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几乎所有的产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产能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2013年的产能投资可能会紧缩，因为很多企业现有的产能利用率不高，进一步扩大并不容易。
　　对中国而言，产业结构调整要做加法也要做减法。对于产能过剩，中央提出要尊重规律，根据不同的产业采取不同的对策。比如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就是要加快淘汰落后的产能。对一些在国际上还有一定的竞争优势的产业，通过国家和企业共同努力，在国际市场上打开出路，将产能尽快转移，直接出口。
　　更重要的是，除了淘汰落后产能的减法，还要做好加法。尽管很多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但还有大量的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包括钢铁，有很多的特种钢、冶金钢，国内无法生产，需要大量进口。因此2013年仍然要围绕进口替代，对过去还需大量进口的产品加大投入。
　　以前，舆论比较强调低技术层面的扩张会造成产能过剩，其实如果高技术产业在同一个层面扩张，最后会同样导致供给过多，因此不能拔苗助长。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竞争的机制，好处在于速度比较快，但也由此衍生很多问题，相关的资源与能源的代价很大。
　　我国新兴战略性产业，经过几年的推进，有些产业发展比较健康，有一些产业处于低水平的技术层次并出现了产能过剩问题。下一步新兴产业的发展要尊重规律，既要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又不能让新兴产业大规模上马。
　　前一个阶段很多新兴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很多地方政府意愿是好的，但客观上起到了负面效果，如光伏。各地听说光伏是新兴产业就大力支持企业扩张，银行大量贷款，结果在同一个层次上拓展过多的产能。很多企业反映，自己并不想投入进去，当地政府却一定要做，政府会从土地等方面诱导企业。
　　对中国当下而言，不仅要解决过去的产能过剩问题，更要防止由于政府看得见的手过度的干预，制造新的产能过剩。要避免重犯同样的错误，就需要弱化政府在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干预的力度，更多地让新兴产业的产能决策由企业和市场决定。
　　问题在于，政府在产业政策方面太强势。如2008年光伏还是新兴产业，用了四年折腾成过剩产业。对比而言，钢铁产业折腾了50年成为过剩产业。原因在于，过去政府手里财力不足，现在财政充裕。很多很好的产业，由于地方政府相互之间的竞争，最后被引导成过剩产业，这方面的教训一定要吸取。
　　2013年，按照过去的经验，往往对投资非常的重视。全国各地每个省提出了相应计划，总共几十万亿。这笔资金如果真的投下去将是一场新一轮的过剩。为了对冲地方政府的这种冲动，顶层设计与相关政策不到位的情况下，就需要对金融机构进一步的管制。商业银行有很大的选择权，对于地方积极上马的很多项目，需要仔细甄别，不能盲目支持地方政府。
　　另外，必须考虑政府的资金循环状况。现在很多地方融资平台债台高筑，很难循环下去。中央一再讲尊重规律，就是地方也要量力而行，根据财力选择投入规模。如果各地都想钓鱼，想办法把银行套进去，产生经济效益，局部来看就不合理，从全国来看就是产能过剩。各地都在操作同样的项目，所能调用的各类资源都差不多，国外转成一代技术，国内则跟进上一大批。光伏就是典型的例子，如果光伏不在二代技术上一下子上一大批，在二代半、三代技术的层面设定好技术梯度，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动。
　　2013年，必须要防止旧的产能过剩没有解决，再出现新的产能过剩的建设高潮。成也体制，败也体制。如果在政府自身的投融资体制改革方面，政府与市场、与投资的关系方面，不能有相应的改革新举措，不能打开新局面的话，还用过去的旧的操作模式，来支撑经济发展的速度，就很难走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里面强调了要争取有效益、有质量的、可持续的速度，包含了对这些问题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