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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发生在19世纪末的美国平民党运动，是以农场主为主的工业化进程中的弱势群体，针对大银行、大公司等垄断企业及支持和包庇它们的联邦政府发起的一场民众抗议运动。史学界对这场运动的评价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莫衷一是。分歧的焦点在于怎么看待19世纪美国农民的道德与经济诉求以及产生这些诉求的文化与社会语境。实际上，在工业革命中逐渐被边缘化的农业居民所面临的并不是一个公平的市场经济。土地投机和价格垄断都让农民损失惨重，他们因此将代表这些经济行为的大企业看作是美国社会中的“他者”。尽管农民在数量上已不足全体人口的一半，他们自己却以“人民”自诩，其目标则是寻求自身的政治、经济保护。
关键词：美国历史 平民主义 人民党 进步运动 农场主联盟
近年来，一个被公众逐渐淡忘的政治学名词又频频出现于西方媒体，那就是“平民主义”(populism)。从2008年大选开始，平民主义的“幽灵”就在美国大地徘徊，并给这个为金融危机所笼罩的选举年制造了诸多的悬念和惊喜。黑人总统奥巴马的当选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场平民主义的胜利，而这场胜利的余波正在持续涤荡着美国社会。发表在2009年3月26日《经济学家》的《血色将至了吗?》(Will There Be Blood)一文，开门见山地指出：“平民主义的复活在某种程度上是假想的，但基本上是属实的”。这篇文章针对的是当时美国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利用刚刚到手的政府补贴大量发放管理人员红利的丑行，以及由此引起的全国人民的愤怒。题目沿用的是根据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Jr.)发表于1927年的小说《油》(Oil)改编的电影名《血色将至》(There Will Be Blood)。该电影展现的是美国镀金时代石油大亨的贪婪腐败，而《经济学家》文章暗示的是，美国的金融保险业管理层如果继续置人民的感受于不顾，将可能激发人民的反抗和平民主义的复活。同一时期其他各大主流媒体也纷纷拾起平民主义的话题，让人们重新回忆起一个世纪前的美国平民党运动。
如果说当年那场政治运动的“他者”(the other)是工业巨头、金融寡头和政治家，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在这场始自2008年大选的“平民主义”潮流中的“他者”就是华尔街金融和保险业的投机分子和放任、支持他们的政府机构。金融危机带来的无奈和恐慌让人们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和金融领袖们感到失望，在这种氛围下，声称未受政治污染的奥巴马就成了人民的代言人。在奥巴马的支持者中，种族和宗教的界限已经模糊。“人民”包括了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就像奥巴马在竞选中强调的那样，没有非裔、亚裔和白种美国人，只有美国人。不管美国社会现在的种族问题是不是真像奥巴马说的那样已经得到解决，美国历史上出现第一个黑人总统的事实已经说明，这个由清教徒开创的国家在种族、文化融合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平民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宗教改革前后和期间，平民主义就在西欧的许多地区，尤其是英国初露端倪。尽管平民主义总是和反贵族、反精英联系在一起，但在政治立场上却未必是激进的或者左倾的。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平民主义经常会掺杂进一些种族主义的因素。20世纪末的美国平民党运动正是这样一场在成员和见解上都十分复杂的运动。与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进步主义知识分子不同，平民党人则主要来自中西部和南部地区的较低层社会，而又不是最底层，因为他们，尤其是南部的平民主义者，既反对给黑人以平等的社会和政治权利，也反对增加新移民。平民主义运动的多重特征造成了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在评价这场运动中的严重分歧。本文将根据美国史学界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重新认识和评估平民党的诉求。
一 对美国平民党运动的不同看法
早期关于平民党运动研究中最有影响的著作是约翰·D.希克斯(John D.Hicks)的《平民主义者的反叛》。希克斯以西部大平原边疆地区和南部棉花王国农场主的经济状况为背景，分析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农民遭遇的经济困境。农产品价格下跌，运费高涨，信贷制度苛刻，以及自然灾害连续不断，促使农民们试图通过联合行动来改变现状。所以，希克斯的结论是：“艰难世事造就了平民党人。”希克斯主要是从经济环境和党派政治角度看待这场运动的，对其民主成分基本持肯定态度，其学术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
与希克斯对农场主的同情观点明显不同的是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带有同情的批判。在其著名的《改革时代》一书中，霍氏将矛头指向美国农场主们的文化传统，即他所谓“农业神话”。这个“农业神话”中的英雄是自耕农(yeoman)，他们“拥有一块小农场，全家人以此为业，从而构成一支简朴、诚实、独立、健康和快乐的人类群体。”因为他们依靠的主要是自然之赐，所以能够保持自身的正直和完善，而这对于“堕落的城市人口”来说是不可能的。“他的福祉不仅是物质的，而且是道德的；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公民道德(civic virtue)的核心资源；不仅是世俗的，而且是宗教的，因为上帝创造了土地并招人耕作之。”“农业神话”的缘起并非来自大众，而是出自知识阶层，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上层的先入之见。这些社会上层可以追溯到早期的杰斐逊民主党人，他们的理想就是要把小农经济和民主制度扩展到整个大陆。杰克逊时代就有一些政要喜欢摆出躬耕田垄的姿态以昭显其品质。这种现象在工业革命后的20世纪仍然存在，甚至在任期间对农民问题漠不关心的柯立芝总统也喜欢穿起白衬衫到农场中的草堆旁留影。霍夫斯塔特注意到的这些现象有点像中国古代皇帝亲耕姿态所具有的象征意义。然而，霍氏却认为，这样的道德同情在美国是脱离实际的，因为美国农业在内战前就已经商业化，完成了由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过渡。他还论证说，如果说农业意味着情感和技艺都投入到土壤中，这样的农业在大草原和大平原地区都从未存在过。在霍氏眼中，“这些美国的农场主们早已心甘情愿地投身于现代商业世界，并在其中追寻他们自己的机会，但当交易的条件对他们不利时，他们就转而从农业神话中寻求安慰，认为在土地上劳作的人最接近上帝。”这些平民党人自认为是传统道德和美国民主的捍卫者，而将他们的经济困境归咎于银行、信贷等金钱势力针对他们策划的阴谋。但在霍夫斯塔特看来，这种“阴谋论”是没有充分依据的；农场主们的困境是他们加入市场经济所应该付出的代价。至于他们将阴谋论延伸到对犹太人的排斥、对非盎格鲁一萨克逊人的不信任和在国际上表现出的好战倾向，则更与他们的民主形象相悖。因此他以辛辣的笔触写道：“当平民党人和进步派试图坚持一些农业生活价值、挽救个人事业和机会、保持一个同质的扬基文化的时候，我却发现其多半是倒退和妄想，其少量是罪恶，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滑稽可笑的。”
一般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史学界和一般公众对平民主义的评判是诟病多于褒扬。用当代著名平民党运动专家小罗伯特·麦克马思(Robert C.McMath， Jr.)的话来说：“这是一个许多知识分子对群众运动不再着迷并将其看作是民主的‘过火’表现的时代。”而一些社会科学家更将其看作是一场无法预测的平民运动，与法西斯主义和麦卡锡主义有相似之处。霍氏也对他所作的批评进行了如下解释：
我发现自己对平民主义一进步主义传统的批评，要甚于15年前做研究时的观点。我说的是批评，而不是敌视，因为我的批评多半是出自内部的。我是在进步主义改革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我的政治情怀也由此形成，因为这一传统事实上是美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传统。或许是因为美国在其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政治上保守的国家，而其主要思想传统正好相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由主义的”，即平民的，民主的，进步的。而对于我们整个民族的保守主义，却没有形成一个充分而灵活的传统来阐释坦率的保守思想。
霍夫斯塔特试图说明，他对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传统的批评是有感于美国保守主义思想的薄弱而发的。尽管如此，针对霍夫斯塔特对平民党运动和进步主义的尖锐批评，美国学术界除了诺曼·波拉克等部分学者持支持观点外，仍有许多史学家表示异议：首先，批评者认为，霍氏据以诟病平民党运动的那些在运动中出现的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片言只语不具有代表性；平民党人有时表现出的排外情绪和种族主义倾向，与美国人在整体上的倾向相比，并不为过；其次，大多数社会史学者现在认为，美国农村并非无组织的、分散的“群众”社会，而是“被有力的社区和家庭团体的网络所覆盖”；第三，“尽管平民党人的文化传统有对早期乡村美国的怀旧成分”，“他们的价值和信仰却是激进共和主义的，而后者即使在19世纪晚期仍然是美国工人的主要动力”；第四，霍著的理论视角是基于这样的设想，即“社会的自然状况是其各个组成部分的和谐一致，只有当急剧社会变化导致社会结构出现暂时的紧张时，冲突和抗议才会发生。”“这样，资料就集中到了抗议一方，抗议就成为对变化的不理智反应”，对此，批评者认为是在责备受害者。
对平民主义研究的新突破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以杜克大学教授劳伦斯·古德温(Lawrence Goodwyn)出版于1978年的《平民党人时刻：美国农民反叛小史》为代表。古德温依据当时当地的出版物和平民党人手稿，以及大量的二手资料，追踪了平民党人从19世纪80年代初在得克萨斯出现到1896年大选后瓦解这一短暂时期的各种活动。与希克斯的党派视角和霍夫斯塔特的“农业神话”不同的是，古德温将切入点放在“农场主联盟”(The Farmers AIliance)上，并试图说明这一联盟是如何形成自身的“运动文化”(movement culture)，以及这一文化对后来的平民党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
古德温在研究中发现，内战后的重建时期，商业和金融业的企业主们控制了民主、共和两党。到1888年本杰明·哈里森入主白宫时，美国政党制度的重组已基本完成。虽然两党对不同派系、种族和宗教背景的南北民众各有所侧重，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对工商业者有求必应。在美国工业化高歌猛进的19世纪最后30年中，官、商和知识精英联合起来对付弱势的工农大众，不仅逼迫产业工人一步步走向激进道路，而且促使分散的各地农民联合起来。农民的反抗始于南部边疆地区，然后波及得克萨斯和其他内战时的南部联盟州，继而扩大到西部平原。从运动开始到形成南部与西部的联合，前后共用了15年的时间。而其思想轨迹则可从1892年的奥马哈人民党政纲，追踪到1889年的圣路易斯政纲，1888年的达拉斯诉求，再到1886年的克勒本诉求。古德温认为，是1886年由农场主联合会“为希望和自尊组织起来”的冲动最终导致了1892年人民党的成立。“一股人民政治的新文化先是1886年在得克萨斯被物质化了，到1892年成为闻名全国的平民主义。”
与古德温《平民党人时刻》差不多同时出版的还有麦克马思的《平民党先锋》(1975)。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研究，更注重通过量化来确定农民的经济能力和经济问题，以及由投票比例决定的政治力量，并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或马克思理论(有些研究实际上是由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完成的)来进行社会分析。古德温和麦克马思等人对“运动文化”的强调促成对平民党意识形态的重新评估，认为这种民主合作文化是对不公平的货币体系和公司控制政治现象的挑战。如果说早期希克斯、霍夫斯塔特和波拉克对平民党的定性分别是自由派的(liberal)、反动的(reactionary)和原始社会主义的(proto-socialist)，后期古德温等人的研究中则将其看作共和主义和生产者主义(Republicanism and Producerism)的潜在结合，强烈的农业主义信条不可避免地使其走向反公司和反垄断，但平民党人却从未反对资本主义。要合理地理解平民党人的诉求，还要回到内战和重建之后的美国，了解一下美国农场主们的真实处境。
二 内战和重建后美国农场主面临的困境
美国的农场主运动源于内战后的南方。根据张友伦先生的研究，原来的种植园主虽然在内战后收回了他们的土地，但由于南方经济元气大伤，原来的大种植园经济已不能恢复，加上1867年棉花价格大幅下跌，许多大种植园解体转化为更多的小农场。农场主多半实行谷物分成制，招雇无地的农民为自己耕种。缺少生产资金的小农户不得不向商人贷款，提前将农作物收成抵押给商人，遭受商人的高度盘剥，遇到歉收之年则纷纷破产。中西部的农民同样面临着资金上的困境。他们中大多数原来就不富裕，认购上百英亩的土地，即使只交一部分手续费也耗尽了他们的积蓄，可要让土地产出粮食和其他农牧商品，他们还要添置农具、种子、化肥等必须品，没办法只好将土地、房屋抵押借贷，而这往往会将他们置于自己并不熟悉且充满风险的信贷市场。
霍夫斯塔特似乎对这些处境困难的农民缺少同情，他的理由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观点。他设想市场经济是一个公正的平台，既然农民可以靠它来受益，吃亏时就不要叫苦连天。如前文所述，为了证明自己评判的公正性，霍氏还解剖了他认为足以误导世人的“农业神话”：早期近代的自耕农总是让人产生许多美好的联想，除了杰斐逊的民主设想是以此为基础的，其他如自由、独立、艰苦奋斗、个人主义等美国人崇尚的价值观也都与自耕农成分密切关联，而美利坚合众国本身也是生于乡村而迁入城市的。但是，霍夫斯塔特认为，历史事实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国农业早在1815～1860年间就完成了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业化经济的过度。因此可以说，美国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大平原、大草原地区从未有过真正立足于土地具有前工业景观的农业经济。既然是市场经济中的一分子，就应当接受市场规律的结果，而不应该指望政府的帮助。这不仅是霍夫斯塔特的观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美国修正派史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共识。
然而，这种观点难以说服许多秉承“新政”传统的历史学家。在他们看来，纯粹的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国家的经济、金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市场参与者的命 运。美国内战后，政府面临的直接问题就是采用什么样的金融货币政策。战时，联邦政府为了筹措经费发行了大量的绿背纸币和债券，认购债券的银行家们认为他们有功于联邦政府，希望政府能够加倍偿还他们，并收缩货币，恢复硬通货政策。对于政府来说，无论是增加税收以提高财政收入还是紧缩货币以稳定金融都意味着牺牲广大债务人的利益。紧缩货币政策相对降低了农产品价格，同时又增加了农场主们偿还贷款的负担。尽管美国当时正处在工业革命开始阶段，通货膨胀政策明显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而内战后两党都对大银行、大公司采取拉拢政策，政府和国会制定的各项财政金融政策多半符合他们的利益而牺牲处在弱势地位的农场主的利益。所以，古德温认为：“对国内的农场主来说，货币收缩政策是一场大灾难，最终导致了平民党人的反抗。”
其实，内战后的金融货币政策只是金融和商业巨头通过民主、共和两党操纵政府政策的较为典型的一例。其他方面的政府政策或许没有金融政策这样直接，但政府在许多涉及公共利益的领域，如交通运输，采取听任大公司为所欲为的政策同样牺牲了民众应有的权利。尤其是到19世纪80年代，大公司已经获得了对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占据了经济优势。而分散、孤立的农民要起来对抗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的大企业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工业化中形成的工商业精英，包括企业主和服务于他们的高级管理人才，在政府支持下创立出许多新的游戏规则，农场主们只能被动地应对和接受，这些自认为是国家主人的美国农民们突然发现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而为了保卫自身利益，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联合起来，形成集体谈判力量。
内战后美国农场主的联合应该追溯到1867年“格兰奇”(Grange，全称为“Na tional Grange of the Patrons of Husbandry”)的建立。这个带有秘密色彩的农民自发组织最初的目标是为农场主提供教育和社交的机会。其领导人奥利弗·哈德森·凯利(Oliver Hudson Kelley)原是农业部的一名办事员，在内战结束时巡视了南部的农业状况，回华盛顿后着手组织了这样一个互助组织。随着内战后农民处境的日益困窘，格兰奇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成为当时最大的合作网络组织。到1875年，格兰奇的成员已经超过了85.8万人。其功能也由初期的教育和社交发展为以经济上的互助合作为主，在许多州设立供销代表，为农场主生产资料购买和产品销售作代理，甚至尝试着建立自己的农具工厂。艾奥瓦、伊利诺伊、明尼苏达和威斯康星等州的格兰奇参与者还推动州议会通过了一系列被称为“格兰奇法”的州立法，对铁路和谷物升降机等进行严格地规范。1874年在圣路易斯全国会议上，格兰奇参与者通过的宣言明确要求：反对贷款制度和抵押制度，反对垄断资本，反对高薪金、高利率和商业暴利等有可能加重农民负担的政策，但又明确声明格兰奇们不是资本的敌人。格兰奇运动到1880年代走向衰落，脱离格兰奇的一部分西部小农投身于绿背纸币运动。但从圣路易斯宣言中可以看出，美国中小农场主的平民主义要求已经在格兰奇运动中得到全面申述。
古德温和麦克马思等平民党运动研究专家们通常将以农场主联盟为主要载体的平民党运动溯源于美国南部农民的反抗。首先组织起来的是得克萨斯东部的小农场主。1877年9月，一批农场主聚集到兰帕萨斯县的一个农场中，成立了互助骑士团(Knights of Reliance)，后改名为农场主联盟，并迅速在南方各州扩展开来。从1870年代末到1890年代初，各种各样的农民联合组织先后在南部和西部平原一带出现，其功能主要是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解决农民经常遇到的信贷问题、运输问题，农产品销售问题和种子化肥等生产用品的供应问题，在一些公共服务上可以与政府和铁路公司进行谈判。如在乔治亚和南卡罗来纳，农场主联盟就曾通过集体行动获得了成功议价。这些农场主联合在性质上都属于经济组织，但如果从党派政治角度来观察，就会发现这些组织，以及后来成立的人民党，事实上都是农场主和其他被民主、共和两党忽视和抛弃的阶层成立的保护和代表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组织。
平民党人回归农业民主式美国的梦想赋予这场运动某种悲剧色彩。希克斯将这场运动看作“从工业美国的血盆大口中拯救农业美国的长期而失败的斗争中的最后一场”；有历史学家将其看作“农场主对已经稳占上风的工业文明的最后反扑”。但对平民主义持批判态度的霍夫斯塔特却认为，“基于旧的小农意识的这场政治运动的失败，不应被看作作为经济利益的商业化农业的失败。……平民主义是我们农业政治发展转型时期的一种表达方式：在最后一次坚持过去的思维方式的同时，又充当着新思维的先驱。”客观地看，19世纪最后20年里，美国的平民党人实际上是一些在工业化中失势的利益攸关者的团体组合。然而，他们为什么要以“人民”自诩?这种政治定位会给他们的利益诉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要回答这些问题，还要回到政治学中平民主义的层面，从理论上略加诠释。
三 “人民”与“他者”的对立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弗朗西斯科·帕尼扎(Francisco Panizza)认为，要解读平民主义，首先要理解：谁是人民?谁在为人民说话?平民党人认同是如何发生的?他是将平民主义理解为一种“反对现状的对话”，而这种对话通过象征性地将社会划分为“人民”和“他者”(the other)而使政治空间简单化了。平民主义总会让人联想到政治学中的“人民主权”或者“人民是国家主人”这样的概念。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认为，平民主义认同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人民的意志高于一切；二是人民与政府直接相关。而英国政治学者玛格丽特·卡诺凡(Margaret Cano-van)进一步完善了平民主义的定义：平民主义认同是在其诉求中形成的，“其最常见的方式是直接诉诸‘人民’，反对既有权力结构，反对社会的主流思想与价值”。将社会划分成“人民”和与之相对的“他者”体现了平民主义的政治特征。帕尼扎指出：“对抗(antagonism)是政治的核心，因为通过对抗才能构建政治认同，才能想象出激进的选择来取代现存秩序。”总之，那些以人民自诩的平民党人，可能其本身只是社会中的某一群体，当他们感觉到自身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时，当他们以前的代表已经习惯于漠视他们的利益时，其主权意识可能会忽然膨胀，起而抗议和抵制他们认为的“他者”和纵容“他者”的政府(有时政府也成了“他者”的一部分)。当对立形成，“人民”也会把不满现状的其他群体裹挟进来。所以，在美国平民党运动中看到的不只是农民的参与，还有其他力量的分化组合。正如帕尼扎所分析的那样：“平民主义因而不只是一场代表权危机，在这场危机中，人们疏远了他们旧的认同，转而拥抱一个新的‘平民化’的认同。它也是一种新的代表权的开始，让那些由于阶级、宗教、种族或居住地等方面原因而从未被代表过的人加入进来，成为政治行动者。”
美国平民党人在成分上是一群具有不同色彩的福音派信徒。詹姆士·维沃尔 (James weaver)代表绿背纸币党；伊格内修斯·唐纳利(Ignatius Donnelly)代表乌托邦派；“不穿袜子的”杰瑞·辛普森(Jerry simpson)代表农场主。一般认为，农场主们是平民运动的中坚，他们为低农产品价格、高运费和不合理的银行贷款规则所苦，从19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组织起来，成立格兰奇和农场主联盟等组织，在维护经济民主的旗帜下争取自己的权益。
平民党运动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农场主们把自身遭受的灾难看成是全民的灾难，认为工商业的扩张危害了美国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道德和价值体系。霍夫斯塔特以怀疑的眼光来看待美国农民的政治、经济诉求。他分析说，“农场主们生活在大世界之外，而他们的命运却事实上由这个大世界决定着的。……在平民主义思想中，农场主并非是一个精打细算的商人，一个置身风险重重的经济体中的受害者，而是一个受伤的自耕农，充当着与平民道德格格不入的外来者的猎物。”这种心态在唐纳利为人民党纲领撰写的前言中暴露无遗，针对由银行家和企业主主导的全球工业化，他写道：“一个针对人类的巨大阴谋在两个大陆已经形成，并正在迅速占领世界其他地方。如果不加遏制或推翻，就会带来可怕的社会动荡、文明破坏或绝对专制的建立。”
以今天的眼光看，19世纪后期美国的平民党运动实际上就是南部和西部平原的一批农场主以“人民”自居，而把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大银行、大公司等工业革命的产物视为人民公敌；平民主义的最大敌人就是华尔街。当然，那些处处为大公司开放便之门的政府部门也同样难辞其咎。
对“人民”的认同和对“他者”的确定为平民党人的抗议运动设定了阵容。189c年在堪萨斯州托皮卡平民党人的第一次聚会上，被称为金嗓子的堪萨斯人玛丽·伊丽莎白·里兹号召说：“你们农场主要做的，是少长一些玉米多长一些愤怒。”她代表农场主们提出要求：“我们要钱、土地和交通。我们要求取消国家银行，我们要求接受国家直接贷款的权力，我们要求取消可恨的丧失赎取权制度。……我们要保卫我们的家园，坚守在我们的炉边，如果必要就诉诸武力，我们拒付那些凶猛的高利贷公司的贷款，直到政府偿清对我们的亏欠。”这些主张在后来的人民党纲领中被概括为：自由铸造银币，累进所得税，由政府建立便于交换的供人民安全储蓄收入的邮政银行，由政府拥有和运营铁路和电报、电话系统等。
然而，在工业主义和城市化处于“镀金时代”的美国，平民党人的声音听起来是有些不合时宜的，甚至是复古倒退的。在世人的眼中，他们即便不属于产业工人那样的到处闹事的“麻烦制造者”，也难以博得广泛的同情。一方面，农场主们的联合行动并没有在根本上拓展他们的政治视野，他们仍然拒绝接受南部的黑人、新移民，并继续敌视犹太人，将其看作华尔街阴谋的主导者。另一方面，作为工业化时代的弱势群体，他们在政治上同城市工人一样，面对的是政府官员、大企业主和知识精英联合打压的局面。
四 平民主义与进步主义的合与分
1896年大选中，民主党的在任总统克利夫兰因坚持金本位制而受到本党人士的质疑和抨击。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以一篇被称为“金十字架”的演说征服了民主党听众，并被顺利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同年7月，人民党全国大会在圣路易斯举行，也推举了已属民主党人的布莱思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大选中布莱恩在27个州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并受到公众的热烈拥护。然而，选举的结果却是足不出户的共和党候选人威廉·麦金莱靠大公司的支持而轻松获胜，美国农场主自由铸造白银的努力至此完全失败了。在这次选举中，平民与精英壁垒分明，支持布莱恩的主要是南部各州和西部部分州的农场主和社会下层，而麦金莱则得到人口稠密经济富裕的东部各州、加里福尼亚和工业发达的中西部的支持，支持者中许多是银行家和保险公司、石油公司等企业领袖以及他们操纵下的公司员工。这场选举的结果彻底瓦解了平民党运动；改革的主动权为共和党所掌握。
然而，就在布莱恩失败后不到20年的时间里，大多数平民党人的主张却在美国付诸实施，并且对后来美国政府的改革运动产生着持续影响。这次选举之后，平民党人发现他们可以继续利用自己的经济组织来影响政府改革。1900年成为美国政府改革的分水岭：从1865年到世纪之交，美国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农业困难重重，农场主们从来没有看到联邦政府给他们多少同情，也没有像样的立法措施给他们施以援助。然而在20世纪初，罗斯福的“公平施政”和威尔逊的“新自由”却产生了许多农业立法。到1920年，给农业部增加的为农场主提供服务的拨款已经是1890年的30倍。因此，历史学家们认为，平民党人是失败的成功者；他们在选举中失败了，但他们的目的却达到了。1905年，曾经当选过堪萨斯州平民党众议员的杰瑞·辛普森(Jerry Simpson)从新墨西哥回到堪萨斯，遇见了几位昔日的共和党对手，他们对他说：“噢，杰瑞，你现在应该在堪萨斯才对，堪萨斯整个都是平民主义的。”他回答说：“你们这些本州保守商人，无疑是这里最聪明的人，但现在学的却是这州农场主们14年前就知道的东西。”他还评论说：“当我们转向罗斯福时，平民党消亡了。……而他们却都来学我们了。他们不叫自己平民党人，但玫瑰无论叫什么都是芳香的。”
的确，如上所述，在20世纪最初20年先后由共和、民主党主导的进步主义改革运动中，往日平民党人的许多诉求都得以实现。一方面，平民党运动中形成的改革文化已经弥漫全国，一些社会精英也意识到工业化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另一方面，在1896年大选后，原来的一些平民党人纷纷转向共和、民主党，并把他们的诉求带进了执政党。在进步主义大行其道的20世纪初，平民党人和进步派曾出现合流的局面，许多人既是平民党人，又是进步派。前文提到的杰瑞·辛普森就是一例。
然而，平民党人与进步派的主流在地域、身份和诉求上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对此，卢卡克斯指出：“进步派和平民党人从开始就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是不同类型的人。”他认为，美国进步派大约从1880年开始形成，加入其中的是一些对“共和党自我满足的物质主义”忧心忡忡的人，在进步派看来，共和党的政客都“庸俗和落后得不可救药”。这些知识分子和社会与政治改革者们多属上层美国人，几乎都是新教徒，并且大多来自新英格兰地区。他们相信社会与政治的可计划性，就是说，一场由他们发起的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可以解决美国所面临的问题。而平民党人则多来自中西部和南部，他们相信来自下层的改革，或者是革命。当然，他们依靠的也不是所有下层，因为在南部，平民党人坚决反对给黑人平等的社会与政治权利；他们还经常充当反对移民的急先锋。
进步派与平民党人的组合没有持续多久，到20年代中即出现分化。1925年7月，在围绕世界瞩目的田纳西州约翰·斯科普斯案(Scopes Trial)的辩论中，维护《圣经》、反对进化论的老牌平民党人布莱恩和支持进化论的芝加哥进步派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各不相让，平民党与进步派的分野由此形成。中西部和西部一 些州中的平民党人推动出台了一些令自由派感到震惊的立法，其中包括教科书审查制度。到30年代，平民党人形象被认为在格兰特·伍德(Grant Wood)的著名油画《美国的哥特人》中得到很好的表现，足见其在人们心目中地位的下降。而休伊·朗(Huey Long)和库格林神父(Charles Coughlin)等带有孤立主义倾向的平民党人的出现以及他们对进步派中国际主义的攻击，更让二者走向彻底决裂。
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平民党人造反情有可原。霍夫斯塔特等人在自由主义经济观下对平民党人做出的评判有失公允，因为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市场经济并不是一种健全的经济体制，权力与金钱的勾结、大公司的垄断都造成了农场主等社会阶层丧失了掌握自己命运的力量，危害了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民主；而许多美国精英服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工农大众缺少同情，这样就形成以大银行、大公司为主体的垄断势力、以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为主体的政府权力，和以各大报刊为主体的知识精英联合打压弱势群体的局面，而农场主正是不堪这种打压才组织反抗的；二是平民党人的狭隘和保守是一种历史性的客观现实。霍夫斯塔特等人罗列的平民党人身上的种种偏见和陋习，不应被简单地看成是个别现象，而应该从美国文化深处追寻其根源；从美国历史和现实中审查其影响。平民党人的怀旧情结、种族主义倾向、宗教狂热和对外政策上的好战姿态都给其政治形象带来负面评价。尽管有的辩护者称这些倾向同样表现在进步派、工人阶级等其他群体中，但它们与平民党人或者说是农场主的联系，确实要更为密切一些。这些将其他平民排斥在外的平民党人却以人民自居，其本身虽然具有讽刺意味，但却反映了美国历史上对“人民”一词的界定和认同是受时代局限的。事实上，历史上的“美国人民”是一个变化的概念。回顾美国的政治史，可以看出美国人在身份认同上有一条清晰可见的脉络，那就是人民内涵的演变和民主范围的延伸。从殖民初期具有强烈排他性的自称为上帝选民的清教徒，到独立时期松散的美国人民；从早期排除黑奴和妇女的有限公民，到后来的包括不同性别、种族享有较为充分的政治权利和多元文化的美国选民，美国的民主之路是一条逐步完善的政治现代化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作为清教传统中坚的美国农场主经常是偏于保守和落后的，但却在美国工业化的镀金时代扮演了经济民主化推动者的角色。
关键词：美国历史 平民主义 人民党 进步运动 农场主联盟
近年来，一个被公众逐渐淡忘的政治学名词又频频出现于西方媒体，那就是“平民主义”(populism)。从2008年大选开始，平民主义的“幽灵”就在美国大地徘徊，并给这个为金融危机所笼罩的选举年制造了诸多的悬念和惊喜。黑人总统奥巴马的当选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场平民主义的胜利，而这场胜利的余波正在持续涤荡着美国社会。发表在2009年3月26日《经济学家》的《血色将至了吗?》(Will There Be Blood)一文，开门见山地指出：“平民主义的复活在某种程度上是假想的，但基本上是属实的”。这篇文章针对的是当时美国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利用刚刚到手的政府补贴大量发放管理人员红利的丑行，以及由此引起的全国人民的愤怒。题目沿用的是根据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Jr.)发表于1927年的小说《油》(Oil)改编的电影名《血色将至》(There Will Be Blood)。该电影展现的是美国镀金时代石油大亨的贪婪腐败，而《经济学家》文章暗示的是，美国的金融保险业管理层如果继续置人民的感受于不顾，将可能激发人民的反抗和平民主义的复活。同一时期其他各大主流媒体也纷纷拾起平民主义的话题，让人们重新回忆起一个世纪前的美国平民党运动。
如果说当年那场政治运动的“他者”(the other)是工业巨头、金融寡头和政治家，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在这场始自2008年大选的“平民主义”潮流中的“他者”就是华尔街金融和保险业的投机分子和放任、支持他们的政府机构。金融危机带来的无奈和恐慌让人们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和金融领袖们感到失望，在这种氛围下，声称未受政治污染的奥巴马就成了人民的代言人。在奥巴马的支持者中，种族和宗教的界限已经模糊。“人民”包括了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就像奥巴马在竞选中强调的那样，没有非裔、亚裔和白种美国人，只有美国人。不管美国社会现在的种族问题是不是真像奥巴马说的那样已经得到解决，美国历史上出现第一个黑人总统的事实已经说明，这个由清教徒开创的国家在种族、文化融合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平民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宗教改革前后和期间，平民主义就在西欧的许多地区，尤其是英国初露端倪。尽管平民主义总是和反贵族、反精英联系在一起，但在政治立场上却未必是激进的或者左倾的。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平民主义经常会掺杂进一些种族主义的因素。20世纪末的美国平民党运动正是这样一场在成员和见解上都十分复杂的运动。与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进步主义知识分子不同，平民党人则主要来自中西部和南部地区的较低层社会，而又不是最底层，因为他们，尤其是南部的平民主义者，既反对给黑人以平等的社会和政治权利，也反对增加新移民。平民主义运动的多重特征造成了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在评价这场运动中的严重分歧。本文将根据美国史学界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重新认识和评估平民党的诉求。
一 对美国平民党运动的不同看法
早期关于平民党运动研究中最有影响的著作是约翰·D.希克斯(John D.Hicks)的《平民主义者的反叛》。希克斯以西部大平原边疆地区和南部棉花王国农场主的经济状况为背景，分析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农民遭遇的经济困境。农产品价格下跌，运费高涨，信贷制度苛刻，以及自然灾害连续不断，促使农民们试图通过联合行动来改变现状。所以，希克斯的结论是：“艰难世事造就了平民党人。”希克斯主要是从经济环境和党派政治角度看待这场运动的，对其民主成分基本持肯定态度，其学术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
与希克斯对农场主的同情观点明显不同的是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带有同情的批判。在其著名的《改革时代》一书中，霍氏将矛头指向美国农场主们的文化传统，即他所谓“农业神话”。这个“农业神话”中的英雄是自耕农(yeoman)，他们“拥有一块小农场，全家人以此为业，从而构成一支简朴、诚实、独立、健康和快乐的人类群体。”因为他们依靠的主要是自然之赐，所以能够保持自身的正直和完善，而这对于“堕落的城市人口”来说是不可能的。“他的福祉不仅是物质的，而且是道德的；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公民道德(civic virtue)的核心资源；不仅是世俗的，而且是宗教的，因为上帝创造了土地并招人耕作之。”“农业神话”的缘起并非来自大众，而是出自知识阶层，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上层的先入之见。这些社会上层可以追溯到早期的杰斐逊民主党人，他们的理想就是要把小农经济和民主制度扩展到整个大陆。杰克逊时代就有一些政要喜欢摆出躬耕田垄的姿态以昭显其品质。这种现象在工业革命后的20世纪仍然存在，甚至在任期间对农民问题漠不关心的柯立芝总统也喜欢穿起白衬衫到农场中的草堆旁留影。霍夫斯塔特注意到的这些现象有点像中国古代皇帝亲耕姿态所具有的象征意义。然而，霍氏却认为，这样的道德同情在美国是脱离实际的，因为美国农业在内战前就已经商业化，完成了由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过渡。他还论证说，如果说农业意味着情感和技艺都投入到土壤中，这样的农业在大草原和大平原地区都从未存在过。在霍氏眼中，“这些美国的农场主们早已心甘情愿地投身于现代商业世界，并在其中追寻他们自己的机会，但当交易的条件对他们不利时，他们就转而从农业神话中寻求安慰，认为在土地上劳作的人最接近上帝。”这些平民党人自认为是传统道德和美国民主的捍卫者，而将他们的经济困境归咎于银行、信贷等金钱势力针对他们策划的阴谋。但在霍夫斯塔特看来，这种“阴谋论”是没有充分依据的；农场主们的困境是他们加入市场经济所应该付出的代价。至于他们将阴谋论延伸到对犹太人的排斥、对非盎格鲁一萨克逊人的不信任和在国际上表现出的好战倾向，则更与他们的民主形象相悖。因此他以辛辣的笔触写道：“当平民党人和进步派试图坚持一些农业生活价值、挽救个人事业和机会、保持一个同质的扬基文化的时候，我却发现其多半是倒退和妄想，其少量是罪恶，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滑稽可笑的。”
一般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史学界和一般公众对平民主义的评判是诟病多于褒扬。用当代著名平民党运动专家小罗伯特·麦克马思(Robert C.McMath， Jr.)的话来说：“这是一个许多知识分子对群众运动不再着迷并将其看作是民主的‘过火’表现的时代。”而一些社会科学家更将其看作是一场无法预测的平民运动，与法西斯主义和麦卡锡主义有相似之处。霍氏也对他所作的批评进行了如下解释：
我发现自己对平民主义一进步主义传统的批评，要甚于15年前做研究时的观点。我说的是批评，而不是敌视，因为我的批评多半是出自内部的。我是在进步主义改革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我的政治情怀也由此形成，因为这一传统事实上是美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传统。或许是因为美国在其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政治上保守的国家，而其主要思想传统正好相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由主义的”，即平民的，民主的，进步的。而对于我们整个民族的保守主义，却没有形成一个充分而灵活的传统来阐释坦率的保守思想。
霍夫斯塔特试图说明，他对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传统的批评是有感于美国保守主义思想的薄弱而发的。尽管如此，针对霍夫斯塔特对平民党运动和进步主义的尖锐批评，美国学术界除了诺曼·波拉克等部分学者持支持观点外，仍有许多史学家表示异议：首先，批评者认为，霍氏据以诟病平民党运动的那些在运动中出现的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片言只语不具有代表性；平民党人有时表现出的排外情绪和种族主义倾向，与美国人在整体上的倾向相比，并不为过；其次，大多数社会史学者现在认为，美国农村并非无组织的、分散的“群众”社会，而是“被有力的社区和家庭团体的网络所覆盖”；第三，“尽管平民党人的文化传统有对早期乡村美国的怀旧成分”，“他们的价值和信仰却是激进共和主义的，而后者即使在19世纪晚期仍然是美国工人的主要动力”；第四，霍著的理论视角是基于这样的设想，即“社会的自然状况是其各个组成部分的和谐一致，只有当急剧社会变化导致社会结构出现暂时的紧张时，冲突和抗议才会发生。”“这样，资料就集中到了抗议一方，抗议就成为对变化的不理智反应”，对此，批评者认为是在责备受害者。
对平民主义研究的新突破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以杜克大学教授劳伦斯·古德温(Lawrence Goodwyn)出版于1978年的《平民党人时刻：美国农民反叛小史》为代表。古德温依据当时当地的出版物和平民党人手稿，以及大量的二手资料，追踪了平民党人从19世纪80年代初在得克萨斯出现到1896年大选后瓦解这一短暂时期的各种活动。与希克斯的党派视角和霍夫斯塔特的“农业神话”不同的是，古德温将切入点放在“农场主联盟”(The Farmers AIliance)上，并试图说明这一联盟是如何形成自身的“运动文化”(movement culture)，以及这一文化对后来的平民党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
古德温在研究中发现，内战后的重建时期，商业和金融业的企业主们控制了民主、共和两党。到1888年本杰明·哈里森入主白宫时，美国政党制度的重组已基本完成。虽然两党对不同派系、种族和宗教背景的南北民众各有所侧重，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对工商业者有求必应。在美国工业化高歌猛进的19世纪最后30年中，官、商和知识精英联合起来对付弱势的工农大众，不仅逼迫产业工人一步步走向激进道路，而且促使分散的各地农民联合起来。农民的反抗始于南部边疆地区，然后波及得克萨斯和其他内战时的南部联盟州，继而扩大到西部平原。从运动开始到形成南部与西部的联合，前后共用了15年的时间。而其思想轨迹则可从1892年的奥马哈人民党政纲，追踪到1889年的圣路易斯政纲，1888年的达拉斯诉求，再到1886年的克勒本诉求。古德温认为，是1886年由农场主联合会“为希望和自尊组织起来”的冲动最终导致了1892年人民党的成立。“一股人民政治的新文化先是1886年在得克萨斯被物质化了，到1892年成为闻名全国的平民主义。”
与古德温《平民党人时刻》差不多同时出版的还有麦克马思的《平民党先锋》(1975)。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研究，更注重通过量化来确定农民的经济能力和经济问题，以及由投票比例决定的政治力量，并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或马克思理论(有些研究实际上是由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完成的)来进行社会分析。古德温和麦克马思等人对“运动文化”的强调促成对平民党意识形态的重新评估，认为这种民主合作文化是对不公平的货币体系和公司控制政治现象的挑战。如果说早期希克斯、霍夫斯塔特和波拉克对平民党的定性分别是自由派的(liberal)、反动的(reactionary)和原始社会主义的(proto-socialist)，后期古德温等人的研究中则将其看作共和主义和生产者主义(Republicanism and Producerism)的潜在结合，强烈的农业主义信条不可避免地使其走向反公司和反垄断，但平民党人却从未反对资本主义。要合理地理解平民党人的诉求，还要回到内战和重建之后的美国，了解一下美国农场主们的真实处境。
二 内战和重建后美国农场主面临的困境
美国的农场主运动源于内战后的南方。根据张友伦先生的研究，原来的种植园主虽然在内战后收回了他们的土地，但由于南方经济元气大伤，原来的大种植园经济已不能恢复，加上1867年棉花价格大幅下跌，许多大种植园解体转化为更多的小农场。农场主多半实行谷物分成制，招雇无地的农民为自己耕种。缺少生产资金的小农户不得不向商人贷款，提前将农作物收成抵押给商人，遭受商人的高度盘剥，遇到歉收之年则纷纷破产。中西部的农民同样面临着资金上的困境。他们中大多数原来就不富裕，认购上百英亩的土地，即使只交一部分手续费也耗尽了他们的积蓄，可要让土地产出粮食和其他农牧商品，他们还要添置农具、种子、化肥等必须品，没办法只好将土地、房屋抵押借贷，而这往往会将他们置于自己并不熟悉且充满风险的信贷市场。
霍夫斯塔特似乎对这些处境困难的农民缺少同情，他的理由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观点。他设想市场经济是一个公正的平台，既然农民可以靠它来受益，吃亏时就不要叫苦连天。如前文所述，为了证明自己评判的公正性，霍氏还解剖了他认为足以误导世人的“农业神话”：早期近代的自耕农总是让人产生许多美好的联想，除了杰斐逊的民主设想是以此为基础的，其他如自由、独立、艰苦奋斗、个人主义等美国人崇尚的价值观也都与自耕农成分密切关联，而美利坚合众国本身也是生于乡村而迁入城市的。但是，霍夫斯塔特认为，历史事实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国农业早在1815～1860年间就完成了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业化经济的过度。因此可以说，美国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大平原、大草原地区从未有过真正立足于土地具有前工业景观的农业经济。既然是市场经济中的一分子，就应当接受市场规律的结果，而不应该指望政府的帮助。这不仅是霍夫斯塔特的观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美国修正派史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共识。
然而，这种观点难以说服许多秉承“新政”传统的历史学家。在他们看来，纯粹的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国家的经济、金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市场参与者的命 运。美国内战后，政府面临的直接问题就是采用什么样的金融货币政策。战时，联邦政府为了筹措经费发行了大量的绿背纸币和债券，认购债券的银行家们认为他们有功于联邦政府，希望政府能够加倍偿还他们，并收缩货币，恢复硬通货政策。对于政府来说，无论是增加税收以提高财政收入还是紧缩货币以稳定金融都意味着牺牲广大债务人的利益。紧缩货币政策相对降低了农产品价格，同时又增加了农场主们偿还贷款的负担。尽管美国当时正处在工业革命开始阶段，通货膨胀政策明显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而内战后两党都对大银行、大公司采取拉拢政策，政府和国会制定的各项财政金融政策多半符合他们的利益而牺牲处在弱势地位的农场主的利益。所以，古德温认为：“对国内的农场主来说，货币收缩政策是一场大灾难，最终导致了平民党人的反抗。”
其实，内战后的金融货币政策只是金融和商业巨头通过民主、共和两党操纵政府政策的较为典型的一例。其他方面的政府政策或许没有金融政策这样直接，但政府在许多涉及公共利益的领域，如交通运输，采取听任大公司为所欲为的政策同样牺牲了民众应有的权利。尤其是到19世纪80年代，大公司已经获得了对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占据了经济优势。而分散、孤立的农民要起来对抗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的大企业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工业化中形成的工商业精英，包括企业主和服务于他们的高级管理人才，在政府支持下创立出许多新的游戏规则，农场主们只能被动地应对和接受，这些自认为是国家主人的美国农民们突然发现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而为了保卫自身利益，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联合起来，形成集体谈判力量。
内战后美国农场主的联合应该追溯到1867年“格兰奇”(Grange，全称为“Na tional Grange of the Patrons of Husbandry”)的建立。这个带有秘密色彩的农民自发组织最初的目标是为农场主提供教育和社交的机会。其领导人奥利弗·哈德森·凯利(Oliver Hudson Kelley)原是农业部的一名办事员，在内战结束时巡视了南部的农业状况，回华盛顿后着手组织了这样一个互助组织。随着内战后农民处境的日益困窘，格兰奇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成为当时最大的合作网络组织。到1875年，格兰奇的成员已经超过了85.8万人。其功能也由初期的教育和社交发展为以经济上的互助合作为主，在许多州设立供销代表，为农场主生产资料购买和产品销售作代理，甚至尝试着建立自己的农具工厂。艾奥瓦、伊利诺伊、明尼苏达和威斯康星等州的格兰奇参与者还推动州议会通过了一系列被称为“格兰奇法”的州立法，对铁路和谷物升降机等进行严格地规范。1874年在圣路易斯全国会议上，格兰奇参与者通过的宣言明确要求：反对贷款制度和抵押制度，反对垄断资本，反对高薪金、高利率和商业暴利等有可能加重农民负担的政策，但又明确声明格兰奇们不是资本的敌人。格兰奇运动到1880年代走向衰落，脱离格兰奇的一部分西部小农投身于绿背纸币运动。但从圣路易斯宣言中可以看出，美国中小农场主的平民主义要求已经在格兰奇运动中得到全面申述。
古德温和麦克马思等平民党运动研究专家们通常将以农场主联盟为主要载体的平民党运动溯源于美国南部农民的反抗。首先组织起来的是得克萨斯东部的小农场主。1877年9月，一批农场主聚集到兰帕萨斯县的一个农场中，成立了互助骑士团(Knights of Reliance)，后改名为农场主联盟，并迅速在南方各州扩展开来。从1870年代末到1890年代初，各种各样的农民联合组织先后在南部和西部平原一带出现，其功能主要是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解决农民经常遇到的信贷问题、运输问题，农产品销售问题和种子化肥等生产用品的供应问题，在一些公共服务上可以与政府和铁路公司进行谈判。如在乔治亚和南卡罗来纳，农场主联盟就曾通过集体行动获得了成功议价。这些农场主联合在性质上都属于经济组织，但如果从党派政治角度来观察，就会发现这些组织，以及后来成立的人民党，事实上都是农场主和其他被民主、共和两党忽视和抛弃的阶层成立的保护和代表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组织。
平民党人回归农业民主式美国的梦想赋予这场运动某种悲剧色彩。希克斯将这场运动看作“从工业美国的血盆大口中拯救农业美国的长期而失败的斗争中的最后一场”；有历史学家将其看作“农场主对已经稳占上风的工业文明的最后反扑”。但对平民主义持批判态度的霍夫斯塔特却认为，“基于旧的小农意识的这场政治运动的失败，不应被看作作为经济利益的商业化农业的失败。……平民主义是我们农业政治发展转型时期的一种表达方式：在最后一次坚持过去的思维方式的同时，又充当着新思维的先驱。”客观地看，19世纪最后20年里，美国的平民党人实际上是一些在工业化中失势的利益攸关者的团体组合。然而，他们为什么要以“人民”自诩?这种政治定位会给他们的利益诉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要回答这些问题，还要回到政治学中平民主义的层面，从理论上略加诠释。
三 “人民”与“他者”的对立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弗朗西斯科·帕尼扎(Francisco Panizza)认为，要解读平民主义，首先要理解：谁是人民?谁在为人民说话?平民党人认同是如何发生的?他是将平民主义理解为一种“反对现状的对话”，而这种对话通过象征性地将社会划分为“人民”和“他者”(the other)而使政治空间简单化了。平民主义总会让人联想到政治学中的“人民主权”或者“人民是国家主人”这样的概念。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认为，平民主义认同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人民的意志高于一切；二是人民与政府直接相关。而英国政治学者玛格丽特·卡诺凡(Margaret Cano-van)进一步完善了平民主义的定义：平民主义认同是在其诉求中形成的，“其最常见的方式是直接诉诸‘人民’，反对既有权力结构，反对社会的主流思想与价值”。将社会划分成“人民”和与之相对的“他者”体现了平民主义的政治特征。帕尼扎指出：“对抗(antagonism)是政治的核心，因为通过对抗才能构建政治认同，才能想象出激进的选择来取代现存秩序。”总之，那些以人民自诩的平民党人，可能其本身只是社会中的某一群体，当他们感觉到自身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时，当他们以前的代表已经习惯于漠视他们的利益时，其主权意识可能会忽然膨胀，起而抗议和抵制他们认为的“他者”和纵容“他者”的政府(有时政府也成了“他者”的一部分)。当对立形成，“人民”也会把不满现状的其他群体裹挟进来。所以，在美国平民党运动中看到的不只是农民的参与，还有其他力量的分化组合。正如帕尼扎所分析的那样：“平民主义因而不只是一场代表权危机，在这场危机中，人们疏远了他们旧的认同，转而拥抱一个新的‘平民化’的认同。它也是一种新的代表权的开始，让那些由于阶级、宗教、种族或居住地等方面原因而从未被代表过的人加入进来，成为政治行动者。”
美国平民党人在成分上是一群具有不同色彩的福音派信徒。詹姆士·维沃尔 (James weaver)代表绿背纸币党；伊格内修斯·唐纳利(Ignatius Donnelly)代表乌托邦派；“不穿袜子的”杰瑞·辛普森(Jerry simpson)代表农场主。一般认为，农场主们是平民运动的中坚，他们为低农产品价格、高运费和不合理的银行贷款规则所苦，从19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组织起来，成立格兰奇和农场主联盟等组织，在维护经济民主的旗帜下争取自己的权益。
平民党运动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农场主们把自身遭受的灾难看成是全民的灾难，认为工商业的扩张危害了美国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道德和价值体系。霍夫斯塔特以怀疑的眼光来看待美国农民的政治、经济诉求。他分析说，“农场主们生活在大世界之外，而他们的命运却事实上由这个大世界决定着的。……在平民主义思想中，农场主并非是一个精打细算的商人，一个置身风险重重的经济体中的受害者，而是一个受伤的自耕农，充当着与平民道德格格不入的外来者的猎物。”这种心态在唐纳利为人民党纲领撰写的前言中暴露无遗，针对由银行家和企业主主导的全球工业化，他写道：“一个针对人类的巨大阴谋在两个大陆已经形成，并正在迅速占领世界其他地方。如果不加遏制或推翻，就会带来可怕的社会动荡、文明破坏或绝对专制的建立。”
以今天的眼光看，19世纪后期美国的平民党运动实际上就是南部和西部平原的一批农场主以“人民”自居，而把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大银行、大公司等工业革命的产物视为人民公敌；平民主义的最大敌人就是华尔街。当然，那些处处为大公司开放便之门的政府部门也同样难辞其咎。
对“人民”的认同和对“他者”的确定为平民党人的抗议运动设定了阵容。189c年在堪萨斯州托皮卡平民党人的第一次聚会上，被称为金嗓子的堪萨斯人玛丽·伊丽莎白·里兹号召说：“你们农场主要做的，是少长一些玉米多长一些愤怒。”她代表农场主们提出要求：“我们要钱、土地和交通。我们要求取消国家银行，我们要求接受国家直接贷款的权力，我们要求取消可恨的丧失赎取权制度。……我们要保卫我们的家园，坚守在我们的炉边，如果必要就诉诸武力，我们拒付那些凶猛的高利贷公司的贷款，直到政府偿清对我们的亏欠。”这些主张在后来的人民党纲领中被概括为：自由铸造银币，累进所得税，由政府建立便于交换的供人民安全储蓄收入的邮政银行，由政府拥有和运营铁路和电报、电话系统等。
然而，在工业主义和城市化处于“镀金时代”的美国，平民党人的声音听起来是有些不合时宜的，甚至是复古倒退的。在世人的眼中，他们即便不属于产业工人那样的到处闹事的“麻烦制造者”，也难以博得广泛的同情。一方面，农场主们的联合行动并没有在根本上拓展他们的政治视野，他们仍然拒绝接受南部的黑人、新移民，并继续敌视犹太人，将其看作华尔街阴谋的主导者。另一方面，作为工业化时代的弱势群体，他们在政治上同城市工人一样，面对的是政府官员、大企业主和知识精英联合打压的局面。
四 平民主义与进步主义的合与分
1896年大选中，民主党的在任总统克利夫兰因坚持金本位制而受到本党人士的质疑和抨击。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以一篇被称为“金十字架”的演说征服了民主党听众，并被顺利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同年7月，人民党全国大会在圣路易斯举行，也推举了已属民主党人的布莱思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大选中布莱恩在27个州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并受到公众的热烈拥护。然而，选举的结果却是足不出户的共和党候选人威廉·麦金莱靠大公司的支持而轻松获胜，美国农场主自由铸造白银的努力至此完全失败了。在这次选举中，平民与精英壁垒分明，支持布莱恩的主要是南部各州和西部部分州的农场主和社会下层，而麦金莱则得到人口稠密经济富裕的东部各州、加里福尼亚和工业发达的中西部的支持，支持者中许多是银行家和保险公司、石油公司等企业领袖以及他们操纵下的公司员工。这场选举的结果彻底瓦解了平民党运动；改革的主动权为共和党所掌握。
然而，就在布莱恩失败后不到20年的时间里，大多数平民党人的主张却在美国付诸实施，并且对后来美国政府的改革运动产生着持续影响。这次选举之后，平民党人发现他们可以继续利用自己的经济组织来影响政府改革。1900年成为美国政府改革的分水岭：从1865年到世纪之交，美国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农业困难重重，农场主们从来没有看到联邦政府给他们多少同情，也没有像样的立法措施给他们施以援助。然而在20世纪初，罗斯福的“公平施政”和威尔逊的“新自由”却产生了许多农业立法。到1920年，给农业部增加的为农场主提供服务的拨款已经是1890年的30倍。因此，历史学家们认为，平民党人是失败的成功者；他们在选举中失败了，但他们的目的却达到了。1905年，曾经当选过堪萨斯州平民党众议员的杰瑞·辛普森(Jerry Simpson)从新墨西哥回到堪萨斯，遇见了几位昔日的共和党对手，他们对他说：“噢，杰瑞，你现在应该在堪萨斯才对，堪萨斯整个都是平民主义的。”他回答说：“你们这些本州保守商人，无疑是这里最聪明的人，但现在学的却是这州农场主们14年前就知道的东西。”他还评论说：“当我们转向罗斯福时，平民党消亡了。……而他们却都来学我们了。他们不叫自己平民党人，但玫瑰无论叫什么都是芳香的。”
的确，如上所述，在20世纪最初20年先后由共和、民主党主导的进步主义改革运动中，往日平民党人的许多诉求都得以实现。一方面，平民党运动中形成的改革文化已经弥漫全国，一些社会精英也意识到工业化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另一方面，在1896年大选后，原来的一些平民党人纷纷转向共和、民主党，并把他们的诉求带进了执政党。在进步主义大行其道的20世纪初，平民党人和进步派曾出现合流的局面，许多人既是平民党人，又是进步派。前文提到的杰瑞·辛普森就是一例。
然而，平民党人与进步派的主流在地域、身份和诉求上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对此，卢卡克斯指出：“进步派和平民党人从开始就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是不同类型的人。”他认为，美国进步派大约从1880年开始形成，加入其中的是一些对“共和党自我满足的物质主义”忧心忡忡的人，在进步派看来，共和党的政客都“庸俗和落后得不可救药”。这些知识分子和社会与政治改革者们多属上层美国人，几乎都是新教徒，并且大多来自新英格兰地区。他们相信社会与政治的可计划性，就是说，一场由他们发起的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可以解决美国所面临的问题。而平民党人则多来自中西部和南部，他们相信来自下层的改革，或者是革命。当然，他们依靠的也不是所有下层，因为在南部，平民党人坚决反对给黑人平等的社会与政治权利；他们还经常充当反对移民的急先锋。
进步派与平民党人的组合没有持续多久，到20年代中即出现分化。1925年7月，在围绕世界瞩目的田纳西州约翰·斯科普斯案(Scopes Trial)的辩论中，维护《圣经》、反对进化论的老牌平民党人布莱恩和支持进化论的芝加哥进步派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各不相让，平民党与进步派的分野由此形成。中西部和西部一 些州中的平民党人推动出台了一些令自由派感到震惊的立法，其中包括教科书审查制度。到30年代，平民党人形象被认为在格兰特·伍德(Grant Wood)的著名油画《美国的哥特人》中得到很好的表现，足见其在人们心目中地位的下降。而休伊·朗(Huey Long)和库格林神父(Charles Coughlin)等带有孤立主义倾向的平民党人的出现以及他们对进步派中国际主义的攻击，更让二者走向彻底决裂。
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平民党人造反情有可原。霍夫斯塔特等人在自由主义经济观下对平民党人做出的评判有失公允，因为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市场经济并不是一种健全的经济体制，权力与金钱的勾结、大公司的垄断都造成了农场主等社会阶层丧失了掌握自己命运的力量，危害了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民主；而许多美国精英服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工农大众缺少同情，这样就形成以大银行、大公司为主体的垄断势力、以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为主体的政府权力，和以各大报刊为主体的知识精英联合打压弱势群体的局面，而农场主正是不堪这种打压才组织反抗的；二是平民党人的狭隘和保守是一种历史性的客观现实。霍夫斯塔特等人罗列的平民党人身上的种种偏见和陋习，不应被简单地看成是个别现象，而应该从美国文化深处追寻其根源；从美国历史和现实中审查其影响。平民党人的怀旧情结、种族主义倾向、宗教狂热和对外政策上的好战姿态都给其政治形象带来负面评价。尽管有的辩护者称这些倾向同样表现在进步派、工人阶级等其他群体中，但它们与平民党人或者说是农场主的联系，确实要更为密切一些。这些将其他平民排斥在外的平民党人却以人民自居，其本身虽然具有讽刺意味，但却反映了美国历史上对“人民”一词的界定和认同是受时代局限的。事实上，历史上的“美国人民”是一个变化的概念。回顾美国的政治史，可以看出美国人在身份认同上有一条清晰可见的脉络，那就是人民内涵的演变和民主范围的延伸。从殖民初期具有强烈排他性的自称为上帝选民的清教徒，到独立时期松散的美国人民；从早期排除黑奴和妇女的有限公民，到后来的包括不同性别、种族享有较为充分的政治权利和多元文化的美国选民，美国的民主之路是一条逐步完善的政治现代化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作为清教传统中坚的美国农场主经常是偏于保守和落后的，但却在美国工业化的镀金时代扮演了经济民主化推动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