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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的小说《钢琴教师》里，“情”退居次要地位，女人的身体欲望赤裸裸地浮出生活海面，展示着人性被压抑的结果。女主人公埃里卡虽已年届四十，却还处在和母亲的“共生”状态，其体内暗涌的身体欲望受阻，只好以变态的方式发泄出来。遭遇年轻学生克雷默尔的爱情后，她的身体欲望从倍受压抑的潜在层面突围到显在层面，但囿于男权社会的规则，最终成为失败的突围。
关键词：埃里卡克雷默尔共生欲望突围男权规则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
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地利女作家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的小说《钢琴教师》依托了一个通俗故事的外壳：年轻帅气的男学生克雷默尔·克雷默尔（Walter Klemmer）爱上了年届不惑的钢琴女教师埃里卡·科胡特（Erika Kohut）。但是，相比起同类题材的作品，它却显得惊世骇俗。在这里，“情”退居次要地位，女人的本能欲望赤裸裸地浮出生活海面，被推至中心地位，冷眼见证着女主人公破裂的生活，幽幽展示着人性被压抑的结果。身体碰撞没有使男人变成男人，或者使女人变成女人，而是使人变成了“非人”。女性隐秘的身体欲望被肆意放大，妄图突破女主人公恬静贤淑的外表，获得自己的独特存在，但这注定是一次失败的大胆突围。
一
埃里卡是个二元分裂的形象，在她身上，高雅和低俗并存，使人产生内外分离的断裂感。当有钢琴在场时，她是圣洁的天使；一旦退隐到自己的另一私密空间，她的行为使人感觉龌龊不堪：浴室里拿刀片割破下体，嘴里发出带有快感的呻吟；色情影院里，欣赏着银幕上赤裸的男女肉体，俯身从地上捡起一团用过的卫生纸。埃里卡的身体欲望一直在内心深处涌动，但她的发泄方式无一种可谓正常。无论是以自虐的方式寻求满足，或是在偷窥别人做爱时获得快感，都超出了一般读者的思维习惯。在现代社会，性早已不是隐秘的话题，女性的身体欲望和男性的身体欲望一样成了无以回避的事实，不必再遮遮掩掩。但埃里卡的欲望却未被大胆释放出来，在体内左突右决，并且时不时地以变态的方式显露出来。
埃里卡之所以成为现在这个饱受压抑、人性扭曲的埃里卡，和她的母亲不无关系。母亲在女儿的成长历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埃里卡母亲一直严格管束着女儿，她给埃里卡圈定了一个局促狭小的生活空间，按照自己的理想模式给女儿制定了行事准则，埃里卡不能跨越雷池一步。原本美好的母女间的自然关系被异化成了控制与被控制的社会关系。母亲乖戾、暴虐，追查女儿的去向，翻检她的挎包；泯灭女儿爱美的天性，不许她化妆、穿新衣服；规定女儿回家的时间，把晚归的埃里卡堵到门外盘问；随时掌控女儿的行踪，埃里卡外出时常常是陪同左右，要不就每隔五分钟打一次电话查问；埃里卡未按时回家，等得焦急的母亲就疯子般地把她的衣服剪成碎片。至于男人，母亲更是杜绝埃里卡和他们往来。在这里，我们看到噩梦般的母女关系，母亲幻化成偷窥者、监视者、甚或是情感的勒索者。她的目光到处存在，时刻盯视着埃里卡，这是一种潜在的暴力形式，是一种内在而可怕的迫害。处在这样的环境下，埃里卡自然是饱受压抑，真实自我逐渐被挤压得变了形，男性的不在场也使她的身体欲望无法找到正常的发泄途径，只好退而转向其他渠道。
母亲的压制限制了埃里卡的成长，虽然在年龄上她已经成年，但她和母亲的胶着关系使她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也无法自由发展自己的个性，随意支配自己的欲望，从心理学上说，她还停留在和母亲的“共生关系”阶段。在正常的母—子/女关系范畴里，这种共生状态的存在时间甚是短暂，婴儿很快会通过和母亲的分离，意识到那个给他温暖和保护的人和自己不是一体的，从而体验到“分离焦虑”，这时母亲应该帮助孩子建立起对外界的基本信任感和人格内部安全感，鼓励孩子探索世界并在他们遇挫时及时给予呵护和安慰。这样孩子就能一步步从母亲怀抱里脱离出来，成长为一个健康独立的个体。母亲的过度保护会使孩子在自己身边踟躇不前，延缓他们的成长速度，甚至使孩子发生病态。埃里卡的母亲多年来对她一直是过度保护，把她拖在身边死死不放。随着年龄的增长，埃里卡的身体在成长发育，这是无法违背的自然规律，但她的心理成长速度却是滞后的，母亲给她营造的那个狭小世界不能给她提供充分的发展空间，虽然已到中年，但心理上还停留在未成年状态。她的家庭也残缺不全，父亲的缺席使她的家庭关系简化成母—女的二人世界，这个世界封闭、保守，几乎与世隔绝，她的生命全为母亲掌控。家是她的牢笼，天生注定的权力不对等关系使母亲心安理得地成了她的看守。无法承受母亲专横的爱以及过度的保护，可又无力逃离大胆飞去，如常人般的性意识的萌发被暴君似的母亲扼杀了，与他人，特别是异性的正常交往途径被阻断，埃里卡在心理和生理受到极度压抑的情况下渐渐变得乖谬、反常，性无知和禁欲的结果导致变态的行为，她只能依靠偷窥和自我虐待来发泄性欲望，直到克雷默尔出现。
二
埃里卡的体内涌动着欲望的潜流，只是它一直缺乏一个明确的欲望对象，克雷默尔的出现改变了她的这种“泛对象化”状态。不管是从容淡定地等在色情录像厅门外观看银幕上赤裸的男女肉体，还是镇定自若地在浴室里拿刀片割伤下体，抑或躲在暗处偷窥汽车里做爱的情侣，她的身体欲望都是自足的，所采取的全是非自然的方式，在这样潜在的侵犯性行为中，她达到自我畸形性意识的满足与陶醉，独自在肉体的自虐与偷窥的刺激下玩味痛楚的快感。克雷默尔的爱慕与追求使她的欲望有了一个实在的男性身体作为载体。
克雷默尔可谓是埃里卡的最后一根稻草。饱受压抑的性格不仅使她的性心理产生畸形，生活中的其他一些行为也趋于失范。她的精神游走在正常与失常的边缘，一遇外界刺激就难免失控，突变成另一个人。她的内心骚动着歇斯底里的因子，随时会突破理智的约束跳出来进行疯狂化的表演。相比于埃里卡的病态，克雷默尔年轻、健康、活泼，身上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遗憾的是埃里卡却不知道怎么正确对待这具男性躯体。
埃里卡对爱情的扭曲和异化是根深蒂固的，她渴望爱情，渴望一个男人走进她的生活以弥补人生缺憾，可当爱情真正来临时她却无法一下子摆脱禁锢，长期的压抑和禁闭，使她业已习惯了男性的缺席，领地中突然闯入一个男人，表面上她虽然平静如初，但内心却在进行一场战争。矛盾犹疑，想爱却不敢爱，拒绝了克雷默尔的表白，却又跑下楼梯凝望他的身影。在演奏大厅里看到克雷默尔对一个女同学示好，妒意刺激得她做出了甚是可耻之事：偷偷将碎玻璃放入女生的大衣口袋，划破她的右手。这就是埃里卡，扭曲的心理使得她的示爱方式也是扭曲的。还好克雷默尔聪明，他领会了她的感情，不过却无力消受她的畸形之爱。
埃里卡和克雷默尔的爱情是被抽空了情感内涵，直接以躯体碰撞与交锋的形式展现出来的。作为被追求者兼师长，加之母亲一向对她灌输的没人比她更好的优越意识，埃里卡在与克雷默尔的关系中一开始处于强势地位。她要按照自己的游戏规则支配男性欲望，将自己的受压抑心理投射到克雷默尔身上，克雷默尔的欲望受阻再现了自己欲望受阻的情形，在对克雷默尔痛楚的细细玩味中，她得以将自己的一部分痛楚转嫁到他人身上，从而获得一丝补偿性的变态满足。
埃里卡性格中施虐与受虐倾向交织。和克雷默尔的第一次交锋，她以自己的规则行事，将自己凌驾于男性之上，对男性躯体肆意侮辱。克雷默尔的屈从加剧了她掌控欲的膨胀，接下来她又通过信件将自己的受虐性狂想加诸于克雷默尔之上。性爱本该是源自身体的自然欲望，水到渠成，但是埃里卡却在信中制定了详细规则，然后又命令克雷默尔来执行这些规则。写信发出做爱指令的行为本身再次暴露了她的强势姿态，她把克雷默尔当成了自己的占有物。在信里，她几乎是逼迫克雷默尔在做爱的时候虐待自己。她所制定的详细规则把做爱过程仪式化了，这种仪式再次冲击一般人的正常思维定式，显得残忍而丑陋。她要求克雷默尔把她反绑在母亲隔壁的房间，直到翌日清晨，绑得越紧越好，如果她要反抗就打她，用手背掴她的脸，还要用旧丝袜将她的嘴堵住，克雷默尔要坐在她的脸上，用拳击打她的腹部，等等。站在埃里卡的立场来说，这封信是她直面自己身体欲望的一次大胆表达，压抑的性欲被充分张扬起来，从潜在层面突围到显在层面，但这次突围注定是要失败的。
按照男权社会的逻辑，性爱活动中，男性居主导地位，女性身体是他们获取快感的工具，女性的欲望往往被忽略了。她被降格为一个工具化的“它”，其身体被男性征用，表现为一个“物”，而物是没有支配自己欲望的权利的。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中曾经说过：女性天生的巨大的性潜力几乎完全被文化性的束缚所掩盖。男权制在把妇女变成一个性对象的同时，却不鼓励她享受被认为是她命运所在的性行为。相反，强制她遭受性行为之苦，并为自己的性行为感到羞耻。总的来说，她几乎只能作为一个性动物而存在，因为历史上的大多数妇女都被局限在动物生活的文化层面上，为男性提供性发泄渠道，发挥繁衍和抚养后代的动物性功能。因此，在这种生活中，除了极个别情况之外，她不能享受性行为的乐趣。生活在一个男权制社会中，埃里卡却置男权社会的这些规则于不顾，想要征用男性的肉体来满足她变态的性幻想，整个颠倒了男女在男权社会中的既定位置。埃里卡在信中对克雷默尔发出的指令超过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生活在男权社会中，耳濡目染，他的思维是浸有男权意识的。对他来说，埃里卡信中的要求是要将他当作实现其变态欲望的辅助工具，这被他视作一种侮辱。男性一向都是规则的制定者，他不愿充当埃里卡的工具，一句“你有病”就颠覆了埃里卡的强势地位，也使他心怀一种正常人的优越感从高处审视着埃里卡，两人之间的位置悄悄发生了改变。克雷默尔愤然离去后，次日埃里卡在球场找到克雷默尔请求他的原谅，一反之前对克雷默尔的身体抗拒，主动贴上来要献身于他，声明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这是埃里卡对男权秩序的妥协。两人躺倒在地上，可埃里卡却突然从克雷默尔身下爬起来呕吐不止。面对尴尬忿懑的克雷默尔，她无法解释自己的呕吐行为，这可被理解为她的潜意识在作怪。虽然口上说要依照克雷默尔的游戏规则，但在内心深处她无法一下子将自己纳入男权秩序，对男性规则忍不住感到恶心和厌弃。为此，埃里卡受到了惩罚。当天晚上，克雷默尔闯入她家，以赤裸裸的暴力形式将积蓄的欲火与怒火一同发泄在埃里卡身上。他口口声声说是按照埃里卡信上的指示做事。埃里卡的母亲被锁进房间，埃里卡被打倒在地，脸上淌满鲜血，她哀求克雷默尔停止，但他声称“你不能这样侮辱男人，绝不能”“不能全依你的游戏规则”，不肯住手。他强暴了她。埃里卡试图操纵自己的性，操纵男人的身体，但最后自己的性还是被男人所操纵了。本该给男女双方带来愉悦的性爱变成了征服和被征服的残忍表演，置身于男性文化的逻辑之中，克雷默尔从一个爱慕者变成了摧残情人肉体和心灵的施暴者。埃里卡躺在地板上，未曾感受到丝毫快感。她被压抑的欲望最终还是没能彻底地、痛快淋漓地释放一次。
在埃里卡和克雷默尔的这段爱情关系中，克雷默尔为她制造了一个美好梦境却又亲手将它撕成碎片，她还没为自己体内涌动的欲望找到一个正确的发泄渠道便又要将之封闭起来。经历了这么一场情爱历险，身心俱伤，不知她日后对男人还有何求？
参考文献：
[1] 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宁瑛、郑华汉译：《钢琴教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2] 凯特·米利特，宋文伟译：《性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张慧云，女，1978—，河南许昌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欧美文学，工作单位：平顶山学院文学院。
关键词：埃里卡克雷默尔共生欲望突围男权规则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
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地利女作家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的小说《钢琴教师》依托了一个通俗故事的外壳：年轻帅气的男学生克雷默尔·克雷默尔（Walter Klemmer）爱上了年届不惑的钢琴女教师埃里卡·科胡特（Erika Kohut）。但是，相比起同类题材的作品，它却显得惊世骇俗。在这里，“情”退居次要地位，女人的本能欲望赤裸裸地浮出生活海面，被推至中心地位，冷眼见证着女主人公破裂的生活，幽幽展示着人性被压抑的结果。身体碰撞没有使男人变成男人，或者使女人变成女人，而是使人变成了“非人”。女性隐秘的身体欲望被肆意放大，妄图突破女主人公恬静贤淑的外表，获得自己的独特存在，但这注定是一次失败的大胆突围。
一
埃里卡是个二元分裂的形象，在她身上，高雅和低俗并存，使人产生内外分离的断裂感。当有钢琴在场时，她是圣洁的天使；一旦退隐到自己的另一私密空间，她的行为使人感觉龌龊不堪：浴室里拿刀片割破下体，嘴里发出带有快感的呻吟；色情影院里，欣赏着银幕上赤裸的男女肉体，俯身从地上捡起一团用过的卫生纸。埃里卡的身体欲望一直在内心深处涌动，但她的发泄方式无一种可谓正常。无论是以自虐的方式寻求满足，或是在偷窥别人做爱时获得快感，都超出了一般读者的思维习惯。在现代社会，性早已不是隐秘的话题，女性的身体欲望和男性的身体欲望一样成了无以回避的事实，不必再遮遮掩掩。但埃里卡的欲望却未被大胆释放出来，在体内左突右决，并且时不时地以变态的方式显露出来。
埃里卡之所以成为现在这个饱受压抑、人性扭曲的埃里卡，和她的母亲不无关系。母亲在女儿的成长历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埃里卡母亲一直严格管束着女儿，她给埃里卡圈定了一个局促狭小的生活空间，按照自己的理想模式给女儿制定了行事准则，埃里卡不能跨越雷池一步。原本美好的母女间的自然关系被异化成了控制与被控制的社会关系。母亲乖戾、暴虐，追查女儿的去向，翻检她的挎包；泯灭女儿爱美的天性，不许她化妆、穿新衣服；规定女儿回家的时间，把晚归的埃里卡堵到门外盘问；随时掌控女儿的行踪，埃里卡外出时常常是陪同左右，要不就每隔五分钟打一次电话查问；埃里卡未按时回家，等得焦急的母亲就疯子般地把她的衣服剪成碎片。至于男人，母亲更是杜绝埃里卡和他们往来。在这里，我们看到噩梦般的母女关系，母亲幻化成偷窥者、监视者、甚或是情感的勒索者。她的目光到处存在，时刻盯视着埃里卡，这是一种潜在的暴力形式，是一种内在而可怕的迫害。处在这样的环境下，埃里卡自然是饱受压抑，真实自我逐渐被挤压得变了形，男性的不在场也使她的身体欲望无法找到正常的发泄途径，只好退而转向其他渠道。
母亲的压制限制了埃里卡的成长，虽然在年龄上她已经成年，但她和母亲的胶着关系使她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也无法自由发展自己的个性，随意支配自己的欲望，从心理学上说，她还停留在和母亲的“共生关系”阶段。在正常的母—子/女关系范畴里，这种共生状态的存在时间甚是短暂，婴儿很快会通过和母亲的分离，意识到那个给他温暖和保护的人和自己不是一体的，从而体验到“分离焦虑”，这时母亲应该帮助孩子建立起对外界的基本信任感和人格内部安全感，鼓励孩子探索世界并在他们遇挫时及时给予呵护和安慰。这样孩子就能一步步从母亲怀抱里脱离出来，成长为一个健康独立的个体。母亲的过度保护会使孩子在自己身边踟躇不前，延缓他们的成长速度，甚至使孩子发生病态。埃里卡的母亲多年来对她一直是过度保护，把她拖在身边死死不放。随着年龄的增长，埃里卡的身体在成长发育，这是无法违背的自然规律，但她的心理成长速度却是滞后的，母亲给她营造的那个狭小世界不能给她提供充分的发展空间，虽然已到中年，但心理上还停留在未成年状态。她的家庭也残缺不全，父亲的缺席使她的家庭关系简化成母—女的二人世界，这个世界封闭、保守，几乎与世隔绝，她的生命全为母亲掌控。家是她的牢笼，天生注定的权力不对等关系使母亲心安理得地成了她的看守。无法承受母亲专横的爱以及过度的保护，可又无力逃离大胆飞去，如常人般的性意识的萌发被暴君似的母亲扼杀了，与他人，特别是异性的正常交往途径被阻断，埃里卡在心理和生理受到极度压抑的情况下渐渐变得乖谬、反常，性无知和禁欲的结果导致变态的行为，她只能依靠偷窥和自我虐待来发泄性欲望，直到克雷默尔出现。
二
埃里卡的体内涌动着欲望的潜流，只是它一直缺乏一个明确的欲望对象，克雷默尔的出现改变了她的这种“泛对象化”状态。不管是从容淡定地等在色情录像厅门外观看银幕上赤裸的男女肉体，还是镇定自若地在浴室里拿刀片割伤下体，抑或躲在暗处偷窥汽车里做爱的情侣，她的身体欲望都是自足的，所采取的全是非自然的方式，在这样潜在的侵犯性行为中，她达到自我畸形性意识的满足与陶醉，独自在肉体的自虐与偷窥的刺激下玩味痛楚的快感。克雷默尔的爱慕与追求使她的欲望有了一个实在的男性身体作为载体。
克雷默尔可谓是埃里卡的最后一根稻草。饱受压抑的性格不仅使她的性心理产生畸形，生活中的其他一些行为也趋于失范。她的精神游走在正常与失常的边缘，一遇外界刺激就难免失控，突变成另一个人。她的内心骚动着歇斯底里的因子，随时会突破理智的约束跳出来进行疯狂化的表演。相比于埃里卡的病态，克雷默尔年轻、健康、活泼，身上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遗憾的是埃里卡却不知道怎么正确对待这具男性躯体。
埃里卡对爱情的扭曲和异化是根深蒂固的，她渴望爱情，渴望一个男人走进她的生活以弥补人生缺憾，可当爱情真正来临时她却无法一下子摆脱禁锢，长期的压抑和禁闭，使她业已习惯了男性的缺席，领地中突然闯入一个男人，表面上她虽然平静如初，但内心却在进行一场战争。矛盾犹疑，想爱却不敢爱，拒绝了克雷默尔的表白，却又跑下楼梯凝望他的身影。在演奏大厅里看到克雷默尔对一个女同学示好，妒意刺激得她做出了甚是可耻之事：偷偷将碎玻璃放入女生的大衣口袋，划破她的右手。这就是埃里卡，扭曲的心理使得她的示爱方式也是扭曲的。还好克雷默尔聪明，他领会了她的感情，不过却无力消受她的畸形之爱。
埃里卡和克雷默尔的爱情是被抽空了情感内涵，直接以躯体碰撞与交锋的形式展现出来的。作为被追求者兼师长，加之母亲一向对她灌输的没人比她更好的优越意识，埃里卡在与克雷默尔的关系中一开始处于强势地位。她要按照自己的游戏规则支配男性欲望，将自己的受压抑心理投射到克雷默尔身上，克雷默尔的欲望受阻再现了自己欲望受阻的情形，在对克雷默尔痛楚的细细玩味中，她得以将自己的一部分痛楚转嫁到他人身上，从而获得一丝补偿性的变态满足。
埃里卡性格中施虐与受虐倾向交织。和克雷默尔的第一次交锋，她以自己的规则行事，将自己凌驾于男性之上，对男性躯体肆意侮辱。克雷默尔的屈从加剧了她掌控欲的膨胀，接下来她又通过信件将自己的受虐性狂想加诸于克雷默尔之上。性爱本该是源自身体的自然欲望，水到渠成，但是埃里卡却在信中制定了详细规则，然后又命令克雷默尔来执行这些规则。写信发出做爱指令的行为本身再次暴露了她的强势姿态，她把克雷默尔当成了自己的占有物。在信里，她几乎是逼迫克雷默尔在做爱的时候虐待自己。她所制定的详细规则把做爱过程仪式化了，这种仪式再次冲击一般人的正常思维定式，显得残忍而丑陋。她要求克雷默尔把她反绑在母亲隔壁的房间，直到翌日清晨，绑得越紧越好，如果她要反抗就打她，用手背掴她的脸，还要用旧丝袜将她的嘴堵住，克雷默尔要坐在她的脸上，用拳击打她的腹部，等等。站在埃里卡的立场来说，这封信是她直面自己身体欲望的一次大胆表达，压抑的性欲被充分张扬起来，从潜在层面突围到显在层面，但这次突围注定是要失败的。
按照男权社会的逻辑，性爱活动中，男性居主导地位，女性身体是他们获取快感的工具，女性的欲望往往被忽略了。她被降格为一个工具化的“它”，其身体被男性征用，表现为一个“物”，而物是没有支配自己欲望的权利的。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中曾经说过：女性天生的巨大的性潜力几乎完全被文化性的束缚所掩盖。男权制在把妇女变成一个性对象的同时，却不鼓励她享受被认为是她命运所在的性行为。相反，强制她遭受性行为之苦，并为自己的性行为感到羞耻。总的来说，她几乎只能作为一个性动物而存在，因为历史上的大多数妇女都被局限在动物生活的文化层面上，为男性提供性发泄渠道，发挥繁衍和抚养后代的动物性功能。因此，在这种生活中，除了极个别情况之外，她不能享受性行为的乐趣。生活在一个男权制社会中，埃里卡却置男权社会的这些规则于不顾，想要征用男性的肉体来满足她变态的性幻想，整个颠倒了男女在男权社会中的既定位置。埃里卡在信中对克雷默尔发出的指令超过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生活在男权社会中，耳濡目染，他的思维是浸有男权意识的。对他来说，埃里卡信中的要求是要将他当作实现其变态欲望的辅助工具，这被他视作一种侮辱。男性一向都是规则的制定者，他不愿充当埃里卡的工具，一句“你有病”就颠覆了埃里卡的强势地位，也使他心怀一种正常人的优越感从高处审视着埃里卡，两人之间的位置悄悄发生了改变。克雷默尔愤然离去后，次日埃里卡在球场找到克雷默尔请求他的原谅，一反之前对克雷默尔的身体抗拒，主动贴上来要献身于他，声明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这是埃里卡对男权秩序的妥协。两人躺倒在地上，可埃里卡却突然从克雷默尔身下爬起来呕吐不止。面对尴尬忿懑的克雷默尔，她无法解释自己的呕吐行为，这可被理解为她的潜意识在作怪。虽然口上说要依照克雷默尔的游戏规则，但在内心深处她无法一下子将自己纳入男权秩序，对男性规则忍不住感到恶心和厌弃。为此，埃里卡受到了惩罚。当天晚上，克雷默尔闯入她家，以赤裸裸的暴力形式将积蓄的欲火与怒火一同发泄在埃里卡身上。他口口声声说是按照埃里卡信上的指示做事。埃里卡的母亲被锁进房间，埃里卡被打倒在地，脸上淌满鲜血，她哀求克雷默尔停止，但他声称“你不能这样侮辱男人，绝不能”“不能全依你的游戏规则”，不肯住手。他强暴了她。埃里卡试图操纵自己的性，操纵男人的身体，但最后自己的性还是被男人所操纵了。本该给男女双方带来愉悦的性爱变成了征服和被征服的残忍表演，置身于男性文化的逻辑之中，克雷默尔从一个爱慕者变成了摧残情人肉体和心灵的施暴者。埃里卡躺在地板上，未曾感受到丝毫快感。她被压抑的欲望最终还是没能彻底地、痛快淋漓地释放一次。
在埃里卡和克雷默尔的这段爱情关系中，克雷默尔为她制造了一个美好梦境却又亲手将它撕成碎片，她还没为自己体内涌动的欲望找到一个正确的发泄渠道便又要将之封闭起来。经历了这么一场情爱历险，身心俱伤，不知她日后对男人还有何求？
参考文献：
[1] 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宁瑛、郑华汉译：《钢琴教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2] 凯特·米利特，宋文伟译：《性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张慧云，女，1978—，河南许昌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欧美文学，工作单位：平顶山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