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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边陲，美丽的玉龙大雪山下，有个闻名遐迩的古城—丽江。
在丽江著名的风景名胜区玉泉公园的松林中，长眠着—位纳西族的骄子，他的名字在中国史学界同样闻名遐迩，受人敬仰。
他就是被史学家徐中舒先生誉为“南中泰斗”的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
两所名校受教多位国学大师
1903年2月，方国瑜出生在云南省丽江县大研镇的一个纳西族家庭。童年的方国瑜在“多灾多难”中度过，5岁时的一次不慎跌倒，右眼留下终身残疾：10岁时父亲病死于越南海防，在祖母及叔伯抚育下长大成人。
性格内向的方国瑜自小就认为自己“粗笨”，平时少言寡语，在家里显得很孤独。也许正因如此，上学读书时，他才会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坚韧和勤奋。方家在当地算得上书香世家，但方国瑜上学却很晚，9岁才开始启蒙。
上个世纪初，丽江为纳西族聚居区，绝大多数人不通汉语，学堂里老师讲课都用纳西语，即便讲授汉文时，也常常要用纳西族语来解释。所以，对当地的纳西族孩子来说，学习汉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自认为不够聪明的方国瑜，常常将自己关在屋里，一遍又一遍地朗读老师教的课文，直到全部背过。年龄稍长一些，方国瑜除了在学校里接受教育，还经常到当时丽江著名学者和德廉先生那里学习诗词写作，而且一学就是6年。
1922年，方国瑜中学毕业，他的目标是到北京继续读书。和德廉先生非常赏识这个很有钻劲的学生，他借用《王渔洋诗话》赠方国瑜：“诗有别常，非关学；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认为方国瑜不宜从文，而宜“学理”，是块当学者的好料。方国瑜铭记先生的教诲，从此立志做一个有用的学者。
第二年，方国瑜第一次走出丽江，从大西南来到北京，次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班。可是，一场大病，使他不得不休学回到丽江。但他并未放弃自己做学者的理想，在家中一边养病，一边自修课程，从未懈怠。两年后，他返回北京继续深造，因成绩优异，越级升至北京师范大学国文二年级，一年后又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研究生。
此时，学界盛行“整理国故”，方国瑜选择了考据学，先后跟钱玄同、余嘉锡、马衡等先生学音韵、训诂、目录、校勘、金石、名物等学科，又得到高步瀛、吴承仕、黎锦熙等先生的指教，学到了一些读书的“窍门”。后来他又跟陈垣、陈援庵、梁启超、杨树之等先生读史地学。他还攻读了当时许多有影响的论著。方国瑜后来在回忆这段学习经历时，多次表示自己得益于就读两所名校期间受到多位国学大师的指教。“对我一生的史学研究影响最大的是王国维和陈援庵，他们的论著朴质存实，方法严谨，并有创意，使我获得了许多新的知识，受益匪浅。”
一部专著破解一个民族秘史
1932年和1933年，方国瑜先后从两所大学毕业，出任北师大研究院编辑员。就在方国瑜即将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时，研究所所长刘半农拿来一本法国学者巴克所著的《麽些研究》给他看。那是一本用纳西东巴象形文字编写成的书，书中收集了巴克在丽江旅游时发现的约370个东巴象形文字。该书1913年在巴黎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刘半农认为，这种象形文字还在应用，很有研究价值，借此不仅能深入了解纳西族的社会生活，并可以探求人类原始文字。他建议方国瑜赶快回到家乡，研究本民族的文字。
正是刘半农的一席话，促成了方国瑜做出影响大半生的重要选择。1933年秋，方国瑜回到家乡，立志要揭开东巴象形文字及东巴文化的神秘面纱。
方国瑜知道，要研究东巴象形文字，必须了解东巴教。原来，东巴教是流行于丽江一带的巫教，其经书用原始的象形文字书写，多数东巴教徒虽会念诵，却不解字义。方国瑜不畏山高水险，深入到金沙江边的石鼓、巨甸等地考察，首次发现了纳西标音哥巴文摩崖。在考察中，他和同乡好友周汝诚、杨品超一起请了祥云的东巴和道宗，仔细了解东巴经典的传说故事，参加了东巴主持的各种大小仪式，虚心向上百名东巴经师求教，潜心研究，翻译了东巴文记录的纳西传说《人类起源》及若干经书的章节。后来，他又请不同地点的三个东巴写了象形文字卡片及标音字汇，并逐字作了拼读标音和释义。初步整理完成之后，又请年逾七十的大东巴和士贵做了最后的校订和补弃。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方国瑜完成了《纳西象形文字谱》初稿。1934年6月，他带着刚刚完成的初稿和成箱的纳西象形文字资料回到北京，去找刘半农指教，可此时的刘半农先生已在赴绥远等地调查西北方言途中染上伤寒病，溘然去世。
为了完成《纳西象形文字谱》，方国瑜经董作宾先生介绍，到南京跟赵元任、李方桂两位先生学习语音学，用国际音标为纳西象形文字标音，制定了纳西语音标，然后着手编写字典。到1935年，方国瑜终于编成既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翔实、科学的《纳西象形文字谱》。完稿后，方国瑜携带书稿到苏州，经李根源先生介绍去见国学大师章太炎。章太炎看了《纳西象形文字谱》非常高兴，马上给该书做了序，称其是研究纳西历史文化的“先导”，并叮嘱方国瑜结合殷周甲骨文多做些研究。
然而，倾注了方国瑜多年心血的《纳西象形文字谱》的出版却颇费周折，直到46年后才得以问世。
其实，早在1939年，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就向方国瑜索要字谱文稿，将其列入丛书之一出版。方国瑜做了第二次修改并写了绪论，并附上有关图片，誊写清楚后寄到成都。不久顾先生回信说，美国人罗伦士来中国学象形文字，见了方国瑜的字谱稿，愿意将其翻译成英文，出版英汉对照本。随后，太平洋战争爆发，罗伦士仓促回国，带走了方国瑜的稿本和图片，再无消息。日后曾有传言，书稿在美国出版了，但方国瑜一直未见到。
建国后，吴晗、吴玉章、郭沫若等人对此书也十分关心。1958年，吴晗在北京催促该书早日出版，方国瑜又作了第三次修改，于1965年7月将文稿交给文字改革委员会，列入1966年出版计划，没想到“文革”发生了，书稿出版再度搁浅。1972年，方国瑜在北京治病期间取回书稿，发现尚有缺点，想再作修改，便给郭沫若去信求教，郭沫若来信责成他早日改好，影印出版。于是，方国瑜又用了几年的时间做了第四次认真修改。就这样经过四易其稿，《纳西象形文字谱》最终于1981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学术界认为，《纳西象形文字谱》不仅是一本语言文字学的工具书，也是一部关于纳西族社会历史的学术专著。德国科隆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雅纳特教授专程到中国向方国瑜求教，他表示，此前他认为研究东巴文最深入的要数美国，其次是英国，但见到方先生的著作后，他改变了看法，认为方先生堪称“纳西语言与历史学之父”。
读书救国勇于挑战西方“权威”
方国瑜有句名言：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他认为这是学人应该具有的 态度。
19世纪20年代，英法在侵占缅甸、印支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后，侵入我国云南边疆，最终导致1934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班洪事件”。与西方殖民侵略相呼应的是，西方一些“东方学家”对中国西南历史表现出“特殊的兴趣”，他们以科学研究为幌子，想方设法收集我国西南边疆史地资料，歪曲历史。例如，把南诏说成是泰族建立的国家，就是某些西方国家分裂中国西南最卑劣的一个例子。他们精心虚构了一个泰族早期历史的线索，为西方殖民主义侵略云南“制造历史依据”，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此时，方国瑜力排众议，第一个向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歪曲云南、贵州历史的谬论发起冲击。他在《益世报》发表的《焚人与白子》一文中，以令人信服的缜密考究和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证明早在公元前109年，云南就属于中国汉王朝的一部分。
据云南大学副校长林超民介绍，针对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提出的唐代云南成为一省，“其东南部隶属于安南都护府”的荒诞谬论，方先生花了长时间的精力认真考证南宁州都督府与安南都护府的边界，最终得出结论：“云南东南部的兴古郡地，自来隶属益州、宁州、南宁州，各个时期的记载都很明确，未曾属过交趾。”林超民说，方先生“不嫌繁琐列论”考证，有力地戳穿了西方学者编造的谎言。
自1950年以后，方国瑜的这个论点被学术界广为接受，连西方有关国家也改变看法，不同程度地接受这一观点。1981年，一位年轻的美国学者在剑桥大学出版的《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一书中也认为：已经没有任何一点理由坚持南诏是泰族王国的理论。相反，有更多的资料说明应该抛弃南诏国等于泰族王国这一早已过时的错误论点。
方国瑜精于考据之学，被称为20世纪的朴学大师。“但方先生的考据与清代脱离社会现实的考据不同，而是继承了‘经世致用’的爱国主义思想与优秀的学术传统。方先生的许多考据文章都与云南边界问题有关，他重点考证的地名一半以上在边界地区。每一个地名都与我们国家的边界有关。”林超民在回忆中说。
1935年8月，为参与滇缅边界的勘定，以便获得边地第一手史地资料，方国瑜经李根源介绍，任中央会勘滇缅南段未定界务中国委员会随员。他放下《纳西象形文字谱》的编写，与勘界人员一起奔赴滇西边地考察。经过此次实地考察，方国瑜获得了大量亲见亲闻亲历的珍贵资料，还详细记录了生活在那里的佤族的民居、服饰、歌舞、剽牛定事等奇异风情和淳朴民俗。回想过去从书本上得到的东西，他感叹道“及至边区，始知前所知识，率多谬误。”后来他撰写了极有影响的《滇西考察记》等专著及论文，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成为民族学、边疆史地学重要的参考资料。
上世纪70年代初，部分西方学者重弹伯希和老调，方国瑜再次挺身而出，上书中央，揭露其野心，为我国外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治学育才著作等身学界典范
1936年夏天，方国瑜从边地考察回到昆明，时任云南大学教授的清末状元袁嘉谷先生一再挽留，方国瑜便留在云南大学。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方国瑜在云南大学执教47年，撰写了《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彝族史稿》、《汉晋民族史》、《滇西论丛》、《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方国瑜文集》等大量传世之作。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成了大后方。方国瑜到云南大学任教后，约了凌沌声、何达、楚图南、闻宥等学者编辑出版《西南边疆》杂志，研究边疆史地民俗，前后共出18期。随后，在云南大学创办“西南文化研究室”，任主任，编辑出版丛书11种。1946年，在李根源先生支持下，方国瑜与冯友兰、潘光旦等赴滇西编撰《保山县志》，自任总纂，编成30余册。
抗战胜利后，方国瑜利用到保山的机会，遍访惠通桥、松山、龙陵、芒市、遮放、黑山门、畹町、腾冲等滇西抗日战场，收集战报，走访亲历战事的军民人士，写成了震撼人心的《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六卷，成为国内外关于滇西抗日战争的第一部专著，为研究滇西抗日战争提供了最翔实珍贵的资料。他也因此成为国内外第一位研究考察滇西抗日战争历史的专家。
学者林超民对方国瑜先生有这样的评价：“方国瑜的特长是文献学的研究，他对云南历史文献收集的广泛、整理的科学、考释的精当，堪称古今第一人，目前尚无出其右者。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但是，方国瑜先生同时也十分重视实地调查和田野研究。”他认为方国瑜先生的《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以及之前的《滇西边区考察记》两部著作， 至今仍为学术界推崇，被誉为云南民族研究、田野调查的典范之作”。
新中国成立后，方国瑜于l 954年参加云南省的民族识别工作，1956年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担任云南省民族调查组副组长。期间，他查阅大量历史文献、地方志书，编写了《云南民族纪录》、《云南的土司制度》等重要参考资料，并亲自到楚雄、大理、西双版纳、德宏、凉山等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方先生在回忆中说，“民族学研究工作的一大特色就是要到研究的地方去做深八的调查探索，无论穷乡僻壤，荒山野岭，都要去生活一年以上，只有长时间地深入其中，才能真正彻底地了解你所研究的民族的实情，你撰写的民族志才是可靠的。住在招待所，蜻蜓点水、浮光掠影是不可能得到真实的资料，也就不可能提出科学的田野研究报告。”
1954年秋，周总理视察云南大学时指示，历史学的教学科研应重视地方特点，多出人才，多出成果。当年秋天，方国瑜即在历史系开设了由他主讲的云南民族史课程，并用短短的半年时间，编写了60多万字的《云南民族史讲义》。第二年又开设了云南史籍评论课，编写了教材《云南史料目录史解题》，接着开设了彝族史、白族史等课程，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科目，是方国瑜的一大创举。在他的不断努力下，1959年，云大历史系创办了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显示出自己的特色。1963年，方国瑜又创办了云南民族史研究室；1979年，研究室发展成为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
拓荒边疆终成一代滇史巨擘
1963年，在云南大学40周年校庆大会上，方国瑜作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报告。这是方国瑜30多年深思熟虑的研究成果，打破了王朝史代替中国史的传统观点。林超民说，在研究和阐述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理论中有两大学说，代表观点分别是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方国瑜的《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方国瑜先生‘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有了更多的理解、更深的认识、更广的认同。”
“文化大革命”中，方国瑜和许多学者一样未能幸免劫难，住房被强占，书柜被查封，书籍和文稿被抢 夺而去。白天是无休止的批斗，他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在自己狭窄的房间里偷偷地修改旧作。“别人想怎么说由他，自己应如何做由我。”方国瑜说。
1969年10月，方国瑜被赶到弥勒县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好在第二年春天，中央指示编辑《中国历史地理图集》，作为该图集的云南组负责人，方国瑜又被召回省城。这位惜时如金的纳西老人，并不在乎自己还处于“监督改造”之中，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与同事们一起，于1972年底完成了《中国历史地理图集》西南部分的编绘工作。
1973年初，方国瑜又开始着手整理80余万字的《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一书。此时他已70岁高龄，却拼命地工作，8月完稿后，因劳累过度，9月初便大口吐血，昏了过去。后经医生抢救，切除了五分之三的胃，疗养4个月才得以康复。
到了晚年，方国瑜的视力因多年眼疾每况愈下，看书时除戴深度“盲人眼镜”外，还外加高倍放大镜，写字时两眼已看不清楚。但是，他凭着自己数十年练就的“指头有眼”的工夫，历时两年，一本自汉至清的云南史料集大成之作一上百万字的《云南史料目录概述》硬是用他那有“眼”的指头写成，有的字甚至写得比鸡蛋还要大。《云南史料目录概述》成了我国史学著作中著录和评说最完备的史书，为云南历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0年，77岁高龄的方国瑜双目几近失明，但他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而是雄心勃勃地开始着手主持800多万字、70辑的《云南史料丛刊》的编纂工作。他理想中的这套丛刊为“得此一部，众本成在”，对编辑工作的要求是“搜集资料，求其完备；校录原文，求其确实”。此时，他手头还有《清代少数民族史》和《清代云南文物考说》等待编写与修订……
然而，方国瑜并没有如期实现自己的心愿。1983年12月23日深夜，方先生突然病倒，次日清晨去世。根据方先生遗愿，他的骨灰被安放在故乡丽江著名的风景名胜区玉泉公园的松树丛林中。
2D03年，方国瑜诞辰100周年之际，云南大学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与此同时，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主编的13卷本《云南史料从刊》，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5卷本《方国瑜文集》。云南大学还设立了每两学年一次的“方国瑜奖学金”，以奖励优秀文科学生。
2007年5月13日，丽江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方国瑜故居正式开馆展出。时任丽江市市长的张祖林在讲话中指出：方国瑜先生故居是古城八百年文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青少年热爱党、热爱人民、报效家乡、报效祖国的教育基地和窗口。
在丽江著名的风景名胜区玉泉公园的松林中，长眠着—位纳西族的骄子，他的名字在中国史学界同样闻名遐迩，受人敬仰。
他就是被史学家徐中舒先生誉为“南中泰斗”的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
两所名校受教多位国学大师
1903年2月，方国瑜出生在云南省丽江县大研镇的一个纳西族家庭。童年的方国瑜在“多灾多难”中度过，5岁时的一次不慎跌倒，右眼留下终身残疾：10岁时父亲病死于越南海防，在祖母及叔伯抚育下长大成人。
性格内向的方国瑜自小就认为自己“粗笨”，平时少言寡语，在家里显得很孤独。也许正因如此，上学读书时，他才会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坚韧和勤奋。方家在当地算得上书香世家，但方国瑜上学却很晚，9岁才开始启蒙。
上个世纪初，丽江为纳西族聚居区，绝大多数人不通汉语，学堂里老师讲课都用纳西语，即便讲授汉文时，也常常要用纳西族语来解释。所以，对当地的纳西族孩子来说，学习汉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自认为不够聪明的方国瑜，常常将自己关在屋里，一遍又一遍地朗读老师教的课文，直到全部背过。年龄稍长一些，方国瑜除了在学校里接受教育，还经常到当时丽江著名学者和德廉先生那里学习诗词写作，而且一学就是6年。
1922年，方国瑜中学毕业，他的目标是到北京继续读书。和德廉先生非常赏识这个很有钻劲的学生，他借用《王渔洋诗话》赠方国瑜：“诗有别常，非关学；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认为方国瑜不宜从文，而宜“学理”，是块当学者的好料。方国瑜铭记先生的教诲，从此立志做一个有用的学者。
第二年，方国瑜第一次走出丽江，从大西南来到北京，次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班。可是，一场大病，使他不得不休学回到丽江。但他并未放弃自己做学者的理想，在家中一边养病，一边自修课程，从未懈怠。两年后，他返回北京继续深造，因成绩优异，越级升至北京师范大学国文二年级，一年后又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研究生。
此时，学界盛行“整理国故”，方国瑜选择了考据学，先后跟钱玄同、余嘉锡、马衡等先生学音韵、训诂、目录、校勘、金石、名物等学科，又得到高步瀛、吴承仕、黎锦熙等先生的指教，学到了一些读书的“窍门”。后来他又跟陈垣、陈援庵、梁启超、杨树之等先生读史地学。他还攻读了当时许多有影响的论著。方国瑜后来在回忆这段学习经历时，多次表示自己得益于就读两所名校期间受到多位国学大师的指教。“对我一生的史学研究影响最大的是王国维和陈援庵，他们的论著朴质存实，方法严谨，并有创意，使我获得了许多新的知识，受益匪浅。”
一部专著破解一个民族秘史
1932年和1933年，方国瑜先后从两所大学毕业，出任北师大研究院编辑员。就在方国瑜即将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时，研究所所长刘半农拿来一本法国学者巴克所著的《麽些研究》给他看。那是一本用纳西东巴象形文字编写成的书，书中收集了巴克在丽江旅游时发现的约370个东巴象形文字。该书1913年在巴黎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刘半农认为，这种象形文字还在应用，很有研究价值，借此不仅能深入了解纳西族的社会生活，并可以探求人类原始文字。他建议方国瑜赶快回到家乡，研究本民族的文字。
正是刘半农的一席话，促成了方国瑜做出影响大半生的重要选择。1933年秋，方国瑜回到家乡，立志要揭开东巴象形文字及东巴文化的神秘面纱。
方国瑜知道，要研究东巴象形文字，必须了解东巴教。原来，东巴教是流行于丽江一带的巫教，其经书用原始的象形文字书写，多数东巴教徒虽会念诵，却不解字义。方国瑜不畏山高水险，深入到金沙江边的石鼓、巨甸等地考察，首次发现了纳西标音哥巴文摩崖。在考察中，他和同乡好友周汝诚、杨品超一起请了祥云的东巴和道宗，仔细了解东巴经典的传说故事，参加了东巴主持的各种大小仪式，虚心向上百名东巴经师求教，潜心研究，翻译了东巴文记录的纳西传说《人类起源》及若干经书的章节。后来，他又请不同地点的三个东巴写了象形文字卡片及标音字汇，并逐字作了拼读标音和释义。初步整理完成之后，又请年逾七十的大东巴和士贵做了最后的校订和补弃。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方国瑜完成了《纳西象形文字谱》初稿。1934年6月，他带着刚刚完成的初稿和成箱的纳西象形文字资料回到北京，去找刘半农指教，可此时的刘半农先生已在赴绥远等地调查西北方言途中染上伤寒病，溘然去世。
为了完成《纳西象形文字谱》，方国瑜经董作宾先生介绍，到南京跟赵元任、李方桂两位先生学习语音学，用国际音标为纳西象形文字标音，制定了纳西语音标，然后着手编写字典。到1935年，方国瑜终于编成既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翔实、科学的《纳西象形文字谱》。完稿后，方国瑜携带书稿到苏州，经李根源先生介绍去见国学大师章太炎。章太炎看了《纳西象形文字谱》非常高兴，马上给该书做了序，称其是研究纳西历史文化的“先导”，并叮嘱方国瑜结合殷周甲骨文多做些研究。
然而，倾注了方国瑜多年心血的《纳西象形文字谱》的出版却颇费周折，直到46年后才得以问世。
其实，早在1939年，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就向方国瑜索要字谱文稿，将其列入丛书之一出版。方国瑜做了第二次修改并写了绪论，并附上有关图片，誊写清楚后寄到成都。不久顾先生回信说，美国人罗伦士来中国学象形文字，见了方国瑜的字谱稿，愿意将其翻译成英文，出版英汉对照本。随后，太平洋战争爆发，罗伦士仓促回国，带走了方国瑜的稿本和图片，再无消息。日后曾有传言，书稿在美国出版了，但方国瑜一直未见到。
建国后，吴晗、吴玉章、郭沫若等人对此书也十分关心。1958年，吴晗在北京催促该书早日出版，方国瑜又作了第三次修改，于1965年7月将文稿交给文字改革委员会，列入1966年出版计划，没想到“文革”发生了，书稿出版再度搁浅。1972年，方国瑜在北京治病期间取回书稿，发现尚有缺点，想再作修改，便给郭沫若去信求教，郭沫若来信责成他早日改好，影印出版。于是，方国瑜又用了几年的时间做了第四次认真修改。就这样经过四易其稿，《纳西象形文字谱》最终于1981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学术界认为，《纳西象形文字谱》不仅是一本语言文字学的工具书，也是一部关于纳西族社会历史的学术专著。德国科隆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雅纳特教授专程到中国向方国瑜求教，他表示，此前他认为研究东巴文最深入的要数美国，其次是英国，但见到方先生的著作后，他改变了看法，认为方先生堪称“纳西语言与历史学之父”。
读书救国勇于挑战西方“权威”
方国瑜有句名言：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他认为这是学人应该具有的 态度。
19世纪20年代，英法在侵占缅甸、印支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后，侵入我国云南边疆，最终导致1934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班洪事件”。与西方殖民侵略相呼应的是，西方一些“东方学家”对中国西南历史表现出“特殊的兴趣”，他们以科学研究为幌子，想方设法收集我国西南边疆史地资料，歪曲历史。例如，把南诏说成是泰族建立的国家，就是某些西方国家分裂中国西南最卑劣的一个例子。他们精心虚构了一个泰族早期历史的线索，为西方殖民主义侵略云南“制造历史依据”，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此时，方国瑜力排众议，第一个向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歪曲云南、贵州历史的谬论发起冲击。他在《益世报》发表的《焚人与白子》一文中，以令人信服的缜密考究和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证明早在公元前109年，云南就属于中国汉王朝的一部分。
据云南大学副校长林超民介绍，针对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提出的唐代云南成为一省，“其东南部隶属于安南都护府”的荒诞谬论，方先生花了长时间的精力认真考证南宁州都督府与安南都护府的边界，最终得出结论：“云南东南部的兴古郡地，自来隶属益州、宁州、南宁州，各个时期的记载都很明确，未曾属过交趾。”林超民说，方先生“不嫌繁琐列论”考证，有力地戳穿了西方学者编造的谎言。
自1950年以后，方国瑜的这个论点被学术界广为接受，连西方有关国家也改变看法，不同程度地接受这一观点。1981年，一位年轻的美国学者在剑桥大学出版的《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一书中也认为：已经没有任何一点理由坚持南诏是泰族王国的理论。相反，有更多的资料说明应该抛弃南诏国等于泰族王国这一早已过时的错误论点。
方国瑜精于考据之学，被称为20世纪的朴学大师。“但方先生的考据与清代脱离社会现实的考据不同，而是继承了‘经世致用’的爱国主义思想与优秀的学术传统。方先生的许多考据文章都与云南边界问题有关，他重点考证的地名一半以上在边界地区。每一个地名都与我们国家的边界有关。”林超民在回忆中说。
1935年8月，为参与滇缅边界的勘定，以便获得边地第一手史地资料，方国瑜经李根源介绍，任中央会勘滇缅南段未定界务中国委员会随员。他放下《纳西象形文字谱》的编写，与勘界人员一起奔赴滇西边地考察。经过此次实地考察，方国瑜获得了大量亲见亲闻亲历的珍贵资料，还详细记录了生活在那里的佤族的民居、服饰、歌舞、剽牛定事等奇异风情和淳朴民俗。回想过去从书本上得到的东西，他感叹道“及至边区，始知前所知识，率多谬误。”后来他撰写了极有影响的《滇西考察记》等专著及论文，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成为民族学、边疆史地学重要的参考资料。
上世纪70年代初，部分西方学者重弹伯希和老调，方国瑜再次挺身而出，上书中央，揭露其野心，为我国外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治学育才著作等身学界典范
1936年夏天，方国瑜从边地考察回到昆明，时任云南大学教授的清末状元袁嘉谷先生一再挽留，方国瑜便留在云南大学。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方国瑜在云南大学执教47年，撰写了《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彝族史稿》、《汉晋民族史》、《滇西论丛》、《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方国瑜文集》等大量传世之作。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成了大后方。方国瑜到云南大学任教后，约了凌沌声、何达、楚图南、闻宥等学者编辑出版《西南边疆》杂志，研究边疆史地民俗，前后共出18期。随后，在云南大学创办“西南文化研究室”，任主任，编辑出版丛书11种。1946年，在李根源先生支持下，方国瑜与冯友兰、潘光旦等赴滇西编撰《保山县志》，自任总纂，编成30余册。
抗战胜利后，方国瑜利用到保山的机会，遍访惠通桥、松山、龙陵、芒市、遮放、黑山门、畹町、腾冲等滇西抗日战场，收集战报，走访亲历战事的军民人士，写成了震撼人心的《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六卷，成为国内外关于滇西抗日战争的第一部专著，为研究滇西抗日战争提供了最翔实珍贵的资料。他也因此成为国内外第一位研究考察滇西抗日战争历史的专家。
学者林超民对方国瑜先生有这样的评价：“方国瑜的特长是文献学的研究，他对云南历史文献收集的广泛、整理的科学、考释的精当，堪称古今第一人，目前尚无出其右者。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但是，方国瑜先生同时也十分重视实地调查和田野研究。”他认为方国瑜先生的《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以及之前的《滇西边区考察记》两部著作， 至今仍为学术界推崇，被誉为云南民族研究、田野调查的典范之作”。
新中国成立后，方国瑜于l 954年参加云南省的民族识别工作，1956年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担任云南省民族调查组副组长。期间，他查阅大量历史文献、地方志书，编写了《云南民族纪录》、《云南的土司制度》等重要参考资料，并亲自到楚雄、大理、西双版纳、德宏、凉山等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方先生在回忆中说，“民族学研究工作的一大特色就是要到研究的地方去做深八的调查探索，无论穷乡僻壤，荒山野岭，都要去生活一年以上，只有长时间地深入其中，才能真正彻底地了解你所研究的民族的实情，你撰写的民族志才是可靠的。住在招待所，蜻蜓点水、浮光掠影是不可能得到真实的资料，也就不可能提出科学的田野研究报告。”
1954年秋，周总理视察云南大学时指示，历史学的教学科研应重视地方特点，多出人才，多出成果。当年秋天，方国瑜即在历史系开设了由他主讲的云南民族史课程，并用短短的半年时间，编写了60多万字的《云南民族史讲义》。第二年又开设了云南史籍评论课，编写了教材《云南史料目录史解题》，接着开设了彝族史、白族史等课程，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科目，是方国瑜的一大创举。在他的不断努力下，1959年，云大历史系创办了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显示出自己的特色。1963年，方国瑜又创办了云南民族史研究室；1979年，研究室发展成为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
拓荒边疆终成一代滇史巨擘
1963年，在云南大学40周年校庆大会上，方国瑜作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报告。这是方国瑜30多年深思熟虑的研究成果，打破了王朝史代替中国史的传统观点。林超民说，在研究和阐述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理论中有两大学说，代表观点分别是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方国瑜的《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方国瑜先生‘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有了更多的理解、更深的认识、更广的认同。”
“文化大革命”中，方国瑜和许多学者一样未能幸免劫难，住房被强占，书柜被查封，书籍和文稿被抢 夺而去。白天是无休止的批斗，他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在自己狭窄的房间里偷偷地修改旧作。“别人想怎么说由他，自己应如何做由我。”方国瑜说。
1969年10月，方国瑜被赶到弥勒县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好在第二年春天，中央指示编辑《中国历史地理图集》，作为该图集的云南组负责人，方国瑜又被召回省城。这位惜时如金的纳西老人，并不在乎自己还处于“监督改造”之中，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与同事们一起，于1972年底完成了《中国历史地理图集》西南部分的编绘工作。
1973年初，方国瑜又开始着手整理80余万字的《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一书。此时他已70岁高龄，却拼命地工作，8月完稿后，因劳累过度，9月初便大口吐血，昏了过去。后经医生抢救，切除了五分之三的胃，疗养4个月才得以康复。
到了晚年，方国瑜的视力因多年眼疾每况愈下，看书时除戴深度“盲人眼镜”外，还外加高倍放大镜，写字时两眼已看不清楚。但是，他凭着自己数十年练就的“指头有眼”的工夫，历时两年，一本自汉至清的云南史料集大成之作一上百万字的《云南史料目录概述》硬是用他那有“眼”的指头写成，有的字甚至写得比鸡蛋还要大。《云南史料目录概述》成了我国史学著作中著录和评说最完备的史书，为云南历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0年，77岁高龄的方国瑜双目几近失明，但他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而是雄心勃勃地开始着手主持800多万字、70辑的《云南史料丛刊》的编纂工作。他理想中的这套丛刊为“得此一部，众本成在”，对编辑工作的要求是“搜集资料，求其完备；校录原文，求其确实”。此时，他手头还有《清代少数民族史》和《清代云南文物考说》等待编写与修订……
然而，方国瑜并没有如期实现自己的心愿。1983年12月23日深夜，方先生突然病倒，次日清晨去世。根据方先生遗愿，他的骨灰被安放在故乡丽江著名的风景名胜区玉泉公园的松树丛林中。
2D03年，方国瑜诞辰100周年之际，云南大学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与此同时，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主编的13卷本《云南史料从刊》，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5卷本《方国瑜文集》。云南大学还设立了每两学年一次的“方国瑜奖学金”，以奖励优秀文科学生。
2007年5月13日，丽江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方国瑜故居正式开馆展出。时任丽江市市长的张祖林在讲话中指出：方国瑜先生故居是古城八百年文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青少年热爱党、热爱人民、报效家乡、报效祖国的教育基地和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