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年前，我带着铺盖，穿了一身蓝布长衫到了上海大同大学附属高中。我的算术很糟。在小学学算术四则运算，“鸡兔同笼”就卡住了。在旧社会，没钱不能上美术学校，学了美术也不能养家糊口。我早年丧父，家道中落，母亲一定让我学理工。因为远亲关系，进了大同可免学费，没有数理化的脑子进了以数学著称的大同，其后果可想而知。我只记得，数学老师吴在渊上课，因为听不懂，他讲他的，我画我的漫画。吴先生评分特别，成绩不好，别的课最多打零分，他可以给负分，我的总平均分数就被他的负分拉下来了。直到现在，我还是谈“数”色变。但是，我因为到了上海，才走进了漫画世界。
　　原在杭州上初中，我已经热心于漫画。但杭州没有漫画家，也没有漫画的刊物，没有交流，只是一个人在孤独摸索。此时到了上海，能看到那么多的报纸刊物刊登漫画，真令人目不暇接、欣喜若狂了。我向林语堂的《论语》投稿，首先跨进了他的编辑部，得识实际负责编务的绍兴人陶亢德。林语堂是大作家，在上海几年我只见过两次，但从那里，我得识丰子恺先生。那时他大概也就四十来岁，没有丝毫架子，平易、谦虚。平常看子恺漫画，丰先生如在云端，现在竞在眼前，还和我这刚步人漫画的青年娓娓而谈，使我更加敬重他。
　　《时代漫画》是鲁少飞主编的，编辑部在四马路(今福州路)。鲁少飞先生貌甚严肃，但对我们这些后学是很关心的，对我们的画稿中的问题常常不厌其烦来指点。我到今天还记得一次对我画稿(好像是《秋之野餐》)的意见。他的话是一口令人难懂的上海南汇官话，又带点理论，加上我当时的水平，实在难懂。但他是一位老漫画家，我一个后生小子能得到如此的机会，对面而坐，实在是受宠若惊，只能不住点头，不懂装懂了。
　　在上海还可以看到外国报纸和书刊刊载的漫画，有专门出售这些书刊的外国书店，南京路就有一家别发书店。若照今天商界迷信来说，自称“别发”实在是不可思议了。我当时只能讲点洋泾浜英语，但看漫画有时连猜带蒙也能知其大概。装作买书的样子浏览一番，对我开阔眼界大有帮助。我当时受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白俄漫画家萨巴乔(原名为萨巴乔诺夫)的作品影响，连签名都学他，现在想来不免脸红，但当时还沾沾自喜呢。
　　在上海几年，我认识了胡考、张乐平、黄苗子、陆志摩、汪子美、特伟、丁聪(其中特伟、丁聪和我都在上学)。黄嘉音是圣约翰大学学生，他和林语堂是同乡，两家似有世谊，他也帮助林语堂办《西风》杂志，带我上愚园路林家见林语堂的就是他。他的漫画上有一标志，即一只小鸟。1938年，我去延安前曾和他商量，他极表赞成并帮助了我一笔为数不小的路费，并送我上了去香港的轮船。我也请他回去安慰我的母亲，因为我没有告诉她老人家。解放以后，黄嘉音被错划为“右派”，惨死在宁夏固原。
　　我从小学时起，现实使我受到爱国的教育。我们跟着老师到杭州西湖边的日本领事馆喊“反对‘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口号，曾在大街上张贴抵制日货的标语。“九一八”事变后，我们浙江省立第一中学自发成立了义勇童子军。到了上海，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统治的认识更具体化了：公共租界巡捕“红头阿三”(头缠红布的印度人)、法租界安南巡捕、虹口地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和日本浪人，可以随便寻衅、随意“抄靶子”(搜身)、随便打人。但公共租界却有一条可笑的法律：谁在路上倒拎着鸡鸭就犯虐待动物的罪名，大讲其“鸡道主义”。
　　我在上海上学3年，当银行小职员两年，我还不可能看到社会黑暗的深处，但世态的炎凉、吃施粥的贫民、高等华人的嘴脸、西崽洋奴的卑劣、达官贵人的无耻，使我这个青年人感到社会之不公、国家之危急、个人前途之渺茫。近代上海对我起了正反两种教员的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使我下决心离开上海，奔赴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