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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各项改革措施纷纷出台，如何化解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和风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厘清误区，更要认识到，经济增长潜力的释放不是自动的，而是需要我们通过改革和创新去争取的。
《检察风云》：当前，中国经济告别高速增长，进入“新常态”，应当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张军扩：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如何，各界的看法却不尽一致。有观点认为，虽然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不能支撑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但潜在增长率也不会一下子滑落到前沿发达国家2%至4%的低速水平，而是具有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潜力。但也有一些学者更为乐观或更为悲观一些。
我们的研究支持中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仍然具有中高速增长潜力的观点，并认为这个中高速潜力大体在6%至8%之间。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基于我们对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经验规律的研究、对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的判断及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比较优势的分析。
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经济增长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技术前沿国家的创新引领式增长，典型的如过去的英国、当今的美国等；另一类是落后国家或经济体的追赶型增长，成功者如日本、韩国等。前一种增长主要依靠的是新技术的突破和人口的自然增长，因此，尽管在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时也可以实现较快的增长，但长期来看，增长速度比较平稳和缓慢，长期的平均增长率大约为2%至4%。而后一种增长则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和作用，常常能够在一段时间里实现比前沿国家高得多的增长速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就属于后一种增长，即后发追赶型增长。
《检察风云》：后发国家的追赶型增长，为什么能够实现比技术前沿国家高得多的高速增长？
张军扩：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所拥有的后发优势。后发优势大，压缩式高增长的潜力就大；后发优势减弱了，高增长的潜力就会变小；后发优势消失了，高增长的潜力也就不存在了。国际经验表明，追赶过程是一个逐渐缩小差距的过程，是一个后发优势逐渐减弱的过程，与此相适应，也是一个潜在增长率逐渐降低的过程。
这是国际经验方面。另一方面，对我国发展实际状况的分析不难发现，首先，我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与技术前沿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后发优势依然存在，追赶型增长并没有结束。比如，目前我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七分之一到八分之一，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大约落后较多等。其次，从我国经济现实情况看，我国的后发优势特点依然明显存在。比如，我国劳动力成本只相当于美国的20%至30%。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接近枯竭之时，我国每年毕业600万至700万大学生，呈现出高素质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再比如，在提升城镇化质量、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等方面，我们也存在巨大的投资需求潜力。与此同时，我国还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我国是一个大国，不仅国内市场规模潜力巨大，且区域发展不平衡，有利于需求的渐次释放；我国制造业优势明显，有利于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转换等。基于这些独特优势，我国仍然具有争取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检察风云》：现阶段，中国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艰巨任务，在制度层面需要进行哪些突破？
张军扩：对于后起国家的追赶型发展，国际学术界有一个著名的“制度高墙”理论，其核心观点是：没有好的制度，一个后发经济体将难以翻越“制度高墙”而进入高收入社会。后发追赶型国家在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对经济体制好坏的要求并不高；而从中等收入阶段发展到高收入阶段，则对制度要求非常高。这是因为前一阶段经济增长水平比较低，后发优势突出，只要能够保障政局和社会稳定，产权能够得到基本保护，市场机制基本有效，经济就能很快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人均收入接近10000～12000美元，后发优势减弱，经济发展将更多依赖创新，这时经济发展对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社会信用制度、社会利益协調机制以及国家权力行使的监督和制约机制等制度安排的要求就非常高。该理论通过对100多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制度的比较分析发现：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发展绩效与制度因素之间的关系不甚密切；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发展绩效与制度因素之间的关系则越来越密切。这项研究还表明，如果不能建立起良好的适应现代化需要的制度，那么，一个国家便不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其发展水平最终难以逾越人均收入10000～12000美元的“高墙”而进入现代国家行列。由此，该理论将人均收入10000～12000美元划为“制度高墙”。
目前，中国正在向与“制度高墙”相当的人均收入水平迈进，原有制度对发展的制约不断显现，必须深化改革，打破束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制度障碍，构建起能够支撑科学发展、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推动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和生产率的全面提升，充分挖掘增长潜力，培育新的内生动力，实现竞争优势的转换升级。
《检察风云》：通过深化改革挖掘增长潜力，着眼点主要基于哪些层面？
张军扩：经过30年的不断探索，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也要清醒看到，这个体制还不完善，影响发展的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的任务依然艰巨而繁重。过去，改革的重点是突破旧的体制，而新时期则需要更加注重体制创新，不仅要在经济体制方面继续创新，也要在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创新，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形势的变化，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体制障碍也会有所不同，改革和创新的重点领域也要随之变化。
加快改革，目的在于尽快构建起有利于创新的体制和社会环境。增长阶段转变从根本上来讲要靠创新，而适宜的创新环境要靠政府来营造。更为重要的是，从全球资源环境状况来讲，中国不可能在因循老牌工业化国家范式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而应通过创新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从客观条件来讲，我国人才资源丰富，科研教育基础扎实，具有巨大的通过创新驱动发展的潜力。但长期以来，由于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科研立项等方面存在弊端，严重制约创新驱动发展潜力发挥，须通过加快相关方面改革创造有利的创新创业环境。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仍然具有中高速增长的潜力，但这个潜力的释放不是自动的，而是需要我们通过改革和创新去争取的。在当前的“三期叠加”时期，更需要着力解决结构性矛盾，化解风险，着力提高增长的质量，并在此基础上着力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各项改革，为新的增长动力和新的发展模式的形成奠定体制基础。
《检察风云》：在深化改革的同时，怎样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着力，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双引擎”，实现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张军扩：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有利于强基础、惠民生的投资。我国现阶段依然具有巨大的投资需求空间，特别是在城市地下管网改造、农房抗震加固、农村垃圾处理、大气和水污染防控等方面，投资需求非常强烈和迫切。问题在于，与前一阶段的投资相比，这些领域投资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都具有一定公益性质，而不是可以直接商业化的投资。因此，一方面要通过建立适应新形势的可持续的投融资体制，充分释放国内投资需求，从需求方面形成增长的新动力；另一方面，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形势下，要按照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的要求，进一步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支持这些领域的政府投资。
另一方面要形成有利于新兴产业成长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当今世界，信息、新能源等领域的技术进步一日千里，基于商业模式创新的新业态层出不穷，二者相结合，孕育大量新商机、催生众多新业态。另外，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人口结构变化，健康、环保、养老等服务业存在巨大需求。但这些产业发展还面临监管方式、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等的制约，需要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创造适宜的环境。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我国人才资源丰富，科研教育基础扎实，具有巨大的创新驱动发展潜力。但长期以来，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科研立项、经费管理等方面存在弊端，严重制约创新驱动发展潜力的发挥。必须加快相关方面的改革，给市场和社会留足空间，为公平竞争搭好舞台，创造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环境。
采访：朱敏 编辑：程新友 jcfycxy@sina.com
《检察风云》：当前，中国经济告别高速增长，进入“新常态”，应当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张军扩：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如何，各界的看法却不尽一致。有观点认为，虽然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不能支撑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但潜在增长率也不会一下子滑落到前沿发达国家2%至4%的低速水平，而是具有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潜力。但也有一些学者更为乐观或更为悲观一些。
我们的研究支持中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仍然具有中高速增长潜力的观点，并认为这个中高速潜力大体在6%至8%之间。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基于我们对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经验规律的研究、对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的判断及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比较优势的分析。
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经济增长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技术前沿国家的创新引领式增长，典型的如过去的英国、当今的美国等；另一类是落后国家或经济体的追赶型增长，成功者如日本、韩国等。前一种增长主要依靠的是新技术的突破和人口的自然增长，因此，尽管在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时也可以实现较快的增长，但长期来看，增长速度比较平稳和缓慢，长期的平均增长率大约为2%至4%。而后一种增长则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和作用，常常能够在一段时间里实现比前沿国家高得多的增长速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就属于后一种增长，即后发追赶型增长。
《检察风云》：后发国家的追赶型增长，为什么能够实现比技术前沿国家高得多的高速增长？
张军扩：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所拥有的后发优势。后发优势大，压缩式高增长的潜力就大；后发优势减弱了，高增长的潜力就会变小；后发优势消失了，高增长的潜力也就不存在了。国际经验表明，追赶过程是一个逐渐缩小差距的过程，是一个后发优势逐渐减弱的过程，与此相适应，也是一个潜在增长率逐渐降低的过程。
这是国际经验方面。另一方面，对我国发展实际状况的分析不难发现，首先，我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与技术前沿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后发优势依然存在，追赶型增长并没有结束。比如，目前我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七分之一到八分之一，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大约落后较多等。其次，从我国经济现实情况看，我国的后发优势特点依然明显存在。比如，我国劳动力成本只相当于美国的20%至30%。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接近枯竭之时，我国每年毕业600万至700万大学生，呈现出高素质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再比如，在提升城镇化质量、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等方面，我们也存在巨大的投资需求潜力。与此同时，我国还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我国是一个大国，不仅国内市场规模潜力巨大，且区域发展不平衡，有利于需求的渐次释放；我国制造业优势明显，有利于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转换等。基于这些独特优势，我国仍然具有争取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检察风云》：现阶段，中国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艰巨任务，在制度层面需要进行哪些突破？
张军扩：对于后起国家的追赶型发展，国际学术界有一个著名的“制度高墙”理论，其核心观点是：没有好的制度，一个后发经济体将难以翻越“制度高墙”而进入高收入社会。后发追赶型国家在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对经济体制好坏的要求并不高；而从中等收入阶段发展到高收入阶段，则对制度要求非常高。这是因为前一阶段经济增长水平比较低，后发优势突出，只要能够保障政局和社会稳定，产权能够得到基本保护，市场机制基本有效，经济就能很快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人均收入接近10000～12000美元，后发优势减弱，经济发展将更多依赖创新，这时经济发展对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社会信用制度、社会利益协調机制以及国家权力行使的监督和制约机制等制度安排的要求就非常高。该理论通过对100多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制度的比较分析发现：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发展绩效与制度因素之间的关系不甚密切；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发展绩效与制度因素之间的关系则越来越密切。这项研究还表明，如果不能建立起良好的适应现代化需要的制度，那么，一个国家便不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其发展水平最终难以逾越人均收入10000～12000美元的“高墙”而进入现代国家行列。由此，该理论将人均收入10000～12000美元划为“制度高墙”。
目前，中国正在向与“制度高墙”相当的人均收入水平迈进，原有制度对发展的制约不断显现，必须深化改革，打破束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制度障碍，构建起能够支撑科学发展、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推动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和生产率的全面提升，充分挖掘增长潜力，培育新的内生动力，实现竞争优势的转换升级。
《检察风云》：通过深化改革挖掘增长潜力，着眼点主要基于哪些层面？
张军扩：经过30年的不断探索，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也要清醒看到，这个体制还不完善，影响发展的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的任务依然艰巨而繁重。过去，改革的重点是突破旧的体制，而新时期则需要更加注重体制创新，不仅要在经济体制方面继续创新，也要在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创新，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形势的变化，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体制障碍也会有所不同，改革和创新的重点领域也要随之变化。
加快改革，目的在于尽快构建起有利于创新的体制和社会环境。增长阶段转变从根本上来讲要靠创新，而适宜的创新环境要靠政府来营造。更为重要的是，从全球资源环境状况来讲，中国不可能在因循老牌工业化国家范式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而应通过创新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从客观条件来讲，我国人才资源丰富，科研教育基础扎实，具有巨大的通过创新驱动发展的潜力。但长期以来，由于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科研立项等方面存在弊端，严重制约创新驱动发展潜力发挥，须通过加快相关方面改革创造有利的创新创业环境。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仍然具有中高速增长的潜力，但这个潜力的释放不是自动的，而是需要我们通过改革和创新去争取的。在当前的“三期叠加”时期，更需要着力解决结构性矛盾，化解风险，着力提高增长的质量，并在此基础上着力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各项改革，为新的增长动力和新的发展模式的形成奠定体制基础。
《检察风云》：在深化改革的同时，怎样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着力，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双引擎”，实现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张军扩：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有利于强基础、惠民生的投资。我国现阶段依然具有巨大的投资需求空间，特别是在城市地下管网改造、农房抗震加固、农村垃圾处理、大气和水污染防控等方面，投资需求非常强烈和迫切。问题在于，与前一阶段的投资相比，这些领域投资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都具有一定公益性质，而不是可以直接商业化的投资。因此，一方面要通过建立适应新形势的可持续的投融资体制，充分释放国内投资需求，从需求方面形成增长的新动力；另一方面，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形势下，要按照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的要求，进一步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支持这些领域的政府投资。
另一方面要形成有利于新兴产业成长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当今世界，信息、新能源等领域的技术进步一日千里，基于商业模式创新的新业态层出不穷，二者相结合，孕育大量新商机、催生众多新业态。另外，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人口结构变化，健康、环保、养老等服务业存在巨大需求。但这些产业发展还面临监管方式、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等的制约，需要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创造适宜的环境。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我国人才资源丰富，科研教育基础扎实，具有巨大的创新驱动发展潜力。但长期以来，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科研立项、经费管理等方面存在弊端，严重制约创新驱动发展潜力的发挥。必须加快相关方面的改革，给市场和社会留足空间，为公平竞争搭好舞台，创造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环境。
采访：朱敏 编辑：程新友 jcfycxy@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