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本书对中西道德哲学进行了专题研究，并从社会转型时期伦理价值观变化这一视角出发，试图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伦理道德思想文化方面的变革进行反思。作者指出，新时期的伦理学体系应该是一种包含功利主义要素的义务论，一种体现了伦理现代性的以保障权利理论为基础的义务论，一种在规范伦理学基础上的德性伦理学，以及一种兼顾个体与整体的集体主义伦理学，总之，是一种在兼容并蓄的基础上重叠共识的伦理价值观。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书对中西道德哲学进行了专题研究，并从社会转型时期伦理价值观变化这一视角出发，试图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伦理道德思想文化方面的变革进行反思。作者指出，新时期的伦理学体系应该是一种包含功利主义要素的义务论，一种体现了伦理现代性的以保障权利理论为基础的义务论，一种在规范伦理学基础上的德性伦理学，以及一种兼顾个体与整体的集体主义伦理学，总之，是一种在兼容并蓄的基础上重叠共识的伦理价值观。
其他文献
2019年11月15-17日,由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福建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理论与评论》杂志共同承办的第十六届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暨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年会在福建省福州市召开。
2019年11月16日,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会员代表大会在福州市举行。这次会议总结了研究会第六届理事会以来的工作,审议通过了新的章程,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会长、中央编译局原局长韦建桦出席大会并做工作报告。
金融体系在当代中国经济中起到了愈来愈重要的作用。该体系以银行信贷为基础，但金融市场也扮演了角色。最近的历史表明，金融市场缺乏监管和自我调节机制，是危机的滥觞之地。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传统的依靠银行信贷融资的方式更能避免道德风险，并与传统的经济文化更加合拍，因而较金融市场具有更大的优势。中国的公有制企业具有规模效益，不片面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并且部分允许企业职工参与企业的管理，对国家的宏观调控反应更加迅速，因而私有化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不应该追求利率的自由化和人民币的国际化，应该限制银行业
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所制订的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册计划是：（1）资本；（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危机。本文试图集中于马克思最初在这一计划中提出的“世界市场危机”概念，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首先，本文的论据表明，马克思本人总是从“世界市场危机”的视角出发来讨论当代危机；其次，本文聚焦于所谓的“计划的辩论”，讨论了“世界市场危机”概念在马克思危机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再次，本文概述了关于马克思危机理论的诸种不同阐释，比如利润率下降、利润压缩、金融危
我们现在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斗争的新时代，西方国家自认为了解民主和政治体制而怀着好为人师的感情来对其他国家的民主和政治体制评判打分，这种评价方式是不可取的。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认为自由民主制将成为人类社会演化的重点，但中国的发展引起了已经衰落的西方极大的兴趣和恐慌。本文通过分析中国的政治改革及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探询中国模式的特点，建议同中国扩大对话，加深认识。未来世界发展还未可知，但社会主义一定会迎来历史转折点，结束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从属关系。孕育了社会主义的革命过渡期尚未结束。
面对当前复杂的政治地形，应该用激进民主的战略替换共产主义的假设。新战略意味着全面解析霸权、激进民主、对抗、接合、要素、节点、话语、等同链条等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激进民主的真正内含在于，在尊重多样性、承认对抗不可根除的前提下寻找新的敌手，实现霸权政治在话语层面上的拆解和再接合，进而在不同民主要求之间建立起等同链条，全面质疑现存的权力关系结构。
“乌托邦工程”与“点滴工程”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工程。它们基于不同的认识论，即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它们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政治观，即积极的政治观和消极的政治观；以此为基础，它们在社会变革理路上分别表现为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通过这种对比，波普充分地展现了其自由主义改良思想的主旨。
政治判断力是在抽象的技术性推理和任意的自我决断之间求取中道的一种推理模式。人们对这一概念重燃关注，常常是采取回归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phronesis）或明智（prudence）概念的形式。通过研读几位重要民主理论家与亚里士多德研究者的著作，我考察了亚里士多德明智概念的复兴并得出结论：他们缺乏亚里士多德思想中能够促进明智的某些基本要素。我特别想表明：当前这些对政治判断力的鼓吹削弱了政治科学（亚里士多德的首要关切）的理由，从而令亚里士多德政治科学所支持的独立判断力有陷于失落的危险。他们没有足够重视亚里士多
当哲学把生态危机的发生根源归结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断裂，而经济学指向自然资源稀缺性与人类欲望无限性之矛盾的时候，它们都忽略了造成断裂与矛盾的现实性根源——支配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资本逻辑。正是资本呼唤出入类的无限欲望，造成了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资源稀缺与欲望无限的矛盾，而这一矛盾又通过观念层面的“欲望支配世界”、“经济个人主义”以及“价值通约主义”等，无限地放大了作为矛盾一方的“欲望无限”，从而直接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断裂与生态危机的呈现和加剧。在资本逻辑尚不可摧毁的现时代，破除“资本原则”的永恒性、目的性、终极性
属于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的＂世界体系＂范式强调结构性而忽略了世界的区域性,从而削弱了马克思理解历史现象的能力。元马克思主义是以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方式来考察共同体占有土地,无法解释现代民族国家的存在,更没有对全球历史理论做出贡献。只有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在市场和组织关系的基础上——重塑马克思的理论,我们才能解释现代占有的两种方式（民族的和私人的）之间的关系。近30年（或更长时间）以来,世界国家正在产生,世界体系越来越深陷其中。进入全球历史的时代,世界体系的体系类型和世界国家的结构类型之间处于多方面交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