子并没有明显差别。
“不应给留守儿童贴上太多标签，他们不是问题儿童。如果社会认为留守儿童有问题，其实加剧了留守儿童的问题。”周文华说。
贫穷、孤僻、家务繁重，是社会对留守儿童的普遍印象。周文华表示，这些认识多少有些偏颇。例如，因为父母外出打工，不少留守儿童家庭的经济状况其实好于父母不外出的家庭。而且，许多父母并非完全忽略孩子，相反，还会因为对孩子的歉疚而更多地关注孩子。
在周文华看来，留守儿童最大的问题，在于成长过程中常年缺少父母陪伴所导致的安全感缺失。另外，负责照管的爷爷奶奶、亲戚以及学校的班主任，通常只强调孩子的安全和学习，这让留守儿童青春期微妙迷茫的情绪更加没有出口。
对“爸妈”最敏感
蓝信封开展服务的湖南和广东，是中国留守儿童最多的五个省份中的两个。其中，根据蓝信封对已有服务点的统计（广东省连平县山区学校），10个儿童中有7个是留守儿童，这其中又有5个是双亲都在外打工，平均半年回一次家。“留守儿童大多有这样两个特点：首先，对爸妈两个字很敏感，如果提起，他们要么不说话或者掉泪，要么表示很不在乎，说我不知道、我不关心这个。其次是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强，不太容易信任他人。这让他们的情绪很容易出现两个极端，要么内向孤僻，要么过度外向，容易暴躁。”周文华说。
“但是，当他们接纳你之后，那份信任是满满的，而且时常流露出照顾他人的愿望。”周文华强调说。和孩子熟识之后，每次志愿者到了村里，孩子们会远远地就出来等着，拉着他们的手一起回家，一路上告诉他们“这里有条狗，小心”，并总是希望他们吃完饭再走。
相比留守，孩子们不快乐的原因，可能更多是父母关系的紧张和破裂。根据蓝信封多年的项目经验，他们认为留守可能只是表相，留守导致家庭关系的撕裂对孩子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可能才是真正原因。他们发现很多有问题的留守孩子的背后都有一个不太和谐的家庭关系，而相反家庭和睦的孩子，留守似乎没有太多负面情绪，甚至更加独立、自强、懂事。
近年来，中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数量快速增加，伴随着的是农村离婚率的快速上升。长期分居、进城后思想与收入的变化，都是导致婚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相当一部分留守儿童不但要承担与父母分别的伤痛，还要承受父母离异、再婚所摧毁的对家的依赖。这些孩子容易成为“事实上的孤儿”。
“不喜欢星期五”的小葵，5年来鲜有爸爸的音讯，而妈妈的消息更是早已失去，这成为她内心深处的伤疤。她由爷爷奶奶和亲戚照管着。看到老人搬重物时，她也会心疼得眼睛泛红，但“他们三句两句总是扯到学习上，在一起没什么好玩的，有代沟”。
她告诉志愿者，她喜欢逃避，很多事情不愿意去面对。“你觉得逃避好还是不好呢？”“好。”她回答得很果断。
“那些家庭关系和谐、沟通愉快的家庭，即便是留守儿童，很多也是阳光积极的。”周文华说。
你觉得我烦吗
2008年，一则留守儿童自杀的新闻让尚在中山大学读硕士的周文华感到震惊。孩子留下遗书：爸爸妈妈，我好想你们。为什么你们都不来看我？
“这怎么可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受到内心触动的他，希望有自己的行动，他萌发了创立蓝信封的想法，希望通过书信的方式留给孩子一个倾诉的窗口。蓝信封从校园社团开始一步步发展起来，先后获得了谷歌全国大学生公益创意大赛优秀项目、民政部颁发的“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银奖”等多个青年公益大奖。据介绍，目前蓝信封的资金来源13%来自政府，21%自筹，67%来自多个国内知名公益基金会。
几年来，蓝信封逐渐摸索出一套规范流程，来增强服务的专业性：通过游戏等团体活动确立有通信意愿的留守儿童，继而通过个访、家访、定期回访来了解孩子基本家庭状况和性格特点，并建立每个孩子的项目档案。同时，联手公益及心理学领域的专业人士来加强对志愿者的培训。
2015年，50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参与了蓝信封的活动。据介绍，志愿者报名后需要经过笔试和面试，笔试内容之一是让他们给留守儿童写一封信。 周文华说，同理心是他们最为看重的一点。“不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去指导、去给与，而是产生共情和连结，看到他所看到的，感受他感受的。”
2015年，蓝信封团队将部分通信结集成册，出版了《爱我，请理解我—中国留守儿童书信访谈录》一书。
书信里的孩子是活泼的，也是哀怨的。他们从一开始嘻嘻哈哈地开玩笑，说着校园有趣的事，渐渐地开始诉说自己的孤独，缺乏安全感，不被理解的苦闷和无助。他们与父母的关系是尴尬的，无比渴望亲近，但又充满冲突和矛盾。
蓝信封一直在做的，就是建立情绪依赖的倾诉陪伴，为这些孩子敏感孤独的情绪提供一个出口。
2009年，一名叫做阿芝的初一留守儿童，在信里表达了对志愿者小颖姐姐的依恋：“小颖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脑海里好像只有你的存在，而且我每天都会很想你，真搞不懂。每次我打电话给你会觉得烦么？我想知道我在你心中是一个怎样的人，你可以告诉我吗？反正我长这么大最开心的事就是认识你！永远想念你！”
3年后，出生在重男轻女家庭里的阿芝辍学去了广东惠州的电子厂打工。但她的房间墙壁上，一直贴着小颖姐姐的照片。
在蓝信封的报名表上有一个问题，让参与写信的孩子们设想一下整整一个月都没有收到大哥哥大姐姐来信的情景，询问孩子们的对策。绝大多数孩子会选择的是“请学校联系人帮忙联系大哥哥大姐姐”，或者“再给大哥哥大姐姐写一封信试试”。
对于这些大哥哥大姐姐，孩子在意又小心。因为一次偶然的信件遗失，小葵向志愿者小心姐姐道歉了三次，仍然忐忑不安：“姐姐，你对我这个妹妹有点失望，是吗？”
他们的心在打开
“外出打工与人口流动，在今天城镇化加速的背景下，其合理性会继续得到强调。必要的人口流动与无奈的留守之间的矛盾，就成了我们眼前残酷的现实。“我们无法想象漫漫长夜的寂静无声，我也无法想象长久分离的杳无音信，那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生活，何况是孩子。”社会学博士、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在《爱我，请理解我—中国留守儿童书信访谈录》的前言中说。
袁岳说，面对这种现实，社会能做的就是加强连结。“书信的连结带来真实存在感，缓解了孩子们孤独、被弃、无望的感觉。这样一封封来信与去信，让孩子们眼前的作业、饭菜、庄稼、鸡鸭色彩变得不一样了，就连看不到的父母工作的城市、工厂、街道似乎也不那么遥远了，分离与留守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中国政府打算通过两种方式来从源头上逐步减少留守儿童：通过户籍和社保的改革来大力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让更多农民工家庭顺利地在城镇中立足和生活；引导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
周文华对此表示赞赏。他认为方向是对的，这些年来，他看到这两方面的政策已经在发挥作用。但他也认为，根本的改变需要时间，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或许是最直接紧迫的。他告诉记者，近几年关爱留守儿童的社会机构越来越多，例如直接面向乡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关怀项目，面向农村教师的留守儿童心理团培活动，面向城里打工父母的亲子沟通工作坊等，这些都是最直接、可行、有效的方式。
“相比于各级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在专业性、效率和透明度上有自己的优势。政府应该鼓励公众和媒体正确看待留守儿童，并大力鼓励社会组织的发展，再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来选择更优质的社会服务。”周文华说。
蓝信封的这么多信件，给留守儿童带去了什么？
周文华说，相比于给留守儿童捐赠衣物、修建操场，蓝信封起到的作用并没有那么具体可见，但根据他们的了解和评估，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通信后孩子们的“支持利用度”明显提高了—这意味着遇到问题时，孩子们更加愿意主动寻求他人的帮助，“他们的心在打开”。
“辍学了，信可能就收不到了”这个理由，曾经劝下好几个嚷嚷要辍学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