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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建设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而意识形态工作则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网络世界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新战场，为各种思潮和价值观念的自由表达提供了场所，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正面临着严重威胁。面对来自多方的挑战，积极引导公众网络话语权、加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净化网络意识形态空间，从而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则紧迫而必要。
【关键词】 意识形态 话语权 马克思主义
一、意识形态与网络意识形态
（一）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初，由特拉西于《意识形态原理》一书中提出。特拉西认为理念的形成是一个物理过程，意识形态是“观念的科学”或“理念的科学”，之后他和他的同事们想把“理念的科学”进一步运用到社会生活中，使这一概念更加地具有实践特征。但当意识形态一进入现实利益争夺与权力斗争中时，它的色彩就随之发生了变化。事件的转折点是拿破仑与特拉西及其观念学派之间的纷争与冲突，他们最终受到了残酷的打压，并被拿破仑称为“意识形态家”、“险恶的形而上学家们”、“强词夺理的理性主义者”、“民族道德的破坏者”。这场纷争使意识形态的性质及其界定方式发生了改变，意识形态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意识形态专家们的思想也是极其危险的。从此对待意识形态就有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认为意识形态和政治活动相关，另一种则认为意识形态是一个贬义词。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对意识形态的定义为：“系统地、自觉地、直接地反应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观念上层建筑的部分。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集中体现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我们国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对“意识形态”一词的理解主要参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述，“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1]因此有些学者便认为“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的阶级、集团基于自身利益对现存社会关系自觉反映而形成的认知体系，由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社会学说及观点所构成，反映了一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并为其服务，成为其政治纲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社会思想的理论依据。”[2]意识形态作为话语和权力的集合，最核心的内涵就是为一定政治权力进行合法性的辩护，具有认识和启蒙、合法性和政治辩护、价值引导和教育、社会整合和行为规范的作用。
（二）网络意识形态
互联网的普及与迅猛发展，引发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而网络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全新的思想体系已然成为意识形态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部分。网络意识形态与传统的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一定的传统意识形态在网络世界中的延伸。意识形态从本质上讲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网络意识形态的生成、发展固然离不开科技技术等要素的支持，但归根究底决定其生成與发展的最根本因素还是社会的经济关系状况。网民们不是网络世界里封闭的个体，他们除了在网络世界中活动外，仍然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员，他们在网络世界中表达的言论、观点、观念、思想、意识等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现实经济社会的影响，是现实社会经济关系状况的反映。但它又不仅仅是传统意识形态在网络世界中的简单再现与延伸，网络意识形态与传统意识形态相比，具有新的内容与形式，是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高度融合与渗透的产物。“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是在线上社会与线下社会、网民个体与现实个体高度融合互相渗透的背景下，网民借助数字化、符号化、信息化中介系统而进行的信息、知识、精神的共生共享活动中形成的有机体系，是网民在网络社会中具有符合意义的信仰和观念表达方式的综合，其核心是价值观念。”[3]此外网络意识形态已经不仅仅只是网民们的思想体系与价值观念在网络世界中的综合，其强大的力量也逐渐对现实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反作用，网络意识形态不仅“是网民看待世界的有机的思想体系，代表着网民的利益，指导网民的‘行动’，并通过虚拟社会反作用于现实社会。”“是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新的范式”[4]，网络意识形态与传统意识形态二者之间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些差别，但他们绝不是冲突对立的，因此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必须非常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
二、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挑战
网络是一种信息传播的工具，它给每个使用者提供了交流、互动和沟通的平台，同时它更是一种思想观念和文化的传播途径，通过网络各种思想、价值观念发生交流碰撞。当前国内外各种复杂因素在网络上交织缠绕，对我国意识形态造成猛烈冲击，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和安全面临着严峻挑战。
（一）西方技术处于强势垄断地位
当前，世界各国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很不平衡，全球互联网13台根服务器基本都分布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庞大的互联网数据库基本上也都被这些国家所控制，他们拥有对全球互联网信息的绝对掌控权。由于大数据时代互联网信息传播速度快、实现路径多、覆盖范围又广，占据了全球大多数 IP资源的西方发达国家因此利用其拥有的绝对网络技术优势和语言优势，利用其在信息产业中的主导地位，成为了全球互联网的主要信息源，几乎独揽了国际互联网规则的制定权。强势并持续地依据他们的价值观向我国单向度地进行文化产品的输出，妄图把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资源植入到我国广大网民的头脑和内心当中。因此，我国网民在享受这些数据库服务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多多少少必然会受到西方价值观念、政治理念等意识形态的侵蚀、渗透。相比之下我国在互联网上的信息占有量比较少，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信息则更是凤毛麟角，西方网络话语霸权的猛烈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消解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上的话语权，对我国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威胁。 （二）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思潮的渗透冲击
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所滋生出来的普世价值、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以“文化”的虚假面具通过网络纷纷进入我国。它们用各种花哨的样式吸引人们的眼球，试图削弱中国网民的思考、判断能力，不断地宣扬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优越性。蓄意侵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消解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地位，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消灭社会主义，这些网络文化殖民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威胁是不可轻视的存在。
另一方面，我国国内的历史虚无主义、网络民粹主义、新儒学等错误社会思潮在网络平台上你方唱罢、我方登场，上演着一幕幕的激烈争斗。它们服务于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明或暗的提出一些政治主张及不合理要求，有的甚至赤裸裸地直接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发起攻击，企图否定、推翻并最终取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这些社会思潮一般都经过了精心的包装，对于分辨能力弱和一些缺乏辨别能力的普通大众来说具有非常强的迷惑性、误导性和煽动性，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在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我国社会错误思潮的双重夹击下，必然会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信仰和社会主义制度造成冲击。
（三）弱主流意识形态化趋势初现
在传统社会中，普通民众一般缺乏进入话语体系中的机会与能力，很少拥有意识形态话语权。而在当今发达的网络信息时代，“因特网赋予了人们平等地传播与表达思想的权利，使社会文化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因特网为全球公民社会提供了一个不受外在的霸权政治、经济利益控制的交互式讨论的公共区域。这对社会主流文化的权威性构成了挑战。”[5]普通民众可以轻易地通过网络、手机、电脑等媒介来表达话语。“网络上信息的传播又能够摆脱观念与器物的束缚，可以做到仅仅是单纯的文化交互，使每个人拥有自己的话语权”？，突破了原来资格和能力的限制，大大地降低了进入的门槛。微信、微博、知乎等一系列网络新媒体平台，将其中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因素传送给网络另一头的使用者，并使其逐渐内化为自身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从而最终达到意识形态传播的目的。
网络新媒体平台所呈现的开放无边界性、平等自由性和主体多元性等特征使各种社会思潮及思想观念在其中发生激烈的摩擦和相互碰撞，广大网民的选择和价值取向逐步呈现多样化的态势。当每一个公民都拥有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时，民众的话语权逐渐集聚、强大，造成话语权的泛滥，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就会相对变弱。此外面对网络上的海量信息、思想观念时一些民众由于缺乏辨别力而“盲目从众”，致使民众网络话语权不断地侵蚀、消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当前我国社会大众消费主义大行其道，淘宝、京东、唯品会、小红书等购物软件极度受到人们的喜爱，“种草”、“口红热”、“买买买”等社会热词反映出当下我国民众对购物消费的狂热，大众消费主义大行其道，人们对主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关注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弱化。
（四）国家网络话语权自身相对弱化
传统社会，一般都由國家和政府来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作，政府负责说，民众负责听，国家和政府对话语权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而在网络中每个人都能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法，国家政府和普通大众都在说都在听，话语主体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国家网络话语权相对变弱。同时网络话语方式与传统话语方式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更新速度也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还没有适应转变做出及时的调整。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达习惯于照抄政策文件、照搬领导人讲话，篇幅过长又专业性强，晦涩难懂，主动适应性弱，习惯了网络话语方式的人们很少会耐心读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关键词的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数量很少，影响力相对较弱。并且一些领导干部对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态势认识不清、掌控能力不足，权威媒介和官方媒体在重大社会事件面前解释说明非常谨慎，消息发布明显滞后，政府各部门之间又缺乏“协同作战”的意识和能力，难以把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规律，致使意识形态网络宣传阵地狭小。新媒体为了适应快餐式的信息消费方式，网络话语表达呈现碎片化的特点，连续性和凝炼性不够，舆论引导力失灵，导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收效甚微。
三、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对策
任何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都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在互联网信息时代，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主要媒介，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战因此也由现实空间转向虚拟的网络空间，谁掌控了网络媒体，谁就掌控了最强话语权。因此，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占领网络意识形态主阵地，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已成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粉碎西方网络话语霸权
面对西方网络技术的强势垄断地位，国家和政府必须要有积极应对的勇气和担当。努力提升网络安全技术水平，加大资金和技术支持，重视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硬件、软件设备，掌握核心技术，摆脱对西方在网络技术上的依赖;积极研发安全的高性能“防火墙”和“过滤网”，努力攻克敌对分子的破网技术和攻击技术，增强过滤技术的筛选、清除、屏蔽等功能，提高防止网络病毒、网络入侵、黑客破坏的信息安全技术，建立起坚实有效的反渗透机制。并积极通过外文网站和国际性网络社交工具，引导其他国家的人民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的正确认识，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在全球网络治理中以大国形象积极参与，在设置国际话语议题时能够发出“中国声音”，在制定国际话语规则时积极提出“中国方案”，在引导国际话语走向时贡献“中国智慧”，始终谋求与我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相匹配的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粉碎西方网络话语霸权，构建平等、健康、有序的国际网络环境。
（二）净化网络意识形态空间 话语的传播需要一定合适的话语环境，抓住国家大数据战略的契机，建立大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净化网络话语环境是掌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保障。“现代历史上的历次技术革命，中国均是学习者。唯有此番大数据变革，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最小。”[6]数据的来源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这就要求对数据的采集、整理、分析等需要多个部门的共同配合，现代社会也是一个各领域、各行业紧密联系的社会，需要各部门、各行业之间打破壁垒。党委宣传部门、网络管理部门和信息技术部门等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要充分利用中国共产党组织严密性的优势，通过有效整合资源、协同工作，实现多个部门之间的无缝对接，以建立起完整的网络话语监控系统。收集关于意识形态的网络信息后及时进行鉴别、处置，严厉打击攻击性、非法反动言论，遏制和过滤掉有害和虚假信息，实时跟踪敏感性言论，在信息源头上把好关，同时要制定好相应的应急预案，确保威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网络舆情和案情出现时能够及时应对管控。此外，要推进法律法规、网络规范制度的建设。伴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同时，是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在面对网络舆情时所表现出的明显滞后性，试图采取堵、塞、掩饰等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解决问题的行为以及事后监管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针对以上这些情况，司法部门要积极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网络规范制度的制定与完善，同时执法部门要严格执法，坚决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共同营造并维护安定、有序、绿色的网络意识形态空间。
（三）引导公众网络话语权，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宣传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占领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非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就会去占领，面对网络新媒体平台的迅猛发展、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势渗透、各种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此起彼伏、大众消费主义的高歌猛进，如果党和政府放任不管，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就会受到严重威胁。首先，党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网络中的民情、民意。网络上的诉求也是网民在现实社会中的利益诉求，要重视他们的合理诉求和需要，及时回应和切实解决网民关注的现实民生问题，以纠正他们对现实问题的偏激看法。引导民众理性对待网络中的各种思潮和价值观念，自觉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其次，重视网络“意见领袖”，发挥他们的政治引领作用。网络大V等明星式的网络“意见领袖”利用民众的从众心理吸引了大量的粉丝、追随者，网络参与度和关注度都极高，拥有一定的网络舆论话语权。对于有反共反华倾向的要严厉打击，能够为我所用的要加强与他们的交流、合作，吸引其为我助力。最后，把握主动权，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宣传。培育一批以宣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要工作的网络代言人，使党和国家的政策意图为更多大众所知晓、理解、拥护，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引领作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民众的网络话语，清除西方腐朽思想和错误社会思潮对民众的不良影响。
（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话语权能否被认同，取决于话语内容是否是科学与先进的，在当前纷繁复杂的各种思想体系中，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深刻的揭示出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中国的历史和实践也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给中国的发展道路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经之路。要掌控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需要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话语体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目前我国党和政府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主要依赖文字表達的方式，这样虽然可以体现出理论宣传的规范性和严肃性，但是这种宣传方式在实际中却收效甚微。在如今的网络新媒体时代，党和政府应当跟紧时代脚步，及时地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中的话语表达方式，改变以往枯燥、单一、乏味、过于严肃高深的表达方式，使单一化的文字表达逐渐转向图、文、音、像并茂的立体化传播，从而增强文字的时代性与感染力。同时党和政府要善于将话语风格由官僚化转向平民化、大众化，尽量避免宣传用语的概念化、学术化和公式化，将高度理论化、抽象化的思想转化为大众易于接受、理解的内容，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与凝聚力。让普通大众切实感受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在为自己说话，并且说的是自己的话，但同时也要把握好度的问题，坚决避免大众化、通俗化走向娱乐化和低俗化。
【注 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8
[2] 张雷声.论社会主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4）：37-42
[3] 黄东霞，吴满意.近年来国内学界网络意识形态研究述评[J].天府新论，2015（5）：115-121
[4] 张宽裕，丁振国.论网络意识形态及其特征[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2）37-38
[5] 袁峰，顾铮铮，孙珏著.网络社会的政府与政治 网络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政治效应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2
[6] 倪考梦.大数据时代的政府治理之道[J].决策咨询，2013（06）：76-78+82
【参考文献】
[1] 陈曙光，陈雪雪.话语哲学引论.[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23（02）：51-58.
[2] 房正宏.新中国70年党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经验[J].理论与改革，2019（03）：51-60.
[3] 肖应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指导意义[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01）：13-15.
[4] 李艳艳.如何看待当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形势[J].红旗文稿，2015（14）9-12+1.
[5] 毛倩莹，刘韵秋，张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品质决定与提升[J].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04）：233-237
[6] 王超.大数据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探析[J].学术论坛，2015（1）18-22.
[7] 牛晋芳，孔德宏.必须重视网络时代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问题[J].理论探索，2003（1）57-59.
[8] 徐梦婷，张宇.互联网视域下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探究[J].现代交际，2019（02）236-237.
作者简介：曹亚楠，女，汉族，山西省大同市。硕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与研究，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省长沙市，410000
【关键词】 意识形态 话语权 马克思主义
一、意识形态与网络意识形态
（一）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初，由特拉西于《意识形态原理》一书中提出。特拉西认为理念的形成是一个物理过程，意识形态是“观念的科学”或“理念的科学”，之后他和他的同事们想把“理念的科学”进一步运用到社会生活中，使这一概念更加地具有实践特征。但当意识形态一进入现实利益争夺与权力斗争中时，它的色彩就随之发生了变化。事件的转折点是拿破仑与特拉西及其观念学派之间的纷争与冲突，他们最终受到了残酷的打压，并被拿破仑称为“意识形态家”、“险恶的形而上学家们”、“强词夺理的理性主义者”、“民族道德的破坏者”。这场纷争使意识形态的性质及其界定方式发生了改变，意识形态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意识形态专家们的思想也是极其危险的。从此对待意识形态就有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认为意识形态和政治活动相关，另一种则认为意识形态是一个贬义词。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对意识形态的定义为：“系统地、自觉地、直接地反应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观念上层建筑的部分。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集中体现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我们国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对“意识形态”一词的理解主要参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述，“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1]因此有些学者便认为“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的阶级、集团基于自身利益对现存社会关系自觉反映而形成的认知体系，由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社会学说及观点所构成，反映了一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并为其服务，成为其政治纲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社会思想的理论依据。”[2]意识形态作为话语和权力的集合，最核心的内涵就是为一定政治权力进行合法性的辩护，具有认识和启蒙、合法性和政治辩护、价值引导和教育、社会整合和行为规范的作用。
（二）网络意识形态
互联网的普及与迅猛发展，引发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而网络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全新的思想体系已然成为意识形态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部分。网络意识形态与传统的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一定的传统意识形态在网络世界中的延伸。意识形态从本质上讲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网络意识形态的生成、发展固然离不开科技技术等要素的支持，但归根究底决定其生成與发展的最根本因素还是社会的经济关系状况。网民们不是网络世界里封闭的个体，他们除了在网络世界中活动外，仍然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员，他们在网络世界中表达的言论、观点、观念、思想、意识等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现实经济社会的影响，是现实社会经济关系状况的反映。但它又不仅仅是传统意识形态在网络世界中的简单再现与延伸，网络意识形态与传统意识形态相比，具有新的内容与形式，是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高度融合与渗透的产物。“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是在线上社会与线下社会、网民个体与现实个体高度融合互相渗透的背景下，网民借助数字化、符号化、信息化中介系统而进行的信息、知识、精神的共生共享活动中形成的有机体系，是网民在网络社会中具有符合意义的信仰和观念表达方式的综合，其核心是价值观念。”[3]此外网络意识形态已经不仅仅只是网民们的思想体系与价值观念在网络世界中的综合，其强大的力量也逐渐对现实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反作用，网络意识形态不仅“是网民看待世界的有机的思想体系，代表着网民的利益，指导网民的‘行动’，并通过虚拟社会反作用于现实社会。”“是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新的范式”[4]，网络意识形态与传统意识形态二者之间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些差别，但他们绝不是冲突对立的，因此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必须非常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
二、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挑战
网络是一种信息传播的工具，它给每个使用者提供了交流、互动和沟通的平台，同时它更是一种思想观念和文化的传播途径，通过网络各种思想、价值观念发生交流碰撞。当前国内外各种复杂因素在网络上交织缠绕，对我国意识形态造成猛烈冲击，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和安全面临着严峻挑战。
（一）西方技术处于强势垄断地位
当前，世界各国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很不平衡，全球互联网13台根服务器基本都分布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庞大的互联网数据库基本上也都被这些国家所控制，他们拥有对全球互联网信息的绝对掌控权。由于大数据时代互联网信息传播速度快、实现路径多、覆盖范围又广，占据了全球大多数 IP资源的西方发达国家因此利用其拥有的绝对网络技术优势和语言优势，利用其在信息产业中的主导地位，成为了全球互联网的主要信息源，几乎独揽了国际互联网规则的制定权。强势并持续地依据他们的价值观向我国单向度地进行文化产品的输出，妄图把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资源植入到我国广大网民的头脑和内心当中。因此，我国网民在享受这些数据库服务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多多少少必然会受到西方价值观念、政治理念等意识形态的侵蚀、渗透。相比之下我国在互联网上的信息占有量比较少，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信息则更是凤毛麟角，西方网络话语霸权的猛烈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消解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上的话语权，对我国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威胁。 （二）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思潮的渗透冲击
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所滋生出来的普世价值、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以“文化”的虚假面具通过网络纷纷进入我国。它们用各种花哨的样式吸引人们的眼球，试图削弱中国网民的思考、判断能力，不断地宣扬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优越性。蓄意侵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消解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地位，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消灭社会主义，这些网络文化殖民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威胁是不可轻视的存在。
另一方面，我国国内的历史虚无主义、网络民粹主义、新儒学等错误社会思潮在网络平台上你方唱罢、我方登场，上演着一幕幕的激烈争斗。它们服务于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明或暗的提出一些政治主张及不合理要求，有的甚至赤裸裸地直接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发起攻击，企图否定、推翻并最终取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这些社会思潮一般都经过了精心的包装，对于分辨能力弱和一些缺乏辨别能力的普通大众来说具有非常强的迷惑性、误导性和煽动性，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在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我国社会错误思潮的双重夹击下，必然会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信仰和社会主义制度造成冲击。
（三）弱主流意识形态化趋势初现
在传统社会中，普通民众一般缺乏进入话语体系中的机会与能力，很少拥有意识形态话语权。而在当今发达的网络信息时代，“因特网赋予了人们平等地传播与表达思想的权利，使社会文化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因特网为全球公民社会提供了一个不受外在的霸权政治、经济利益控制的交互式讨论的公共区域。这对社会主流文化的权威性构成了挑战。”[5]普通民众可以轻易地通过网络、手机、电脑等媒介来表达话语。“网络上信息的传播又能够摆脱观念与器物的束缚，可以做到仅仅是单纯的文化交互，使每个人拥有自己的话语权”？，突破了原来资格和能力的限制，大大地降低了进入的门槛。微信、微博、知乎等一系列网络新媒体平台，将其中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因素传送给网络另一头的使用者，并使其逐渐内化为自身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从而最终达到意识形态传播的目的。
网络新媒体平台所呈现的开放无边界性、平等自由性和主体多元性等特征使各种社会思潮及思想观念在其中发生激烈的摩擦和相互碰撞，广大网民的选择和价值取向逐步呈现多样化的态势。当每一个公民都拥有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时，民众的话语权逐渐集聚、强大，造成话语权的泛滥，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就会相对变弱。此外面对网络上的海量信息、思想观念时一些民众由于缺乏辨别力而“盲目从众”，致使民众网络话语权不断地侵蚀、消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当前我国社会大众消费主义大行其道，淘宝、京东、唯品会、小红书等购物软件极度受到人们的喜爱，“种草”、“口红热”、“买买买”等社会热词反映出当下我国民众对购物消费的狂热，大众消费主义大行其道，人们对主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关注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弱化。
（四）国家网络话语权自身相对弱化
传统社会，一般都由國家和政府来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作，政府负责说，民众负责听，国家和政府对话语权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而在网络中每个人都能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法，国家政府和普通大众都在说都在听，话语主体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国家网络话语权相对变弱。同时网络话语方式与传统话语方式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更新速度也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还没有适应转变做出及时的调整。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达习惯于照抄政策文件、照搬领导人讲话，篇幅过长又专业性强，晦涩难懂，主动适应性弱，习惯了网络话语方式的人们很少会耐心读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关键词的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数量很少，影响力相对较弱。并且一些领导干部对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态势认识不清、掌控能力不足，权威媒介和官方媒体在重大社会事件面前解释说明非常谨慎，消息发布明显滞后，政府各部门之间又缺乏“协同作战”的意识和能力，难以把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规律，致使意识形态网络宣传阵地狭小。新媒体为了适应快餐式的信息消费方式，网络话语表达呈现碎片化的特点，连续性和凝炼性不够，舆论引导力失灵，导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收效甚微。
三、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对策
任何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都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在互联网信息时代，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主要媒介，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战因此也由现实空间转向虚拟的网络空间，谁掌控了网络媒体，谁就掌控了最强话语权。因此，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占领网络意识形态主阵地，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已成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粉碎西方网络话语霸权
面对西方网络技术的强势垄断地位，国家和政府必须要有积极应对的勇气和担当。努力提升网络安全技术水平，加大资金和技术支持，重视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硬件、软件设备，掌握核心技术，摆脱对西方在网络技术上的依赖;积极研发安全的高性能“防火墙”和“过滤网”，努力攻克敌对分子的破网技术和攻击技术，增强过滤技术的筛选、清除、屏蔽等功能，提高防止网络病毒、网络入侵、黑客破坏的信息安全技术，建立起坚实有效的反渗透机制。并积极通过外文网站和国际性网络社交工具，引导其他国家的人民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的正确认识，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在全球网络治理中以大国形象积极参与，在设置国际话语议题时能够发出“中国声音”，在制定国际话语规则时积极提出“中国方案”，在引导国际话语走向时贡献“中国智慧”，始终谋求与我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相匹配的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粉碎西方网络话语霸权，构建平等、健康、有序的国际网络环境。
（二）净化网络意识形态空间 话语的传播需要一定合适的话语环境，抓住国家大数据战略的契机，建立大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净化网络话语环境是掌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保障。“现代历史上的历次技术革命，中国均是学习者。唯有此番大数据变革，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最小。”[6]数据的来源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这就要求对数据的采集、整理、分析等需要多个部门的共同配合，现代社会也是一个各领域、各行业紧密联系的社会，需要各部门、各行业之间打破壁垒。党委宣传部门、网络管理部门和信息技术部门等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要充分利用中国共产党组织严密性的优势，通过有效整合资源、协同工作，实现多个部门之间的无缝对接，以建立起完整的网络话语监控系统。收集关于意识形态的网络信息后及时进行鉴别、处置，严厉打击攻击性、非法反动言论，遏制和过滤掉有害和虚假信息，实时跟踪敏感性言论，在信息源头上把好关，同时要制定好相应的应急预案，确保威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网络舆情和案情出现时能够及时应对管控。此外，要推进法律法规、网络规范制度的建设。伴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同时，是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在面对网络舆情时所表现出的明显滞后性，试图采取堵、塞、掩饰等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解决问题的行为以及事后监管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针对以上这些情况，司法部门要积极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网络规范制度的制定与完善，同时执法部门要严格执法，坚决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共同营造并维护安定、有序、绿色的网络意识形态空间。
（三）引导公众网络话语权，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宣传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占领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非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就会去占领，面对网络新媒体平台的迅猛发展、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势渗透、各种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此起彼伏、大众消费主义的高歌猛进，如果党和政府放任不管，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就会受到严重威胁。首先，党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网络中的民情、民意。网络上的诉求也是网民在现实社会中的利益诉求，要重视他们的合理诉求和需要，及时回应和切实解决网民关注的现实民生问题，以纠正他们对现实问题的偏激看法。引导民众理性对待网络中的各种思潮和价值观念，自觉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其次，重视网络“意见领袖”，发挥他们的政治引领作用。网络大V等明星式的网络“意见领袖”利用民众的从众心理吸引了大量的粉丝、追随者，网络参与度和关注度都极高，拥有一定的网络舆论话语权。对于有反共反华倾向的要严厉打击，能够为我所用的要加强与他们的交流、合作，吸引其为我助力。最后，把握主动权，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宣传。培育一批以宣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要工作的网络代言人，使党和国家的政策意图为更多大众所知晓、理解、拥护，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引领作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民众的网络话语，清除西方腐朽思想和错误社会思潮对民众的不良影响。
（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话语权能否被认同，取决于话语内容是否是科学与先进的，在当前纷繁复杂的各种思想体系中，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深刻的揭示出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中国的历史和实践也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给中国的发展道路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经之路。要掌控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需要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话语体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目前我国党和政府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主要依赖文字表達的方式，这样虽然可以体现出理论宣传的规范性和严肃性，但是这种宣传方式在实际中却收效甚微。在如今的网络新媒体时代，党和政府应当跟紧时代脚步，及时地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中的话语表达方式，改变以往枯燥、单一、乏味、过于严肃高深的表达方式，使单一化的文字表达逐渐转向图、文、音、像并茂的立体化传播，从而增强文字的时代性与感染力。同时党和政府要善于将话语风格由官僚化转向平民化、大众化，尽量避免宣传用语的概念化、学术化和公式化，将高度理论化、抽象化的思想转化为大众易于接受、理解的内容，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与凝聚力。让普通大众切实感受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在为自己说话，并且说的是自己的话，但同时也要把握好度的问题，坚决避免大众化、通俗化走向娱乐化和低俗化。
【注 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8
[2] 张雷声.论社会主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4）：37-42
[3] 黄东霞，吴满意.近年来国内学界网络意识形态研究述评[J].天府新论，2015（5）：115-121
[4] 张宽裕，丁振国.论网络意识形态及其特征[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2）37-38
[5] 袁峰，顾铮铮，孙珏著.网络社会的政府与政治 网络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政治效应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2
[6] 倪考梦.大数据时代的政府治理之道[J].决策咨询，2013（06）：76-78+82
【参考文献】
[1] 陈曙光，陈雪雪.话语哲学引论.[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23（02）：51-58.
[2] 房正宏.新中国70年党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经验[J].理论与改革，2019（03）：51-60.
[3] 肖应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指导意义[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01）：13-15.
[4] 李艳艳.如何看待当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形势[J].红旗文稿，2015（14）9-12+1.
[5] 毛倩莹，刘韵秋，张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品质决定与提升[J].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04）：233-237
[6] 王超.大数据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探析[J].学术论坛，2015（1）18-22.
[7] 牛晋芳，孔德宏.必须重视网络时代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问题[J].理论探索，2003（1）57-59.
[8] 徐梦婷，张宇.互联网视域下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探究[J].现代交际，2019（02）236-237.
作者简介：曹亚楠，女，汉族，山西省大同市。硕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与研究，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省长沙市，4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