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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宋时期的音乐发展，与其发达的经济、独特的人文情怀息息相关。在音乐的生产与消费的结构上，北宋也体现出与之前朝代截然不同的模式。在百姓富庶、士人阶层勃兴的北宋时期，以勾栏瓦肆、庙会为主要音乐活动场所的新型音乐经济结构逐渐成熟，这其中不仅有士人阶层与民间音乐的互相促进，宫廷音乐活动与民间音乐之间的频繁交流也成为其主要推动力之一。因此，本文针对宫廷与民间音乐的交流促进、士人阶层的音乐生产与消费活动、民间音乐的自我推动与发展等角度对北宋音乐的生产与消费进行研究，以此对北宋时期的音乐生产与消费特征进行分析。
【关键词】北宋时期;音乐经济;音乐生产;音乐消费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7X（2020）11-0001-02
【本文著录格式】李菁菁.北宋时期音乐的商品化[J].北方音乐，2020，06（11）：1-2，23.
一、北宋宫廷中的音乐生产活动
北宋宫廷中的音乐活动主体，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以皇帝与臣僚为主体的统治阶层所创作出的音乐作品，集中体现在宫廷登歌宴享中所创作于演奏的音乐;其二是各个音乐机构中的乐工所创作并演奏的作品。总体来说，这些作品都是统治阶层所创作的，用以祭祀享乐、教化臣民。另外，按照北宋宫廷用乐的类别来划分，基本可以划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以太常寺为管理与创作核心的宫廷雅乐;其二是以教坊为创作核心的宫廷俗乐，本文即从这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北宋音乐发展与创作的基础——宫廷雅乐
后周显德七年正月（960年2月），陈桥兵变，后周恭帝退位，赵匡胤称帝，国号宋，北宋初期体制大体沿袭后周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制度。兼判太常寺窦俨进言，礼乐世代不相沿袭，皇宋建立，应为一代之乐立名。雅乐乐章更作新词，于是，宋太祖令窦俨专办其事。“建隆元年二月，有司请改一代乐名并太庙四室酌献、迎俎、送神乐名乐章，诏权判太常寺窦俨等专领其事。四月，俨上新定二舞十二乐曲名。文舞为《文德之舞》，武舞为《武功之舞》。”①除此之外，改乐章十二“顺”为十二“安”，取“治世之音安以乐”之义。至此，宋“十二安”雅乐诞生。窦俨正乐名的举措主要对于雅乐的曲名与乐章的创制，其他用乐礼仪过程、乐舞队列、乐器、音律等方面仍然沿袭后周旧制。
北宋太常寺雅乐的发展和创作和宋太祖的重视有很大关联。在周世宗时期，太常寺的事务一度停滞不前：“周世宗尝观乐悬，问工人，不能答。由是患雅乐凌替，思得审音之士以考正之，乃诏翰林学士窦俨兼判太常寺，与枢密使王朴同详定。”③由于缺乏人才管理，后周的乐工连雅乐中的重要乐器编悬等都不会使用，更不用说对雅乐进行研究与创作。
在宋太祖的重视与主持下，陷入窘境的太常雅乐情况有了很大改观。“国初②，王朴、窦俨讲求大乐，考正律吕，无不谐协。”④不光是对太常寺事务重视，宋太祖还经常和乐官一起进行雅乐的研究，在立国之后短短三个月里，就创立了《文德之舞》《武功之舞》并十二乐曲。在这期间，太常寺的樂工乐人也开始增加，对这些乐工的选拔和教育也相应展开：“二舞郎及引舞一百五十人，按视教坊、开封乐籍，选乐工子弟以备其列，冠服准旧制。”③乐工和舞者的服饰还都没来得及革新，新的两套大型乐舞就已经排练完毕，足可说明北宋太常乐工的雅乐创作能力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与造诣，为宫廷音乐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北宋时期整个音乐大环境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和发展基础。在雅乐发展的基础上，北宋的宫廷用乐逐渐变得多元化，并且影响到了教坊乐、文人音乐和民间俗乐中。
（二）宫廷用乐世俗化的推动者——教坊俗乐
从教坊乐负责的音乐活动职能来看，主要运用于宴飨活动的宫廷俗乐。在北宋初期，教坊用乐深受雅乐影响，甚至要肩负雅乐活动的职能。例如有载宋太宗时：“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冬至上寿，复用教坊乐。……有司请以此五瑞为《祥麟》《丹凤》《河清》《白龟》《瑞麦》之曲，荐于朝会，从之。”③
然而至真宗朝时，宫廷中的教坊用乐开始以民间俗乐为主导，其本质原因还是在统治者对音乐态度的变化上。前文所说，太祖太宗二帝皆痴迷与宫廷雅乐的发展与研究，但从宋太宗时民间俗乐在宫廷用乐的统治力已初见端倪。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上谓近臣曰：‘学士之职，清切贵重，非他官可比……有敕设及弄猕猴之戏，久罢其事，然亦非宜。教坊有杂手伎、跳丸、藏珠之类，当令设之。’”⑤
而真宗之后，北宋统治者对音乐的爱好彻底偏向于教坊乐中的民间俗乐。如：“仁宗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或命教坊使撰进，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⑥不难看出，仁宗时期的教坊乐不光是单纯地吸收融合民间俗乐的内容，并且和帝王有着直接的联系，通过教坊这一机构，教坊俗乐打通了由帝王至民间的音乐通道，这样一来，无论在北宋时期的那一个阶层，其音乐语言都与环境越发接近，用乐审美与标准逐渐趋于一致。
如果仅仅是通过上文所述，我们只能看出北宋宫廷中的音乐生产情况，还谈不上“生产消费”这种与经济相关联的内容。但是笔者认为，宫廷中这种成熟且逐渐融合民间俗乐的音乐发展方向，恰恰是北宋音乐明显不同于其他朝代的关键所在，也是北宋音乐高度商品化的前提与基础。
二、宫廷教坊乐与民间音乐的融合
宋太宗时，宫廷中已出现诸如“耍猴戏”这种极具代表性的民间艺术形式，此后，教坊俗乐对民间用乐的吸收与融合更加频繁。这种融合的关键原因在于，北宋时的统治者并不把教坊乐限于禁中，而是在重大的节日与宫廷活动中，与民同乐，将教坊俗乐等宫廷音乐机构中的乐舞置于城市中共享。 “淳化三年三月，幸金明池，命为竞渡之戏，掷银瓯于波间，令人泅波取之。因御船奏教坊乐，岸上都人纵观者万计。”⑦宋太宗游幸金明池观水游玩，命军人进行划船比赛，太宗掷银瓯于水池中，人们争相取之，同时命奏教坊乐于池岸，汴京城中的纵观者众多。这种帝王与乐人、百官、百姓同乐同戏的场景是中国封建史上是不多见的。这种形式的“与民同乐”很好地促进了北宋音乐文化的发展。
宋真宗时，春宴等活动都会开放皇家园林让汴京市民游玩：“咸平中，有司将设春宴，金明池习水戏，开琼林苑，纵都人游赏。”⑧并且同时赏赐百官教坊乐：“宰相率百官上寿，赐酒三行，皆用教坊乐……罢日以香赐之，仍各设会，赐上尊酒及诸果，百官兼赐教坊乐。”⑨教坊用乐需求的增多，使乐工的人数也逐渐增加，同时也促进了教坊乐的发展。“东距望春门，西连阊阖门，百戏竞作，歌吹腾沸”。当时的汴京城是一个喧闹与喜庆的音乐世界，同时也为北宋音乐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宋神宗时，教坊的人数持续增加。根据陈旸《乐书》中：“圣朝教坊裁二百员，并云韶、钧容、东西班，不及千人。”后来在神宗时期一次官员官邸搬迁典礼中，也有所记载：“二十二日迁寓治尚书都省入新省，就令厅赐省官已下御筵。……差教坊第四部一百五十人，酒九行，果肴皆非常比。”
据《文献通考》中所载：“宋朝杂乐百戏有踏球、蹴球、踏蹻、藏挟、杂旋、弄枪碗瓶、龊剑、踏索、寻橦、筋斗、拗腰、透剑门、飞弹丸。……女伎、百戏之类皆隶左右军而散居，每大飨燕宣徽院按籍召之……即第四部充。”
《东京梦华录》中对艺人生活也有相关描述：“所谓左右军，乃京师坊市两厢也，非诸军之军。百戏乃上竿、跳索、倒立、折腰、弄盌注、踢瓶、筋斗、擎戴之类。” 这些艺人平日在勾栏瓦肆中以卖艺为生，并且大多都为才艺绝佳的知名艺人，因而带动了北宋市民音乐间的消费。士人阶层及商人富贾流连其中，构成了北宋时独有的音乐商品经济与文化。
在北宋的都城汴京城中，较为出名的勾栏瓦肆有桑家瓦肆、朱家楼瓦肆、州 西瓦肆、州北瓦肆、保康门瓦肆、新门瓦肆等，其中当以桑家瓦肆最为繁华，其周边的里瓦、中瓦约50多个，甚至有能够容纳上千人的专业“剧院”。汴京城中的官宦子弟、来自全国的富商士绅、名噪一时的文人墨客都是这些瓦肆的主要消费群体：“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终日居次，不觉抵暮。”⑩其中不仅有民间的李师师、徐婆惜等知名艺人，宫廷中的名家如丁仙等也会在其中演出。
除了勾栏瓦肆，汴京城中的酒馆、茶社、青楼妓院中也是艺人们音乐演出的重要场地，“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据《东京梦华录》中所载，这些酒馆茶社中甚至有着上百歌姬的规模，在酒店长廊处等待客人的传唤演唱。
在这种商业经济的发展下，汴京城中艺人们的经济收入达到了历史上的巅峰。例如在金人攻破北汴京之时，从掠夺乐人财产可以看出：“因教坊人员孟子书、周礼义、内侍蓝忻、医官周道隆等，于军前陈状，称每人各有窖埋金银，乞差人搜取。……遂差人赍锄入城，掘取内侍邓珪及教坊诸工所窖金银，于是开封府复行根括，立告者之赏三分之一。”这点从侧面说明北宋时期的音乐经济的发达程度。
三、文人音乐的发展与商品化
士儒文化随着宋代士大夫自我意识的成熟而获得空前的发展。“词”作为新型的艺术形式，又作为宋代特有之艺术，体现了仕人精神与世俗文化的融合。北宋的文人音乐发展有两个方向：一种是得到统治者的青睐，服务于宫廷，例如苏轼;另外一种是广泛流传于民间市井，备受追捧，例如欧阳修和柳永。这两种发展方向完全是受当时北宋的音乐文化背景所影响的，因此文人音乐具有明显的多面性、复杂性和矛盾性。他们既是宫廷音乐的忠实拥护者、谋划者与歌颂者，也是宫廷宴乐的积极参与者与对话者;他们既推崇自我修身养性、追求纯粹的精神境界沟通的“琴乐”，也离不开与乐妓填曲唱词的劝酒日子。也正因为如此，北宋的文人音乐成为当时音乐文化背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北宋时期的著名词人柳永可谓是这种文人的代表，在他的词乐作品中也可看出文人音乐的复杂属性，如：“拆桐花烂漫，乍疏雨、洗清明。正艳杏烧林，缃桃绣野，芳景如屏。倾城。尽寻胜去，骤雕鞍紺幰出郊坰。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
盈盈。斗草踏青。人艳冶、递逢迎。向路傍往往，遗簪堕珥，珠翠纵横。欢情。对佳丽地，信金罍罄竭玉山倾。拚却明朝永日，画堂一枕春酲。”（《木兰花慢·拆桐花烂漫》）;教坊的乐官“每得新声，必求永为辞”，乐工和歌舞伎争相传唱，因此，柳永的词曲很快又流行宫廷和民间。“永初为《上元辞》，有‘乐府两籍神仙，梨園四部弦管’之句传禁中，多称之”?，“会教坊进新曲《醉蓬莱》”?可见文人是当时民间音乐的参与者，许多流行于民间的歌曲，其词作者大多是文人。
元祐初年，作为翰林学士的苏轼，开始撰写教坊乐词，如《兴龙节集英殿宴教坊词》《坤成节集英殿宴教坊词》等，教坊乐词的内容与水平有了质的提升，教坊乐开始由低俗转向高雅，在这期间教坊词曲的数量与质量皆是前代无法比拟的。苏轼对教坊乐的改革功不可没，时人有人赞之：“东坡乐语信笔而成，初不停缀，改不过数处。属对精切，皆经史全语。不假雕琢，自然成章。吁！可畏而仰哉！”?
从柳永和苏轼二人的音乐发展轨迹来看，虽然一个是流传于民间，一个是备受宫廷统治者所喜爱，但是在北宋特有的音乐经济文化的发展趋势下，都明显地体现出了宫廷与民间音乐交流的过程。也可以发现，在北宋时期，优秀的词乐作品不仅能够被民间所追捧传唱，也可被宫廷所吸收接纳，其音乐经济文化已然纵向打通了北宋时期的各个阶层，无论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商人富贾、文人百姓，他们基本上拥有着共同的音乐文化与语言，受到同样的音乐的影响，成就了“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壮观景象，同时造就了北宋独特的市民音乐文化——一个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巅峰。
四、结语
通过对北宋时期音乐经济的分析，不难发现其并不是一开始就呈现出明显的商业化的，其作为封建王朝中音乐文化环境最为特殊的朝代，是具备了两个关键的条件：一是北宋统治者对音乐的喜爱与重视，并且乐于将民间音乐与宫廷音乐相结合，促使各个阶层的人们对音乐的创作、爱好与行为习惯趋于一致;二是北宋时期商品化经济的发展，促使大量的以乐舞为营生的勾栏瓦肆、茶馆、酒馆等民间音乐活动场所出现，富庶的北宋士人文人阶层给予了北宋民间艺人广阔的生存空间，使北宋艺人的身份地位与经济收入达到了历史上的巅峰。这也是北宋音乐文化在封建王朝中独树一帜的最主要原因，也说明了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和音乐文化是相互促进的。
注释：
①欧阳修：《太常因革礼》卷十七，《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13页。
②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二之一七，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三册，第2868页。
③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二十六。
④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五，《全宋笔记》，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25页。
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49页。
⑥脱脱等：《宋史》卷一百四十二。
⑦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一十三。
⑧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二十三。
⑨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一十二。
⑩孟元老撰，王莹译注：《东京梦华录》卷九，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叶梦得：《避暑录话》，叶氏观古堂重刊本卷下，宣统元年，第49页。
?王辟之：《绳水燕谈录》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6页。
?李纲：《梁溪集》卷一百六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25页。
作者简介：李菁菁（1996—），女，汉族，河南焦作人，河南大学音乐学院，18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音乐与舞蹈学专业，研究方向：中国古代音乐史。
【关键词】北宋时期;音乐经济;音乐生产;音乐消费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7X（2020）11-0001-02
【本文著录格式】李菁菁.北宋时期音乐的商品化[J].北方音乐，2020，06（11）：1-2，23.
一、北宋宫廷中的音乐生产活动
北宋宫廷中的音乐活动主体，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以皇帝与臣僚为主体的统治阶层所创作出的音乐作品，集中体现在宫廷登歌宴享中所创作于演奏的音乐;其二是各个音乐机构中的乐工所创作并演奏的作品。总体来说，这些作品都是统治阶层所创作的，用以祭祀享乐、教化臣民。另外，按照北宋宫廷用乐的类别来划分，基本可以划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以太常寺为管理与创作核心的宫廷雅乐;其二是以教坊为创作核心的宫廷俗乐，本文即从这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北宋音乐发展与创作的基础——宫廷雅乐
后周显德七年正月（960年2月），陈桥兵变，后周恭帝退位，赵匡胤称帝，国号宋，北宋初期体制大体沿袭后周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制度。兼判太常寺窦俨进言，礼乐世代不相沿袭，皇宋建立，应为一代之乐立名。雅乐乐章更作新词，于是，宋太祖令窦俨专办其事。“建隆元年二月，有司请改一代乐名并太庙四室酌献、迎俎、送神乐名乐章，诏权判太常寺窦俨等专领其事。四月，俨上新定二舞十二乐曲名。文舞为《文德之舞》，武舞为《武功之舞》。”①除此之外，改乐章十二“顺”为十二“安”，取“治世之音安以乐”之义。至此，宋“十二安”雅乐诞生。窦俨正乐名的举措主要对于雅乐的曲名与乐章的创制，其他用乐礼仪过程、乐舞队列、乐器、音律等方面仍然沿袭后周旧制。
北宋太常寺雅乐的发展和创作和宋太祖的重视有很大关联。在周世宗时期，太常寺的事务一度停滞不前：“周世宗尝观乐悬，问工人，不能答。由是患雅乐凌替，思得审音之士以考正之，乃诏翰林学士窦俨兼判太常寺，与枢密使王朴同详定。”③由于缺乏人才管理，后周的乐工连雅乐中的重要乐器编悬等都不会使用，更不用说对雅乐进行研究与创作。
在宋太祖的重视与主持下，陷入窘境的太常雅乐情况有了很大改观。“国初②，王朴、窦俨讲求大乐，考正律吕，无不谐协。”④不光是对太常寺事务重视，宋太祖还经常和乐官一起进行雅乐的研究，在立国之后短短三个月里，就创立了《文德之舞》《武功之舞》并十二乐曲。在这期间，太常寺的樂工乐人也开始增加，对这些乐工的选拔和教育也相应展开：“二舞郎及引舞一百五十人，按视教坊、开封乐籍，选乐工子弟以备其列，冠服准旧制。”③乐工和舞者的服饰还都没来得及革新，新的两套大型乐舞就已经排练完毕，足可说明北宋太常乐工的雅乐创作能力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与造诣，为宫廷音乐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北宋时期整个音乐大环境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和发展基础。在雅乐发展的基础上，北宋的宫廷用乐逐渐变得多元化，并且影响到了教坊乐、文人音乐和民间俗乐中。
（二）宫廷用乐世俗化的推动者——教坊俗乐
从教坊乐负责的音乐活动职能来看，主要运用于宴飨活动的宫廷俗乐。在北宋初期，教坊用乐深受雅乐影响，甚至要肩负雅乐活动的职能。例如有载宋太宗时：“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冬至上寿，复用教坊乐。……有司请以此五瑞为《祥麟》《丹凤》《河清》《白龟》《瑞麦》之曲，荐于朝会，从之。”③
然而至真宗朝时，宫廷中的教坊用乐开始以民间俗乐为主导，其本质原因还是在统治者对音乐态度的变化上。前文所说，太祖太宗二帝皆痴迷与宫廷雅乐的发展与研究，但从宋太宗时民间俗乐在宫廷用乐的统治力已初见端倪。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上谓近臣曰：‘学士之职，清切贵重，非他官可比……有敕设及弄猕猴之戏，久罢其事，然亦非宜。教坊有杂手伎、跳丸、藏珠之类，当令设之。’”⑤
而真宗之后，北宋统治者对音乐的爱好彻底偏向于教坊乐中的民间俗乐。如：“仁宗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或命教坊使撰进，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⑥不难看出，仁宗时期的教坊乐不光是单纯地吸收融合民间俗乐的内容，并且和帝王有着直接的联系，通过教坊这一机构，教坊俗乐打通了由帝王至民间的音乐通道，这样一来，无论在北宋时期的那一个阶层，其音乐语言都与环境越发接近，用乐审美与标准逐渐趋于一致。
如果仅仅是通过上文所述，我们只能看出北宋宫廷中的音乐生产情况，还谈不上“生产消费”这种与经济相关联的内容。但是笔者认为，宫廷中这种成熟且逐渐融合民间俗乐的音乐发展方向，恰恰是北宋音乐明显不同于其他朝代的关键所在，也是北宋音乐高度商品化的前提与基础。
二、宫廷教坊乐与民间音乐的融合
宋太宗时，宫廷中已出现诸如“耍猴戏”这种极具代表性的民间艺术形式，此后，教坊俗乐对民间用乐的吸收与融合更加频繁。这种融合的关键原因在于，北宋时的统治者并不把教坊乐限于禁中，而是在重大的节日与宫廷活动中，与民同乐，将教坊俗乐等宫廷音乐机构中的乐舞置于城市中共享。 “淳化三年三月，幸金明池，命为竞渡之戏，掷银瓯于波间，令人泅波取之。因御船奏教坊乐，岸上都人纵观者万计。”⑦宋太宗游幸金明池观水游玩，命军人进行划船比赛，太宗掷银瓯于水池中，人们争相取之，同时命奏教坊乐于池岸，汴京城中的纵观者众多。这种帝王与乐人、百官、百姓同乐同戏的场景是中国封建史上是不多见的。这种形式的“与民同乐”很好地促进了北宋音乐文化的发展。
宋真宗时，春宴等活动都会开放皇家园林让汴京市民游玩：“咸平中，有司将设春宴，金明池习水戏，开琼林苑，纵都人游赏。”⑧并且同时赏赐百官教坊乐：“宰相率百官上寿，赐酒三行，皆用教坊乐……罢日以香赐之，仍各设会，赐上尊酒及诸果，百官兼赐教坊乐。”⑨教坊用乐需求的增多，使乐工的人数也逐渐增加，同时也促进了教坊乐的发展。“东距望春门，西连阊阖门，百戏竞作，歌吹腾沸”。当时的汴京城是一个喧闹与喜庆的音乐世界，同时也为北宋音乐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宋神宗时，教坊的人数持续增加。根据陈旸《乐书》中：“圣朝教坊裁二百员，并云韶、钧容、东西班，不及千人。”后来在神宗时期一次官员官邸搬迁典礼中，也有所记载：“二十二日迁寓治尚书都省入新省，就令厅赐省官已下御筵。……差教坊第四部一百五十人，酒九行，果肴皆非常比。”
据《文献通考》中所载：“宋朝杂乐百戏有踏球、蹴球、踏蹻、藏挟、杂旋、弄枪碗瓶、龊剑、踏索、寻橦、筋斗、拗腰、透剑门、飞弹丸。……女伎、百戏之类皆隶左右军而散居，每大飨燕宣徽院按籍召之……即第四部充。”
《东京梦华录》中对艺人生活也有相关描述：“所谓左右军，乃京师坊市两厢也，非诸军之军。百戏乃上竿、跳索、倒立、折腰、弄盌注、踢瓶、筋斗、擎戴之类。” 这些艺人平日在勾栏瓦肆中以卖艺为生，并且大多都为才艺绝佳的知名艺人，因而带动了北宋市民音乐间的消费。士人阶层及商人富贾流连其中，构成了北宋时独有的音乐商品经济与文化。
在北宋的都城汴京城中，较为出名的勾栏瓦肆有桑家瓦肆、朱家楼瓦肆、州 西瓦肆、州北瓦肆、保康门瓦肆、新门瓦肆等，其中当以桑家瓦肆最为繁华，其周边的里瓦、中瓦约50多个，甚至有能够容纳上千人的专业“剧院”。汴京城中的官宦子弟、来自全国的富商士绅、名噪一时的文人墨客都是这些瓦肆的主要消费群体：“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终日居次，不觉抵暮。”⑩其中不仅有民间的李师师、徐婆惜等知名艺人，宫廷中的名家如丁仙等也会在其中演出。
除了勾栏瓦肆，汴京城中的酒馆、茶社、青楼妓院中也是艺人们音乐演出的重要场地，“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据《东京梦华录》中所载，这些酒馆茶社中甚至有着上百歌姬的规模，在酒店长廊处等待客人的传唤演唱。
在这种商业经济的发展下，汴京城中艺人们的经济收入达到了历史上的巅峰。例如在金人攻破北汴京之时，从掠夺乐人财产可以看出：“因教坊人员孟子书、周礼义、内侍蓝忻、医官周道隆等，于军前陈状，称每人各有窖埋金银，乞差人搜取。……遂差人赍锄入城，掘取内侍邓珪及教坊诸工所窖金银，于是开封府复行根括，立告者之赏三分之一。”这点从侧面说明北宋时期的音乐经济的发达程度。
三、文人音乐的发展与商品化
士儒文化随着宋代士大夫自我意识的成熟而获得空前的发展。“词”作为新型的艺术形式，又作为宋代特有之艺术，体现了仕人精神与世俗文化的融合。北宋的文人音乐发展有两个方向：一种是得到统治者的青睐，服务于宫廷，例如苏轼;另外一种是广泛流传于民间市井，备受追捧，例如欧阳修和柳永。这两种发展方向完全是受当时北宋的音乐文化背景所影响的，因此文人音乐具有明显的多面性、复杂性和矛盾性。他们既是宫廷音乐的忠实拥护者、谋划者与歌颂者，也是宫廷宴乐的积极参与者与对话者;他们既推崇自我修身养性、追求纯粹的精神境界沟通的“琴乐”，也离不开与乐妓填曲唱词的劝酒日子。也正因为如此，北宋的文人音乐成为当时音乐文化背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北宋时期的著名词人柳永可谓是这种文人的代表，在他的词乐作品中也可看出文人音乐的复杂属性，如：“拆桐花烂漫，乍疏雨、洗清明。正艳杏烧林，缃桃绣野，芳景如屏。倾城。尽寻胜去，骤雕鞍紺幰出郊坰。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
盈盈。斗草踏青。人艳冶、递逢迎。向路傍往往，遗簪堕珥，珠翠纵横。欢情。对佳丽地，信金罍罄竭玉山倾。拚却明朝永日，画堂一枕春酲。”（《木兰花慢·拆桐花烂漫》）;教坊的乐官“每得新声，必求永为辞”，乐工和歌舞伎争相传唱，因此，柳永的词曲很快又流行宫廷和民间。“永初为《上元辞》，有‘乐府两籍神仙，梨園四部弦管’之句传禁中，多称之”?，“会教坊进新曲《醉蓬莱》”?可见文人是当时民间音乐的参与者，许多流行于民间的歌曲，其词作者大多是文人。
元祐初年，作为翰林学士的苏轼，开始撰写教坊乐词，如《兴龙节集英殿宴教坊词》《坤成节集英殿宴教坊词》等，教坊乐词的内容与水平有了质的提升，教坊乐开始由低俗转向高雅，在这期间教坊词曲的数量与质量皆是前代无法比拟的。苏轼对教坊乐的改革功不可没，时人有人赞之：“东坡乐语信笔而成，初不停缀，改不过数处。属对精切，皆经史全语。不假雕琢，自然成章。吁！可畏而仰哉！”?
从柳永和苏轼二人的音乐发展轨迹来看，虽然一个是流传于民间，一个是备受宫廷统治者所喜爱，但是在北宋特有的音乐经济文化的发展趋势下，都明显地体现出了宫廷与民间音乐交流的过程。也可以发现，在北宋时期，优秀的词乐作品不仅能够被民间所追捧传唱，也可被宫廷所吸收接纳，其音乐经济文化已然纵向打通了北宋时期的各个阶层，无论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商人富贾、文人百姓，他们基本上拥有着共同的音乐文化与语言，受到同样的音乐的影响，成就了“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壮观景象，同时造就了北宋独特的市民音乐文化——一个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巅峰。
四、结语
通过对北宋时期音乐经济的分析，不难发现其并不是一开始就呈现出明显的商业化的，其作为封建王朝中音乐文化环境最为特殊的朝代，是具备了两个关键的条件：一是北宋统治者对音乐的喜爱与重视，并且乐于将民间音乐与宫廷音乐相结合，促使各个阶层的人们对音乐的创作、爱好与行为习惯趋于一致;二是北宋时期商品化经济的发展，促使大量的以乐舞为营生的勾栏瓦肆、茶馆、酒馆等民间音乐活动场所出现，富庶的北宋士人文人阶层给予了北宋民间艺人广阔的生存空间，使北宋艺人的身份地位与经济收入达到了历史上的巅峰。这也是北宋音乐文化在封建王朝中独树一帜的最主要原因，也说明了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和音乐文化是相互促进的。
注释：
①欧阳修：《太常因革礼》卷十七，《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13页。
②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二之一七，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三册，第2868页。
③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二十六。
④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五，《全宋笔记》，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25页。
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49页。
⑥脱脱等：《宋史》卷一百四十二。
⑦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一十三。
⑧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二十三。
⑨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一十二。
⑩孟元老撰，王莹译注：《东京梦华录》卷九，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叶梦得：《避暑录话》，叶氏观古堂重刊本卷下，宣统元年，第49页。
?王辟之：《绳水燕谈录》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6页。
?李纲：《梁溪集》卷一百六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25页。
作者简介：李菁菁（1996—），女，汉族，河南焦作人，河南大学音乐学院，18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音乐与舞蹈学专业，研究方向：中国古代音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