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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离不开法律法规的制约和道德的调节，前者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他律，后者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因此，谈道德离不开其所深深植根的文化和人性根基这一事实。
一
道德与人性唇齿相依，没有无道德的人性，也没有无人性的道德。众所周知，人具有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性发挥的程度取决于人的双重属性的消长：自然属性的尽情释放，势必遮蔽人的社会性；一味强调社会属性，忽视人的天性的成分，势必抑制人的欲望、个性和创造性。只有两者趋于平衡，人性才能更好彰显，人也才是完整的、自由发展的个体。作为人性基础和核心的道德正是其调节器。
按照马斯洛的理论，生理和安全的需要是人们最基础的需要，是人们的物质需要，人们只有在这一方面获得相对满足，才可能思考和追求更高的精神层面的需要。
推广到社会，这实际涉及的是经济发展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谈到经济发展与道德的关系，会让人自然想到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经济发展了，物质丰裕了，人们的基础需要在获得较大程度满足之后，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社会的道德水准和个体的道德水平不断提升；反过来，社会的道德水准和个体的道德水平不断提升，又会促进经济的发展。
当然，“仓廪实”、“衣食足”与“知礼节”、“知荣辱”并不能作简单推理。孔子是有远见的，“孔子虽重教化，而以富民为先”。富民是国家治理、公民素质提升的基础和前提性条件。应当指出的是，富只是彰显人性、提升道德水平的手段和初级阶段。当人们基础需要的满足已不再是问题时，人们要求的是得到尊重、认可，要求公正对待和主体性的体现。比如，人们现在已普遍接受“能者多劳、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摒弃“平均主义”、“大锅饭”等思想。前者正是时代进步、社会文明的表现，后者才是真正的经济水平低下阶段的道德表现。如果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较过去有了巨大的丰富，但是分配不公，依然会导致人们的心理失衡，造成社会道德问题。
因此，经济发展繁荣、社会财富分配公平合理、人们需要得到相对满足，整个社会有公正、普遍、执行有力的规范，个体的品德和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自然会逐步提升。
二
道德与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谈到道德问题，有些人总是慨叹今不如昔？春秋时期的孔子就叹息当时的社会“礼崩乐坏”，清代小说家李汝珍感慨“奈近来人心不古，都尚奢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自然、稳定、自在的特性和生活样式，形成了自然主义、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情感化的文化心理模式，而缺乏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受传统文化心理模式和思维方式这一“文化基因”的影响，我们习惯于把目光盯住过去，这就使理性精神和超越精神明显不足。今天看来，人类思维方式谱系中多样的思维方式是必要的，不存在孰优孰劣之分，只是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合时宜”的程度不同，发挥的作用也不同，因而重要的是善于在不同的时期转换思维方式，而不是保守或取代。
人们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计划经济转变为正在努力完善的市场经济，人口流动不断增加，国际交流范围日益扩大，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文化多元化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强烈的冲击，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一切都在变化着。在新旧体制接轨、整合的过渡时期，旧的体制还没有完全退出，而新的健全的体制尚未建立起来，各种冲击给人们造成了较大的心理压力，也产生了各种道德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绝大多数人都是具有较强的自律精神的，况且道德的行为往往都是默默的、无声息的，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而不道德的行为会引起人们强烈不满和愤慨。这也说明，随着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对道德的要求也更高、更全面了。
现代社会，经验的、自然的文化逐步被理性文化所融合，理性、科学、自由、主体、创造的文化要素日益彰显。在封建主义社会，个体的利益和欲望、人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遭受全面的压制。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缺乏创造的积极性，从而也失去创造的能力，整体道德水平较低。现代社会强调以人为本，自由、平等的思想意识为社会整体道德水平提高奠定了基础。我国明确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发展目标，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全面发展。在此基础上的道德，其主流无疑是积极向上的、健康的、进步的。国家和社会给个人提供满足合理欲望和自由的空间，认同并尊重个人利益的合理满足，为充分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条件，使个人充分发挥其创造精神和能力，通过合乎法律和道德的途径实现自我发展。如此，人们的思想意识水平整体提高，整个社会处于较快的发展状态。
责任编辑/刘 烨
一
道德与人性唇齿相依，没有无道德的人性，也没有无人性的道德。众所周知，人具有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性发挥的程度取决于人的双重属性的消长：自然属性的尽情释放，势必遮蔽人的社会性；一味强调社会属性，忽视人的天性的成分，势必抑制人的欲望、个性和创造性。只有两者趋于平衡，人性才能更好彰显，人也才是完整的、自由发展的个体。作为人性基础和核心的道德正是其调节器。
按照马斯洛的理论，生理和安全的需要是人们最基础的需要，是人们的物质需要，人们只有在这一方面获得相对满足，才可能思考和追求更高的精神层面的需要。
推广到社会，这实际涉及的是经济发展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谈到经济发展与道德的关系，会让人自然想到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经济发展了，物质丰裕了，人们的基础需要在获得较大程度满足之后，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社会的道德水准和个体的道德水平不断提升；反过来，社会的道德水准和个体的道德水平不断提升，又会促进经济的发展。
当然，“仓廪实”、“衣食足”与“知礼节”、“知荣辱”并不能作简单推理。孔子是有远见的，“孔子虽重教化，而以富民为先”。富民是国家治理、公民素质提升的基础和前提性条件。应当指出的是，富只是彰显人性、提升道德水平的手段和初级阶段。当人们基础需要的满足已不再是问题时，人们要求的是得到尊重、认可，要求公正对待和主体性的体现。比如，人们现在已普遍接受“能者多劳、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摒弃“平均主义”、“大锅饭”等思想。前者正是时代进步、社会文明的表现，后者才是真正的经济水平低下阶段的道德表现。如果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较过去有了巨大的丰富，但是分配不公，依然会导致人们的心理失衡，造成社会道德问题。
因此，经济发展繁荣、社会财富分配公平合理、人们需要得到相对满足，整个社会有公正、普遍、执行有力的规范，个体的品德和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自然会逐步提升。
二
道德与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谈到道德问题，有些人总是慨叹今不如昔？春秋时期的孔子就叹息当时的社会“礼崩乐坏”，清代小说家李汝珍感慨“奈近来人心不古，都尚奢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自然、稳定、自在的特性和生活样式，形成了自然主义、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情感化的文化心理模式，而缺乏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受传统文化心理模式和思维方式这一“文化基因”的影响，我们习惯于把目光盯住过去，这就使理性精神和超越精神明显不足。今天看来，人类思维方式谱系中多样的思维方式是必要的，不存在孰优孰劣之分，只是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合时宜”的程度不同，发挥的作用也不同，因而重要的是善于在不同的时期转换思维方式，而不是保守或取代。
人们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计划经济转变为正在努力完善的市场经济，人口流动不断增加，国际交流范围日益扩大，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文化多元化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强烈的冲击，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一切都在变化着。在新旧体制接轨、整合的过渡时期，旧的体制还没有完全退出，而新的健全的体制尚未建立起来，各种冲击给人们造成了较大的心理压力，也产生了各种道德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绝大多数人都是具有较强的自律精神的，况且道德的行为往往都是默默的、无声息的，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而不道德的行为会引起人们强烈不满和愤慨。这也说明，随着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对道德的要求也更高、更全面了。
现代社会，经验的、自然的文化逐步被理性文化所融合，理性、科学、自由、主体、创造的文化要素日益彰显。在封建主义社会，个体的利益和欲望、人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遭受全面的压制。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缺乏创造的积极性，从而也失去创造的能力，整体道德水平较低。现代社会强调以人为本，自由、平等的思想意识为社会整体道德水平提高奠定了基础。我国明确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发展目标，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全面发展。在此基础上的道德，其主流无疑是积极向上的、健康的、进步的。国家和社会给个人提供满足合理欲望和自由的空间，认同并尊重个人利益的合理满足，为充分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条件，使个人充分发挥其创造精神和能力，通过合乎法律和道德的途径实现自我发展。如此，人们的思想意识水平整体提高，整个社会处于较快的发展状态。
责任编辑/刘 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