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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我作为公安部的工作人员，曾在为清理释放在押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而专门成立的“清理办公室”工作。
清理办公室由公安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调查部联合组成，办公地点设在公安部大楼五层。实际坐班的就我一人，综合资料，处理来信。办公会议一般则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礼堂召开，那里条件好，有茶水招待。
现在回顾起来，“清理办”虽然是个临时机构，但它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工作条件下，做了不少事情，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犹如严冬里的一缕春光。对于冰封已久的两岸关系，它成为了破除坚冰的第一声叩击。
一个不杀，一个不剩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根据毛泽东“四届人大之后，要实行特赦”的指示，2月25日，公安部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列入在押战犯名单的共293名，其中，国民党军官219名、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报告建议，对其中13人，不能特赦，继续关押。报告还提出了对获释战犯的安置意见，如，安置在农村的战犯，生活费每月15元至20元。
2月27日，毛泽东在杭州作了长篇批示：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放？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强迫他们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气魄太小了，15元太少。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多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
为此，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召开会议，落实指示，要求“倒光口袋”，一个不留，不要打埋伏。他亲自核对材料，确认释放的前六批战犯和这批战犯的名单，与1959年特赦第一批战犯时上报的战犯总数856名能够对上，一个也不少。
3月5 日至10日，召开了全国“四长”（公安局长、统战部长、法院院长和民政局长）会议，布置特赦释放工作。会上，一些公安局长反映：你们特赦的人，有许多校级军官，可我们那儿还关押着不少将军咧！
周恩来听到这些反映，决定清理监狱，并成立了清理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有时熊向晖副部长代）、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和公安部副部长凌云负责，外交部副部长马文波、最高法院副院长曾汉周以及解放军总参、总政和新华社的领导，有时也出席领导工作会议。调查、统战和公安部门各出一位局长（分别为杨荫东、焦琦、姚伦），再加一名工作人员（分别为耿文卿、刘小萍和我），组成“清理办公室”。
清理监狱的调查摸底工作，由公安部五局负责，进行了半年多。
最后摸清了，全国各地的监狱和劳改场所中，共关押原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953人；县团级中在押的3300多人，刑满后仍在劳改场所就业的有10000多人。总计15000余人，多是在解放后的历次镇反、肃反运动中，以历史罪被判刑的。
在摸底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清理在押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请示报告》，于9月6日上报中央。报告提出，对109名历史罪行严重、改造表现不好的在押人员，拟不予释放。
9月7日，邓小平签报毛泽东：“主席，公安部关于清理一批蒋帮人员的报告，政治局讨论过，现将修改的请示报告送上，请审核批示，所附名单可以不看。”
9月9日，毛泽东批示：“建议一律释放，本地不能转业的，转别地就业，如何，请酌处。毛泽东1975年9月9日。”批示的字体已不成形，完全失去往日的苍劲和风采。这可能是毛泽东最后的墨宝之一。
同日，邓小平批示：拟照主席批示，由公安部照办，原拟不予释放的109人也予释放，县团级以上3000多名也照此办理。
同年秋，在北京和平宾馆召开了全国“四长”会议，布置宽大释放工作。除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区相关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11月15日前后，释放工作全面铺开，15000余人走出监狱、劳改场所的大门，欢天喜地与家人团聚，或走上工作岗位。
释放时，每人发了一套新衣服和100元零花钱，当地公安、统战部门还宴请一次。同时宣布，与特赦人员一样，享有公民权，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不给任务，来去自由，去了还可以回来，照样安置。
“养起来”
在国内生机萧杀、空气中弥漫着阶级斗争硝烟的文革时期，竟然有一万多“历史反革命分子”走出监狱，还可以去台湾，这一时成了全国城乡的普遍话题，人们似乎感受到某种春意。
后来，我在清理办公室收到了一些来信，有的反映宽释人员的子女不认亲、不接纳。其中有一人，因子女不让进门，生活无着，晚上在家门前的树上上吊自杀了。
因年龄过大，宽释人员普遍面临着就业和生活问题。有的难以安排工作，只能返回劳改单位；安排了工作的，也很快面临着退休，工龄很短，生活困难。根据这些情况，公安、统战两部又起草了文件，要求对这些人都分配适当工作，不办退休。邓小平批示：养起来。
释放的人员中，确有一批有相当分量的人物。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将一些有地位、有影响的代表人物，请来北京参观学习，扩大政治影响。
1976年1月，请来了几十位客人，住在北京民族饭店。他们中有原军统、中统的顾问牛道一，有蒋介石政府蒙藏委员会藏族女高官冯云仙，有军统上海站长、解放前夕为中共做过好事的王方南，还有几个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另有几个黄埔一期的中将，因年老体弱未能来京。
正在接待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之时，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传来。人们悲痛万分，都无心参观学习了。
随后，在公安部五号楼召开了清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童小鹏这位长期以来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一度出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老革命，以哭泣的声音说：清理工作是总理提出来的，毛主席批准的，现在总理走了，我们要完成总理遗志，切实把工作抓好，这是有重大政治影响的事，把它做好了，才能告慰总理在天之灵。说毕，整个会场沉默无语。几分钟之后，几个部长分别表态，要做好宽释人员的安置和回台赴港的有关工作。有人说，让国民党人员回台湾，是强有力的对台策略，从长远看，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1976年开始，“清理办”主要做宽释人员回台去港出国的工作。
童小鹏对这项工作特别重视，把它当作对台工作一个重要课题来抓。1978年10月，统战部、调查部、公安部、外交部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关于继续放特赦和宽大释放人员回台、去港或到国外问题的请示》报告，认为：“放他们出去，对扩大我党政策影响，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打击分化蒋帮，都有重要意义。”
报告还提到，1975年以来，经中共中央批准，已有100名获释战犯出境。
“来去自由，言论自由”
如今，台湾海峡两岸不仅实现了通邮、通商、通航，而且国共两党会晤频繁，两岸民间互动越来越密切。马英九提出的“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搁置争议、共求双赢”，也为中共所接纳。历史形成的仇怨、对抗，正在逐步消弭。
但两岸关系发展到如此地步，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首度公开敲响入台大门的，正是1975年对战俘的释放回台工作。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1975年3月17日的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华国锋作了特赦说明：“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其实，这已是旧话重提。
早在1956年3月的第二届全国政协第十九次常委会上，周恩来就讲过：“对将要特赦的战犯，毛主席曾指示，应跟他们讲清楚，放他们出去，允许他们来去自由，愿意去台湾的可以去台湾，愿意去香港的可以去香港，可以骂我们。连海外的人在内，骂我们的有那么多人，这几百人数目很少。如果你们骂完了，又想回来，我们照样欢迎。会不会回来，再把你们抓起来？不！我们保证，我们不跟你们绝交。”他还说：“这个话，我们说了，就算数，来去自由，言论自由，骂完了我们，高兴回来，我们欢迎。这是有言在先，我们说了这个话，不光这一代，下一代也算数！”
1956年的讲话，不能说不坦率、不明白，但1959年特赦以来，没有人去台湾。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抚顺、济南、西安、北京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特赦释放大会，第七批共293名特赦战犯走出了监狱。其中280余名要求留在大陆生活和安排工作，10名申请前往台湾与亲友团聚。
这10人是：国民党第51军中将军长王秉钺、第25军中将军长陈士章、青年救国军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蔡省三、军统局少将专员段克文、军统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周养浩，另外5人——王云沣、张海商、杨南、赵一雪、张铁石——也都是国民党将校级军官和政工人员。
4月5日，中共批准了这10人的回台申请。
推动与抵制
无巧不成书，也正是这一天，蒋介石在台湾逝世。虽是巧合，却让回台人员多了一个理由：回台奔丧。
出殡定于4月16日。4月14日，王秉钺等10人进入香港。由此，海峡两岸开展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搅得两岸三地纷纷扰扰，全世界为之注目。
台湾当局说，“国丧之时遣返前国军军官回台”，是中共的“统战阴谋”，回台的10人是“共谍”“统战工具”。《中央日报》扬言，“这是一个统战波次”，阻挡10人回台“是全面反统战斗争”。
台湾“大陆工作委员会”提出：10人入台，后继怎么办？大陆家属要求探亲怎么办？外国记者来采访怎么办？几年后要回大陆怎么办？结论是：“不反共的人，不能入台。”高层下令：“宁输宣传，不输统战。”
北京方面则密切关注着这10人的生活、思想、行动和台湾各层面的反应、动作，并动员海内外相关人士写文章、发电报，支持10人回台。
在北京的宋希濂、郑洞国、侯镜如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发表谈话称，特赦人员想回台看望阔别多年的家人亲友的心情是殷切的，台湾当局理应派人到香港迎接。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了《从特赦战犯看台湾问题》，辑录文强、沈醉、黄维等人的文章，批评台湾当局。
新华社香港分社从4月15日到7月15日，向北京发出10人回台简报70期。毛泽东说：“释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
港英当局则表示，特赦人员回台，“显是国共内战的继续”，愿意提供过境服务。同时，对台湾方面的“甄别小组”，也提供方便。两面都不得罪。
香港《工商时报》董事长、前国民党军上将何士礼对王秉钺说：“台湾已被你们搞得晕头转向了。”
就在推动“入台”与抵制“入台”的拉锯中——用台湾方面的话来说，在“统战”与反“统战”的相持中，一场悲剧发生了。
6月4日，原国民党68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张铁石，在香港富都酒店自杀身亡。
台湾方面派人要张写三个材料：自传、大陆内幕和另外9人的情况。张写了，也表明了“心迹”，对方不满意，逼其再写，并威胁说：“如不交代清楚，非但去不成台湾，且对你在台的家属子女也不利，使他们成为政治上不清白的人。”张左右为难，没有退路而自杀。
张铁石走了，“亦无风雨亦无情”，摆脱了是是非非的境地，摆脱了对妻妾、子女的牵挂，却留给两岸一轮新的斗争“波次”。
6月6日，台湾《中央日报》发表中央社消息：“张铁石在港自杀，显系被共匪逼死。”
北京方面没有发表官方谈话。6月9日，中国新闻社发表第七批特赦战犯之一、原国民党军统大特务文强的谈话：“张铁石先生是因受蒋特务诱骗，而离开兰宫酒店，搬入老特务徐亨所经营控制的九龙油麻地富都酒店。因此落入陷阱，惨遭迫害而死。”
对身后的纷扰，张铁石已有预见，他留下了一封遗书，上面写道：
我不知道他人如何，对我来说，回台湾并无希望。回去后搅动人心对国民党也不利。我知道我的孩子们已经长大，而且过得很好。我的愿望现在已经达到。我认为，国共双方，谁也不能统一谁。我希望国民党当局照顾我的孩子们。我的死与富都酒店无关。我的遗款可作丧葬之用。
遗书说明，张铁石自杀，既不是中共所逼，也不是蒋特“迫害而死”。正如当时港英政治顾问唐纳德所说：“该老人变得厌倦和不满，不能赴台，又不愿回大陆，精神陷入很低的低潮中，因而自杀。”
入台大门紧闭着，要求进入的人紧敲着，响声传遍了两岸，传遍了世界。有人甚至称张铁石的死，是向台湾当局的“尸谏”。
最后，陈士章、王秉钺、段克文、周养浩去了美国，蔡省三、王云沛留居香港，张海商、杨南、赵一雪回到大陆。
后来，段克文、王秉钺先后由美国进入台湾。大陆又通过从厦门直接渡海的方式，陆续送了几批宽释人员回台。
清理办公室由公安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调查部联合组成，办公地点设在公安部大楼五层。实际坐班的就我一人，综合资料，处理来信。办公会议一般则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礼堂召开，那里条件好，有茶水招待。
现在回顾起来，“清理办”虽然是个临时机构，但它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工作条件下，做了不少事情，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犹如严冬里的一缕春光。对于冰封已久的两岸关系，它成为了破除坚冰的第一声叩击。
一个不杀，一个不剩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根据毛泽东“四届人大之后，要实行特赦”的指示，2月25日，公安部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列入在押战犯名单的共293名，其中，国民党军官219名、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报告建议，对其中13人，不能特赦，继续关押。报告还提出了对获释战犯的安置意见，如，安置在农村的战犯，生活费每月15元至20元。
2月27日，毛泽东在杭州作了长篇批示：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放？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强迫他们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气魄太小了，15元太少。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多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
为此，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召开会议，落实指示，要求“倒光口袋”，一个不留，不要打埋伏。他亲自核对材料，确认释放的前六批战犯和这批战犯的名单，与1959年特赦第一批战犯时上报的战犯总数856名能够对上，一个也不少。
3月5 日至10日，召开了全国“四长”（公安局长、统战部长、法院院长和民政局长）会议，布置特赦释放工作。会上，一些公安局长反映：你们特赦的人，有许多校级军官，可我们那儿还关押着不少将军咧！
周恩来听到这些反映，决定清理监狱，并成立了清理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有时熊向晖副部长代）、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和公安部副部长凌云负责，外交部副部长马文波、最高法院副院长曾汉周以及解放军总参、总政和新华社的领导，有时也出席领导工作会议。调查、统战和公安部门各出一位局长（分别为杨荫东、焦琦、姚伦），再加一名工作人员（分别为耿文卿、刘小萍和我），组成“清理办公室”。
清理监狱的调查摸底工作，由公安部五局负责，进行了半年多。
最后摸清了，全国各地的监狱和劳改场所中，共关押原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953人；县团级中在押的3300多人，刑满后仍在劳改场所就业的有10000多人。总计15000余人，多是在解放后的历次镇反、肃反运动中，以历史罪被判刑的。
在摸底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清理在押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请示报告》，于9月6日上报中央。报告提出，对109名历史罪行严重、改造表现不好的在押人员，拟不予释放。
9月7日，邓小平签报毛泽东：“主席，公安部关于清理一批蒋帮人员的报告，政治局讨论过，现将修改的请示报告送上，请审核批示，所附名单可以不看。”
9月9日，毛泽东批示：“建议一律释放，本地不能转业的，转别地就业，如何，请酌处。毛泽东1975年9月9日。”批示的字体已不成形，完全失去往日的苍劲和风采。这可能是毛泽东最后的墨宝之一。
同日，邓小平批示：拟照主席批示，由公安部照办，原拟不予释放的109人也予释放，县团级以上3000多名也照此办理。
同年秋，在北京和平宾馆召开了全国“四长”会议，布置宽大释放工作。除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区相关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11月15日前后，释放工作全面铺开，15000余人走出监狱、劳改场所的大门，欢天喜地与家人团聚，或走上工作岗位。
释放时，每人发了一套新衣服和100元零花钱，当地公安、统战部门还宴请一次。同时宣布，与特赦人员一样，享有公民权，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不给任务，来去自由，去了还可以回来，照样安置。
“养起来”
在国内生机萧杀、空气中弥漫着阶级斗争硝烟的文革时期，竟然有一万多“历史反革命分子”走出监狱，还可以去台湾，这一时成了全国城乡的普遍话题，人们似乎感受到某种春意。
后来，我在清理办公室收到了一些来信，有的反映宽释人员的子女不认亲、不接纳。其中有一人，因子女不让进门，生活无着，晚上在家门前的树上上吊自杀了。
因年龄过大，宽释人员普遍面临着就业和生活问题。有的难以安排工作，只能返回劳改单位；安排了工作的，也很快面临着退休，工龄很短，生活困难。根据这些情况，公安、统战两部又起草了文件，要求对这些人都分配适当工作，不办退休。邓小平批示：养起来。
释放的人员中，确有一批有相当分量的人物。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将一些有地位、有影响的代表人物，请来北京参观学习，扩大政治影响。
1976年1月，请来了几十位客人，住在北京民族饭店。他们中有原军统、中统的顾问牛道一，有蒋介石政府蒙藏委员会藏族女高官冯云仙，有军统上海站长、解放前夕为中共做过好事的王方南，还有几个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另有几个黄埔一期的中将，因年老体弱未能来京。
正在接待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之时，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传来。人们悲痛万分，都无心参观学习了。
随后，在公安部五号楼召开了清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童小鹏这位长期以来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一度出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老革命，以哭泣的声音说：清理工作是总理提出来的，毛主席批准的，现在总理走了，我们要完成总理遗志，切实把工作抓好，这是有重大政治影响的事，把它做好了，才能告慰总理在天之灵。说毕，整个会场沉默无语。几分钟之后，几个部长分别表态，要做好宽释人员的安置和回台赴港的有关工作。有人说，让国民党人员回台湾，是强有力的对台策略，从长远看，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1976年开始，“清理办”主要做宽释人员回台去港出国的工作。
童小鹏对这项工作特别重视，把它当作对台工作一个重要课题来抓。1978年10月，统战部、调查部、公安部、外交部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关于继续放特赦和宽大释放人员回台、去港或到国外问题的请示》报告，认为：“放他们出去，对扩大我党政策影响，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打击分化蒋帮，都有重要意义。”
报告还提到，1975年以来，经中共中央批准，已有100名获释战犯出境。
“来去自由，言论自由”
如今，台湾海峡两岸不仅实现了通邮、通商、通航，而且国共两党会晤频繁，两岸民间互动越来越密切。马英九提出的“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搁置争议、共求双赢”，也为中共所接纳。历史形成的仇怨、对抗，正在逐步消弭。
但两岸关系发展到如此地步，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首度公开敲响入台大门的，正是1975年对战俘的释放回台工作。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1975年3月17日的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华国锋作了特赦说明：“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其实，这已是旧话重提。
早在1956年3月的第二届全国政协第十九次常委会上，周恩来就讲过：“对将要特赦的战犯，毛主席曾指示，应跟他们讲清楚，放他们出去，允许他们来去自由，愿意去台湾的可以去台湾，愿意去香港的可以去香港，可以骂我们。连海外的人在内，骂我们的有那么多人，这几百人数目很少。如果你们骂完了，又想回来，我们照样欢迎。会不会回来，再把你们抓起来？不！我们保证，我们不跟你们绝交。”他还说：“这个话，我们说了，就算数，来去自由，言论自由，骂完了我们，高兴回来，我们欢迎。这是有言在先，我们说了这个话，不光这一代，下一代也算数！”
1956年的讲话，不能说不坦率、不明白，但1959年特赦以来，没有人去台湾。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抚顺、济南、西安、北京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特赦释放大会，第七批共293名特赦战犯走出了监狱。其中280余名要求留在大陆生活和安排工作，10名申请前往台湾与亲友团聚。
这10人是：国民党第51军中将军长王秉钺、第25军中将军长陈士章、青年救国军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蔡省三、军统局少将专员段克文、军统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周养浩，另外5人——王云沣、张海商、杨南、赵一雪、张铁石——也都是国民党将校级军官和政工人员。
4月5日，中共批准了这10人的回台申请。
推动与抵制
无巧不成书，也正是这一天，蒋介石在台湾逝世。虽是巧合，却让回台人员多了一个理由：回台奔丧。
出殡定于4月16日。4月14日，王秉钺等10人进入香港。由此，海峡两岸开展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搅得两岸三地纷纷扰扰，全世界为之注目。
台湾当局说，“国丧之时遣返前国军军官回台”，是中共的“统战阴谋”，回台的10人是“共谍”“统战工具”。《中央日报》扬言，“这是一个统战波次”，阻挡10人回台“是全面反统战斗争”。
台湾“大陆工作委员会”提出：10人入台，后继怎么办？大陆家属要求探亲怎么办？外国记者来采访怎么办？几年后要回大陆怎么办？结论是：“不反共的人，不能入台。”高层下令：“宁输宣传，不输统战。”
北京方面则密切关注着这10人的生活、思想、行动和台湾各层面的反应、动作，并动员海内外相关人士写文章、发电报，支持10人回台。
在北京的宋希濂、郑洞国、侯镜如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发表谈话称，特赦人员想回台看望阔别多年的家人亲友的心情是殷切的，台湾当局理应派人到香港迎接。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了《从特赦战犯看台湾问题》，辑录文强、沈醉、黄维等人的文章，批评台湾当局。
新华社香港分社从4月15日到7月15日，向北京发出10人回台简报70期。毛泽东说：“释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
港英当局则表示，特赦人员回台，“显是国共内战的继续”，愿意提供过境服务。同时，对台湾方面的“甄别小组”，也提供方便。两面都不得罪。
香港《工商时报》董事长、前国民党军上将何士礼对王秉钺说：“台湾已被你们搞得晕头转向了。”
就在推动“入台”与抵制“入台”的拉锯中——用台湾方面的话来说，在“统战”与反“统战”的相持中，一场悲剧发生了。
6月4日，原国民党68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张铁石，在香港富都酒店自杀身亡。
台湾方面派人要张写三个材料：自传、大陆内幕和另外9人的情况。张写了，也表明了“心迹”，对方不满意，逼其再写，并威胁说：“如不交代清楚，非但去不成台湾，且对你在台的家属子女也不利，使他们成为政治上不清白的人。”张左右为难，没有退路而自杀。
张铁石走了，“亦无风雨亦无情”，摆脱了是是非非的境地，摆脱了对妻妾、子女的牵挂，却留给两岸一轮新的斗争“波次”。
6月6日，台湾《中央日报》发表中央社消息：“张铁石在港自杀，显系被共匪逼死。”
北京方面没有发表官方谈话。6月9日，中国新闻社发表第七批特赦战犯之一、原国民党军统大特务文强的谈话：“张铁石先生是因受蒋特务诱骗，而离开兰宫酒店，搬入老特务徐亨所经营控制的九龙油麻地富都酒店。因此落入陷阱，惨遭迫害而死。”
对身后的纷扰，张铁石已有预见，他留下了一封遗书，上面写道：
我不知道他人如何，对我来说，回台湾并无希望。回去后搅动人心对国民党也不利。我知道我的孩子们已经长大，而且过得很好。我的愿望现在已经达到。我认为，国共双方，谁也不能统一谁。我希望国民党当局照顾我的孩子们。我的死与富都酒店无关。我的遗款可作丧葬之用。
遗书说明，张铁石自杀，既不是中共所逼，也不是蒋特“迫害而死”。正如当时港英政治顾问唐纳德所说：“该老人变得厌倦和不满，不能赴台，又不愿回大陆，精神陷入很低的低潮中，因而自杀。”
入台大门紧闭着，要求进入的人紧敲着，响声传遍了两岸，传遍了世界。有人甚至称张铁石的死，是向台湾当局的“尸谏”。
最后，陈士章、王秉钺、段克文、周养浩去了美国，蔡省三、王云沛留居香港，张海商、杨南、赵一雪回到大陆。
后来，段克文、王秉钺先后由美国进入台湾。大陆又通过从厦门直接渡海的方式，陆续送了几批宽释人员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