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中心的北移与陕甘根据地的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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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中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路红军由南向北进行了大转移。在转移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纠正了党内的错误军事路线,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领导核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判断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经过艰苦的牺牲奋斗,将为求生存被动进行的转移,转变为以抗日救亡为中心内容的主动进攻,并胜利地实现了革命中心的北移。而陕甘革命根据地则成为各路红军这次胜利转移的最终落脚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并最终促成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在这一过程中,由陕甘根据地扩大而成的陕甘宁根据地成为了发动新的革命高潮——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策源地和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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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党中央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及对我国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科学准确的研判,并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党中央从实际出发,坚持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在科学把握当今时代发展趋势、特别是深刻分析当前文化建设面临的形势任务的基础上,党对文化发展战略进行系统谋划,首次明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同时,中央还作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一系列重大决
陈云反复提醒领导干部,要警惕"抬轿子、吹喇叭"的人。他认为,"抬轿子、吹喇叭"之风盛行,将会对党的建设造成极大危害,并严重影响正确决策的形成。应当在党内培养浓厚的民主氛围,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使"抬轿子、吹喇叭"之风失去生存土壤。
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对这些方法的总结、推广和运用,成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本刊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中选取了一组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关于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文献,供研究参阅。这组文献主要反映了我们党从局部执政转变为全国执政后,在加强和提高党在各方面的领导能力和工作水平上的思考及举措。比如,关于从分散管理向集中统一的转变,关于如何克服事务主义、提高机关工作效率,关于领导干部如何利用党报党刊总结经验、加强宣传和交流,关于农村工作中如何密切联系群众、
兹将华北局转来河北省委关于改善领导方法与领导机构的决定发给你们,望你们加以参考和研究。中央认为河北省委所采取的各项办法都是正确的,各地都可仿效实行,适当地克服在领导方法上普遍存在着的会议太多、指示太多及向下级要材料太多的现象。
兹将西北局关于西北区各级负责同志为报刊写稿情况给中央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为了督促党的负责同志为党的报刊写文章,西北局不但作出了专门的决定,并且在半年以后作了认真的详细的检查,向党内公布了检查的结果,又将此种检查公布办法规定为固定的制度,这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希望你们进行同样的检查,并向中央报告检查结果。
为使《人民日报》能比较平衡地反映各地的工作情况和工作经验(《人民日报》的宣传有严重的不平衡的缺点,正在努力克服),中央决定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各指定常委中一位同志,在今年内就本地区党和政府工作中任何一个对全党有教育意义的原则性的问题给《人民日报》写一篇文章,以便向全国介绍各地区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和经验。各省市并应指定几个工作做得好、善于提出问题总结经验的地委、县委、厂矿和其他企业负责人,要他们也为《人民日报》写同类稿件。望于八月底以前将你们所指定写稿者的名字、拟定撰写的题目、交稿日期告诉人民日报编辑
农村工作日趋繁重,党的领导极需改善。湖北省委关于改善农村领导方法的指示,着重提出围绕互助合作中心,统一安排各项经济、政治工作,并实行集中领导、分工管理制度,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而避免平均主义和单打一两方面的偏向,这个意见是正确的。虽然领导方法问题牵涉方面很多,正确地安排工作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这一方面问题的解决,并不等于全部领导问题的解决,但正确的工作安排,毕竟是极关重要的一个方面。从这方面人手提出问题,研究解决,即可大大有助于改进领导方法,使之日趋完善。现特将这个指示转发各地,以供研究与解决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党和政府确定了正确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并在实际工作中采用了许多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具体表现为:统揽全局,集中力量做好中心工作;从实际出发,及时调整政策和策略;广泛交流经验,提高工作水平;宣传发动群众,形成强大合力;加强监督制约,注重从制度上拒腐防变。由于思想重视、方法得当,新中国很快就全面恢复了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为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条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学习和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做好各项具体工作,要紧紧抓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主线。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由两层意思组成:一是社会主义,一是中国特色。丢掉了“中国特色”,就会“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丢掉了“社会主义”,就会“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的一贯信念,也是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的基本结论。
南昌起义的领导机关在1927年8月1日起义胜利后,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的相关政策,以及“没收二百亩以上大地主的土地”具体标准。这一土地政策在后来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而被批评。实际上,这一土地政策是延续了中共五大提出的“没收大地主土地,保护小地主土地”的土地政策精神,其目的在于争取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之所以将大地主的界限定为“占地二百亩”,主要是因为起义领导者缺乏开展土地革命的经验,没有进行深入调查;再加上共产国际的指导精神,所以在制定具体政策时出现了偏差。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起义领导者通过调查,并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