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社会急救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政府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院前医疗急救服务，这是合理的。但是，准入门槛打开了，监管不可缺位。
过去的2015年，有关急救车的新闻频繁见诸报端。据不完全统计，引发公众大讨论的此类事件就有十几起，而关于急救车的“红与黑”不断拷问着现行急救管理制度和水平。
2015年8月8日，云南省昆明市发生一起救护车被砸事件，据工作人员称，他们从保山运送一名因爆炸受伤的重症小伙到昆明的一家医院救治，在准备转回保山时，被长期驻扎在医院的黑救护车人员堵住，在救护车驶离医院的路上，被两辆车和一群不明身份的男子拦住，将救护车司机和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带进了一条小巷，打砸了救护车后离开了现场。工作人员怀疑是因为他们影响到了黑救护车的生意，才被报复和恐吓。
2015年6月17日，长沙芙蓉交警大队民警在湘雅附二医院路段巡逻时，查获一台非法改装的“黑救护车”。从外表看，这台“黑救护车”与真救护车并无两样。车上不仅安装有救护标志灯具和LOGO，还安装了警报器。打开车门，稍显拥挤的车厢里摆放着救护床、听诊器和一些医疗药物，散发着刺鼻的异味。民警依法对该“黑救护车”查封，驾驶员被罚款4500元。
2013年10月31日，陕西省210国道清涧县境内，一辆接送孕妇的救护车与半挂货车相撞，救护车上6人中，司机、孕妇的婆婆及一名亲友当场身亡，孕妇和腹中男婴也没能保住，一名医生离世、一名护士重伤。事后，清涧县医院院长王洋被停职，医院的黑救护车也进入县纪委调查人员视线中。就在日前，清涧县医院院长王洋犯玩忽职守罪，清涧县交警大队城区中队长邢伟犯滥用职权罪二审宣判，均免予刑事处罚。但时任清涧县交警大队大队长白云强的仕途并未受到影响，现任清涧县文体广电局局长。
……
“999急救门”，120“抢活”或推诿、急救车“天价收费”……公众诸多疑问不该成谜。记者一个月来深入采访急救中心、医院、病患家属，找寻急救车难“救急”背后的症结。发现急救车运送的病人90%非急症、车辆“身份归属”复杂、急救收费乱象多。要解决这三个问题，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
急救车不“救急”：
90%非急症“资源利用不当”
急救车不够及时，这是急救系统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记者调查发现，急救车不及时的背后，不仅是急救车数量、急救人才数量等“硬件”缺失的客观因素，更重要的是资源利用的不当。
按照1994年发布的《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的要求，每5万人需要配备一辆救护车，但随着城市人口膨胀，很多地方数量已远远跟不上。“更严重的是，急救车救的90%以上不是真正需要急救车的病人。”中国医学救援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李宗浩说，在急救车资源紧张、随车医生和护士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多数地区又缺乏对紧急和非紧急出车的有效区分，这就使得资源未能有效投射在最需要急救资源的病人身上。
据北京急救中心副主任刘红梅介绍，每天北京急救中心调度平台电话的呼入量在6000多次，受理量约1200次，派出急救车的数量900次左右，派车的这部分中，到现场后进行医学处置的不足30%，“在30%的医疗救治率中，危重病人不到一半”。也就是说只要有病情，给急救中心打来电话，急救中心就不能拒绝。因此，这种需求在无限制地膨胀。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主任朱勤忠表示，出院、转院等非急救用车在120呼叫用车中比例高，占用了急救资源，也加剧了高峰时间120呼叫用车难、等候时间长的矛盾。
刘红梅等专家建议，借鉴境外的经验，将医疗救助分层分类、减少资源浪费，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在硬件提升、借鉴国际标准增加救护车配备的同时，还应提升软件，建立长效综合救援体制，对急救车上药品和设备的配置等进行细化的规定，培养人才的综合救援能力。
“抢活”或推诿：
“身份归属”复杂 亟待统一管理
在全国多数地方，120急救中心仅仅作为一个信息平台存在，救护车、急救医疗人员都属于各具体医疗机构，有的甚至还把急救中心设在一些大的医院。这些名义上受“120统一指挥调度”的急救车，本质上则是“挂靠”大医院，出急救任务时，优先将病人往自己医院里拉也就“不足为奇”了。
2015年12月，众多媒体披露称，一名南航患病乘客被999急救车绕远路送往“999急救中心”医院。此次“999急救门”事件，则让另外一种“身份之争”进入到公众视野之中。
记者了解到，北京是目前全国少有的有两个急救系统的城市。一是北京市计生委直属的北京市急救中心120，二是北京市红十字会下属事业单位999急救中心。与120只负责院前急救不同，999兼具院前急救和院内救治两个功能。多年来，999“前车后院”的模式屡屡被质疑“抢着把病人往自家医院里拉。”
事实上，“急救门”前，已有至少两起诉讼直指急救车将伤者送至自己系统的抢救中心造成严重后果。一位资深急救专业人士对记者表示，虽说999和120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竞争，弥补了院前急救的不足，但是抢病人不利于医疗资源合理分配。
《人民日报》评论认为，此次“999急救门”事件暴露出我国院前急救的诸多问题。由于政府投入十分有限，我国急救力量远远不够，难以满足救治生命的需要。院前医疗急救呼叫满足率是一项重要指标，即急救呼叫满足次数与呼叫次数的比值。在发达国家，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的呼叫满足率标准多在95%以上。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的呼叫满足率还不到90%，其他城市可想而知。在社会急救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政府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院前医疗急救服务，这是合理的。但是，准入门槛打开了，监管不可缺位。即便是民营急救机构，也不能以营利为目的，更不能暗中进行关联交易。在美国，无论是民营的救护车还是政府的救护车，都可以通过政府对急救运输的购买，实现各自的利益。社会资本既弥补政府投入不足，又在救死扶伤的准则下保证效率。
高价“救命车”：
少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合理收费
9公里急救全程出30份心电图、一次院前急救收费20多项6000多元……近年来，有关急救车乱收费、高收费的报道屡有曝出。
记者采访了解到，我国大部分地区实行急救车有偿服务，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收费也不一样。大部分城市正规120急救车收费包括车费和治疗费，这其中，医疗设备、药品等治疗费是“大头”，也最容易隐藏猫儿腻。
江苏一名患者被急救过程中，100公里竟被收费3600元。更为蹊跷的是，救护方出具的发票上不是3600元而是1600元。对于“不翼而飞”的2000元，始终没有明确解释。
这样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急救案例，是急救收费乱象的一个缩影。个别急救人员利用家属着急救人心理，私自增加急救项目，从中渔利。而类似案例一再出现，不仅暴露了个别医护人员职业操守低，也凸显了监管不力和标准模糊。
此外，现行急救收费标准也引发公众讨论。一些百姓认为，急救应当遵循医疗的公益属性，避免给人“一切向钱看”的印象。
有关专家指出，急救车高收费的背后，是急救诊疗收费不透明和急救服务的公益性定位模糊。
李宗浩等专家建议，政府应大力发展和规范急救服务，不断完善医疗急救网络，加强对医疗急救行业的监管。在公立医院、急救中心的救护车数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考虑开放救护市场，让更多可靠的社会资本进入急救领域，特别是承担类似病人出院转送等医疗技术含量不高的业务，分担急救资源被非急救患者占用的压力，使之成为正规急救的有益补充。
过去的2015年，有关急救车的新闻频繁见诸报端。据不完全统计，引发公众大讨论的此类事件就有十几起，而关于急救车的“红与黑”不断拷问着现行急救管理制度和水平。
2015年8月8日，云南省昆明市发生一起救护车被砸事件，据工作人员称，他们从保山运送一名因爆炸受伤的重症小伙到昆明的一家医院救治，在准备转回保山时，被长期驻扎在医院的黑救护车人员堵住，在救护车驶离医院的路上，被两辆车和一群不明身份的男子拦住，将救护车司机和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带进了一条小巷，打砸了救护车后离开了现场。工作人员怀疑是因为他们影响到了黑救护车的生意，才被报复和恐吓。
2015年6月17日，长沙芙蓉交警大队民警在湘雅附二医院路段巡逻时，查获一台非法改装的“黑救护车”。从外表看，这台“黑救护车”与真救护车并无两样。车上不仅安装有救护标志灯具和LOGO，还安装了警报器。打开车门，稍显拥挤的车厢里摆放着救护床、听诊器和一些医疗药物，散发着刺鼻的异味。民警依法对该“黑救护车”查封，驾驶员被罚款4500元。
2013年10月31日，陕西省210国道清涧县境内，一辆接送孕妇的救护车与半挂货车相撞，救护车上6人中，司机、孕妇的婆婆及一名亲友当场身亡，孕妇和腹中男婴也没能保住，一名医生离世、一名护士重伤。事后，清涧县医院院长王洋被停职，医院的黑救护车也进入县纪委调查人员视线中。就在日前，清涧县医院院长王洋犯玩忽职守罪，清涧县交警大队城区中队长邢伟犯滥用职权罪二审宣判，均免予刑事处罚。但时任清涧县交警大队大队长白云强的仕途并未受到影响，现任清涧县文体广电局局长。
……
“999急救门”，120“抢活”或推诿、急救车“天价收费”……公众诸多疑问不该成谜。记者一个月来深入采访急救中心、医院、病患家属，找寻急救车难“救急”背后的症结。发现急救车运送的病人90%非急症、车辆“身份归属”复杂、急救收费乱象多。要解决这三个问题，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
急救车不“救急”：
90%非急症“资源利用不当”
急救车不够及时，这是急救系统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记者调查发现，急救车不及时的背后，不仅是急救车数量、急救人才数量等“硬件”缺失的客观因素，更重要的是资源利用的不当。
按照1994年发布的《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的要求，每5万人需要配备一辆救护车，但随着城市人口膨胀，很多地方数量已远远跟不上。“更严重的是，急救车救的90%以上不是真正需要急救车的病人。”中国医学救援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李宗浩说，在急救车资源紧张、随车医生和护士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多数地区又缺乏对紧急和非紧急出车的有效区分，这就使得资源未能有效投射在最需要急救资源的病人身上。
据北京急救中心副主任刘红梅介绍，每天北京急救中心调度平台电话的呼入量在6000多次，受理量约1200次，派出急救车的数量900次左右，派车的这部分中，到现场后进行医学处置的不足30%，“在30%的医疗救治率中，危重病人不到一半”。也就是说只要有病情，给急救中心打来电话，急救中心就不能拒绝。因此，这种需求在无限制地膨胀。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主任朱勤忠表示，出院、转院等非急救用车在120呼叫用车中比例高，占用了急救资源，也加剧了高峰时间120呼叫用车难、等候时间长的矛盾。
刘红梅等专家建议，借鉴境外的经验，将医疗救助分层分类、减少资源浪费，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在硬件提升、借鉴国际标准增加救护车配备的同时，还应提升软件，建立长效综合救援体制，对急救车上药品和设备的配置等进行细化的规定，培养人才的综合救援能力。
“抢活”或推诿：
“身份归属”复杂 亟待统一管理
在全国多数地方，120急救中心仅仅作为一个信息平台存在，救护车、急救医疗人员都属于各具体医疗机构，有的甚至还把急救中心设在一些大的医院。这些名义上受“120统一指挥调度”的急救车，本质上则是“挂靠”大医院，出急救任务时，优先将病人往自己医院里拉也就“不足为奇”了。
2015年12月，众多媒体披露称，一名南航患病乘客被999急救车绕远路送往“999急救中心”医院。此次“999急救门”事件，则让另外一种“身份之争”进入到公众视野之中。
记者了解到，北京是目前全国少有的有两个急救系统的城市。一是北京市计生委直属的北京市急救中心120，二是北京市红十字会下属事业单位999急救中心。与120只负责院前急救不同，999兼具院前急救和院内救治两个功能。多年来，999“前车后院”的模式屡屡被质疑“抢着把病人往自家医院里拉。”
事实上，“急救门”前，已有至少两起诉讼直指急救车将伤者送至自己系统的抢救中心造成严重后果。一位资深急救专业人士对记者表示，虽说999和120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竞争，弥补了院前急救的不足，但是抢病人不利于医疗资源合理分配。
《人民日报》评论认为，此次“999急救门”事件暴露出我国院前急救的诸多问题。由于政府投入十分有限，我国急救力量远远不够，难以满足救治生命的需要。院前医疗急救呼叫满足率是一项重要指标，即急救呼叫满足次数与呼叫次数的比值。在发达国家，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的呼叫满足率标准多在95%以上。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的呼叫满足率还不到90%，其他城市可想而知。在社会急救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政府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院前医疗急救服务，这是合理的。但是，准入门槛打开了，监管不可缺位。即便是民营急救机构，也不能以营利为目的，更不能暗中进行关联交易。在美国，无论是民营的救护车还是政府的救护车，都可以通过政府对急救运输的购买，实现各自的利益。社会资本既弥补政府投入不足，又在救死扶伤的准则下保证效率。
高价“救命车”：
少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合理收费
9公里急救全程出30份心电图、一次院前急救收费20多项6000多元……近年来，有关急救车乱收费、高收费的报道屡有曝出。
记者采访了解到，我国大部分地区实行急救车有偿服务，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收费也不一样。大部分城市正规120急救车收费包括车费和治疗费，这其中，医疗设备、药品等治疗费是“大头”，也最容易隐藏猫儿腻。
江苏一名患者被急救过程中，100公里竟被收费3600元。更为蹊跷的是，救护方出具的发票上不是3600元而是1600元。对于“不翼而飞”的2000元，始终没有明确解释。
这样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急救案例，是急救收费乱象的一个缩影。个别急救人员利用家属着急救人心理，私自增加急救项目，从中渔利。而类似案例一再出现，不仅暴露了个别医护人员职业操守低，也凸显了监管不力和标准模糊。
此外，现行急救收费标准也引发公众讨论。一些百姓认为，急救应当遵循医疗的公益属性，避免给人“一切向钱看”的印象。
有关专家指出，急救车高收费的背后，是急救诊疗收费不透明和急救服务的公益性定位模糊。
李宗浩等专家建议，政府应大力发展和规范急救服务，不断完善医疗急救网络，加强对医疗急救行业的监管。在公立医院、急救中心的救护车数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考虑开放救护市场，让更多可靠的社会资本进入急救领域，特别是承担类似病人出院转送等医疗技术含量不高的业务，分担急救资源被非急救患者占用的压力，使之成为正规急救的有益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