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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志文先生结缘，始于2009年末偶然读到其散文集《同学少年》，始终缘悭一面。稍早前，“台湾综艺教父”王伟忠执导的眷村题材电视剧《光阴的故事》热播台湾；2010年春节前夕，赖声川与王伟忠合作的舞台剧《宝岛一村》巡演京沪，反响热烈。在近年来台湾作者或有台湾背景的作者“大举北上”下，我不满足于《我们台湾这些年》关于眷村的片段介绍，又渴望在《宝岛一村》之外发掘对眷村更为丰富的呈现——毕竟，此前大陆读者相对熟悉的朱天心小说《想我眷村的兄弟》（1992）和杨德昌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仍不足以代表1970年代中期发轫并持续至今的眷村书写潮流的全貌——于是，我试着写了《同学少年》的读后感，又去信与周先生做了长篇笔谈，此后电邮数百通。
他应该很能体会沈先生的“寂寞”
龚鹏程、张汝伦、陈子善、周保松和李静等学者、作家都对周先生的散文有过赞誉。我曾同台湾名作家亮轩先生谈起周先生的散文，他用了“极高明”三个字来描述。如何高明，唯有细读。
周先生教过中学，兼任过报馆主笔，1981年毕业于台大中文研究所后，相继执教于淡江大学和母校台大，2007年退休后又受聘为北师大特聘教授及珠海联合国际学院讲座教授。
明清学术史、明清文学和现代文学才是周先生的主要学术研究领域，痴迷西方古典音乐之余，他创作颇丰。其中，散文集《时光倒影》和《同学少年》都有了大陆简体字版，最新的简体版作品就是这部《家族合照》。周先生前几年还为大陆主编了十卷本的“台湾学人散文丛书”，集一时之选。丛书中也收入了周先生本人的《第一次寒流》，无疑，他也应被置入“台湾学人散文”的谱系中考量。
在文风与精神气质上，周先生与其湘西前辈沈从文先生确有近似。本书开篇，周先生就回溯了他复杂的故乡认同，其出生地不是父母的籍贯“浙江天台”和“浙江鄞县”（其博士论文研究的正是鄞县籍的明代戏曲家屠隆，但周志文说：“与我无甚关联。”），而是湘西辰溪，即沈从文小说《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的背景地。“大学的时候，我看过沈从文一些以湘西为背景的小说”，周先生自陈，“我喜欢沈从文对人物的描写，也喜欢他描写的那个洪荒单纯的草莽世界”，“如果要我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辰溪这个盗贼出没的地方做故乡，也不想选择浙江。浙江比起湘西来，文明荟萃得多了，聪明又会打扮自己，我喜欢简单，我认为洪荒也许不够精细，但比文明要多一种粗犷的美，也比文明简单又有力，而且有力得多。”
二十余年前，京派作家汪曾祺论沈从文先生的散文时，曾用“寂寞”定性，他还引用过导师的一段自况：“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我无意亦无力拔高周先生的散文，但他应该很能体会沈先生的“寂寞”吧。
“我很喜欢我尴尬的身份”
《家族合照》里的人物“都是与我童年的眷村生活有关”，能淋漓尽致地折射出1949年国民党“撤退”台湾、近四十年的“白色恐怖”等台湾近现代史上的大事件。包括《家族合照》在内的“周志文回忆录三部曲”，与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齐邦媛《巨流河》、白先勇《台湾岁月》（《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下卷）以及孙康宜《走出白色恐怖》、亮轩《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等同类著作，共享着同样宏阔的时代背景。
只不过，周先生少了刻意为之的宏大叙事，即使最后仍给读者“惊涛骇浪式”的观感，也只是这种视角向下的历史叙事的客观效果。周先生的情怀和写作策略，在自序中交待得很明晰：“比较之下，还是小人物、小故事接近人情，而且花开花落，自成季节。”
周先生三岁丧父，1949年与母亲、三姐及妹妹，被同母异父的二姐带到台湾。自辰溪至武昌再至海口，在港口由小船换乘外海的大船，这群老少妇孺的命运比起张典婉笔下惨烈的“太平轮沉船事件”来，委实幸运得多，“换乘时必须由绳梯攀爬上船，大船的绳梯很不好攀，一不小心就会落海，很小的小孩没有力气攀的，都是由大人‘抛’上大船，上面的人没接好，掉回小船一定受伤，万一不幸掉到海里，就很难再捞起来了，所幸我们这条船除了损失几件行李，没有人落海”，而且“吃苦与担忧是大人的事，小孩只觉得好玩，不断调换的人物风景，像站在万花镜前面，让人目眩神迷，我们那一代人的童年特别漫长”。
诚如“外省台湾人协会”理事长李广均教授所言：“眷村只是1949年移民人潮的部分缩影，无法代表当时的全部移民，因为能够住进眷村的必须具备军人身份，而且只有少部分（只有约五分之一）军人有此机会”，《家族合照》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作者“边缘中的边缘”的身份（户籍的、地域与文化认同的）和视角——一方面，囿于旁系亲属身份，周志文只能作为黑户寄居于二姐夫妇所在的台湾东部宜兰县罗东镇的康定新村——宜兰、花莲、台东所属的后山地区“是个地不灵人不杰，就连天也根本不眷顾不疼惜的地方”。
另一方面，敏感、要强的少年周志文又是借住在一个迁出户弃之不用的厨房里，所以他有机会“同情地了解”村中“书记官郭荣仁”和“老兵唐桂元”这样的苦命老兵——都是被抓壮丁而参加国民党军而浪迹台湾，“像巨浪上的小泡沫，随着海潮聚散起伏，完全是不由自主的”。
军种不同，不同的眷村所能获取的物质资源和社会地位也各不相同，《家族合照》透露出不少当年台湾军队的装备和待遇细节，特别是后勤部队性质的联勤被服厂和空军的相关信息。比如，“空军是绅士，海军是流氓，陆军是乞丐”，“联勤的福利比陆军的好，就连眷村也好很多，在我们眷村房子还是土墙抹白灰的时候，联勤的村子已是木板房了”。
眷村层级分明的空间秩序和权力结构并未摧垮周志文，相反，“当时我很喜欢我尴尬的身份，我比起其他的孩子，更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样却让我更加左右逢源，至少感觉上是。表面的困顿给了我更多的机会，我看起来什么也不是，却表示我可以是任何人，可以做任何事，而且不用担心失败。对我而言，什么地方都是结束，也是起始，只要我心里想要，没人能阻拦我。” 少年的心是敏感的，在白色恐怖最严酷的时期，国民党宪兵不止一次进入周志文就读的罗东中学抓捕左翼教师，“有一次一个隔壁班的地理老师在课堂上被三个面无表情的宪兵强行带走，那老师向我们班的老师求援，我们正在上国文课，老师在台上跟我们讲授儒家的伦理道德，却连正眼都没敢看那被逮的朋友一眼”，所以“我对传统道德的厌弃，是从那里开始的”。
台湾在1966年～1978年间实现了经济起飞，然而也出现艳舞表演横行戏院的乱象，“台湾其实是个被蛀虫蛀空了的世界，地方的乡镇长、乡镇民代表、警察没有不贪的，有的官员比较清廉是因为贪不着”，“我们的‘上层’，其实也高明不到哪里去，甚至比乡下的更为黑暗，不过他们比乡下的人更大气也更有派头，比他们更为‘人模人样’一些”。
追寻1945年之前的台湾史，日本殖民是绕不开的。《家族合照》中，也依稀能看到日本殖民留下的痕迹：罗东镇在日据时代是太平山林区的林木集散地，那里曾经盛产日本人最喜欢的桧木，1945年后残存着许多贮木池——让人最惊心的是：“大型贮木池常常由铁索相连的原木，区隔成几个区块，里面漂浮着各式不同的木头，区块里的木头没有铁索固定，会不规则地滚动，人踩在上面一不小心就会落水，人一落水，四周的原木就可能漂过来，堵住水面，除非了解水性，要想挣脱游出来就困难了，很多小孩就因此淹死”。也许，幼童溺亡才又提醒人们，50年被殖民的历史痕迹没那么容易消失，乡野少年固然“对火车经过所发的声音不但不生厌，有时还会期待”，但文化的伤害也不容遗忘——“日本人在台湾推行‘国语’的时候是禁说汉语的，政策执行彻底，这使得光复之初，台湾作家能以中文写作的寥寥可数。”
还原“存在过”的痕迹
《家族合照》里周先生传递出时间感和存在感，这或许是历史感的终极来源。“一个没有哀伤的人生不能算是真实的人生”，“从宇宙的角度看，不只人生，所有人类的历史都是短暂的，所以短暂不见得是真的短暂，而绵长也不见得是真的绵长，问题在事实是否真的存在”，最低意义上，这种以宇宙为基准的时间感形塑了周先生身上让我至为推崇的睥睨世俗、淡泊名利的通达脾性。
结识之初，我曾请周先生描述一下他住过的眷村，他只告诉我：“没有菜市场，没有医院，更没有邮局，简陋得只有一般的生老病死而已。”因为激赏《记忆之塔》对台湾报业及台湾民主化进程的深刻描述，我也曾撰文推介，周先生看到我因为翻阅过多而满是褶痕的封面的扫描照片，曾来信说：“我特别喜欢，有岁月的风霜在上面。”
这两样细节，我在本书自序中找到了根由：“我以前住过的眷村已埋入历史，现在一点痕迹都没有了，这世界大部分人没有历史感，什么事一埋入历史就表示没人再注意到甚至意识到，对他们而言，那就等于不存在了。”“康定新村”当年能听到很远处军营的单调军号声，少年周志文却从熄灯号中感受到“睡眠与死亡的暗示”；太平洋的海浪声也从宜兰东部的五结乡传来，“已经有几万年了或者几十万年了吧，海浪拍打着沙岸，一刻也没停息过，那时还没有人类的文明呢，我想，涛声中一定藏有关乎全世界或全宇宙最根本的秘密，却好像从来没有人注意。”是的，周先生通过选择性“观看”、记忆和书写，一点点还原了1949年到台湾的两百万国民党军民“存在过”的痕迹，他不甘心于“台湾所有外省族群凋零分散的共同命运”。
周先生曾根据故乡的多雨气候反思宜兰人的“伪善”、“逢事易作闪躲”，但任何个体只有在政治制度保障下才能免于恐惧，宜兰乃至整个台湾在1987年“解严”之后才逐渐告别人人自危的状态，“再也没听说有什么不经法律程序的私刑了，万一有，也有人站起来大声嚷嚷，不论是为自己或者为别人”。
被拉壮丁而抓入国民党军队的“书记官郭荣仁”和“老兵唐桂元”、周志文一家，乃至两百万“撤退”军民以及更广大的手足同胞，他们无法选择他们出生的时代和国度，当政治动荡无可逃遁时，蝼蚁一样的芸芸众生凭借什么抵抗现实的苦难、留存“存在过（活过）”的证明？《家族合照》至少提供了亲情（爱情、友情）、宗教、知识等三种抵抗和救赎的资源。
从历史感和时间感、存在感的维度，还可以发掘出《家族合照》的更多深意。
文本之外，我祈望未来两三年，周先生来北京或者我去台大祭拜“傅园”时，我们能晤上一面，终结这“缘悭一面”的历史。
（作者系《中国青年报》评论部编辑。）
责任编辑：张蕾磊
他应该很能体会沈先生的“寂寞”
龚鹏程、张汝伦、陈子善、周保松和李静等学者、作家都对周先生的散文有过赞誉。我曾同台湾名作家亮轩先生谈起周先生的散文，他用了“极高明”三个字来描述。如何高明，唯有细读。
周先生教过中学，兼任过报馆主笔，1981年毕业于台大中文研究所后，相继执教于淡江大学和母校台大，2007年退休后又受聘为北师大特聘教授及珠海联合国际学院讲座教授。
明清学术史、明清文学和现代文学才是周先生的主要学术研究领域，痴迷西方古典音乐之余，他创作颇丰。其中，散文集《时光倒影》和《同学少年》都有了大陆简体字版，最新的简体版作品就是这部《家族合照》。周先生前几年还为大陆主编了十卷本的“台湾学人散文丛书”，集一时之选。丛书中也收入了周先生本人的《第一次寒流》，无疑，他也应被置入“台湾学人散文”的谱系中考量。
在文风与精神气质上，周先生与其湘西前辈沈从文先生确有近似。本书开篇，周先生就回溯了他复杂的故乡认同，其出生地不是父母的籍贯“浙江天台”和“浙江鄞县”（其博士论文研究的正是鄞县籍的明代戏曲家屠隆，但周志文说：“与我无甚关联。”），而是湘西辰溪，即沈从文小说《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的背景地。“大学的时候，我看过沈从文一些以湘西为背景的小说”，周先生自陈，“我喜欢沈从文对人物的描写，也喜欢他描写的那个洪荒单纯的草莽世界”，“如果要我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辰溪这个盗贼出没的地方做故乡，也不想选择浙江。浙江比起湘西来，文明荟萃得多了，聪明又会打扮自己，我喜欢简单，我认为洪荒也许不够精细，但比文明要多一种粗犷的美，也比文明简单又有力，而且有力得多。”
二十余年前，京派作家汪曾祺论沈从文先生的散文时，曾用“寂寞”定性，他还引用过导师的一段自况：“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我无意亦无力拔高周先生的散文，但他应该很能体会沈先生的“寂寞”吧。
“我很喜欢我尴尬的身份”
《家族合照》里的人物“都是与我童年的眷村生活有关”，能淋漓尽致地折射出1949年国民党“撤退”台湾、近四十年的“白色恐怖”等台湾近现代史上的大事件。包括《家族合照》在内的“周志文回忆录三部曲”，与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齐邦媛《巨流河》、白先勇《台湾岁月》（《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下卷）以及孙康宜《走出白色恐怖》、亮轩《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等同类著作，共享着同样宏阔的时代背景。
只不过，周先生少了刻意为之的宏大叙事，即使最后仍给读者“惊涛骇浪式”的观感，也只是这种视角向下的历史叙事的客观效果。周先生的情怀和写作策略，在自序中交待得很明晰：“比较之下，还是小人物、小故事接近人情，而且花开花落，自成季节。”
周先生三岁丧父，1949年与母亲、三姐及妹妹，被同母异父的二姐带到台湾。自辰溪至武昌再至海口，在港口由小船换乘外海的大船，这群老少妇孺的命运比起张典婉笔下惨烈的“太平轮沉船事件”来，委实幸运得多，“换乘时必须由绳梯攀爬上船，大船的绳梯很不好攀，一不小心就会落海，很小的小孩没有力气攀的，都是由大人‘抛’上大船，上面的人没接好，掉回小船一定受伤，万一不幸掉到海里，就很难再捞起来了，所幸我们这条船除了损失几件行李，没有人落海”，而且“吃苦与担忧是大人的事，小孩只觉得好玩，不断调换的人物风景，像站在万花镜前面，让人目眩神迷，我们那一代人的童年特别漫长”。
诚如“外省台湾人协会”理事长李广均教授所言：“眷村只是1949年移民人潮的部分缩影，无法代表当时的全部移民，因为能够住进眷村的必须具备军人身份，而且只有少部分（只有约五分之一）军人有此机会”，《家族合照》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作者“边缘中的边缘”的身份（户籍的、地域与文化认同的）和视角——一方面，囿于旁系亲属身份，周志文只能作为黑户寄居于二姐夫妇所在的台湾东部宜兰县罗东镇的康定新村——宜兰、花莲、台东所属的后山地区“是个地不灵人不杰，就连天也根本不眷顾不疼惜的地方”。
另一方面，敏感、要强的少年周志文又是借住在一个迁出户弃之不用的厨房里，所以他有机会“同情地了解”村中“书记官郭荣仁”和“老兵唐桂元”这样的苦命老兵——都是被抓壮丁而参加国民党军而浪迹台湾，“像巨浪上的小泡沫，随着海潮聚散起伏，完全是不由自主的”。
军种不同，不同的眷村所能获取的物质资源和社会地位也各不相同，《家族合照》透露出不少当年台湾军队的装备和待遇细节，特别是后勤部队性质的联勤被服厂和空军的相关信息。比如，“空军是绅士，海军是流氓，陆军是乞丐”，“联勤的福利比陆军的好，就连眷村也好很多，在我们眷村房子还是土墙抹白灰的时候，联勤的村子已是木板房了”。
眷村层级分明的空间秩序和权力结构并未摧垮周志文，相反，“当时我很喜欢我尴尬的身份，我比起其他的孩子，更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样却让我更加左右逢源，至少感觉上是。表面的困顿给了我更多的机会，我看起来什么也不是，却表示我可以是任何人，可以做任何事，而且不用担心失败。对我而言，什么地方都是结束，也是起始，只要我心里想要，没人能阻拦我。” 少年的心是敏感的，在白色恐怖最严酷的时期，国民党宪兵不止一次进入周志文就读的罗东中学抓捕左翼教师，“有一次一个隔壁班的地理老师在课堂上被三个面无表情的宪兵强行带走，那老师向我们班的老师求援，我们正在上国文课，老师在台上跟我们讲授儒家的伦理道德，却连正眼都没敢看那被逮的朋友一眼”，所以“我对传统道德的厌弃，是从那里开始的”。
台湾在1966年～1978年间实现了经济起飞，然而也出现艳舞表演横行戏院的乱象，“台湾其实是个被蛀虫蛀空了的世界，地方的乡镇长、乡镇民代表、警察没有不贪的，有的官员比较清廉是因为贪不着”，“我们的‘上层’，其实也高明不到哪里去，甚至比乡下的更为黑暗，不过他们比乡下的人更大气也更有派头，比他们更为‘人模人样’一些”。
追寻1945年之前的台湾史，日本殖民是绕不开的。《家族合照》中，也依稀能看到日本殖民留下的痕迹：罗东镇在日据时代是太平山林区的林木集散地，那里曾经盛产日本人最喜欢的桧木，1945年后残存着许多贮木池——让人最惊心的是：“大型贮木池常常由铁索相连的原木，区隔成几个区块，里面漂浮着各式不同的木头，区块里的木头没有铁索固定，会不规则地滚动，人踩在上面一不小心就会落水，人一落水，四周的原木就可能漂过来，堵住水面，除非了解水性，要想挣脱游出来就困难了，很多小孩就因此淹死”。也许，幼童溺亡才又提醒人们，50年被殖民的历史痕迹没那么容易消失，乡野少年固然“对火车经过所发的声音不但不生厌，有时还会期待”，但文化的伤害也不容遗忘——“日本人在台湾推行‘国语’的时候是禁说汉语的，政策执行彻底，这使得光复之初，台湾作家能以中文写作的寥寥可数。”
还原“存在过”的痕迹
《家族合照》里周先生传递出时间感和存在感，这或许是历史感的终极来源。“一个没有哀伤的人生不能算是真实的人生”，“从宇宙的角度看，不只人生，所有人类的历史都是短暂的，所以短暂不见得是真的短暂，而绵长也不见得是真的绵长，问题在事实是否真的存在”，最低意义上，这种以宇宙为基准的时间感形塑了周先生身上让我至为推崇的睥睨世俗、淡泊名利的通达脾性。
结识之初，我曾请周先生描述一下他住过的眷村，他只告诉我：“没有菜市场，没有医院，更没有邮局，简陋得只有一般的生老病死而已。”因为激赏《记忆之塔》对台湾报业及台湾民主化进程的深刻描述，我也曾撰文推介，周先生看到我因为翻阅过多而满是褶痕的封面的扫描照片，曾来信说：“我特别喜欢，有岁月的风霜在上面。”
这两样细节，我在本书自序中找到了根由：“我以前住过的眷村已埋入历史，现在一点痕迹都没有了，这世界大部分人没有历史感，什么事一埋入历史就表示没人再注意到甚至意识到，对他们而言，那就等于不存在了。”“康定新村”当年能听到很远处军营的单调军号声，少年周志文却从熄灯号中感受到“睡眠与死亡的暗示”；太平洋的海浪声也从宜兰东部的五结乡传来，“已经有几万年了或者几十万年了吧，海浪拍打着沙岸，一刻也没停息过，那时还没有人类的文明呢，我想，涛声中一定藏有关乎全世界或全宇宙最根本的秘密，却好像从来没有人注意。”是的，周先生通过选择性“观看”、记忆和书写，一点点还原了1949年到台湾的两百万国民党军民“存在过”的痕迹，他不甘心于“台湾所有外省族群凋零分散的共同命运”。
周先生曾根据故乡的多雨气候反思宜兰人的“伪善”、“逢事易作闪躲”，但任何个体只有在政治制度保障下才能免于恐惧，宜兰乃至整个台湾在1987年“解严”之后才逐渐告别人人自危的状态，“再也没听说有什么不经法律程序的私刑了，万一有，也有人站起来大声嚷嚷，不论是为自己或者为别人”。
被拉壮丁而抓入国民党军队的“书记官郭荣仁”和“老兵唐桂元”、周志文一家，乃至两百万“撤退”军民以及更广大的手足同胞，他们无法选择他们出生的时代和国度，当政治动荡无可逃遁时，蝼蚁一样的芸芸众生凭借什么抵抗现实的苦难、留存“存在过（活过）”的证明？《家族合照》至少提供了亲情（爱情、友情）、宗教、知识等三种抵抗和救赎的资源。
从历史感和时间感、存在感的维度，还可以发掘出《家族合照》的更多深意。
文本之外，我祈望未来两三年，周先生来北京或者我去台大祭拜“傅园”时，我们能晤上一面，终结这“缘悭一面”的历史。
（作者系《中国青年报》评论部编辑。）
责任编辑：张蕾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