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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期女性小说家中，池莉无疑是一位以日常生活叙事见长的佼佼者，检阅池莉的七卷文集和最新出版的《看麦娘》，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当数那些书写武汉市民日常生活的文本。从1987年的《烦恼人生》到2005年的《托尔斯泰围巾》，随着当代中国十几载的风雨变幻和作家个体生活境遇的变化，池莉的创作心态和创作轨迹也呈现出清晰的嬗变，从消解日常生活的诗性到重建日常生活的诗性，从绝望走向希望，从审丑走向审美，从只求生之“活命”走向追求心灵的安居与生命的敞亮，池莉进行了大幅度的跨越，完成了前后期创作的转型。
一、“烦恼”情绪与“活命”哲学
对池莉以《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等“人生”三部曲为代表的前期创作的价值评判，学术界一直各执一词，褒贬不一。如“池莉实际上已经幸运地进入了历史主潮，这就是对五四精神的挑战或反动性逆转，在她笔下，一种新的存在哲学逆着五四文学高潮而诞生了”[1]。很显然，金惠敏是看到了池莉对宏大叙事或启蒙话语遗忘感性的日常生活的挑战或逆转；而刘川鄂则从价值论角度指出池莉对人的存在诗性的消解，“池莉的作品，不能丰富我们对人性的理解。她的人生三部曲只表现了某一时期某一群落的中国人的某种生活状态，表现出无奈地屈服环境，沉溺于‘生物性生存’的人生态度。没有对人的‘存在’作为一种价值的揭示，当然也不能唤起人对诗意生活的进取心”[2]。在笔者看来，池莉对日常生活的书写呈现出来的正如道·霍夫斯塔特所说的“下面这句话是错的。上面这句话是对的”的错对交织的复杂情形。那么，关于日常生活，池莉说的哪句话是对的，哪句话是错的呢?
解剖《烦恼人生》这个描叙日常生活的原始文本，我们大约可以见出池莉敞开与掩盖存在真相的基本路径与模式。池莉用女性鲜活丰沛的日常生活经验，几近复制的笔法，给我们逼真地描摹出中国计划经济转型期普通市民的物质、感性、细节、氛围、质感的日常生活世界，如印家厚一天的上班、吃饭、交往、闲谈、休息等沉重黯淡的日常生活基本流程，不但显示了日常生活恒常凝固循环往复的无诗意的时间特征，同时也制造了“一天等于一辈子”，“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的乏味的美学效果；又如印家厚匮乏的日常消费世界与困窘的日常交往世界——狭窄、破败的居室，艰辛的工作环境，微薄的工资收入，入不敷出的家庭消费，怨气冲天的夫妻关系，小心翼翼的邻里关系，充满利害冲突的同事关系等，由此池莉合乎逻辑地推导出生存本能应在日常生活世界占据优先地位，起主导作用这一生存观念。当然，这个质感的日常生活世界主要是指印家厚的情绪世界。印家厚身受计划经济转型期的各种社会历史制约，身陷为自己的造物所困扰所统治的历史困境，所以，他在房子、票子、工作、爱情、婚姻等诸多日常生存问题上都难得其欲。于是，“烦恼”就成为他情绪世界的关键词。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曾说过，人生在世之本为“操心”，人的日常生存之原始状态就是人对物的“操持”或人对人的“操劳”，“无论是在存在者层次上还是在存在论上，以操劳方式在世界之中存在都具有优先地位”。[3]此即是说，“操心”、“烦恼”等日常情绪是具有存在论性质和意义的，与意志和认识相比，它更是组建日常此在生活的原始方式。就池莉对生存本能与“操劳”方式优先的揭示而言，我们说池莉所描摹的这个质感的日常生活世界是对的，她绽露了此在存在的某些真相，解构了宏大叙事或启蒙话语对日常生活的虚妄的诗意矫饰或不应该的回避。然而，尽管此在以操劳的方式存在着，且不得不存在，海德格尔依然坚持人有两种选择，即选择“是自己本身”的本真存在与“不是自己本身”的非本真存在。[4]遗憾的是，池莉却让印家厚选择了“不是自己本身”的非本真存在。当文学爱好者小白在轮船上向工人展示了《生活》一诗，诗中仅有一字“网”时，印家厚也唱和一首，也只有一个字“梦”。尽管印家厚对生活“原本就充满了希望和信心”，也曾有过感动或期许，但这种生活之“梦”毕竟经不起庸常的生存巨网的缠绕与蚕食，印家厚对生活的诗意感受或梦想稍纵即逝，仅以“偶在”的方式存在着。是其所是的，是印家厚近乎生物性的存在，他不但把人生的目的、动力和标准定位在充分的实用性上，而且，放弃对不合理的生存环境、自然与人文等因素的超越抗争或重建的欲望，无奈认同周遭环境和庸俗人生，在规定好的生存维度内自我化解内心的烦恼和怨恨——这就是池莉给我们提供的以满足个体生存本能为主旨的自在自发的“活命”哲学。显而易见的是，在这种被给定的日常生活中，印家厚的生命自由与诗意光华都成为奢谈。当池莉将日常生活的复杂的思想规定简化为生存本能，拒斥那些与生存无关的不能被实存的“活着”所确证的诗意梦想、精神形式或道德纬度进入她的小说世界时，池莉无疑又是错误的。池莉在《烦恼人生》后的其它文本，大体上从不同的视域重复或强化着《烦恼人生》所确立的这种日常生活叙事模式：乏味无美感的日常生活世界，“烦恼”的情绪体验与生存至上的“活命”哲学。有时池莉是通过对知识分子精神立场的嘲弄与贬抑来强化“活命”哲学，如在《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里，池莉巧妙设置了两个日常的“闲聊”场景：一是猫子将42华氏高温导致的体温表爆炸事件广而告之，这一日常无目的无意义的“闲聊”场景在小说前后出现五次之多，目的是让读者心领神会在如此恶劣的生存气候下，“活着”就好。二是试图对猫子进行“入”的启蒙，无奈失败，表明在转型期“活命”哲学的诞生与“启蒙”场景被迫退出日常生活是同步进行的；《紫陌红尘》的青年女工程师眉红在北京亲历了同事、同学、朋友的实在、功利与冷漠后再次确信，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等基本生存问题都没解决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的气节和精神只能被悬置，由此眉红放弃知识分子的诗性立场，甘愿以小市民自居；《你以为你是谁》里的大学教师李老师则露出“一点不耽误形而下的生活，一刻都不离形而上的话题”滑稽可笑样；有时池莉以“活命”为由，无情解构日常交往中的亲情、友情和爱情等“爱”的情感世界，转写敌对、痛恨、厌恶、冷漠等“恨”的日常情感世界。如在《你是一条河》里，池莉设置丈夫猝死，让年仅三十岁的寡妇辣辣必须独自抚养八个孩子这一情节，其用意是要在“活命”的前提下，替异化的血缘情感寻找合理的解释与借口：母亲对孩子的动辄打骂、漠视、不讲卫生、愚昧迷信、贪小便宜、是非不分仿佛可以解读为非凡的生存智慧和生存能力，而孩子对母亲仇恨、叛逆、伤害、无情仿佛也成为叛逆精神的表征。在池莉看来，生存之义可以高居一切血缘亲情之上，在“活着”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神圣的母爱、诗性的血缘亲情根本就是文人臆造的神话。而在《不谈爱情》、《绿水长流》、《来来往往》、《小姐你早》等文本里，池莉更是竭尽全力解构人类充满诗性的两性爱情， “不谈爱情”，只讲现实、物质或生物法则是池莉对日常两性情感世界的审美判断；有时池莉在“活命”的哲学掩护下悄悄地实现对道德视界的盲视或放逐。《生活秀》里，来双扬以“做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放弃诗性的道德人格：为了收回老宅，不惜牺牲九妹的幸福，将其嫁给张所长的花痴儿子作交易；为了减轻弟弟来双久的毒瘾痛苦，把毒品藏人香蕉中以躲过执法人员的检查。《一去永不回》的温泉为了得到心爱的男人不择手段；《小姐你早》的戚润物不惜使用美色阴鸷地报复负心的丈夫。如此等等，池莉在日常生活的生存、精神、情感、道德等诸层面，全面驱逐人类理想主义的诗意生存，消解了日常生活的诗性。
二、经验主体与诗性消解
事实上，池莉对日常生活的诗性消解引起了普通大众的广泛共鸣，文集畅销不衰，很多小说被改编为影视剧热播于荧屏，1995年发行量极大的《女友》杂志评选出最受欢迎的十位作家，池莉位居榜首。池莉的种种走红现象，提醒我们要细致地辨析造成池莉消解日常生活诗性的复杂原因。也许原因是多样的，中国计划经济转型期的世俗化粗鄙化的现实语境；现代文化思潮对人在其中现实地生存和交往的生活世界的关注以及对个人此在世俗幸福的追求；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境遇以及他们对精英立场的放逐等，都是引发池莉消解日常生活诗性光环的重要原因，对此学界早有深刻精到的分析，笔者不再赘述。[5]笔者拟从小说与个人经验的关系这个视角切入，考察池莉的女性经验与其日常生活写作之间的复杂情形。作为旁证，我们发现池莉《真实的日子》里的许多散文与她的日常生活文本构成了明显的互文关系，即池莉小说的许多细节、情节、情绪、氛围与主题，都可从她的散文特别是她的长篇散文《怎么爱你也不够》中找到原型。特别是池莉坦言她的怀孕与生养女儿的经历与体验影响着她的生活观与文学观的形成：“怀孕真是一种奇特的经历，女人既造就了一个新的生命，又造就了一个新自己。”[6]一方面，怀孕与养育的艰辛，家人和社会对孕妇的漠视，使池莉看清了爱情婚姻与日常生活的庸常面目，看透了人性的自私冷漠；另一方面，如波伏娃所分析，“家务活作为一种职业，是乏味的、空虚的、单调的”[7]。“女人在家里的工作并没有给她带来自主性；它对社会没有直接用途，既不能开拓未来，也不能生产产品。”[8]对女性家庭角色的这些性别的历史成见，也加剧了池莉的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矛盾冲突，“我乐意与孩子共度艰难而真实的生活，这是没人能改变的。但我同时是个职业妇女，我还在从事写作，我还将继续写作，这也不该人为地改变”[9]。角色的分裂使池莉对日常生活产生了“烦恼”与痛苦的体验，进而使池莉“终于渐悟，我们今天的生活不是文学名著的那生活，我开始努力使用崭新的眼睛，把贴在新生活上的旧标签逐一剥离”[10]。上述分析已经表明，池莉的日常生活写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了她作为个体的女性经验，池莉作为一个创作主体实际上是一个经验主体。阿·莫洛维亚主张：“小说家应当从蕴藏于自身的经验，而不是从蕴藏于文化的、宗教的传统之中提炼主题。”[11]毫无疑问，“小说只能使用自己的个人经验”[12]，女性经验也理所当然是女性文学的基础与起点。池莉对自身女性经验的倚重，不但使她提炼出独特的“烦恼”与“活命”主题，拓荒出一个更富有生活质感的文学日常生活世界，从而逆转了文学回避庸常现实人生的虚空与虚妄，保证了日常生活叙事的真切感、亲和力与诚实品格；而且也使她守住了女性自己的经验，守住了女性的生存体验本身。正是池莉小说所内具的这些文学意义与性别意义使池莉深得大众喜爱，并幸运地进入二十世纪文学史。
然而，倘若女性作家过分倚重自己的个人经验，完全陷入经验主义的泥淖，也会造成对存在本真与人性自由的遮蔽。如刘川鄂所言，池莉对“烦恼”情绪的宣泄，对生存至上的“活命”哲学的宣扬，既无法揭示人的存在的价值，也无法拯救人的生存危机，敞亮人的困顿生命，更无法唤起人们诗意生活的进取心。那么，池莉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女性经验呢?康德与海德格尔从不同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康德指出，我们要在谨慎地区分“经验的”和“经验”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对经验加以经验的判断，“我奉告读者们，他们由于长期习惯于把经验仅仅当作经验(上)的知觉的积累，决想不到经验远远超过(经验的，引者加)知觉。比如经验给经验(上)的判断以普遍有效性，这就说明经验一定具有先天存在于经验的之先的纯粹的理智统一性”[13]。在康德看来，“经验的”是从感官直接知觉到的东西，属于感觉、知觉、直观和现象的范围，它们构成了知识的要素、对象和源泉。“经验”则不单纯是“经验的”知觉积累，不是众多的个别知觉的简单相加或综合，“经验”实际上是概念统摄现象，判断统摄直观的结果，“经验”属于普遍有效的知识范围。可以认为，“经验的”尚局限在个人感觉、知觉、主观意识的狭小天地，而“经验”已超越到人类共同拥有的概念、判断推演的普遍性知识领域。依此判断，池莉仍然需要对自己感性直观的女性经验进行经验判断，理性烛照，用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观念，即人类自由本真的诗性存在观念去统摄自己的女性经验；海德格尔则认为艺术家必须具有诗人的素质，创作主体必须是一个诗性的主体，“在贫乏的时代里作一诗人意味着，去注视、去吟唱远逝诸神的踪迹”@，“诗人是短暂者，他庄严地讴歌酒神，领悟远逝的诸神的行踪，留驻于诸神的轨迹，于是为其同源的短暂者追寻走向转变的道路”[15]。在贫乏时代里，诗人必须倾听诸神的声音，才能将人类这一短暂的居留者引向诗意居住之路。池莉对日常生活的诗性消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池莉只倾听日常生活中“常人”的声音，听任岁月对存在本真与人的真性情的销蚀，没有听到来自“神”的或“终极”、“彼岸”的本真声音，所以丧失了对日常生活诗性开拓的可能性。因此，如何将经验理性化、审美化，如何将经验的主体上升为诗性的主体，这正是池莉后期创作的努力目标，也是女作家探寻日常生活诗性的关键所在。
三、超越庸常困顿，开拓诗意人生
如果说，前期的池莉主要着眼于消解日常生活诗性的话，那么，90年代后期以来，池莉开始转向探寻日常生活的诗性意义。实际上，池莉对日常生活的这种审美观照在1990年的《太阳出世》里就已萌芽，后经《乌鸦之歌》、《看麦娘》和《托尔斯泰围巾》等文本的自觉探索，池莉逐步超越了前期对重躯体重物质的具体人生的书写，走向了对重心灵重情感重德性的艺术人生的重建。在这些文本里，日常生活主体生存的庸常与困窘依然如旧，但他们能在庸常困 顿之中挺立起心之自主自强性，磨砺出温馨美好的人世德性，开拓出充实、自适、自主、强健的诗意人生境界，为有限困顿的生命找到了永恒的心灵安居与生命归依。《太阳出世》借助一对夫妻生儿育女的日常事件，表现他们人格的脱胎换骨与生命的生机勃发过程。在亲历了新生命的诞生与养育生命的艰难琐碎后，丈夫赵胜天褪去了恶俗习性，变成了“稳重的成年人”；妻子李小兰则一改浅薄与浮躁，成长为一个充满博爱情怀的伟大母亲。很显然，面对艰难困窘的人生，赵胜天和李小兰没有取印家厚们的顺时应势的无奈的生存态度，而是超越凡俗困顿，挺立起踏实、深厚、充溢着日月光华的诗性人格，由此开拓出生机勃勃充满无限希望的“朝阳”一般的生命境界。《乌鸦之歌》写外公身处“文革”乱世，但并不盲从于狂热的政治，他一方面以超然物外、快慰人生的道家学说提升自我的人生品位；另一方面又以温柔醇厚的爱情慰藉亲人。李青春认为，道家学说“带有一种超越的乌托邦精神”，“从头到脚都渗透着诗意性”，[16]刘小枫在分析德国浪漫美学时也曾指出，“只有情感，才能保证诗的世界的纯度，它是诗的根本条件”[17]。池莉正是以外公那样的超然的人生态度、超迈的人格操守与醇厚浪漫的情感，于颠踬困顿的乱世中开拓出诗性的人生境界，拯救人的心灵与生命。外公诗意生存的态度不但抚慰了“我”因妹妹死亡而带来的巨大的童年创伤，也使“我”认识到“荣幸”这种人间情感的高贵而诗意的质地，它是比伴侣、朋友、师生、爱人、手足、骨肉之间的喜欢、敬佩、服从、心疼、珍惜更珍贵的一种日常诗意情感。
在《托尔斯泰围巾》里，池莉拯救庸常困顿人生的良方，既有中国传统儒道文化的诗学精神，也有西方现代主义“享受生活”的人生观念。她借助叙述者“我”对武汉花桥苑小区居民日常生活的观察、体验与思考，表现了小区居民过日子的明晓、善意、智慧与“风流”。花桥苑居民的日子和印家厚时代一样的庸常困顿，不同的是，池莉开始意识到，人的“活”毕竟不同于动物的“活”，因为人能够反思。当人一旦开始反思“我活着”的时候，人就开始了“人”的历程。由此，池莉也一扫前期创作的那种“活着”的困惑、忧烦与无意义的重负，转写“活着”的另一种世面与气度。张华虽然生活困窘，命运坎陷，但她却凭借超然自适与人世德性来化解生活的窘苦。一方面她采取中国的“思与境偕”、“孔颜乐处”或西方的“享受生活”的生活态度；另一方面，她又以智慧、骨气、仁义等人世德性行事处世，热心公益，张华不仅敞亮了自己的困顿生命，也温暖着小区居民日渐荒芜的心灵；老扁担曾经在装修事件里为了几个小钱耍奸使坏，丢失了做人的良心。后幡然悔悟，用自己的耐心、隐忍、公道、知好歹、懂感恩等“好品相”，重新赢得小区居民的信任。尽管悔悟后的老扁担贫穷依旧，木讷寡言不改，但他的生命却因心安而快乐，此外，与张华、老扁担相映成趣的还有，看似憨厚却一派天成的胖丫；衣着普通，面目模糊却对老扁担深怀同情之心的两个门卫；离婚的徐迪娜也褪去了《小姐你早》里的戚润物报复丈夫时的阴鸷与狂躁，显露出平和与博爱。
正是从张华和老扁担等小区居民的身上，“我”倾听到了生命的真谛和存在的箴言，并升腾起对生活的诗意认识：“庸常的日子更需要人的耐心和骨气”。“即便命运让人穷困到某一田地，也可以做到孔子赞赏的境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虽然庸常艰辛是日子的主旋律，但只要你自然适意，明晓旷达又有耐心有良知，那么你就能得到人生的真趣，拥有生命的风流。
“诗乃是作为与人格存在具有内在同一性的东西，作为灵魂的安顿与人性的敞亮。”当池莉用善意过滤日常生活，用德性浸染生命存在时，小说便充盈着生命的意趣，心灵的安宁和人格内蕴的丰实。生命如此庸常，但生命因为心性的自适与德性的温馨而变得如此的美丽风流。池莉通过重建日常生活的诗性价值，不但释放或缓解了当下浮躁怨忧的物质主义时代人们的精神焦虑，也使人们重新领略到庸常日子的意趣、“风流”与价值，从而救护了个人日常生存的意义。
如果说，《太阳出世》、《乌鸦之歌》、《托尔斯泰围巾》等文本探讨的是在物质困窘或政治高压造成的生存危机的语境下，个体如何超越困境寻找诗意生存的可能，那么《看麦娘》关注的则是在父权意识与唯理主义大行其是的语境下，如何拯救个体内在灵性的问题。表面看来，易明莉的生存早已不受印家厚或外公那样的物质或政治危机的困扰，她身为国家一级药剂师，拥有良好的社会地位，事业顺意，衣食无忧，夫妻生活和谐。但是，即便这样。易明莉也仍然无法找到安身立命的生命感觉，也即是说易明莉的人生意义与价值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因为父权意识与唯理主义法则在不断的剥夺她的内在感受与灵性。以丈夫于世杰为代表的父权理性社会，对妻子易明莉那种丰繁细密的内心感受，诸如灵魂升迁的狂喜，温情的同性情谊，领悟神秘的感觉等，不但完全不懂，还往往加以嘲讽或粗暴的干涉。在父权与理性的双重压抑下，易明莉自身形成了一个如弗洛伊德所说的自我理性对自我本能的压抑机制。易明莉终于在6月21日养女容容失踪三个月的这个特殊日子里，觉察到了自己的被“漠视”，于是她觉醒起来，对父权与理性采取了激烈的对抗态度。这种对抗实际上是唯理主义与心灵逻辑、浪漫精神的冲突，是男女两性争夺主体地位的性别较量。丈夫于世杰以各种貌似符合大众情理和公众原则的理由阻扰易明莉北上寻找，易明莉则遵从生命深处的难以自抑的心灵冲动北上寻找。存在主义认为，人的原初存在并非就是感性与理性的二极分化状态，人在本质上也不仅仅是一个理性的人，而是一个比理性更丰富的饱含着感性的人；浪漫美学如帕斯卡尔、卢梭、F·施勒格尔、费希特等也都认为，人的全部生存如果只建立在纯粹理性上，那是不可思议的。理性远不能使人获得安身立命之所，唯有自我、直觉、灵性、感情才能使有限的生命找到永恒的归依。因此，《看麦娘》的诗性恰恰表现在它对个体存在的心灵逻辑的尊重，对浪漫精神的呼吁，对爱与善的情操的守护上。如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史家马丁·亨克尔所说，“浪漫派那一代人实在无法忍受不断加剧的整个世界对神的亵渎，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机械式的说明，无法忍受生活的诗的丧失。……所以，我们可以把浪漫主义概括为‘现代性的第一次自我批判”[19]。《看麦娘》对父权理性剥夺女性主体性以及现代理性驱除内在感性的批判，正是池莉无法忍受女性日常生存诗性沦丧的结果。在这双重的批判中，池莉澄明了女人的本真存在。
池莉对日常生活的书写所以能从前期的“烦恼”宣泄转向后期的诗性审美建构，笔者认为原因同样是多方面的：舆论或批评对池莉创作的引导与期待；当代文化思潮对市场经济下人文精神丧失的反思、批判以及对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回归吁求；哲学对人的生存的本质性文化精神的专注；美学上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诉求等。这些都无疑对池莉创作的审美转向产生重要影响。此外，创作主体个人经历与经验的变化也是促成池莉创作转向的一个重要原因。艾云认为时间(年龄)与女性的写作有着密切的联系，“道德是有时间的。走人中年，也就是走入伦理阶段”[20]，而伦理阶段的主要特征，如克尔凯戈尔所说，它的特征是选择，它的基础是愧悔。从《烦恼人生》到《托尔斯泰围巾》，池莉从青年步入了中年，在这十几年里，池莉在经历了许多诸如女儿考学，辞官，第一根白发的长出，身体患疾，生命里出现足以让她安睡的爱人等之类的苦故事累故事爱故事痛故事以及心灵觉醒的故事后，终于明白了人生的“春”和创作的“春”。换句话说，是岁月的“煎熬”使池莉成为一个“知春”、“懂事”的人，是时间的磨砺让池莉悟到了“一个真正的作家，必须要首先成为一个懂事者”[21]。然而，池莉的“知春”或“懂事”又何尝只是时间与岁月之功呢?它分明还是池莉的苦心修炼所致，是池莉将个体女性经验理性化与诗性化的结果。因为，所谓人生的“知春”或“懂事”在池莉看来就是，“尊重人，尊重人的选择的权力，尊重人类的通约性……在现实生活里，大约就是要修炼出一种善意的豁达与宽容来吧”[22]。所谓创作的“知春”或“懂事”在池莉看来就是要创造一种光明，简单，敦厚与宁静的人生境界，就是要追求一种“滴水成珠”的诗性境界——“那最后熬成的珠子，该是何等圆润，何等晶莹，何等沉着，何等剔透”。如此人生至美的诗性境界的提炼，正是池莉用理性和“灵明”敞亮女性个体经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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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烦恼”情绪与“活命”哲学
对池莉以《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等“人生”三部曲为代表的前期创作的价值评判，学术界一直各执一词，褒贬不一。如“池莉实际上已经幸运地进入了历史主潮，这就是对五四精神的挑战或反动性逆转，在她笔下，一种新的存在哲学逆着五四文学高潮而诞生了”[1]。很显然，金惠敏是看到了池莉对宏大叙事或启蒙话语遗忘感性的日常生活的挑战或逆转；而刘川鄂则从价值论角度指出池莉对人的存在诗性的消解，“池莉的作品，不能丰富我们对人性的理解。她的人生三部曲只表现了某一时期某一群落的中国人的某种生活状态，表现出无奈地屈服环境，沉溺于‘生物性生存’的人生态度。没有对人的‘存在’作为一种价值的揭示，当然也不能唤起人对诗意生活的进取心”[2]。在笔者看来，池莉对日常生活的书写呈现出来的正如道·霍夫斯塔特所说的“下面这句话是错的。上面这句话是对的”的错对交织的复杂情形。那么，关于日常生活，池莉说的哪句话是对的，哪句话是错的呢?
解剖《烦恼人生》这个描叙日常生活的原始文本，我们大约可以见出池莉敞开与掩盖存在真相的基本路径与模式。池莉用女性鲜活丰沛的日常生活经验，几近复制的笔法，给我们逼真地描摹出中国计划经济转型期普通市民的物质、感性、细节、氛围、质感的日常生活世界，如印家厚一天的上班、吃饭、交往、闲谈、休息等沉重黯淡的日常生活基本流程，不但显示了日常生活恒常凝固循环往复的无诗意的时间特征，同时也制造了“一天等于一辈子”，“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的乏味的美学效果；又如印家厚匮乏的日常消费世界与困窘的日常交往世界——狭窄、破败的居室，艰辛的工作环境，微薄的工资收入，入不敷出的家庭消费，怨气冲天的夫妻关系，小心翼翼的邻里关系，充满利害冲突的同事关系等，由此池莉合乎逻辑地推导出生存本能应在日常生活世界占据优先地位，起主导作用这一生存观念。当然，这个质感的日常生活世界主要是指印家厚的情绪世界。印家厚身受计划经济转型期的各种社会历史制约，身陷为自己的造物所困扰所统治的历史困境，所以，他在房子、票子、工作、爱情、婚姻等诸多日常生存问题上都难得其欲。于是，“烦恼”就成为他情绪世界的关键词。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曾说过，人生在世之本为“操心”，人的日常生存之原始状态就是人对物的“操持”或人对人的“操劳”，“无论是在存在者层次上还是在存在论上，以操劳方式在世界之中存在都具有优先地位”。[3]此即是说，“操心”、“烦恼”等日常情绪是具有存在论性质和意义的，与意志和认识相比，它更是组建日常此在生活的原始方式。就池莉对生存本能与“操劳”方式优先的揭示而言，我们说池莉所描摹的这个质感的日常生活世界是对的，她绽露了此在存在的某些真相，解构了宏大叙事或启蒙话语对日常生活的虚妄的诗意矫饰或不应该的回避。然而，尽管此在以操劳的方式存在着，且不得不存在，海德格尔依然坚持人有两种选择，即选择“是自己本身”的本真存在与“不是自己本身”的非本真存在。[4]遗憾的是，池莉却让印家厚选择了“不是自己本身”的非本真存在。当文学爱好者小白在轮船上向工人展示了《生活》一诗，诗中仅有一字“网”时，印家厚也唱和一首，也只有一个字“梦”。尽管印家厚对生活“原本就充满了希望和信心”，也曾有过感动或期许，但这种生活之“梦”毕竟经不起庸常的生存巨网的缠绕与蚕食，印家厚对生活的诗意感受或梦想稍纵即逝，仅以“偶在”的方式存在着。是其所是的，是印家厚近乎生物性的存在，他不但把人生的目的、动力和标准定位在充分的实用性上，而且，放弃对不合理的生存环境、自然与人文等因素的超越抗争或重建的欲望，无奈认同周遭环境和庸俗人生，在规定好的生存维度内自我化解内心的烦恼和怨恨——这就是池莉给我们提供的以满足个体生存本能为主旨的自在自发的“活命”哲学。显而易见的是，在这种被给定的日常生活中，印家厚的生命自由与诗意光华都成为奢谈。当池莉将日常生活的复杂的思想规定简化为生存本能，拒斥那些与生存无关的不能被实存的“活着”所确证的诗意梦想、精神形式或道德纬度进入她的小说世界时，池莉无疑又是错误的。池莉在《烦恼人生》后的其它文本，大体上从不同的视域重复或强化着《烦恼人生》所确立的这种日常生活叙事模式：乏味无美感的日常生活世界，“烦恼”的情绪体验与生存至上的“活命”哲学。有时池莉是通过对知识分子精神立场的嘲弄与贬抑来强化“活命”哲学，如在《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里，池莉巧妙设置了两个日常的“闲聊”场景：一是猫子将42华氏高温导致的体温表爆炸事件广而告之，这一日常无目的无意义的“闲聊”场景在小说前后出现五次之多，目的是让读者心领神会在如此恶劣的生存气候下，“活着”就好。二是试图对猫子进行“入”的启蒙，无奈失败，表明在转型期“活命”哲学的诞生与“启蒙”场景被迫退出日常生活是同步进行的；《紫陌红尘》的青年女工程师眉红在北京亲历了同事、同学、朋友的实在、功利与冷漠后再次确信，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等基本生存问题都没解决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的气节和精神只能被悬置，由此眉红放弃知识分子的诗性立场，甘愿以小市民自居；《你以为你是谁》里的大学教师李老师则露出“一点不耽误形而下的生活，一刻都不离形而上的话题”滑稽可笑样；有时池莉以“活命”为由，无情解构日常交往中的亲情、友情和爱情等“爱”的情感世界，转写敌对、痛恨、厌恶、冷漠等“恨”的日常情感世界。如在《你是一条河》里，池莉设置丈夫猝死，让年仅三十岁的寡妇辣辣必须独自抚养八个孩子这一情节，其用意是要在“活命”的前提下，替异化的血缘情感寻找合理的解释与借口：母亲对孩子的动辄打骂、漠视、不讲卫生、愚昧迷信、贪小便宜、是非不分仿佛可以解读为非凡的生存智慧和生存能力，而孩子对母亲仇恨、叛逆、伤害、无情仿佛也成为叛逆精神的表征。在池莉看来，生存之义可以高居一切血缘亲情之上，在“活着”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神圣的母爱、诗性的血缘亲情根本就是文人臆造的神话。而在《不谈爱情》、《绿水长流》、《来来往往》、《小姐你早》等文本里，池莉更是竭尽全力解构人类充满诗性的两性爱情， “不谈爱情”，只讲现实、物质或生物法则是池莉对日常两性情感世界的审美判断；有时池莉在“活命”的哲学掩护下悄悄地实现对道德视界的盲视或放逐。《生活秀》里，来双扬以“做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放弃诗性的道德人格：为了收回老宅，不惜牺牲九妹的幸福，将其嫁给张所长的花痴儿子作交易；为了减轻弟弟来双久的毒瘾痛苦，把毒品藏人香蕉中以躲过执法人员的检查。《一去永不回》的温泉为了得到心爱的男人不择手段；《小姐你早》的戚润物不惜使用美色阴鸷地报复负心的丈夫。如此等等，池莉在日常生活的生存、精神、情感、道德等诸层面，全面驱逐人类理想主义的诗意生存，消解了日常生活的诗性。
二、经验主体与诗性消解
事实上，池莉对日常生活的诗性消解引起了普通大众的广泛共鸣，文集畅销不衰，很多小说被改编为影视剧热播于荧屏，1995年发行量极大的《女友》杂志评选出最受欢迎的十位作家，池莉位居榜首。池莉的种种走红现象，提醒我们要细致地辨析造成池莉消解日常生活诗性的复杂原因。也许原因是多样的，中国计划经济转型期的世俗化粗鄙化的现实语境；现代文化思潮对人在其中现实地生存和交往的生活世界的关注以及对个人此在世俗幸福的追求；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境遇以及他们对精英立场的放逐等，都是引发池莉消解日常生活诗性光环的重要原因，对此学界早有深刻精到的分析，笔者不再赘述。[5]笔者拟从小说与个人经验的关系这个视角切入，考察池莉的女性经验与其日常生活写作之间的复杂情形。作为旁证，我们发现池莉《真实的日子》里的许多散文与她的日常生活文本构成了明显的互文关系，即池莉小说的许多细节、情节、情绪、氛围与主题，都可从她的散文特别是她的长篇散文《怎么爱你也不够》中找到原型。特别是池莉坦言她的怀孕与生养女儿的经历与体验影响着她的生活观与文学观的形成：“怀孕真是一种奇特的经历，女人既造就了一个新的生命，又造就了一个新自己。”[6]一方面，怀孕与养育的艰辛，家人和社会对孕妇的漠视，使池莉看清了爱情婚姻与日常生活的庸常面目，看透了人性的自私冷漠；另一方面，如波伏娃所分析，“家务活作为一种职业，是乏味的、空虚的、单调的”[7]。“女人在家里的工作并没有给她带来自主性；它对社会没有直接用途，既不能开拓未来，也不能生产产品。”[8]对女性家庭角色的这些性别的历史成见，也加剧了池莉的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矛盾冲突，“我乐意与孩子共度艰难而真实的生活，这是没人能改变的。但我同时是个职业妇女，我还在从事写作，我还将继续写作，这也不该人为地改变”[9]。角色的分裂使池莉对日常生活产生了“烦恼”与痛苦的体验，进而使池莉“终于渐悟，我们今天的生活不是文学名著的那生活，我开始努力使用崭新的眼睛，把贴在新生活上的旧标签逐一剥离”[10]。上述分析已经表明，池莉的日常生活写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了她作为个体的女性经验，池莉作为一个创作主体实际上是一个经验主体。阿·莫洛维亚主张：“小说家应当从蕴藏于自身的经验，而不是从蕴藏于文化的、宗教的传统之中提炼主题。”[11]毫无疑问，“小说只能使用自己的个人经验”[12]，女性经验也理所当然是女性文学的基础与起点。池莉对自身女性经验的倚重，不但使她提炼出独特的“烦恼”与“活命”主题，拓荒出一个更富有生活质感的文学日常生活世界，从而逆转了文学回避庸常现实人生的虚空与虚妄，保证了日常生活叙事的真切感、亲和力与诚实品格；而且也使她守住了女性自己的经验，守住了女性的生存体验本身。正是池莉小说所内具的这些文学意义与性别意义使池莉深得大众喜爱，并幸运地进入二十世纪文学史。
然而，倘若女性作家过分倚重自己的个人经验，完全陷入经验主义的泥淖，也会造成对存在本真与人性自由的遮蔽。如刘川鄂所言，池莉对“烦恼”情绪的宣泄，对生存至上的“活命”哲学的宣扬，既无法揭示人的存在的价值，也无法拯救人的生存危机，敞亮人的困顿生命，更无法唤起人们诗意生活的进取心。那么，池莉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女性经验呢?康德与海德格尔从不同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康德指出，我们要在谨慎地区分“经验的”和“经验”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对经验加以经验的判断，“我奉告读者们，他们由于长期习惯于把经验仅仅当作经验(上)的知觉的积累，决想不到经验远远超过(经验的，引者加)知觉。比如经验给经验(上)的判断以普遍有效性，这就说明经验一定具有先天存在于经验的之先的纯粹的理智统一性”[13]。在康德看来，“经验的”是从感官直接知觉到的东西，属于感觉、知觉、直观和现象的范围，它们构成了知识的要素、对象和源泉。“经验”则不单纯是“经验的”知觉积累，不是众多的个别知觉的简单相加或综合，“经验”实际上是概念统摄现象，判断统摄直观的结果，“经验”属于普遍有效的知识范围。可以认为，“经验的”尚局限在个人感觉、知觉、主观意识的狭小天地，而“经验”已超越到人类共同拥有的概念、判断推演的普遍性知识领域。依此判断，池莉仍然需要对自己感性直观的女性经验进行经验判断，理性烛照，用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观念，即人类自由本真的诗性存在观念去统摄自己的女性经验；海德格尔则认为艺术家必须具有诗人的素质，创作主体必须是一个诗性的主体，“在贫乏的时代里作一诗人意味着，去注视、去吟唱远逝诸神的踪迹”@，“诗人是短暂者，他庄严地讴歌酒神，领悟远逝的诸神的行踪，留驻于诸神的轨迹，于是为其同源的短暂者追寻走向转变的道路”[15]。在贫乏时代里，诗人必须倾听诸神的声音，才能将人类这一短暂的居留者引向诗意居住之路。池莉对日常生活的诗性消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池莉只倾听日常生活中“常人”的声音，听任岁月对存在本真与人的真性情的销蚀，没有听到来自“神”的或“终极”、“彼岸”的本真声音，所以丧失了对日常生活诗性开拓的可能性。因此，如何将经验理性化、审美化，如何将经验的主体上升为诗性的主体，这正是池莉后期创作的努力目标，也是女作家探寻日常生活诗性的关键所在。
三、超越庸常困顿，开拓诗意人生
如果说，前期的池莉主要着眼于消解日常生活诗性的话，那么，90年代后期以来，池莉开始转向探寻日常生活的诗性意义。实际上，池莉对日常生活的这种审美观照在1990年的《太阳出世》里就已萌芽，后经《乌鸦之歌》、《看麦娘》和《托尔斯泰围巾》等文本的自觉探索，池莉逐步超越了前期对重躯体重物质的具体人生的书写，走向了对重心灵重情感重德性的艺术人生的重建。在这些文本里，日常生活主体生存的庸常与困窘依然如旧，但他们能在庸常困 顿之中挺立起心之自主自强性，磨砺出温馨美好的人世德性，开拓出充实、自适、自主、强健的诗意人生境界，为有限困顿的生命找到了永恒的心灵安居与生命归依。《太阳出世》借助一对夫妻生儿育女的日常事件，表现他们人格的脱胎换骨与生命的生机勃发过程。在亲历了新生命的诞生与养育生命的艰难琐碎后，丈夫赵胜天褪去了恶俗习性，变成了“稳重的成年人”；妻子李小兰则一改浅薄与浮躁，成长为一个充满博爱情怀的伟大母亲。很显然，面对艰难困窘的人生，赵胜天和李小兰没有取印家厚们的顺时应势的无奈的生存态度，而是超越凡俗困顿，挺立起踏实、深厚、充溢着日月光华的诗性人格，由此开拓出生机勃勃充满无限希望的“朝阳”一般的生命境界。《乌鸦之歌》写外公身处“文革”乱世，但并不盲从于狂热的政治，他一方面以超然物外、快慰人生的道家学说提升自我的人生品位；另一方面又以温柔醇厚的爱情慰藉亲人。李青春认为，道家学说“带有一种超越的乌托邦精神”，“从头到脚都渗透着诗意性”，[16]刘小枫在分析德国浪漫美学时也曾指出，“只有情感，才能保证诗的世界的纯度，它是诗的根本条件”[17]。池莉正是以外公那样的超然的人生态度、超迈的人格操守与醇厚浪漫的情感，于颠踬困顿的乱世中开拓出诗性的人生境界，拯救人的心灵与生命。外公诗意生存的态度不但抚慰了“我”因妹妹死亡而带来的巨大的童年创伤，也使“我”认识到“荣幸”这种人间情感的高贵而诗意的质地，它是比伴侣、朋友、师生、爱人、手足、骨肉之间的喜欢、敬佩、服从、心疼、珍惜更珍贵的一种日常诗意情感。
在《托尔斯泰围巾》里，池莉拯救庸常困顿人生的良方，既有中国传统儒道文化的诗学精神，也有西方现代主义“享受生活”的人生观念。她借助叙述者“我”对武汉花桥苑小区居民日常生活的观察、体验与思考，表现了小区居民过日子的明晓、善意、智慧与“风流”。花桥苑居民的日子和印家厚时代一样的庸常困顿，不同的是，池莉开始意识到，人的“活”毕竟不同于动物的“活”，因为人能够反思。当人一旦开始反思“我活着”的时候，人就开始了“人”的历程。由此，池莉也一扫前期创作的那种“活着”的困惑、忧烦与无意义的重负，转写“活着”的另一种世面与气度。张华虽然生活困窘，命运坎陷，但她却凭借超然自适与人世德性来化解生活的窘苦。一方面她采取中国的“思与境偕”、“孔颜乐处”或西方的“享受生活”的生活态度；另一方面，她又以智慧、骨气、仁义等人世德性行事处世，热心公益，张华不仅敞亮了自己的困顿生命，也温暖着小区居民日渐荒芜的心灵；老扁担曾经在装修事件里为了几个小钱耍奸使坏，丢失了做人的良心。后幡然悔悟，用自己的耐心、隐忍、公道、知好歹、懂感恩等“好品相”，重新赢得小区居民的信任。尽管悔悟后的老扁担贫穷依旧，木讷寡言不改，但他的生命却因心安而快乐，此外，与张华、老扁担相映成趣的还有，看似憨厚却一派天成的胖丫；衣着普通，面目模糊却对老扁担深怀同情之心的两个门卫；离婚的徐迪娜也褪去了《小姐你早》里的戚润物报复丈夫时的阴鸷与狂躁，显露出平和与博爱。
正是从张华和老扁担等小区居民的身上，“我”倾听到了生命的真谛和存在的箴言，并升腾起对生活的诗意认识：“庸常的日子更需要人的耐心和骨气”。“即便命运让人穷困到某一田地，也可以做到孔子赞赏的境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虽然庸常艰辛是日子的主旋律，但只要你自然适意，明晓旷达又有耐心有良知，那么你就能得到人生的真趣，拥有生命的风流。
“诗乃是作为与人格存在具有内在同一性的东西，作为灵魂的安顿与人性的敞亮。”当池莉用善意过滤日常生活，用德性浸染生命存在时，小说便充盈着生命的意趣，心灵的安宁和人格内蕴的丰实。生命如此庸常，但生命因为心性的自适与德性的温馨而变得如此的美丽风流。池莉通过重建日常生活的诗性价值，不但释放或缓解了当下浮躁怨忧的物质主义时代人们的精神焦虑，也使人们重新领略到庸常日子的意趣、“风流”与价值，从而救护了个人日常生存的意义。
如果说，《太阳出世》、《乌鸦之歌》、《托尔斯泰围巾》等文本探讨的是在物质困窘或政治高压造成的生存危机的语境下，个体如何超越困境寻找诗意生存的可能，那么《看麦娘》关注的则是在父权意识与唯理主义大行其是的语境下，如何拯救个体内在灵性的问题。表面看来，易明莉的生存早已不受印家厚或外公那样的物质或政治危机的困扰，她身为国家一级药剂师，拥有良好的社会地位，事业顺意，衣食无忧，夫妻生活和谐。但是，即便这样。易明莉也仍然无法找到安身立命的生命感觉，也即是说易明莉的人生意义与价值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因为父权意识与唯理主义法则在不断的剥夺她的内在感受与灵性。以丈夫于世杰为代表的父权理性社会，对妻子易明莉那种丰繁细密的内心感受，诸如灵魂升迁的狂喜，温情的同性情谊，领悟神秘的感觉等，不但完全不懂，还往往加以嘲讽或粗暴的干涉。在父权与理性的双重压抑下，易明莉自身形成了一个如弗洛伊德所说的自我理性对自我本能的压抑机制。易明莉终于在6月21日养女容容失踪三个月的这个特殊日子里，觉察到了自己的被“漠视”，于是她觉醒起来，对父权与理性采取了激烈的对抗态度。这种对抗实际上是唯理主义与心灵逻辑、浪漫精神的冲突，是男女两性争夺主体地位的性别较量。丈夫于世杰以各种貌似符合大众情理和公众原则的理由阻扰易明莉北上寻找，易明莉则遵从生命深处的难以自抑的心灵冲动北上寻找。存在主义认为，人的原初存在并非就是感性与理性的二极分化状态，人在本质上也不仅仅是一个理性的人，而是一个比理性更丰富的饱含着感性的人；浪漫美学如帕斯卡尔、卢梭、F·施勒格尔、费希特等也都认为，人的全部生存如果只建立在纯粹理性上，那是不可思议的。理性远不能使人获得安身立命之所，唯有自我、直觉、灵性、感情才能使有限的生命找到永恒的归依。因此，《看麦娘》的诗性恰恰表现在它对个体存在的心灵逻辑的尊重，对浪漫精神的呼吁，对爱与善的情操的守护上。如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史家马丁·亨克尔所说，“浪漫派那一代人实在无法忍受不断加剧的整个世界对神的亵渎，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机械式的说明，无法忍受生活的诗的丧失。……所以，我们可以把浪漫主义概括为‘现代性的第一次自我批判”[19]。《看麦娘》对父权理性剥夺女性主体性以及现代理性驱除内在感性的批判，正是池莉无法忍受女性日常生存诗性沦丧的结果。在这双重的批判中，池莉澄明了女人的本真存在。
池莉对日常生活的书写所以能从前期的“烦恼”宣泄转向后期的诗性审美建构，笔者认为原因同样是多方面的：舆论或批评对池莉创作的引导与期待；当代文化思潮对市场经济下人文精神丧失的反思、批判以及对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回归吁求；哲学对人的生存的本质性文化精神的专注；美学上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诉求等。这些都无疑对池莉创作的审美转向产生重要影响。此外，创作主体个人经历与经验的变化也是促成池莉创作转向的一个重要原因。艾云认为时间(年龄)与女性的写作有着密切的联系，“道德是有时间的。走人中年，也就是走入伦理阶段”[20]，而伦理阶段的主要特征，如克尔凯戈尔所说，它的特征是选择，它的基础是愧悔。从《烦恼人生》到《托尔斯泰围巾》，池莉从青年步入了中年，在这十几年里，池莉在经历了许多诸如女儿考学，辞官，第一根白发的长出，身体患疾，生命里出现足以让她安睡的爱人等之类的苦故事累故事爱故事痛故事以及心灵觉醒的故事后，终于明白了人生的“春”和创作的“春”。换句话说，是岁月的“煎熬”使池莉成为一个“知春”、“懂事”的人，是时间的磨砺让池莉悟到了“一个真正的作家，必须要首先成为一个懂事者”[21]。然而，池莉的“知春”或“懂事”又何尝只是时间与岁月之功呢?它分明还是池莉的苦心修炼所致，是池莉将个体女性经验理性化与诗性化的结果。因为，所谓人生的“知春”或“懂事”在池莉看来就是，“尊重人，尊重人的选择的权力，尊重人类的通约性……在现实生活里，大约就是要修炼出一种善意的豁达与宽容来吧”[22]。所谓创作的“知春”或“懂事”在池莉看来就是要创造一种光明，简单，敦厚与宁静的人生境界，就是要追求一种“滴水成珠”的诗性境界——“那最后熬成的珠子，该是何等圆润，何等晶莹，何等沉着，何等剔透”。如此人生至美的诗性境界的提炼，正是池莉用理性和“灵明”敞亮女性个体经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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