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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是近代世界历史的大事变，影响中国，影响日本，影响中日关系，也深刻影响了世界。中国没有因这场战争走向沉沦，而是擦干了血迹，一切归零，重新开始，追慕日本的道路，维新、新政、宪政，书写近代中国历史上明亮的一页。这是中国的因祸得福；日本在甲午战后倒没有迅即变得趾高气昂，不可一世，还相当坦诚地引领中国，帮助中国，但由于日本向清政府索赔了大量白银和土地，由此变得越来越贪婪，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是日本的因福得祸。
对于中国来说，甲午战败是几百年来不曾有过的奇耻大辱。此前的中国，虽然也曾被西方国家打败，但英法毕竟属于西方，而此次的日本，几十年前还是中国文明的小学生，仅仅几十年，学生打败了老师，而且输得那样惨，中国的军队几乎没有在任何一次战役中取胜；先前被视为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竟然龟缩威海卫港湾不敢出战，被日本海陆夹击，全军覆没。
战后，中国如约向日本支付了巨额赔款，割让了台湾及澎湖，放弃了最后一个藩国朝鲜。不过，此等奇耻大辱、巨大损失，并没有让中国就此沉沦。正如中国圣人一再告诫的那样：知耻而后勇，失败乃成功之母。中国在擦干了血迹、眼泪之后，沉痛反省，发自内心反省此次失败。
向强敌学习，这是中国人最了不起的一个特点，中国并没有因为被日本打败而责怪日本，在1895年开始酝酿的维新思潮中，朝野各界不约而同意识到转身向东，学习日本，走进维新时代。即便先前比较保守的翁同龢，经此一役，也深刻意识到“旧法实不足恃”，中国“不变法，不大举，吾知无成耳”。所以当《马关条约》还没有履行时，翁同龢就开始与盛宣怀、胡燏棻、伍廷芳等新派人物通信讨论如何改革户政、兵政、工政以及创设印花税、银行、邮政、铁路等事项。这些事项，在先前几十年，一直有人呼吁、建议，但朝廷自信满满，根本不愿理睬。现在情形不一样了，中国在失败之后转身，已经没有那么多的阻碍力量了。
一场失败的战争反而成为中国发展的动力，这是先前那些不主张开战的政治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近乎举国一致的共识极大促进了中国的变革。实事求是说，1895-1897年这几年，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诸多方面，都获得了长足进步。
在政治上，以日本维新路径为导向，中国最大限度地释放了社会，允许各地按照自己的条件确立发展方向，允许各地进行地方自治的试验，仅湖南，就在那短暂几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政治上的另一动向是允许结社，允许组党，开放甚至鼓励扩大言论自由与言论空间。自强学会始，几年时间，各种各样的政治组织、学术组织遍布各地，民众的自治意识、“群”的意识、自治能力都在实践中获得极大提升。至于媒体，先前几十年不死不活的报章获得了新生，康有为的《万国公报》、《强学报》，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严复主笔的《国闻报》，只用了非常短的时间，就打开了发展空间，成为名副其实的“新闻纸”，引领中国的进步与发展。
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场景。
军事是中国在甲午年间最大伤心处，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朝廷就听从外国人的建议，从头开始，训练新军。战后，中国依然没有放弃重建军事体制的目标，十几年的时间，中国确实重建了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新军，并有了全新的指挥系统。
经济是中国与日本在甲午较量的基础，先前几十年的自我吹嘘经过实战检验犹如泡沫。战后，因《马关条约》的约束，中国不得不同意国际资本自由进出，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是中国经济迅速上了一个新台阶，先前几十年没有力量修筑的铁路迅速完成了，祖先留在地下的矿产资源，也因国际资本的进入造福于社会。
至于文化教育，在甲午后也获得了巨大改变，几十年来争论的科举制度改革渐渐获取了基本共识，1898年因新教育大规模兴建让科举取士不再具有吸引力，越来越合算的留学成本更让科举取士成为制度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终结的命运。
甲午后的中国维新运动以日本为摹本，为榜样，日本也为维新运动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在战前很久，日本一直期待与中国共同进步，期待就近分享中国发展成就与市场。当中国刚刚迈出向西方学习的步伐时，日本就派员请求像西方国家那样与中国建交、通商，互派公使。然而中国在很长时间并没有同意这些要求，直至1871年，中日两国方才有机会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
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立国方略是走向世界，与欧美诸强竞争；中国洋务运动基本方略是富国强兵，逐渐地有限制地开放市场。中日两国具有无法回避的利益交集，日本走向世界不能不借道中国或中国的势力范围。可惜的是，中日最后还是非常遗憾地选择了战争，新兴的日本在甲午一役脱颖而出，让世界刮目。
中国的维新运动以明治维新为蓝本，日本朝野也对中国的维新运动给予关切及力所能及的支持。在1898年春夏，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下野，迅即通过外交渠道安排到中国“旅游”。如果仔细分析伊藤访问中国的资料，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自光绪帝以至庆亲王、李鸿章、荣禄等内外大臣莫不以伊藤博文为“维新导师”，虚心听取其改革建议。
但是，日本的发展路径也存在着内在的危险。当年日本的发展战略就是外向型的，对领土的扩张是有需求。那时正好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之际，很多土地都没有主人，也不存在现代国家的概念。所以，日本形成了一种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相结合的近代殖民意识。
甲午战争后，日本向清政府索赔大量白银和土地，清政府基本满足了日本的要求。日本由此变得越来越贪婪，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看到一则资料说，甲午后日本将90%以上的中国赔款用于发展军需工业，大办工厂和银行。1896 年，伊藤博文内阁制定10 年扩军计划，扩军经费的40%以上直接来源于中国的战争赔款。
我曾在一次讲演中提出一个看法：甲午战争对日本也有伤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让先前的世界发生分裂，日本在经历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两次急剧膨胀后，并没有很好地消化这些成果，反而激励了其不自量力的野心。日本乘机占领山东，不论日本有多少理由，这都是中日交恶百年的开始。“二战”期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偷袭珍珠港，但最终战败，将吃进肚子里的全部吐了出来。
大清：走进维新时代
对于中国来说，甲午战败是几百年来不曾有过的奇耻大辱。此前的中国，虽然也曾被西方国家打败，但英法毕竟属于西方，而此次的日本，几十年前还是中国文明的小学生，仅仅几十年，学生打败了老师，而且输得那样惨，中国的军队几乎没有在任何一次战役中取胜；先前被视为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竟然龟缩威海卫港湾不敢出战，被日本海陆夹击，全军覆没。
战后，中国如约向日本支付了巨额赔款，割让了台湾及澎湖，放弃了最后一个藩国朝鲜。不过，此等奇耻大辱、巨大损失，并没有让中国就此沉沦。正如中国圣人一再告诫的那样：知耻而后勇，失败乃成功之母。中国在擦干了血迹、眼泪之后，沉痛反省，发自内心反省此次失败。
向强敌学习，这是中国人最了不起的一个特点，中国并没有因为被日本打败而责怪日本，在1895年开始酝酿的维新思潮中，朝野各界不约而同意识到转身向东，学习日本，走进维新时代。即便先前比较保守的翁同龢，经此一役，也深刻意识到“旧法实不足恃”，中国“不变法，不大举，吾知无成耳”。所以当《马关条约》还没有履行时，翁同龢就开始与盛宣怀、胡燏棻、伍廷芳等新派人物通信讨论如何改革户政、兵政、工政以及创设印花税、银行、邮政、铁路等事项。这些事项，在先前几十年，一直有人呼吁、建议，但朝廷自信满满，根本不愿理睬。现在情形不一样了，中国在失败之后转身，已经没有那么多的阻碍力量了。
一场失败的战争反而成为中国发展的动力，这是先前那些不主张开战的政治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近乎举国一致的共识极大促进了中国的变革。实事求是说，1895-1897年这几年，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诸多方面，都获得了长足进步。
在政治上，以日本维新路径为导向，中国最大限度地释放了社会，允许各地按照自己的条件确立发展方向，允许各地进行地方自治的试验，仅湖南，就在那短暂几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政治上的另一动向是允许结社，允许组党，开放甚至鼓励扩大言论自由与言论空间。自强学会始，几年时间，各种各样的政治组织、学术组织遍布各地，民众的自治意识、“群”的意识、自治能力都在实践中获得极大提升。至于媒体，先前几十年不死不活的报章获得了新生，康有为的《万国公报》、《强学报》，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严复主笔的《国闻报》，只用了非常短的时间，就打开了发展空间，成为名副其实的“新闻纸”，引领中国的进步与发展。
军事是中国在甲午年间最大伤心处，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朝廷就听从外国人的建议，从头开始，训练新军。战后，中国依然没有放弃重建军事体制的目标，十几年的时间，中国确实重建了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新军，并有了全新的指挥系统。
经济是中国与日本在甲午较量的基础，先前几十年的自我吹嘘经过实战检验犹如泡沫。战后，因《马关条约》的约束，中国不得不同意国际资本自由进出，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是中国经济迅速上了一个新台阶，先前几十年没有力量修筑的铁路迅速完成了，祖先留在地下的矿产资源，也因国际资本的进入造福于社会。
至于文化教育，在甲午后也获得了巨大改变，几十年来争论的科举制度改革渐渐获取了基本共识，1898年因新教育大规模兴建让科举取士不再具有吸引力，越来越合算的留学成本更让科举取士成为制度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终结的命运。
日本：从胜利走向失败
甲午后的中国维新运动以日本为摹本，为榜样，日本也为维新运动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在战前很久，日本一直期待与中国共同进步，期待就近分享中国发展成就与市场。当中国刚刚迈出向西方学习的步伐时，日本就派员请求像西方国家那样与中国建交、通商，互派公使。然而中国在很长时间并没有同意这些要求，直至1871年，中日两国方才有机会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
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立国方略是走向世界，与欧美诸强竞争；中国洋务运动基本方略是富国强兵，逐渐地有限制地开放市场。中日两国具有无法回避的利益交集，日本走向世界不能不借道中国或中国的势力范围。可惜的是，中日最后还是非常遗憾地选择了战争，新兴的日本在甲午一役脱颖而出，让世界刮目。
中国的维新运动以明治维新为蓝本，日本朝野也对中国的维新运动给予关切及力所能及的支持。在1898年春夏，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下野，迅即通过外交渠道安排到中国“旅游”。如果仔细分析伊藤访问中国的资料，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自光绪帝以至庆亲王、李鸿章、荣禄等内外大臣莫不以伊藤博文为“维新导师”，虚心听取其改革建议。
但是，日本的发展路径也存在着内在的危险。当年日本的发展战略就是外向型的，对领土的扩张是有需求。那时正好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之际，很多土地都没有主人，也不存在现代国家的概念。所以，日本形成了一种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相结合的近代殖民意识。
甲午战争后，日本向清政府索赔大量白银和土地，清政府基本满足了日本的要求。日本由此变得越来越贪婪，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看到一则资料说，甲午后日本将90%以上的中国赔款用于发展军需工业，大办工厂和银行。1896 年，伊藤博文内阁制定10 年扩军计划，扩军经费的40%以上直接来源于中国的战争赔款。
我曾在一次讲演中提出一个看法：甲午战争对日本也有伤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让先前的世界发生分裂，日本在经历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两次急剧膨胀后，并没有很好地消化这些成果，反而激励了其不自量力的野心。日本乘机占领山东，不论日本有多少理由，这都是中日交恶百年的开始。“二战”期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偷袭珍珠港，但最终战败，将吃进肚子里的全部吐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