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思想——讨论外交思想需要找到的出发点
　　对中国来说，一个时代必有一个时代的外交思想，人们正在努力理解属于当前这个时代的外交思想。
　　理解并且提炼一种外交思想，需要首先搞明白思想的基本特征。《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主编之一克里斯托弗·罗在这部巨制开篇导言里的一句话或有帮助：“‘政治思想’和‘政治学说’的区别对我们来说相当重要，构成本卷主题的，是两者中意义更宽泛的思想，‘政治学说’则代表对政治事务直接的、系统的反思，当然，人们也可能进行政治化的思考，如对政治行为或者制度进行反思，而勿需对其系统化或者哲学化”。

　　这句话从反向点出了，归纳一种思想，政治思想也好，外交思想也好，需要具备两个最基本条件：系统化和哲学化。而“系统化、哲学化”的精髓，是以最简单的语言最清晰地回答“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
　　从本质上讲，提炼外交思想的过程，也是思考外交方向、理清战略思路的过程。有必要超越对既有话语的诠释和概念的堆砌，从话语体系的繁复中拎出最主要的那根线索，在世界变化的丛林中找到最清晰的那条路径。
　　建国68年的外交路径——主线与传统
　　建国以来的中国外交，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但总体来看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线索。
　　从1949年建国到1977年的近30年间，中国从一开始的“打扫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一条线”“一大片”，立足中苏同盟推动亚非合作，到中苏论战、决裂，中日、中美接近，再到“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主线是追求独立自主，内心则怀揣在世界上重新确立中国强国位置的历史使命，而这其中又隐现着领导世界革命的理想主义情怀。在国内社会改造运动和国际形势总体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背景下，中国对世界的认知有一个不断自我修正的过程，历经摇摆，从认定战争不可避免、“备战备荒”，向融入世界谋发展的理念和路径靠拢。
　　在从1978年到2012年的30多年时间里，中国确立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观念，摆脱了极强的不安全感，承认自己国家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巨大差距，锁定先集中精力改革发展自己、再在世界上和平崛起的路径。这个路径的最大特点是务实，跳出意识形态桎梏，无敌国、全方位，布局上以发展中国家为基础、周边外交为首要、对美关系为大国关系重中之重，方式上双多边外交并重、政治与经济外交并举。这一阶段后期，随着自身利益边界的拓展，提出了超越差异和分歧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同时对包括发展治理、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性问题增加投入，中美关系的内涵也开始从双边向全球层面拓展，外交思想和理念当中的全球意识明显提升。
　　2012年至今，中国外交风格发生显著变化，重点有所调整，更加积极主动地维护核心利益，更加积极主动地运筹大国关系，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发生着从大国外交向强国外交的转折。中国领导人提出构建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提出奉行正确义利观，坚持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及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观，还有周边“亲诚惠容”，等等，外交理念创新层出不穷。实践上，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倡议、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进金砖国家合作，引领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和功能转化，在世界上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和认同。
　　综观建国68年来的外交路径，主线是革命-建国-独立自主-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民族复兴。在此过程中，完成了三个基本身份的自我认同：社会主义国家、地区强国、新兴民族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自我认同（牛军，《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一版），现在正在完成第四个基本身份、也即世界强国的自我认同。中国不再简单强调外交是为国内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而是努力实现内外政策目标和内外发展环境的协调统一，赋予外交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视野，在世界的发展中实现中国的发展，以中国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发展。“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是国内政策目标，也是对外政策目标，归根结底是要在全球体系内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
　　建国68年来的外交历程也形成一整套旗帜鲜明的外交传统，归纳起来主要有：确保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持强烈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及核心利益观念;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立足亚洲，首重周边，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结盟、不对抗、不树敌;坚持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属性，不挑头、不扛旗、不输出意识形态，不做力所不能及的事。
　　过去五年的探索实践——新的外交征程“测试带”
　　任何外交范式的调整与转折，都不是平滑顺利的。過去五年的中国外交实践，在推动大国外交向强国外交转折的当口，在延续和宏扬历史传统的同时，也反映出一些值得深思的新问题。如何在维护核心利益时尽量减少成本代价，避免与大国和邻国矛盾“四处开花”;如何在处理三角关系、进行大国博弈时跳脱“联合一方制衡另一方”的陈旧思维和格局，走出“弱边心态”，争取相对的“行动自由”;如何在引导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变革时客观分析“中进美退”的趋势，发挥最符合中国现实和长远利益的全球性大国作用;如何将大外交与大外宣更好地结合在一起，体现话语体系和行动方向的高度一致;如何在调解斡旋热点问题时提供更有创意和更可操作的解决方案……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开展强国外交，既取信于国际社会又取信于本国国民，需要继续回答好的命题，围绕它们的调整实践应当积累起新的经验，加以提炼升华，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思想财富。 　　如果以过去五年为一个“测试带”，我们很有必要从对什么变了什么没变、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的讨论中进一步理清思路，把思想的讨论转换为深化外交战略谋划、完善外交政策体系、提高外交能力建设的契机。
　　为了确保战略选择的理智性，有必要更深入地研究美国的成功崛起经历。参考黄仁伟、袁鹏、王立新等学者的归纳，“美国经验”提供的“铁律”在于：崛起大国必须处理好同“世界第一”的关系，尽量在合作共赢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能力和作用;抓住历史机遇构建符合自己地缘特征的硬件支持，从海陆联通中获得源源不断的战略资源;确立本币资金池子和本土市场依托，作周边和伙伴国家的繁荣提供者;积极推动国际体系变革，积极调停各种国际危机，但避免背上包袱，在学习和实践的过程积累经验与声望;坚持自我改革和创新，确立真正为国际社会所信服和接受的制度与价值优势。笔者想补充的是，我们也要能从美国近些年犯下的穷兵黩武、干预无度、战略透支和强行推广美式价值观的错误中吸取“霸权的教训”，自觉抵制“霸权的诱惑”。
　　一套完善的外交思想体系——主干清晰、枝繁叶茂
　　究竟什么样的外交思想才能凝聚全社会基本共识，并且真正铭刻于历史？在笔者看来，至少需要符合以下一些基本条件。
　　须能准确回答时代问题。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两个问题仍然一个都没有解决，但要看到在和平与发展框架下的显著变化。一方面，维系和平、促进发展的因素—战略因素、大国相互制衡因素、科技创新因素等同冷战后初期相比是大大拓展和增强了，大国竞争和冲突过去是国际矛盾的主线，现在则明显弱化、基本可控。与此同时，可以挑战和平、威胁安全的非国家行为体因素显著多元化、复杂化、境跨化了。这是一个和平但不安全、发展却不均衡的时代，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国家间合作和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合作应该得到时代性的强调。
　　需对国际格局的基本发展趋势作出合情合理的解读。“一超多强”的提法已不能准确概括现状，至少“一超”不那么“超”，“多强”有的更强、有的返弱、有的强处更强弱处更弱。总体来看，国际格局多极化的态势重新变得明确，但美国衰落是个长期过程，中国崛起也是个长期过程，加上印度崛起的势头和俄罗斯自身的不确定性，今天的多极化日益呈现美国和中国“双核”驱动的特点，中美关系向何处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世界的未来。多极化的曲折前进将是长期现象，中国将越来越成为国际矛盾和战略疑虑的焦点，战略耐心和战略胸怀应始终是中国外交思想的重要支柱。
　　应能展现外交路径、外交风骨和外交品质。综观内外条件和历史与现实参照，无论从自身能力、经验和外部环境看，我们离真正发挥世界强国作用还有距离，道阻且艰。就像山峰越接近顶端路越陡峭，中国处在世界强国旅程的最后爬坡阶段，不进则退，对内对外战略都经不起颠覆性的错误。中国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必须加倍小心地走好实现崛起前的“最后几公里”，避免战略失误，避免重蹈历史上大国崛起失败的覆辙。为此，需要更加强调外交求真务实和自信、自谦、自省。中国外交无论何时都需牢固依托亚洲周边这个“立足之本”，无论何时都不应抛弃对邻国伙伴的谦逊姿态。
　　要能回答中国实现崛起后将在世界上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过去若干年，我们一直试图回答世界在这方面的关切，但更多是使用解释性话语。世界正在形成的一个日趋普遍的共识是，要做好与一个“崛起了的中国”而非“崛起中的中国”打交道的准备。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国外交可以向世界不断重申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承诺，但最终效果取决于中国在世界上究竟怎么做，“一带一路”等国际新型公共产品的实施效果将比和平崛起的话语体系更能证明中国的意志和决心。
　　要能自成体系，主干清晰、枝繁叶茂。如果说和平发展、互利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这套思想的主干，那么以何方式推进亚太区域合作，以何思路处理台湾、南海之类的历史遗留问题，以何路径解决朝核之类的地区疑难问题，就构成这套思想体系的枝叶，有关阐述需要与主干论述相衔接、相贯通，能提出最能凝聚共同利益的思路和方案。
　　还要能分清主次。如果说新时期中国对外战略的最根本利益在于确保迈向世界强国的旅程不发生中断，那么在世界上的一切做为就都应服从服务于这个利益，高举和平合作的旗帜，做和平稳定与发展的维护者、国际危机的管理者。如果说美国是最有能力也最具潜在意图阻挡乃至打断中国发展势头的外部力量，继续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主要对手，那么中国仍需全力防止与美国发生“新冷战”，尽可能与美国建立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国关系。如果说打破现行国际秩序的“砂锅”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我们也要延续在现行国际秩序和全球体系框架内和平崛起的路径，以和平渐进的方式推动其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
　　今天的中国已是融入世界的中国，外交思想也要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更加强调“规则”意识。国际秩序的外延在向网络、深海、极地、外空等“新公域”拓展，相关领域国际规则的制订方兴未艾。未来的国际秩序之争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规则的竞赛，中国赢得了主动就有更大发展空间，失去了主动就处处受制于人。如何树立规则意识，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建构，既适应既有国际规则，也能根据自身利益变化创立新的国际规则，考验着中国外交的学习和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