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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朝铸早年在美国读中学时，学校的校刊要为每个学生登一幅自己画的漫画像，他画的自己的形象是：人坐在那里，左半身穿着长袍马褂，背后是一座中国的佛塔；右半身穿的西装，背后是纽约的帝国大厦；整个脸是中国人的睑。据他说，这是要说明：首先，自己是中国人；其次，自己一方面有中国的文化，一方面又一直在美国生活和学习，所以跟中美两国都分不开。想不到，这幅画竟对他的一生都有了象征的意义。
朝铸于1950年夏天放弃在哈佛大学的学业回国，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为的是抗击美帝的侵略。后来他任周总理的英文翻译十七年，工作的内容也大都围绕着建立和发展反美反帝的国际统一战线。随着国际“大三角关系”的形成，从70年代开始，朝铸更是主要从事有关中美关系的工作。
1970年，朝铸已经40岁了。周总理曾多次说过，“口译在40岁以后就应该转行。”他说：“口译非常辛苦，年纪大了，身体也受不了。另外，当了一段的时间的翻译，也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了。”当时，朝铸曾做了到外国语学院教书的准备。就在这个时候，中美关系开始有所突破。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找朝铸谈话，告诉他中美两国已经有秘密接触，要他今后参与这项工作。
1970年国庆，朝铸被召到天安门上去当翻译。在“文革”前，他每年国庆都要—卜天安门当翻译，但是“文革”开始后，他多次被打倒、下放，再没有上过天安门。现在又让他上去了，他自然非常高兴。他的任务是站在中央领导同志附近，随时准备担任翻译。
正当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检阅游行队伍时，朝铸忽然看到周总理带着斯诺夫妇向毛主席走去。朝铸赶忙走过去，为主席和斯诺做翻译。当时毛主席也只是同斯诺寒喧了几句，然后表示：“以后我们再好好地淡。”后来在12月，毛主席接见斯诺，并作了长谈。
这年11月10—15日，巴基斯坦总统亚赫亚·汗正式防华，周总理和他就两国关系问题举行了会谈，朝铸是中方的主要翻译。会谈结束后，亚赫亚·汗说他希望单独同总理谈一谈，不需要别人，最多只要一个翻译在场。周总理就叫朝铸：“小冀，你同我们来吧!”朝铸就跟随他们上了楼，进入一个小房间。就座以后，亚赫亚·汗对周总理说：“在我起程访华之前，去美国见了尼克松总统，他向我表示，希望我向中国政府转达他的意思：美国绝无意同苏联联合起来反华，美国愿意同中国进行对话，以谈判的方式解决两国之间的各种分歧。美国政府期待着最终同中国走向友好。”周总理感谢亚赫亚·汗转达的口信，并表示将给以答复。
在此之后，中美之间除进行了一场成功的“乒乓外交”外，还有数次书面往来。这些往来文件都是由朝铸和唐闻生经手的。除了他们两人和王海容以及其他极少数有关人员外，部里再没有人知道此事。因为中美两国由二十年的相互敌视而走向友好，当时在国内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所以在问题解决之前必须严格注意保密。美方在这方面考虑得更多，曾一再向我方表示，除现有渠道外，不能再通过任何其他渠道和人员。因此，在中美秘密交往的整个过程中，朝铸和其他几位参加此项：工作的人员都自觉地不同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家人谈及此事，所以我那时什么也不知道。
我回北京，他失踪了
1971年夏天，我囚在江西“五七干校”去农村锻炼时病倒，回北京来养病。朝铸去火车站接我回家后，稍加安顿，就说还有急事，匆匆忙忙地走了，一直到夜晚也没有回家。朝铸自从1957年开始为周总理当翻泽后，经常一去不返，不分昼夜，我对此已习以为常。这天虽然是久别重逢，我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自我安慰一番。第二天下午，外交部的一位同事来为朝铸取衣服，说他暂时不回家了。我问何时能回来，她也不知道。就这样，朝铸神秘地“失踪”了好多天。很久以后他才告诉我，那天(7月9日)正是基辛格博士经由巴基斯坦秘密到达北京的日子，他陪同叶剑英元帅到郊区的一个军用机场迎接了丛辛格一行。当天下午，基辛格就同周恩来总理开始了会谈，一直淡了十几个小时。接着，叶剑英和黄华又同他谈了很长时间，直到11日他启程回国。在几天的会谈中，朝铸和唐闻生轮流担任翻泽。由于中美关系错综复杂，事先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事后又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所以朝铸也就多日没能回家。
基辛格这次秘密访华所要达到的具体目的，是与我方研究如何起草两个公报，一是宣布尼克松总统将访问中国的公报，二是尼克松访华结束时的联合公报。这里的关键，就是要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语言。为了这个“共同语言”，朝铸他们那几天几乎没有睡什么觉，周总理和其他领导同志也是如此。
例如关于如何表达尼克松访华的问题，美方总怕使人感到尼克松是因为有求：厂中国而来；我方则要明确表示，尼克松来访并不是出于中国的请求，而足他自己要来的。为此就在推敲词句方面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往往——谈就是七八个小时。有几次谈判几乎形成了僵局，但依靠周总理的智慧和黄华、章文晋等同志的努力，一次次挽回了局面。
1971年7月15日，即基辛格秘密回国几天之后，在中国和美国同时宣布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基辛格与中国领导人达成了有关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协议。具体的文本大致是这样的：得知尼克松总统表示的要访华的愿望，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尼克松总统发出邀请，在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日期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个邀请。
更困难的问题是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如何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满意的联合公报。当时双方在许多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上有巨大的分歧。美方一开始就想尽量地和稀泥，把双方的观点都搞得模糊一点，以表示双方似乎有许多共同之处。我方坚决反对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主张按求同存异的原则办事。最后，双方同意公报中有一部分可以各抒己见，但首先必须有一些基本的共识。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当然就是台湾问题。经过一段艰难的谈判，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双方都认可的妥协办法，即在肯定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前提下，各自表明基本的立场和态度。应该说，基辛格这次确实是立了一功，他想出了一个“海峡两岸”的妙语，解决了公报措辞中的一大难题。
尼克松把手伸向周总理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乘坐“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北京。陪同尼克松访华的有他的夫人和罗杰斯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等。
给朝铸印象最深的是，尼克松一走下舷梯，就把手伸出来准备同周恩来总理握手。朝铸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显然是为了纠正1954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不肯同周总理握手的错误。
据朝铸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将近三十年的历史时期里，中国共产党同美国之间曾经有过几次和解的机会，都因为无法沟通而坐失良机。例如1945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曾委托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向罗斯福总统传话，表示愿意同他会晤。但一贯反共的赫尔利根本没有传达这个信息，而且罗斯福不久就去世了，所以双方的会晤未能实现。
再有一次是全国解放前夕，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由南京逃到广州，几乎所有的外国使节，包括苏联的大使在内，都随同蒋介石到了广州。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司徒雷登大使留在南京，争取同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会晤。司徒雷登一面与黄华联系，表示希望见中共领导，同时还同一位民主人士接触。他对这位人士说，美国政府愿意向新中国政府提供十亿到二十亿美元的低息长期贷款，希望同新中国建立友好关系。这位民主人土得此信息后，迅速北上，准备去见中共领导。但他在途中得知了毛泽东关于“一边倒”的讲话，就没敢再传达这个信息。
朝铸说，1970年《人民日报》刊登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和斯诺在一起的大幅照片，就是给全世界、特别是美国一个信号：中国要同美国和解。当时林彪也在天安门上，但他一见斯诺便躲开了，这一行动被解释为他反对同美国有任何和解。不过毛主席送出的信号当时并没有生效，因为美国并不重视这次会晤，认为斯诺是亲共分子。斯诺回国后写了有关中国的长篇文章给《纽约时报》，也没有被刊登。
后来基辛格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美国才两百年，双方的思维方式差别很大，因此，中方——开始传出来的许多信息，美国人都未能理解。而周总理实在伟大，他看出了这…。点，于是就和他的亲密助手叶剑英、黄华、乔冠华、章文晋等一起，用了几十个小时同美方深谈，用美方听得懂的方式说明了中国的立场和观点。这样才创造了条件，使中美两国的大门，终于都为对方打开了。
周总理等领导人和朝铸他们几个工作人员，为此而付出了大量心血，辛劳了无数个日日夜夜。工作结束后不久，朝铸因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时，医生怀疑有肝炎甚至肝癌。周总理和邓大姐很快得知了情况，十分关心，指示外交部为朝铸联系医院病床。就这样，朝铸在北京市第二传染病院住了两个月，最后证明既不是肝癌，也没有肝炎，主要就是疲劳过度。
1972年下半年中美双方达成协议，在正式建交之前，各自先在对方首都建立联络处。1973年初，朝铸从医院出来不到一个星期，周总理在参加三八妇女节会见外宾的活动时又叫朝铸给他当翻译，并告诉他，要他准备到驻美联络处工作。
在那之后，总理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亲自安排确定了我国驻美联络处的人选：黄镇为主任，韩叙为副主任，谢其美、钱大镛、冀朝铸为参赞，并决定先由韩叙带领钱大镛和朝铸等去美国建立基地。同时，周总理表示：为了充分展开对美国各界的工作，一些主要外交官的夫人也应该随同前往。黄镇夫人朱霖、韩叙夫人葛绮云，还有谢其美的夫人、钱大镛的夫人和我，都被总理一一点名。后来毛主席也批准了这个名单。
这是周总理亲自安排朝铸不再为他当翻译，而去当外交官。那年朝铸43岁。
三十五年前后的一个巧合
无巧不成书。35年前，也是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指示朝铸的父亲冀贡泉和大哥冀朝鼎去美国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现在，又是周总理安排朝铸去美国。所不同的是，朝铸的父兄那时是以普通老百姓的身分去美国，而朝铸这次则是以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官的身分去美国的。
朝铸动身去美国之前，周总理还特意请他们几个人到中南海他的住所吃了一顿包子。总理对他们说：“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同你们见面，最后一次在一起吃饭了。”当时，谁也猜不透总理这句话的意思。没有想到，这次竟真的成了朝铸同总理的永别!
韩叙、朝铸等一行到华盛顿后，下榻在“五月花”旅馆。这一行十人，除了在美国长大的朝铸之外，都不习惯吃西餐。幸好爱国华人龙森文先生(龙云之子)非常照顾他们，让自己开的中餐馆每天给他们送饭，才使大家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韩叙让朝铸和钱大镛负责找馆址。他们看了几家准备出售的旅馆大楼之后，建议选定“温莎园”旅馆。这所楼房虽然比较旧，但房间较多较大，交通方便，离白宫也不远，而且是在一个大公园附近，空气比较新鲜。后来就在这里建立了中国驻美联络处。
1979年元旦，中美双方宣布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紧接着，1月28日至2月5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夫妇访问美国。这时朝铸已回国担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被派陪同邓副总理访美，并担任翻译。那时他已年近半百，很久没有再为国家领导人当翻译了。但这次他一接到任务，回来就对我说：“为小平同志当翻译，这是莫大的荣幸。我虽然年纪大了，再搞口译更辛苦了，但这次无论如何也一定要去。”我当然完全支持他，还笑着说，“给邓大人当翻译，你拼上老命也得去!”
陪同邓副总理夫妇访美的，有方毅副总理夫妇、黄华外长夫妇、章文晋副外长和驻美大使柴泽民夫妇等，连同工作人员及随行记者一共73人。访美期间，邓副总理就有关两国关系问题以及其他重大国际问题，同卡特总统及其他美国政府官员进行了多次会谈。他还会见了不少美国议员、州长、市长以及企业、文化、教育、科技等各方面的人土，包括尼克松、基辛格等老朋友，并一再接见记者，发表讲话等。朝铸一直不离左右，陪同翻译，确实累得够呛。有一天他突然感到浑身难受，每分钟心跳到一百五十下，好像真让我说准了要“拼上老命”似的。幸亏白宫的医生及时给他吃了药，才得以转危为安。
邓小平这次访美，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去美国访问，因此特别引人注目。中美两国以及世界许多国家的新闻媒介都作了详细的报道和广泛的宣传，邓小平一时成了美国最热门的新闻人物。而由于邓小平用的翻译是冀朝铸这个哈佛大学的学生，美国的传播媒介也就对冀情有独钟，特别感兴趣。《纽约时报》还发表了一篇《不可缺少的冀先生》的社论，感叹美国缺少这样的人才。
邓小平说：“那位教授在撒谎!”
访美归来后，朝铸对我讲了一件有趣的事：在卡特总统为欢迎邓小平而举行的国宴上，著名美国影星雪莉·麦克兰对邓说，她访问中国农村时见到一位下放劳动的大学教授一正在那里种西红柿。这位教授对她说，他非常高兴能在农村劳动，很有收获，很有好处，这使她深受感动。邓小平听着就笑了起来，旋即对雪莉·麦克兰说：“那位教授在撒谎!”朝铸说，谁都听得出来，邓小平显然是认为大学教授长期在农村劳动是大浪费，那位教授的话是言不由衷的。 朝铸从美国回来后，被任命为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副司长。1981年初，当时在外交部主管美大事务的副部长章文晋告诉朝铸，卡特总统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助手奥克森伯格和美国国务院副司长芮效俭最近联名写信给我们，说他们认为卡特刚下台，新仟总统里根对中国情况很不了解，这对中国很不利。他们建议中国派冀朝铸去美国，向有关方面具体说明一下中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台政策，这将有助于中美关系的开展。章文晋说，他同黄华部长、、韩叙司长、朱启桢副司长等商量，都同意让朝铸去向美国官方及国会进行一次游说。
临行前，邓小平亲自和国务院对台办主任廖承志一起接见了朝铸，作了十分具体的指示。
朝铸从3月5日到19日在美国进行了工作防问，先后会见了十四名参议员和众议员，还会见了副国务卿斯托塞尔、助理国务卿霍德里奇、助理国务卿帮办阿马科斯特、中国处处长傅利民，以及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和政治军事司司长、国防部助理部长和副助理部长、中央情报局中国处主任和包括墓辛格、陈香梅等在内的各界人士二—卜余人，就我国的对美和对台政策同他们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最后，又陪同柴泽民大使会见了里根总统、布什副总统、黑格国务卿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艾伦等人。
回国后，黄华外长携同朝铸到邓小平和廖承志的住所，由朝铸向他们汇报了访美的情况。他们听了之后都表示满意。廖承志还对朝铸说：“谈得很好。”
1982年3月，朝铸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再次赴美。在此之前，朝铸作为以章文晋副部长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中美双方关于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的谈判。谈判开始不久，外界就谣传如果达不成协议，中国可能要将两国大使馆降格为代办处，以致两国关系比较紧张。因此，朝铸到华盛顿赴任的第二天，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伦和助理国务卿霍德利奇以及中国处处长罗朴，就邀请朝铸共进工作午餐，询问我国是否真有意将大使馆降格。朝铸当即向他们说明，现在谈判仍在进行，只要美国不违反中美建交公报和上海公报所规定的原则，中美关系是完全能够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不久，上述谈判达成协议，双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朝铸在使馆的主要任务是抓调研工作；主要的工作对象是美国国会、国务院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他常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戴维·劳克斯在中国大使馆附近的桥上散步，就在散步的过程中，他们就两国纺织品贸易问题取得了共识。朝铸也在美国各界人土、包括新闻界人士中开展了广泛的交往。此外，他还同林兆南公使分头做亲台的众议员和参议员的：工作。
在朝铸这次来美之前，我已在联合国从事了几年翻译工作。1984年1月合同到期，我就被调来华盛顿我驻美使馆担任二等秘书，后提为一等秘书，主要负责有关中美两国友好城市和友好协会的工作。1984年8月，为了更好地开展外交工作，我驻美使馆提请外交部批准，进行了一项改革，让我们夫妇和新闻参赞施承训夫妇搬出使馆，在外面租公寓居住。经过一番筹备，我们于1985年2月1日迁出了使馆，搬进了位于万内斯地方彻威彻斯的新居。
住在外面主要是为了活动方便，特别是便于请客，使客人有家庭的感觉。过去有些美国参议员就不喜欢到中国使馆来，现在住在外面就可以请他们来了。从此，我们的交往范围逐渐扩大，也就更好地开展了各项工作。
朝铸1982年来使馆不久，章文晋即来美接替柴泽民担任大使。1985年初，原使馆第二把手胡定一被调往伦敦任驻英大使，章文晋宣布朝铸代理第二把手职务。这年3月，章文晋大使奉调回国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朝铸也几乎是同时得到调令，被任命为驻斐济、瓦努阿图和基里巴斯三国大使。于是，章文晋同朝铸二人联合举行了告别招待会。
临行前，我们在美国的好朋友热情地采取各种方式为朝铸送行。基辛格博士和夫人南希也在纽约曼哈顿寓所为我们饯行。那时基辛格刚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出院不久，但精神很好。饭后，他还兴致勃勃地带着一家人，陪同我们步行到附近戏院去看戏。
我们于1985年4月底离美回国，8月29日从北京乘班机经澳大利亚悉尼到达斐济，开始了一段新的外交生涯。
[本文原为《我的丈夫冀朝铸》一书(山西教育出版社近期出版)中的一章，这次发表前经作者同意，适应本刊需要对原文作了一些调整、增删，并重拟了大小标题。]
朝铸于1950年夏天放弃在哈佛大学的学业回国，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为的是抗击美帝的侵略。后来他任周总理的英文翻译十七年，工作的内容也大都围绕着建立和发展反美反帝的国际统一战线。随着国际“大三角关系”的形成，从70年代开始，朝铸更是主要从事有关中美关系的工作。
1970年，朝铸已经40岁了。周总理曾多次说过，“口译在40岁以后就应该转行。”他说：“口译非常辛苦，年纪大了，身体也受不了。另外，当了一段的时间的翻译，也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了。”当时，朝铸曾做了到外国语学院教书的准备。就在这个时候，中美关系开始有所突破。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找朝铸谈话，告诉他中美两国已经有秘密接触，要他今后参与这项工作。
1970年国庆，朝铸被召到天安门上去当翻译。在“文革”前，他每年国庆都要—卜天安门当翻译，但是“文革”开始后，他多次被打倒、下放，再没有上过天安门。现在又让他上去了，他自然非常高兴。他的任务是站在中央领导同志附近，随时准备担任翻译。
正当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检阅游行队伍时，朝铸忽然看到周总理带着斯诺夫妇向毛主席走去。朝铸赶忙走过去，为主席和斯诺做翻译。当时毛主席也只是同斯诺寒喧了几句，然后表示：“以后我们再好好地淡。”后来在12月，毛主席接见斯诺，并作了长谈。
这年11月10—15日，巴基斯坦总统亚赫亚·汗正式防华，周总理和他就两国关系问题举行了会谈，朝铸是中方的主要翻译。会谈结束后，亚赫亚·汗说他希望单独同总理谈一谈，不需要别人，最多只要一个翻译在场。周总理就叫朝铸：“小冀，你同我们来吧!”朝铸就跟随他们上了楼，进入一个小房间。就座以后，亚赫亚·汗对周总理说：“在我起程访华之前，去美国见了尼克松总统，他向我表示，希望我向中国政府转达他的意思：美国绝无意同苏联联合起来反华，美国愿意同中国进行对话，以谈判的方式解决两国之间的各种分歧。美国政府期待着最终同中国走向友好。”周总理感谢亚赫亚·汗转达的口信，并表示将给以答复。
在此之后，中美之间除进行了一场成功的“乒乓外交”外，还有数次书面往来。这些往来文件都是由朝铸和唐闻生经手的。除了他们两人和王海容以及其他极少数有关人员外，部里再没有人知道此事。因为中美两国由二十年的相互敌视而走向友好，当时在国内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所以在问题解决之前必须严格注意保密。美方在这方面考虑得更多，曾一再向我方表示，除现有渠道外，不能再通过任何其他渠道和人员。因此，在中美秘密交往的整个过程中，朝铸和其他几位参加此项：工作的人员都自觉地不同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家人谈及此事，所以我那时什么也不知道。
我回北京，他失踪了
1971年夏天，我囚在江西“五七干校”去农村锻炼时病倒，回北京来养病。朝铸去火车站接我回家后，稍加安顿，就说还有急事，匆匆忙忙地走了，一直到夜晚也没有回家。朝铸自从1957年开始为周总理当翻泽后，经常一去不返，不分昼夜，我对此已习以为常。这天虽然是久别重逢，我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自我安慰一番。第二天下午，外交部的一位同事来为朝铸取衣服，说他暂时不回家了。我问何时能回来，她也不知道。就这样，朝铸神秘地“失踪”了好多天。很久以后他才告诉我，那天(7月9日)正是基辛格博士经由巴基斯坦秘密到达北京的日子，他陪同叶剑英元帅到郊区的一个军用机场迎接了丛辛格一行。当天下午，基辛格就同周恩来总理开始了会谈，一直淡了十几个小时。接着，叶剑英和黄华又同他谈了很长时间，直到11日他启程回国。在几天的会谈中，朝铸和唐闻生轮流担任翻泽。由于中美关系错综复杂，事先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事后又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所以朝铸也就多日没能回家。
基辛格这次秘密访华所要达到的具体目的，是与我方研究如何起草两个公报，一是宣布尼克松总统将访问中国的公报，二是尼克松访华结束时的联合公报。这里的关键，就是要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语言。为了这个“共同语言”，朝铸他们那几天几乎没有睡什么觉，周总理和其他领导同志也是如此。
例如关于如何表达尼克松访华的问题，美方总怕使人感到尼克松是因为有求：厂中国而来；我方则要明确表示，尼克松来访并不是出于中国的请求，而足他自己要来的。为此就在推敲词句方面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往往——谈就是七八个小时。有几次谈判几乎形成了僵局，但依靠周总理的智慧和黄华、章文晋等同志的努力，一次次挽回了局面。
1971年7月15日，即基辛格秘密回国几天之后，在中国和美国同时宣布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基辛格与中国领导人达成了有关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协议。具体的文本大致是这样的：得知尼克松总统表示的要访华的愿望，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尼克松总统发出邀请，在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日期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个邀请。
更困难的问题是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如何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满意的联合公报。当时双方在许多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上有巨大的分歧。美方一开始就想尽量地和稀泥，把双方的观点都搞得模糊一点，以表示双方似乎有许多共同之处。我方坚决反对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主张按求同存异的原则办事。最后，双方同意公报中有一部分可以各抒己见，但首先必须有一些基本的共识。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当然就是台湾问题。经过一段艰难的谈判，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双方都认可的妥协办法，即在肯定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前提下，各自表明基本的立场和态度。应该说，基辛格这次确实是立了一功，他想出了一个“海峡两岸”的妙语，解决了公报措辞中的一大难题。
尼克松把手伸向周总理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乘坐“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北京。陪同尼克松访华的有他的夫人和罗杰斯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等。
给朝铸印象最深的是，尼克松一走下舷梯，就把手伸出来准备同周恩来总理握手。朝铸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显然是为了纠正1954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不肯同周总理握手的错误。
据朝铸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将近三十年的历史时期里，中国共产党同美国之间曾经有过几次和解的机会，都因为无法沟通而坐失良机。例如1945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曾委托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向罗斯福总统传话，表示愿意同他会晤。但一贯反共的赫尔利根本没有传达这个信息，而且罗斯福不久就去世了，所以双方的会晤未能实现。
再有一次是全国解放前夕，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由南京逃到广州，几乎所有的外国使节，包括苏联的大使在内，都随同蒋介石到了广州。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司徒雷登大使留在南京，争取同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会晤。司徒雷登一面与黄华联系，表示希望见中共领导，同时还同一位民主人士接触。他对这位人士说，美国政府愿意向新中国政府提供十亿到二十亿美元的低息长期贷款，希望同新中国建立友好关系。这位民主人土得此信息后，迅速北上，准备去见中共领导。但他在途中得知了毛泽东关于“一边倒”的讲话，就没敢再传达这个信息。
朝铸说，1970年《人民日报》刊登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和斯诺在一起的大幅照片，就是给全世界、特别是美国一个信号：中国要同美国和解。当时林彪也在天安门上，但他一见斯诺便躲开了，这一行动被解释为他反对同美国有任何和解。不过毛主席送出的信号当时并没有生效，因为美国并不重视这次会晤，认为斯诺是亲共分子。斯诺回国后写了有关中国的长篇文章给《纽约时报》，也没有被刊登。
后来基辛格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美国才两百年，双方的思维方式差别很大，因此，中方——开始传出来的许多信息，美国人都未能理解。而周总理实在伟大，他看出了这…。点，于是就和他的亲密助手叶剑英、黄华、乔冠华、章文晋等一起，用了几十个小时同美方深谈，用美方听得懂的方式说明了中国的立场和观点。这样才创造了条件，使中美两国的大门，终于都为对方打开了。
周总理等领导人和朝铸他们几个工作人员，为此而付出了大量心血，辛劳了无数个日日夜夜。工作结束后不久，朝铸因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时，医生怀疑有肝炎甚至肝癌。周总理和邓大姐很快得知了情况，十分关心，指示外交部为朝铸联系医院病床。就这样，朝铸在北京市第二传染病院住了两个月，最后证明既不是肝癌，也没有肝炎，主要就是疲劳过度。
1972年下半年中美双方达成协议，在正式建交之前，各自先在对方首都建立联络处。1973年初，朝铸从医院出来不到一个星期，周总理在参加三八妇女节会见外宾的活动时又叫朝铸给他当翻译，并告诉他，要他准备到驻美联络处工作。
在那之后，总理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亲自安排确定了我国驻美联络处的人选：黄镇为主任，韩叙为副主任，谢其美、钱大镛、冀朝铸为参赞，并决定先由韩叙带领钱大镛和朝铸等去美国建立基地。同时，周总理表示：为了充分展开对美国各界的工作，一些主要外交官的夫人也应该随同前往。黄镇夫人朱霖、韩叙夫人葛绮云，还有谢其美的夫人、钱大镛的夫人和我，都被总理一一点名。后来毛主席也批准了这个名单。
这是周总理亲自安排朝铸不再为他当翻译，而去当外交官。那年朝铸43岁。
三十五年前后的一个巧合
无巧不成书。35年前，也是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指示朝铸的父亲冀贡泉和大哥冀朝鼎去美国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现在，又是周总理安排朝铸去美国。所不同的是，朝铸的父兄那时是以普通老百姓的身分去美国，而朝铸这次则是以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官的身分去美国的。
朝铸动身去美国之前，周总理还特意请他们几个人到中南海他的住所吃了一顿包子。总理对他们说：“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同你们见面，最后一次在一起吃饭了。”当时，谁也猜不透总理这句话的意思。没有想到，这次竟真的成了朝铸同总理的永别!
韩叙、朝铸等一行到华盛顿后，下榻在“五月花”旅馆。这一行十人，除了在美国长大的朝铸之外，都不习惯吃西餐。幸好爱国华人龙森文先生(龙云之子)非常照顾他们，让自己开的中餐馆每天给他们送饭，才使大家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韩叙让朝铸和钱大镛负责找馆址。他们看了几家准备出售的旅馆大楼之后，建议选定“温莎园”旅馆。这所楼房虽然比较旧，但房间较多较大，交通方便，离白宫也不远，而且是在一个大公园附近，空气比较新鲜。后来就在这里建立了中国驻美联络处。
1979年元旦，中美双方宣布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紧接着，1月28日至2月5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夫妇访问美国。这时朝铸已回国担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被派陪同邓副总理访美，并担任翻译。那时他已年近半百，很久没有再为国家领导人当翻译了。但这次他一接到任务，回来就对我说：“为小平同志当翻译，这是莫大的荣幸。我虽然年纪大了，再搞口译更辛苦了，但这次无论如何也一定要去。”我当然完全支持他，还笑着说，“给邓大人当翻译，你拼上老命也得去!”
陪同邓副总理夫妇访美的，有方毅副总理夫妇、黄华外长夫妇、章文晋副外长和驻美大使柴泽民夫妇等，连同工作人员及随行记者一共73人。访美期间，邓副总理就有关两国关系问题以及其他重大国际问题，同卡特总统及其他美国政府官员进行了多次会谈。他还会见了不少美国议员、州长、市长以及企业、文化、教育、科技等各方面的人土，包括尼克松、基辛格等老朋友，并一再接见记者，发表讲话等。朝铸一直不离左右，陪同翻译，确实累得够呛。有一天他突然感到浑身难受，每分钟心跳到一百五十下，好像真让我说准了要“拼上老命”似的。幸亏白宫的医生及时给他吃了药，才得以转危为安。
邓小平这次访美，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去美国访问，因此特别引人注目。中美两国以及世界许多国家的新闻媒介都作了详细的报道和广泛的宣传，邓小平一时成了美国最热门的新闻人物。而由于邓小平用的翻译是冀朝铸这个哈佛大学的学生，美国的传播媒介也就对冀情有独钟，特别感兴趣。《纽约时报》还发表了一篇《不可缺少的冀先生》的社论，感叹美国缺少这样的人才。
邓小平说：“那位教授在撒谎!”
访美归来后，朝铸对我讲了一件有趣的事：在卡特总统为欢迎邓小平而举行的国宴上，著名美国影星雪莉·麦克兰对邓说，她访问中国农村时见到一位下放劳动的大学教授一正在那里种西红柿。这位教授对她说，他非常高兴能在农村劳动，很有收获，很有好处，这使她深受感动。邓小平听着就笑了起来，旋即对雪莉·麦克兰说：“那位教授在撒谎!”朝铸说，谁都听得出来，邓小平显然是认为大学教授长期在农村劳动是大浪费，那位教授的话是言不由衷的。 朝铸从美国回来后，被任命为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副司长。1981年初，当时在外交部主管美大事务的副部长章文晋告诉朝铸，卡特总统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助手奥克森伯格和美国国务院副司长芮效俭最近联名写信给我们，说他们认为卡特刚下台，新仟总统里根对中国情况很不了解，这对中国很不利。他们建议中国派冀朝铸去美国，向有关方面具体说明一下中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台政策，这将有助于中美关系的开展。章文晋说，他同黄华部长、、韩叙司长、朱启桢副司长等商量，都同意让朝铸去向美国官方及国会进行一次游说。
临行前，邓小平亲自和国务院对台办主任廖承志一起接见了朝铸，作了十分具体的指示。
朝铸从3月5日到19日在美国进行了工作防问，先后会见了十四名参议员和众议员，还会见了副国务卿斯托塞尔、助理国务卿霍德里奇、助理国务卿帮办阿马科斯特、中国处处长傅利民，以及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和政治军事司司长、国防部助理部长和副助理部长、中央情报局中国处主任和包括墓辛格、陈香梅等在内的各界人士二—卜余人，就我国的对美和对台政策同他们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最后，又陪同柴泽民大使会见了里根总统、布什副总统、黑格国务卿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艾伦等人。
回国后，黄华外长携同朝铸到邓小平和廖承志的住所，由朝铸向他们汇报了访美的情况。他们听了之后都表示满意。廖承志还对朝铸说：“谈得很好。”
1982年3月，朝铸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再次赴美。在此之前，朝铸作为以章文晋副部长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中美双方关于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的谈判。谈判开始不久，外界就谣传如果达不成协议，中国可能要将两国大使馆降格为代办处，以致两国关系比较紧张。因此，朝铸到华盛顿赴任的第二天，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伦和助理国务卿霍德利奇以及中国处处长罗朴，就邀请朝铸共进工作午餐，询问我国是否真有意将大使馆降格。朝铸当即向他们说明，现在谈判仍在进行，只要美国不违反中美建交公报和上海公报所规定的原则，中美关系是完全能够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不久，上述谈判达成协议，双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朝铸在使馆的主要任务是抓调研工作；主要的工作对象是美国国会、国务院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他常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戴维·劳克斯在中国大使馆附近的桥上散步，就在散步的过程中，他们就两国纺织品贸易问题取得了共识。朝铸也在美国各界人土、包括新闻界人士中开展了广泛的交往。此外，他还同林兆南公使分头做亲台的众议员和参议员的：工作。
在朝铸这次来美之前，我已在联合国从事了几年翻译工作。1984年1月合同到期，我就被调来华盛顿我驻美使馆担任二等秘书，后提为一等秘书，主要负责有关中美两国友好城市和友好协会的工作。1984年8月，为了更好地开展外交工作，我驻美使馆提请外交部批准，进行了一项改革，让我们夫妇和新闻参赞施承训夫妇搬出使馆，在外面租公寓居住。经过一番筹备，我们于1985年2月1日迁出了使馆，搬进了位于万内斯地方彻威彻斯的新居。
住在外面主要是为了活动方便，特别是便于请客，使客人有家庭的感觉。过去有些美国参议员就不喜欢到中国使馆来，现在住在外面就可以请他们来了。从此，我们的交往范围逐渐扩大，也就更好地开展了各项工作。
朝铸1982年来使馆不久，章文晋即来美接替柴泽民担任大使。1985年初，原使馆第二把手胡定一被调往伦敦任驻英大使，章文晋宣布朝铸代理第二把手职务。这年3月，章文晋大使奉调回国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朝铸也几乎是同时得到调令，被任命为驻斐济、瓦努阿图和基里巴斯三国大使。于是，章文晋同朝铸二人联合举行了告别招待会。
临行前，我们在美国的好朋友热情地采取各种方式为朝铸送行。基辛格博士和夫人南希也在纽约曼哈顿寓所为我们饯行。那时基辛格刚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出院不久，但精神很好。饭后，他还兴致勃勃地带着一家人，陪同我们步行到附近戏院去看戏。
我们于1985年4月底离美回国，8月29日从北京乘班机经澳大利亚悉尼到达斐济，开始了一段新的外交生涯。
[本文原为《我的丈夫冀朝铸》一书(山西教育出版社近期出版)中的一章，这次发表前经作者同意，适应本刊需要对原文作了一些调整、增删，并重拟了大小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