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导演许鞍华与画家陈丹青就《黄金时代》展开了一场民国范儿的对谈，在此之前，陈丹青、贾樟柯、张鸣也曾集体追忆民国时期。
　　许鞍华：那个时代的女文青有一种支点和底线，有一种责任和礼节
　　当时萧红在物质上很艰难，但在心情最痛苦的时刻，居然能够看出自己在一个黄金时代，作为一个艺术家能够看出自己当时很幸福，看出时代的好，这是一个艺术家的洞见力。
　　为什么感觉民国时代那么好，这个很主观，丁玲，萧红，萧军，包括鲁迅……这些作家那个时代比较自由，生活和创作也很自由，有一种高度的文明，不仅在师生之间，朋友之间，情侣甚至情敌之间，无论忠诚和反叛，都有自己的支点和底线，有一种责任和礼节，那个时代能够兼容并收，好过后来的嬉皮士的放纵和颓废。
　　当然，拍《黄金时代》不是为了推崇“民国范儿”。我只是觉得，这是讲那个时代的一群文人，就像表扬一下他们那个时候比较传统的关系、那种状况以及他们的挣扎。再对比一下，他们的抗争比我们的要辛苦，也比较有诚意。
　　陈丹青：
　　民国文艺乱象，其实也就是当时的自由，但我不以为“回到民国”是一种价值
　　那年《色戒》播映，我遇见余光中夫妇，余夫人说，我们民国的女子是有烈性的。《色戒》那位烈女子的上代，也是烈士，和林昭一样，一门之中，两代人喋血成仁。
　　虽然民国一切显得那么磅礴，但我不以为“回到民国”是一种价值。
　　三十年来，中国被有限释放的活力，即便从未以民国为指归，但是民间各种自发的个人行为个人价值，正在各层面破茧而出，呈现奇怪而惊人的姿态，成为社会潜流。为什么我不愿苛责年轻人？清末民初的孩子也曾被世人讥为“一代不如一代”，然而“一代送走一代。”
　　我以民国范儿来想今天的情况，才明白民国文艺一个乱象，其实也就是当时的自由。在鲁迅的笔下，国民党时代，他的书很多都被禁。我要说一句，民国人没有得到的理想应该说实现了，因为民国无非想做两件事情，一是强国，一是立人。
　　强国这件事情上，民国看到共和国，那是羞愧难言，比卫星、比核武器，没法比，可是在立人这一块，我相信共和国一直到今天的人，看到民国还是很羞愧，要论做人的堂堂正正，敢作敢当，我们在民国人面前根本没有资格说，全是奴才，我在所有大学看到都是奴才，当然我本人是资深奴才，这是民国人完全看不懂的东西。
　　贾樟柯：民国可能是充满了想改变的冲动
　　因为我要筹拍《在清朝》，还原晚清到民国初年的面貌，了解到原来在我的老家汾阳，有几百年历史的教堂彩色建筑都拆掉，变成县里面开三级干部会议的礼堂。在这样一个小的县城里，同时存在着道观、教堂、庙宇、中学。当民国在大陆上消失后，这些东西也消失了，但是人没有消失。
　　我们老家有一个出版物叫县志通讯，其中有一段，讲到整个山西包括汾阳周边几个县城曾经出过秀才，因为废科举，他们进行过示威游行和抗议，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他们整个一代人读四书五经，求功名、求仕途，甚至求一个职业的道路就被阻止了。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重提理想，因为可能理想在这个时代是缺失的。为什么这个时代的理想会缺失，会被妖魔化，好像理想是一个很害羞的事情，我想是因为这是一个不怎么想改变的社会，是一个懒惰的社会。
　　理想是对现实的不满，是改变现实的冲动，我想民国可能是充满了想改变的冲动。
　　张鸣： 我们的媒体想牛，民国媒体人很牛
　　武昌起义前有一个报纸叫《大江报》，很有锐气，揭露地方官非常犀利，指名道姓的，而且他们还公然鼓吹革命。官方贴出一个查封条，这两人非要到官厅去，在法庭上非常牛，不是我们看到的法官怎么样声色俱厉，而是他们两个声色俱厉，把法官骂的抬不起头来。
　　当时媒体很多人都很穷，不管是革命党媒体人，还是一般媒体人，都很穷，偶尔会富一下，但他们都会得到青睐。别人是要多拿钱的，他们是可以赊账的，很幸福。
　　如果清王朝不犯错误，媒体人就没办法。而媒体人能够这样做，包括革命党媒体人有的时候居然公开，关键还是清政府到了1911年的时候有新闻法，叫做报律，他们基本上是按照报律来管理的媒体，所以媒体人很嚣张，嚣张也没有用，撼动不了政府。当时著名媒体人汪精卫干脆上北京刺杀摄政王，喊没有用，结果没成功。
　　国民革命以后，媒体环境又大坏了，对比北洋时期和国民党时期，媒体是两个天地，在北洋时期绝对没有媒体检查，但是到了国民党时期就有了，媒体就要频繁开天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