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20日下午，中南大学决定聘请22岁的刘路为正教授级研究员，刘路成为目前中国最年轻的教授。2010年，就读中南大学大三的刘路破解了国际数学难题“西塔潘猜想”，震惊国际数学逻辑界，被称为“数学奇才”。
　　（《中国青年报》2012年3月21日）
　　  在可查证的资料中，中国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前应该是著名外交家、书法家、1904年10月出生的叶公超先生，他1924年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1927年任暨南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图书馆馆长，并兼吴淞中国公学英国文学教授，时年虚岁23。现在中南大学的大三学生刘路，被擢拔为教授，创造了两个中国第一：一是大学没读完就成为教授的人；二是22岁成为教授的人。
　　  在叶公超那个时代，中国高等教育是值得回味的，一是名校甚多，清华、北大、中央大学、浙大、西南联大和燕京大学等，都跻身世界前100名；二是大师辈出，20余岁的教授亦大有其人，如胡适、朱自清、周培源、钱钟韩、钱钟书、陈省身、华罗庚、黄玉珊、朱偰、柳无忌和李卓敏等，他们不仅国内有名，而且也颇具国际知名度；三是学科实力较强，清华的文史、数理，北大的文史，协和的医学，交大的工学，南开的经济学，东吴的法学，金陵大学的农学等，都名扬海外；四是教授稀缺，一般的大学都只有几名、几十名教授，连清华与北大也都只有约100名教授；五是职称非终身性，比如叶公超1927年在暨大、吴淞是教授，1929年到清华也是教授，但1935年到北大就只是一名英文系讲师；六是教师学习机会多，清华规定教师每4年即可公费、带薪出国研修一年，北大、中央大学和武汉大学等规定任教满7年可以出国进修一年，即使是烽火连绵的西南联大时期，曾昭抡、华罗庚和陈寅恪等都能正常出国做研究和交流；七是教师待遇好，北洋时代教授月薪可达白银200两，“五四”前后可拿到近300银元，民国时可拿600元左右，折合成今天的购买力，月薪都超过了万元；八是教师慎独于学问，战前生活在清华园的王元化就说：“当时的教授看不起一般在国民党当官的”；九是教师积极服务社会，不仅在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中有教师的身影，他们还资助青年，自办《新青年》、《独立评论》等刊物，发挥社会影响；十是培养的学生质量高，大学生毕业后多成为社会名流，出国留学生约20万，归国率远远超过90％，回来从教的超过60％成为了教授。
　　  中南大学擢拔22岁大三学生为教授，并给予其100万元的奖金，这本身体现的两点很有意思。第一点，刘路不是被评为正教授的，而是聘为正教授级研究员，也就是说刘路可能像当年的叶公超一样，现在在中南大学是教授，过几年到别处去了，或者中南大学觉得他不符合教授条件了，他就可能不是教授了。这种压力或许可以避免一些专家担忧的“方仲永悲剧”的发生，即使发生了“方仲永悲剧”，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那时候不聘他当教授就行了。第二点，刘路被聘为正教授，并没有我们习惯了的省部级科研项目、科研经费，也没有国际权威期刊上的论文，只是一项硬东西——破解了国际数学难题“西塔潘猜想”，这对我们打破以往评职称论资排辈、量化科研项目与论文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相比于叶公超那个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我们现在差的不是钱，不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决心，而是缺少大师，缺少培养大师的环境。当然，在知识更新、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大师的成长远比叶公超那个时代要难。但是，为什么我们的高等教育培养不出拔尖创新领军人才？钱学森之问，还回荡在我们的耳旁。“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但培养人才比发现人才更重要，中南大学特批刘路硕博连读，为其“量身打造”培养方案，奖金100万元，到国内外设备领域最好的地方去讲学、访学，丰富他的阅历，给他的科研提供更好的平台，不管最后刘路是否能够成为大师，但这种尝试比特批姚明硕博连读有意义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