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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使用专家评定法和问卷法对青岛市内13个绿化状况不同的社区以及该社区内700名居民进行调查，检验了居住区绿地环境与居民生活满意度、居民身心健康之间的关系，并考察了生活满意度在居住区绿地环境与居民身心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居民身心健康在年龄阶段、教育水平、职业类型和收入上差异显著，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生活满意度在以上人口学信息上均显示差异不显著。（2）居住区客观绿地环境、居住区主观绿地环境、生活满意度与居民的身心健康之间显著正相关。（3）客观居住区绿地环境对于居民的身心健康的直接效应显著；主观居住区绿地环境通过生活满意度的完全中介作用对居民身心健康产生影响。
关键词 居住区绿地环境；生活满意度；身心健康
分类号 B849
1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城市环境中添加自然元素也显得越来越重要，对于居住在城市环境中的居民来说，在城市自然环境中的休闲娱乐将成为未来人们的永恒话题（Wagner & Gobster，2007）。而居住区绿地则是城市居民接触最方便也是最频繁的城市自然环境。居住区绿地即指居住区内为居民提供休憩活动场所的绿化设置（胡长龙，2002）。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外学者对于自然环境对人类的身心健康的影响的研究就已经开始发展起来。文化取向的观点认为，当代西方文化的自然偏好导向人的人们更倾向于自然环境（Tuan，1974）；唤醒理论认为自然环境相比于城市环境的较低的复杂性会更有利于个体压力水平的降低（Wohlwill，1974）。
压力减少理论认为人们在处于没有威胁的自然环境中会减少由于日常生活中的压力源带来的压力体验（Ulrich & SiMons，1986）。社区内的绿地提供的自然元素通过提供与生存和幸福有关的视觉元素达到恢复健康和能量。这些自然环境能够产生一些积极的反应，这些反应能够使人们迅速回归到适度水平的觉醒状态（ Orians & Heerwagen，1992）。居住场所附近的绿地可以缓冲负性生活事件带来的压力（ Van den Berg， Maas， Verheij， & Groenewegen， 2010； Wells & Evans， 2003）。
而美国密歇根大学的Kaplan和Talbot（1983）就该研究主题提出了“复愈性环境”这一术语，复愈性环境是指对人类不断消耗的身心资源和能力有恢复与更新效果的环境设置（赵欢，吴建平，2010）。Kaplan（1995）的注意恢复理论认为人们需要唤起定向注意（需要消耗大量精力和注意力）来完成日常生活中的任务，而处于自然环境中的人们会唤起无意注意（不需要耗费大量的注意）从而使得定向注意得到恢复。减轻压力可能会增强注意力，而注意力的恢复也有可能有助于减轻压力，居住区绿地通过这些方式为人们的身心健康提供间接的支持 （De Vries，2010）。小片的绿色和植被可能会促使居民使用户外空间和社会活动 （Sullivan， Kuo， & Depooter， 2004）。提供复愈锻炼的场所，可以帮助人们减轻焦虑和抑郁，提高自尊和健康。
大量实证研究也证实自然环境对于居民的身心健康有重要的提升作用。相比较在城市环境中行走的被试，在森林里行走的被试的唾液皮质醇的平均浓度、压力荷尔蒙都了显著性的降低（Yoshifumi Miyazaki，2007；Terry Hartig，Gary W. Evans，Larry D. Jamner，Deborah S. Davis & Tommy G.arling，2003）。社区的绿地可能会激起更多的锻炼活动（Phillips， Kiernan， & King， 2001 ），促进居民的社会交往活动，这些身体上的锻炼活动和强有力的社会支持都有利的促进居民的身心健康水平。
关于自然环境提高积极情绪、城市环境增加消极情绪的观点，研究者也进行了验证。被试被随机分配到两个组，在荒野或者是城市绿地中行走30分钟。用多维度量表来测量幸福感。结果显示在城市绿地条件下“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有很大的变化。幸福感的“激活”和“唤醒”因素也发生了变化，在城市绿地中行走的被试的幸福感显著提高了（D?rte Martens，Heinz Gutscher & Nicole Bauer，2011）。居住区绿地融合了城市环境的钢筋水泥和自然环境的荒野森林，成为当下城市居民接近自然最方便快捷的方式。居住区绿地还与社区满意度、自我报告的健康程度和寿命、焦虑和抑郁的减少有很强的相关（Maas， Verheij， Groenewegen， de Vries， & Spreeuwenberg， 2006；Maas et al.， 2009； Takano， Nakamura， & Watanabe， 2002 ）。一些作者认为通过视觉暴露于那些共享的自然空间或是自然植被下可以解释这些自然资源对身心健康的有利影响 （e.g.， Aries， Veitch， & Newsham， 2010； Hur， Nasar， & Chun， 2010； Kaplan， 2001 ； Kearney， 2006）。
国内研究更多的关注于居住区绿地的生态功能和规划设计（毕汝涛，2012；杨保东，2005），或是仅仅停留在使用频率这一单维度的影响上（房城，郭二果，王成，郄光发，孙志伟，李春媛，2008）。而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不仅收集了居住区绿地的客观环境数据（客观绿化率、客观绿地质量、客观卫生状况），也同样收集居民对于该居住区绿地环境的评价和满意度（主观绿地数量，主观绿地质量，主观卫生状况），来比较居住区客观绿地和居住区主观绿地对于居民身心健康的影响效应的差别。其次，我们加入了生活满意度这一中介变量来探讨居住区绿地是以什么方式来影响居民的身心健康的，从而建立居住区绿地环境因素与居民身心健康之间的影响模型。 2 研究方法
2.1测查地的选择与被试
位于山东省青岛市选择两个非临海的城区：市北区与李沧区。使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5个街道，通过与街道办事处协商，选取街道内地理位置相近，周围环境相同但社区内部绿化环境差异较大的社区作为测查地点。对所选的13个社区的客观环境数据进行测量，对社区内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900份，回收863份，回收率95.9%，有效700份，有效率77.8%。其中男性298人（42.6%），女性399人（57.2%）；20岁以下8人（1.1%），21-3949岁186人（26.6%），40-59岁290人（41.4%），60岁以上213人（30.4%）；小学及以下学历者29人（4.1%），中学198人（28.3%），高中及中专204人（29.1%），大专112人（16.0%），本科112人（16.0%），研究生及以上7人（1.0%）；在职业分类上，工194人（27.7%），商141人（20.1%），职40人（5.7%），技29人（4.1%），学生12人（1.7%），退休238人（34.0%）。
2.2 研究工具
2.2.1 居住区主观绿地环境的测量
居住区主观绿地环境（以下简称主观绿地环境）包括主观绿地数量、主观绿地质量、主观卫生状况。
主观绿地环境问卷主要由3条绿地环境自评条目组成：“您对社区内的绿地、户外活动场所的数量满意吗？”“您对社区内的绿地、户外活动场所的质量满意吗？”“您对小区整体卫生状况满意吗？”本问卷采用从非常不满意（记1分）到非常满意（记7分）7级评分方式。得分越高，说明该社区居民对于本社区的绿地环境的满意度评价越高。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问卷的3个条目在北京市对73名市民一周后的重测信度分别为0.630、0.665、0.582，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08。
2.2.2 居住区客观绿地环境的测量
居住区客观绿地环境（以下简称客观绿地环境）主要包括客观绿化率，客观绿地质量，客观卫生状况。
Google earth软件：本研究使用Google earth软件来测量客观绿化率。Google earth是一款Google公司开发的虚拟地球仪软件，它把卫星照片、航空照相和GIS布置在一个地球的三维模型上，可以进行地理信息的测算。
本研究采用专家测评法来测量社区的客观绿地质量和客观卫生状况。按照《城市绿地建设和管理等级质量标准》对社区内的绿地、公共活动场所，以及小区整体卫生状况进行评估，其中评估的方面包括绿化养护、园林植物、草坪及植被覆盖率、病虫害情况、绿化植物的层次、卫生状况、安全设施、完整性。根据这些方面对居住区绿地进行10级评分，1为最差，10 为最好。为保证评分者的结果的一致性，由3为评分者先对4个社区的客观绿地质量和客观卫生状况进行独立测评，得出三位评分者的评分者信度为0.94。各社区的客观环境数据如表1：
2.2.3 居民身心健康的测量
自测健康评定级表（SRHMS）由Suchman等人（1958）编制，由国内学者许军等人修订，问卷共包括48个条目，3个分量表，10个维度组成，涉及到个体健康的生理，心理和社会三个方面的健康程度，10个维度包括身体症状与器官功能、日常生活功能、身体活动功能、正向情绪、心理症状与负向情绪、认知功能、角色活动与社会适应、社会资源与社会接触、社会支持、健康总体自测。48个条目评分采用模拟线性方式，各个条目原始分的回答是在一条有两个极端点的10cm线上划上标记。健康总体自测维度即维度10中的四个条目不参与子量表分和总量表分的计算。修订后的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重测信度为0.875，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98。量表的效标效度为（以SF-36为效标）0.487。在本研究中，量表验证性因素分析的各项拟合指数为X?/df=14.16，NFI=0.917，RFI=0.876，IFI=0.923，TLI=0.884，CFI=0.923，RMSEA=0.137，各项指标均可接受。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为0.967，三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是0.924、0.920、0.942。
2.2.4 生活满意度的测量
在本研究中，生活满意度的测量由一个条目来测量“你对生活总体的满意或不满意程度如何？哪一数值最接近你的满意度或不满意度？”，采用从非常不满意（记1分）到非常满意（记7分）7级评分方式。问卷在北京市对73名市民在一周后的重测信度为0.463。
2.2.5数据分析处理
本研究采用SPSS17.0和AMOS20.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居民身心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的分析
在本研究中，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考察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的性别差异，结果表明居民的身心健康度（t=-0.068，p>0.05）与生活满意度（t=-1.466，p>0.05）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考察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的年龄阶段、教育水平、职业类型、月收入的差异，结果显示，身心健康在年龄阶段（F=15.245， p<0.001）、教育水平（F=14.027，p<0.001）、职业类型（F=7.317，p<0.001）、收入（F=7.529，p<0.001）上差异显著，而生活满意度在年龄阶段（F=0.264，p>0.05）、教育水平（F=1.977，p>0.05）、职业类型（F=1.366，p>0.05）、收入（F=1.775，p>0.05）上均不存在显著性的差异。
3.2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对本研究内的研究变量进项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生理健康状况与客观绿地质量、客观卫生状况相关不显著，其他所有的变量之间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见表2）。 3.3生活满意度在主观绿地环境与居民身心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考察主观绿地环境、客观绿地环境对居民的身心健康的影响效应及其效应的实现路径。在本研究所构建的模型中，主观绿地环境、客观绿地环境和身心健康作为潜变量。为保证模型的简洁性，本模型采用了先验问卷结构法（a priori questionnaireconstruction， Little et al.， 2002），把身心健康问卷的44个条目进行打包，由于身心健康问卷有3个维度，所以打包的观测变量的数量为3个。最终，该模型总共包含3个潜变量和9个观测变量。模型的拟合指数为χ2/df=11.207，NFI=0.945，RFI=0.918，IFI=0.950，TLI=0.925，CFI=0.950，RMSEA=0.121
把生活满意度作为中介变量进入模型，模型的拟合指数χ2/df=9.44，NFI=0.946，RFI=0.904，IFI=0.951，TLI=0.913，CFI=0.951，RMSEA=0.110，说明模型拟合良好。模型及结果见图1。
由图1和表3可知，客观绿地环境对身心健康的直接作用显著，直接效应值为0.09。在加入中介变量之后，主观绿地环境变量至身心健康变量路径上的负荷因子由显著变成了不显著，主观绿地环境至生活满意度、生活满意度至身心健康的路径载荷是显著的，说明主观绿地环境对身心健康的影响是通过生活满意度的完全中介作用实现的，中介效应值为0.37*0.68=0.252。
4 讨论
4.1 居民身心健康与生活满意度的特点
在本研究中，男女在身心健康和生活满意度上均不存在显著性的差异，说明性别已经不是影响居民身心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的重要的影响因素。居民身心健康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上显示出显著性的差异，21-39岁年龄阶段的居民的身心健康水平最高（M±SD=343.41±52.84），可能因为在这个年龄阶段居民的生理健康上处于巅峰阶段，心理健康上没有生活及社会压力的影响，社会健康上处于人际交流的高峰时机。而60岁以上的居民的身心健康水平最低（M±SD=305.18±68.35），因为这个年龄阶段的居民生理健康上处于衰退额阶段，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都会受到枯燥的老年生活和退休的无用感的影响。身心健康在不同的教育水平、职业类型、收入上差异显著，本科教育水平的居民的身心健康水平最高（M±SD=350.37±50.16），而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的居民的身心健康水平最低（M±SD=270.93±83.32），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异有可能是因为文化水平较高的居民在社会交流水平和个人保健意识相对较高，在收入水平上，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的居民的身心健康水平最高（M±SD=362.63±39.12），较高的经济水平记得居民拥有更多的健康保健的机会。因老年人在教育水平和收入上都处于较低的水平，所以以上这些差异也有可能是因为年龄的分布造成的。
4.2 主、客观绿地环境与身心健康的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客观绿地环境（客观绿化率、客观绿地质量、客观卫生状况）与主观绿地环境（主观绿地数量，主观绿地质量、主观卫生状况）之间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这表明提高客观绿地环境对于居民的主观感知是有显著的影响的。客观绿地环境、主观绿地环境与居民身心健康、生活满意度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说明随着居住区绿地质量的提高，居民的身心健康水平是会随之提高的，这是因为社区绿化建设为居民的锻炼与社会交流提供了场所与可能，从而减轻生理上的不适，更多的社会交流对于压力和负性情绪的缓解都有一定的帮助，进一步促进了居民的身心健康水平和生活满意度。
客观绿地环境、主观绿地环境对于身心健康都有显著的影响，这与前人很多的研究都是一致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表3中，客观绿地环境的回归系数小于主观绿地环境的回归系数，说明客观绿地环境对于身心健康的预测作用要小于主观绿地环境对于身心健康的预测作用。所以，提升居民对于绿地环境的满意度的感知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居民对社区绿地的满意度提高了，人们才更有可能去使用绿地，从而增加相应的锻炼与交流，促进居民身心健康的提高。
4.3 生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加入生活满意度这一中介变量之后，主观绿地环境质量到身心健康的路径系数由原来的显著变成了不显著，这说明生活满意度在主观绿地与居民身心健康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的作用，长期使用或生活在城市绿地附近的居民对于家庭、工作和生活的满意度也更高（kaplan，Ryan，1998），而生活满意度是影响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对于提高积极情绪（何丹，易芳，2013）和社会健康方面有着积极的影响。所以主观绿地环境对于身心健康的影响是通过提高生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居民身心健康在年龄阶段、教育水平、职业类型和收入上有显著性的差异，生活满意度在这些因素上没有显著性的差异。（2）客观绿地环境、主观绿地环境、生活满意度和居民的身心健康之间均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3）客观绿地环境对于居民的身心健康的直接效应显著；主观绿地环境通过生活满意度的完全中介作用对居民身心健康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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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thods of expert evaluation and questionnaires were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700 residents and their settlement in Qingdao.The relationship among residential greening environment，life satisfaction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residents， and the mediator effect of Life Satisfaction were examined.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Resi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t at different age， education， job， and income， but not at sex； Residents’ life satisfaction were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t at different age， education， job， income and sex. （2） Residential objective greening environment， residential subjective greening environment， life satisfaction and resi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we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3） Residential objective greening environment influenced Resi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directly， life satisfaction played a completely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residential subjective greening environment and resi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Key words： residential greening environment； life satisfaction；resi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栏目编辑/丁尧 终校/黄才玲
关键词 居住区绿地环境；生活满意度；身心健康
分类号 B849
1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城市环境中添加自然元素也显得越来越重要，对于居住在城市环境中的居民来说，在城市自然环境中的休闲娱乐将成为未来人们的永恒话题（Wagner & Gobster，2007）。而居住区绿地则是城市居民接触最方便也是最频繁的城市自然环境。居住区绿地即指居住区内为居民提供休憩活动场所的绿化设置（胡长龙，2002）。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外学者对于自然环境对人类的身心健康的影响的研究就已经开始发展起来。文化取向的观点认为，当代西方文化的自然偏好导向人的人们更倾向于自然环境（Tuan，1974）；唤醒理论认为自然环境相比于城市环境的较低的复杂性会更有利于个体压力水平的降低（Wohlwill，1974）。
压力减少理论认为人们在处于没有威胁的自然环境中会减少由于日常生活中的压力源带来的压力体验（Ulrich & SiMons，1986）。社区内的绿地提供的自然元素通过提供与生存和幸福有关的视觉元素达到恢复健康和能量。这些自然环境能够产生一些积极的反应，这些反应能够使人们迅速回归到适度水平的觉醒状态（ Orians & Heerwagen，1992）。居住场所附近的绿地可以缓冲负性生活事件带来的压力（ Van den Berg， Maas， Verheij， & Groenewegen， 2010； Wells & Evans， 2003）。
而美国密歇根大学的Kaplan和Talbot（1983）就该研究主题提出了“复愈性环境”这一术语，复愈性环境是指对人类不断消耗的身心资源和能力有恢复与更新效果的环境设置（赵欢，吴建平，2010）。Kaplan（1995）的注意恢复理论认为人们需要唤起定向注意（需要消耗大量精力和注意力）来完成日常生活中的任务，而处于自然环境中的人们会唤起无意注意（不需要耗费大量的注意）从而使得定向注意得到恢复。减轻压力可能会增强注意力，而注意力的恢复也有可能有助于减轻压力，居住区绿地通过这些方式为人们的身心健康提供间接的支持 （De Vries，2010）。小片的绿色和植被可能会促使居民使用户外空间和社会活动 （Sullivan， Kuo， & Depooter， 2004）。提供复愈锻炼的场所，可以帮助人们减轻焦虑和抑郁，提高自尊和健康。
大量实证研究也证实自然环境对于居民的身心健康有重要的提升作用。相比较在城市环境中行走的被试，在森林里行走的被试的唾液皮质醇的平均浓度、压力荷尔蒙都了显著性的降低（Yoshifumi Miyazaki，2007；Terry Hartig，Gary W. Evans，Larry D. Jamner，Deborah S. Davis & Tommy G.arling，2003）。社区的绿地可能会激起更多的锻炼活动（Phillips， Kiernan， & King， 2001 ），促进居民的社会交往活动，这些身体上的锻炼活动和强有力的社会支持都有利的促进居民的身心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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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研究更多的关注于居住区绿地的生态功能和规划设计（毕汝涛，2012；杨保东，2005），或是仅仅停留在使用频率这一单维度的影响上（房城，郭二果，王成，郄光发，孙志伟，李春媛，2008）。而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不仅收集了居住区绿地的客观环境数据（客观绿化率、客观绿地质量、客观卫生状况），也同样收集居民对于该居住区绿地环境的评价和满意度（主观绿地数量，主观绿地质量，主观卫生状况），来比较居住区客观绿地和居住区主观绿地对于居民身心健康的影响效应的差别。其次，我们加入了生活满意度这一中介变量来探讨居住区绿地是以什么方式来影响居民的身心健康的，从而建立居住区绿地环境因素与居民身心健康之间的影响模型。 2 研究方法
2.1测查地的选择与被试
位于山东省青岛市选择两个非临海的城区：市北区与李沧区。使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5个街道，通过与街道办事处协商，选取街道内地理位置相近，周围环境相同但社区内部绿化环境差异较大的社区作为测查地点。对所选的13个社区的客观环境数据进行测量，对社区内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900份，回收863份，回收率95.9%，有效700份，有效率77.8%。其中男性298人（42.6%），女性399人（57.2%）；20岁以下8人（1.1%），21-3949岁186人（26.6%），40-59岁290人（41.4%），60岁以上213人（30.4%）；小学及以下学历者29人（4.1%），中学198人（28.3%），高中及中专204人（29.1%），大专112人（16.0%），本科112人（16.0%），研究生及以上7人（1.0%）；在职业分类上，工194人（27.7%），商141人（20.1%），职40人（5.7%），技29人（4.1%），学生12人（1.7%），退休238人（34.0%）。
2.2 研究工具
2.2.1 居住区主观绿地环境的测量
居住区主观绿地环境（以下简称主观绿地环境）包括主观绿地数量、主观绿地质量、主观卫生状况。
主观绿地环境问卷主要由3条绿地环境自评条目组成：“您对社区内的绿地、户外活动场所的数量满意吗？”“您对社区内的绿地、户外活动场所的质量满意吗？”“您对小区整体卫生状况满意吗？”本问卷采用从非常不满意（记1分）到非常满意（记7分）7级评分方式。得分越高，说明该社区居民对于本社区的绿地环境的满意度评价越高。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问卷的3个条目在北京市对73名市民一周后的重测信度分别为0.630、0.665、0.582，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08。
2.2.2 居住区客观绿地环境的测量
居住区客观绿地环境（以下简称客观绿地环境）主要包括客观绿化率，客观绿地质量，客观卫生状况。
Google earth软件：本研究使用Google earth软件来测量客观绿化率。Google earth是一款Google公司开发的虚拟地球仪软件，它把卫星照片、航空照相和GIS布置在一个地球的三维模型上，可以进行地理信息的测算。
本研究采用专家测评法来测量社区的客观绿地质量和客观卫生状况。按照《城市绿地建设和管理等级质量标准》对社区内的绿地、公共活动场所，以及小区整体卫生状况进行评估，其中评估的方面包括绿化养护、园林植物、草坪及植被覆盖率、病虫害情况、绿化植物的层次、卫生状况、安全设施、完整性。根据这些方面对居住区绿地进行10级评分，1为最差，10 为最好。为保证评分者的结果的一致性，由3为评分者先对4个社区的客观绿地质量和客观卫生状况进行独立测评，得出三位评分者的评分者信度为0.94。各社区的客观环境数据如表1：
2.2.3 居民身心健康的测量
自测健康评定级表（SRHMS）由Suchman等人（1958）编制，由国内学者许军等人修订，问卷共包括48个条目，3个分量表，10个维度组成，涉及到个体健康的生理，心理和社会三个方面的健康程度，10个维度包括身体症状与器官功能、日常生活功能、身体活动功能、正向情绪、心理症状与负向情绪、认知功能、角色活动与社会适应、社会资源与社会接触、社会支持、健康总体自测。48个条目评分采用模拟线性方式，各个条目原始分的回答是在一条有两个极端点的10cm线上划上标记。健康总体自测维度即维度10中的四个条目不参与子量表分和总量表分的计算。修订后的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重测信度为0.875，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98。量表的效标效度为（以SF-36为效标）0.487。在本研究中，量表验证性因素分析的各项拟合指数为X?/df=14.16，NFI=0.917，RFI=0.876，IFI=0.923，TLI=0.884，CFI=0.923，RMSEA=0.137，各项指标均可接受。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为0.967，三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是0.924、0.920、0.942。
2.2.4 生活满意度的测量
在本研究中，生活满意度的测量由一个条目来测量“你对生活总体的满意或不满意程度如何？哪一数值最接近你的满意度或不满意度？”，采用从非常不满意（记1分）到非常满意（记7分）7级评分方式。问卷在北京市对73名市民在一周后的重测信度为0.463。
2.2.5数据分析处理
本研究采用SPSS17.0和AMOS20.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居民身心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的分析
在本研究中，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考察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的性别差异，结果表明居民的身心健康度（t=-0.068，p>0.05）与生活满意度（t=-1.466，p>0.05）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考察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的年龄阶段、教育水平、职业类型、月收入的差异，结果显示，身心健康在年龄阶段（F=15.245， p<0.001）、教育水平（F=14.027，p<0.001）、职业类型（F=7.317，p<0.001）、收入（F=7.529，p<0.001）上差异显著，而生活满意度在年龄阶段（F=0.264，p>0.05）、教育水平（F=1.977，p>0.05）、职业类型（F=1.366，p>0.05）、收入（F=1.775，p>0.05）上均不存在显著性的差异。
3.2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对本研究内的研究变量进项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生理健康状况与客观绿地质量、客观卫生状况相关不显著，其他所有的变量之间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见表2）。 3.3生活满意度在主观绿地环境与居民身心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考察主观绿地环境、客观绿地环境对居民的身心健康的影响效应及其效应的实现路径。在本研究所构建的模型中，主观绿地环境、客观绿地环境和身心健康作为潜变量。为保证模型的简洁性，本模型采用了先验问卷结构法（a priori questionnaireconstruction， Little et al.， 2002），把身心健康问卷的44个条目进行打包，由于身心健康问卷有3个维度，所以打包的观测变量的数量为3个。最终，该模型总共包含3个潜变量和9个观测变量。模型的拟合指数为χ2/df=11.207，NFI=0.945，RFI=0.918，IFI=0.950，TLI=0.925，CFI=0.950，RMSEA=0.121
把生活满意度作为中介变量进入模型，模型的拟合指数χ2/df=9.44，NFI=0.946，RFI=0.904，IFI=0.951，TLI=0.913，CFI=0.951，RMSEA=0.110，说明模型拟合良好。模型及结果见图1。
由图1和表3可知，客观绿地环境对身心健康的直接作用显著，直接效应值为0.09。在加入中介变量之后，主观绿地环境变量至身心健康变量路径上的负荷因子由显著变成了不显著，主观绿地环境至生活满意度、生活满意度至身心健康的路径载荷是显著的，说明主观绿地环境对身心健康的影响是通过生活满意度的完全中介作用实现的，中介效应值为0.37*0.68=0.252。
4 讨论
4.1 居民身心健康与生活满意度的特点
在本研究中，男女在身心健康和生活满意度上均不存在显著性的差异，说明性别已经不是影响居民身心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的重要的影响因素。居民身心健康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上显示出显著性的差异，21-39岁年龄阶段的居民的身心健康水平最高（M±SD=343.41±52.84），可能因为在这个年龄阶段居民的生理健康上处于巅峰阶段，心理健康上没有生活及社会压力的影响，社会健康上处于人际交流的高峰时机。而60岁以上的居民的身心健康水平最低（M±SD=305.18±68.35），因为这个年龄阶段的居民生理健康上处于衰退额阶段，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都会受到枯燥的老年生活和退休的无用感的影响。身心健康在不同的教育水平、职业类型、收入上差异显著，本科教育水平的居民的身心健康水平最高（M±SD=350.37±50.16），而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的居民的身心健康水平最低（M±SD=270.93±83.32），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异有可能是因为文化水平较高的居民在社会交流水平和个人保健意识相对较高，在收入水平上，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的居民的身心健康水平最高（M±SD=362.63±39.12），较高的经济水平记得居民拥有更多的健康保健的机会。因老年人在教育水平和收入上都处于较低的水平，所以以上这些差异也有可能是因为年龄的分布造成的。
4.2 主、客观绿地环境与身心健康的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客观绿地环境（客观绿化率、客观绿地质量、客观卫生状况）与主观绿地环境（主观绿地数量，主观绿地质量、主观卫生状况）之间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这表明提高客观绿地环境对于居民的主观感知是有显著的影响的。客观绿地环境、主观绿地环境与居民身心健康、生活满意度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说明随着居住区绿地质量的提高，居民的身心健康水平是会随之提高的，这是因为社区绿化建设为居民的锻炼与社会交流提供了场所与可能，从而减轻生理上的不适，更多的社会交流对于压力和负性情绪的缓解都有一定的帮助，进一步促进了居民的身心健康水平和生活满意度。
客观绿地环境、主观绿地环境对于身心健康都有显著的影响，这与前人很多的研究都是一致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表3中，客观绿地环境的回归系数小于主观绿地环境的回归系数，说明客观绿地环境对于身心健康的预测作用要小于主观绿地环境对于身心健康的预测作用。所以，提升居民对于绿地环境的满意度的感知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居民对社区绿地的满意度提高了，人们才更有可能去使用绿地，从而增加相应的锻炼与交流，促进居民身心健康的提高。
4.3 生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加入生活满意度这一中介变量之后，主观绿地环境质量到身心健康的路径系数由原来的显著变成了不显著，这说明生活满意度在主观绿地与居民身心健康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的作用，长期使用或生活在城市绿地附近的居民对于家庭、工作和生活的满意度也更高（kaplan，Ryan，1998），而生活满意度是影响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对于提高积极情绪（何丹，易芳，2013）和社会健康方面有着积极的影响。所以主观绿地环境对于身心健康的影响是通过提高生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居民身心健康在年龄阶段、教育水平、职业类型和收入上有显著性的差异，生活满意度在这些因素上没有显著性的差异。（2）客观绿地环境、主观绿地环境、生活满意度和居民的身心健康之间均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3）客观绿地环境对于居民的身心健康的直接效应显著；主观绿地环境通过生活满意度的完全中介作用对居民身心健康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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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thods of expert evaluation and questionnaires were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700 residents and their settlement in Qingdao.The relationship among residential greening environment，life satisfaction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residents， and the mediator effect of Life Satisfaction were examined.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Resi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t at different age， education， job， and income， but not at sex； Residents’ life satisfaction were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t at different age， education， job， income and sex. （2） Residential objective greening environment， residential subjective greening environment， life satisfaction and resi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we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3） Residential objective greening environment influenced Resi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directly， life satisfaction played a completely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residential subjective greening environment and resi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Key words： residential greening environment； life satisfaction；resi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栏目编辑/丁尧 终校/黄才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