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子华（1905—1991），山西运城市解州镇人，毕业于黄埔军校武汉第一分校。1939年至1945年任冀中军区政委，对蠡县地道实地考察，撰写文章提倡地道战，后在冀中各区全面推广地道战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山西省委书记、商业部部长、民政部部长等职，原全国政协副主席。
　　林爽爽（随母亲林平姓）是程子华的三女儿，先后在航天部、国家科委、国务院研究室文卫局工作，退休前任昆明市副市长、昆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回忆父亲时，她感慨：“和平年代单纯做行政工作，与父亲在战争年代、经济建设年代所面对的艰辛和挑战简直没法比，因此，更加感到父亲那一代人精神的可贵。如今缅怀这些父辈，心中更加崇敬。”
　　父亲程子华，1905年出生在山西运城解（）州县，这里是“武圣人”关羽的故乡。父亲本姓苏，由于他的姨妈没有孩子，父亲很小便被过继给了姨妈，从此改姓程，名世杰。父亲7岁读私塾，12岁进入模范国民小学，17岁考入国民师范。在那里，他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参加革命活动，改名程子华。

儿时偶像是戚继光

　　父亲从小就非常渴望学习，即便家境再贫寒，他也没有放弃过求学的希望。父亲从小就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儿时偶像是戚继光。翻看父亲的回忆录，越发对父亲青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和思想有所感悟。父亲曾在回忆录中记载：

　　当时中央对父亲的工作是给予了充分肯定的。1938年7月4日，毛泽东和刘少奇曾致电我父亲说：“动委会工作已获得很大成绩，望在各方面进行巩固。”并对他带病工作表示慰问，还说要补贴他100元钱看病。我父亲觉得中央经济上很困难，没有要这100元钱。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后，中央决定派父亲到冀中军区任政委。冀中当时是平汉、津浦、北宁（北平〈今北京〉到天津段）和石德路（石门〈今石家庄〉到德州）这四条铁路的中心，号称有800万人口，比当年的中央苏区都多，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比海南岛（3.3万平方公里）都大，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日本人想了不少法子来对付冀中，其中一个就是“囚笼政策”。日本人在冀中修的公路高出地面，便于居高临下发挥火力，公路圈圈相连、环环相套，便于机动，封锁沟深3～10米，能挖出水来。这么一来，我方人员活动就很不便了。 　　1939年12月，父亲与冀中军区政治部主任孙志远专门打电报给八路军总部，虽然父亲一向很沉得住气，但这次也少见地表现出焦虑说，“绝不能让敌修成”，否则“将造成坚持游击战争的极端困难局面”。接到这封电报，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八路军领导集思广益，决定联合各军区、各部队大干一场，彻底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这就是1940年8月的“百团大战”。
　　冀中能够坚持下来，与一个团结的领导班子分不开。按说冀中的几位主要领导，背景大不相同，我父亲是黄埔生、老红军，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来自东北军，冀中区委书记黄敬则来自白区，是“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似乎不易处好，但实际却十分团结，用吕司令的话讲，就是虽有不同意见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个人之间毫无芥蒂”，工作“同心协力，得心应手，心情舒畅” 。冀中的老人们讲，每当老红军与知识干部、本地干部发生矛盾时，程政委总是对老红军要求严一些，说：“要允许人家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嘛。”他抱着这种态度去工作，领导班子才可能团结协力。
　　1943年8月，父亲被任命为晋察冀中央分局副书记兼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和刘澜涛一起配合聂荣臻工作。在聂荣臻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期间，父亲出任晋察冀代理书记和代理政委，和军区司令员萧克一起主持晋察冀的工作。以后萧克也去了延安，父亲又代理军区司令员的职务。这两年间父亲不仅主持了晋察冀的政治和军事工作，还全面主持了晋察冀的经济工作，兼任第一任工商局长和经委主任，聂荣臻惊叹道：“没想到你程子华不光会打仗呀！”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一直在经济领域工作的原因。

　　父亲和吕正操感情深厚，很看重战友情。战争时期给父亲牵马的马夫，他也留在了身边。父亲一生严于律己，从不愿意给别人和组织增添麻烦，就是双手残疾，他也是能自己干的就绝不麻烦其他人。他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常常笑眯眯地说：“《红灯记》里说得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