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一天，你在路上看到两个流氓，一个从富人手上抢走一块鸡腿，另一个把流浪汉紧紧拽在手里的最后一个馒头抢走了一半，你觉得哪个流氓更可恶？答案好像很明显：第二个流氓更可恶。虽然从道理上讲，两个都是流氓，而流氓一般都不太可爱，但出于朴素的情感，人们会觉得第二个流氓尤其可恶。假如第一个流氓抢了富人的鸡腿后，转手给了被抢走馒头的流浪汉，我们甚至还会把他挪出流氓的行列，放入义士的队伍。
　　假如将这种情感投射到国家征税的问题上，我们希望国家是第一种流氓，而不是第二种流氓。可惜的是，我们常常难以如愿，例如美国政府就属于第二种“流氓”。根据美国一个研究所今年年初发布的一份报告，美国的总税收中，最穷的10%人口缴纳的税收相当于收入的10.9%，而最富有的1%只缴纳了总收入的5.4%，只相当于前者的一半。情况最恶劣的10个州中，最穷的20%缴纳的税收占他们总收入的比例是最富有的20%的7倍。这意味着，美国穷人比富人尽了更大力量在供养国家，或者说美国政府从穷人手上“抢走”的钱分量更大。
　　当然，把收税比喻为抢钱太过于粗暴了，毕竟在形式上看，收税是经过法律规定的，而且依据民主程序制定出来的法律在理想状态下应该能够代表民意。换言之，纳税是自愿往外掏钱，不是在胁迫状态下被抢钱。尽管如此，看着每个月收入无端端少了一大块，还是相当令人肉痛。对此，法国帝国时代一个财政官将纳税形容为从鹅身上拔毛，这个比喻真是令人叫绝。按照这个比喻，哪怕鹅同意拔毛，拔毛的过程中，肉痛总是难以避免，但毕竟鹅自己是同意的，所以这种痛忍忍也就过去了。但假如在不同的鹅身上同时拔毛，肥鹅被拔走5根，瘦鹅被拔走了10根，那么对于瘦鹅来说，就不仅是肉痛，甚至也要心痛了。
　　让人心痛的税制不是好税制，不论该税制是否在形式上得到民众同意。对经济学者来说，心痛与否被转化为税制能否缓和收入不平等的问题。税收的一个重要功能正是促成财富平等，从收的角度看，越富的人理应缴纳更多份额（或至少是相同份额）的税收。像美国这样税收负担向穷人倾斜的税制，被称为累退性的税收，越穷的人纳税占收入份额越大。实际上，中国的税收也存在严重的累退性，并且缺少相应的补偿措施。根据财政部财政科學研究所2008年的研究结论，中国人口按照收入从低到高划分为7个等级，其中收入最低者的税负是收入最高者的两倍，这个情况和美国类似。
　　造成累退性税收的首要原因是，流转税收占了太大份额。流转税指那些在商品生产和销售过程中产生的税收，在中国主要表现为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这些税收的绝大部分都计入了售价，最终转嫁到普通消费者身上。低收入者花在消费上的收入份额普遍高于高收入者，因此便造成了两个层级收入者缴纳流转税税负的不平等。另外一个原因是，所得税存在不合理性，例如起征点太低，或是为高收入者设定纳税限额。
　　当然，税制结构的不合理只是累退性税收的表面原因，深层原因既包括征税技术的落后—只能依靠较为容易征收的流转税，还包括政治决策结构的不合理性—收入低的人在税制立法过程中缺少足够的话语权，或是决策者没有充分考虑低收入者的利益。本应增进平等的税收反而成了扩大不平等的一个根源，国家变成第二种流氓，对于这种情况，不仅鹅接受不了，拥有朴素情感的人当然更是无法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