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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捕猎记]
姚 颖
1973至1976年，北京动物园派人从非洲捉捕回来近百种，1500多只动物。如今，这段经历已经成为那个还可以从野外获取动物的时代留下的传说。
现在动物园的斑马、羚羊、鸵鸟就是那次特别的非洲采购的动物们的后代，至少已经是第四、第五代了。说起东非采购，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李树忠，1935年生人，东非采购动物4人小组成员之一。上个世纪50年代就来到了北京动物园，中间当过义务兵，后来一直在兽医院工作，直到1995年退休。非洲4人组中，他身兼兽医、摄影师、饲养员和押运员多种角色。
“东非采购动物组是1972年开始向市政府申请的，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重视和亲自批示。当时‘文革’已经进行了好几年，期间有一些动物自然死亡，国内外的动物交换也都停止了，没有新的补充，动物园里的动物越来越少，尤其缺非洲动物，于是想去采购一些。那时候中国正帮助非洲修铁路，国家关系很好，这也是一个原因。”
于是，在时任北京动物园副主任的李扬文的率领下，李树忠和两位饲养班班长鲁诚、王振义组成了奔赴非洲采购的4人组。1973年8月23日，东非4人组在北京国际机场乘坐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出发了。李树忠告诉我们，他们原本打算也就是花3个来月，买完动物就回国，对采购没存太大奢望，就打算买一对长颈鹿、一对斑马、一对角马、一对猩猩和几只鸵鸟回来。哪想到，这一去，就是4年……
真正的野生动物园里，遭遇真正的野生动物
10月中下旬，4人组已经出国两个多月了，但是在东非的中心坦桑尼亚遇到障碍，还没采购到动物。原来坦桑尼亚刚刚颁布禁猎令，国家狩猎队也解散，不能再捕猎了。因为当时正在修坦赞铁路，已经修了两三年，坦桑尼亚得到中国方面大量的专家和技术支援，所以通过中国使馆的联系和牵线，4人组的捕猎行动得到了特批。
他们在当地参观了很多的野生动物园，其中塞伦葛提动物园是最大的，面积有13000平方公里，里面生活着2000头非洲狮、5000头象、20万匹斑马、100万匹角马(牛羚)、五六十万只羚羊。汽车在动物园里奔驰，斑马群就在身边疾驰而过，远处有大象领着小象缓慢踱步。说是动物园，其实这些动物本来就生活在这里，只是政府象征性地拉一个铁丝网，做个简单的门，更像是自然保护区。讲究些的动物园则设有旅馆，还有一些导游车。工作人员的主要职责就是管理、解说、护园(防偷猎)等等。
现在回想起来，他们还对那种规模的“动物园”赞叹不已。那里是纯粹的自然，人工建造的公园如何能够比拟?
在“塞伦葛提”，他们还冒了一次不大不小的险。也就是这次冒险，更加深了他们对于生存在自然状态下的野生动物的感受。
在塞伦葛提动物园参观完需要两天，次日午后下起了大雨。当时天快黑了，路上的积水太深，车陷在泥里熄了火，只好下来推车。但这种野生动物园有明确规定，在园区内不能随便下车，更不能离开行车道。因为周围都是自由奔跑的野生动物，在这种地方，人类就成了弱势群体，遇到野兽来袭无论如何都无法抵挡的。可是不下来推车又不行。王振义说：“当时的心情，真是紧张焦急啊，要是野兽来了怎么办!鬣狗就在几十米远的地方蹲着，夜色中只看见一双双的眼睛，真是害怕!”几个人浑身都是泥巴，脚上扎了刺，在泥水里推车。“当时只想着车子能开动就行了，绝对不能停下来，否则动物就会扑上来。所以鞋子掉了都不敢去捡。”鲁诚心有余悸地说。那个时候，一头母象带着一头小象走过来，还好它们只是看了看，就走开了。
幸好遇到一个欧美旅行团他们才摆脱了困境。那是两辆大卡车，现在回想起来应该就是我们说的“房车”了。在他们的帮助下，陷在泥里的面包车终于被拉了出来。后来在聊天时知道，那批人其实就类似现在的自助游“驴友”，几家人一起租了两辆车出来，专门就为了看野生动物。
听到这儿，我们也不禁感叹起来，在那个时代，我们还风风火火地把动物从自然里抓到动物园来，而人家已经开始走进自然去看真正的野生动物了。
急速体验：阿鲁沙捕猎
1975年的2月，真正的捕猎行动开始了。
在坦桑尼亚北部，靠近肯尼亚有个叫阿鲁沙的小城市，捕猎行动就主要在那儿进行。为此坦桑尼亚还专门组织了一个由20多个当地人组成的捕猎队。
对于亲历了捕猎的李树忠来说，搞了那么多年动物工作，这次令他大开眼界。他告诉我们：“那么多的动物怎么抓啊，我们本来以为要用麻醉枪，其实不是。”
当地捕猎队开的汽车类似现在的丰田皮卡，后面有个小车厢，连驾驶座都是敞篷的。负责套动物的人站在车厢里的一个轮胎中，以免汽车颠簸起来会受伤，或者从车上摔下去。他们手里拿一根3米多长的杆子，上面用粗绳拴了一个套。因为颠簸得太厉害，本有摄影照相任务的李树忠也只好乖乖呆在车上，等捕到了动物再去拍照。
其实那样的环境是不允许他们用麻醉枪的，因为麻醉剂主要是抑制心肺功能的，一旦动物奔跑起来，其心肺的代谢都会加快，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麻醉很容易造成动物死亡。猎捕目标大都是刚刚接近成年的亚成体食草动物，如果动物太大了，运输会有困难。发现动物后，一般是在离它们七八百米的时候就开始追，汽车离动物八九十米时开始加速，时速能达到100公里，3分钟内就能追上。汽车大多是在动物的左边跑，这样人用右手把杆子上的绳套甩出去比较容易。套住以后，大车来了，就把它们放进笼箱。当地人很有经验，也很专业，从发现动物到追上，到装笼，整个过程也就是二三十分钟，可谓速战速决。
李树忠还告诉我们，如果3分钟之内抓不到动物，他们就放弃了。因为就算抓到了，经历过这种狂奔之后，它们的心肺功能可能会出问题。
在阿鲁沙捕捉动物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成果还是很车富的，捕了10只长颈鹿，10只斑马，十几只角马。李树忠感叹说，“以前做梦都没想到过会用这样的办法去抓动物，这次野外猎捕，让我们长了好多见识，果然还是要依靠当地人”。
押运重任：怎一个累字了得
塞伦葛提野生动物园的考察险 象环生，阿鲁沙的捕猎又那么紧张刺激，每次特殊经历都是对东非采购动物4人组神经的考验，而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那就是运输回国。
1975年，李树忠押运回40多只大型食草动物，经过了公路、飞机、铁路，跋山涉水，历时近一个月，这种对于体力和意志力的考验是何等巨大啊1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还用文字和图片将运输过程中的一个个细节记录了下来，今天我们才能看到这些珍贵的图片资料。
1975年6月，一切准备就绪，大型食草动物终于要启程离开它们的故土了。从李树忠住的动物基地到达累斯萨拉姆港口有750公里，这意味着运送的第一程首先要走一段公路。这样，运输车队将非常庞大，如何找到这么多汽车是个难题。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经过多方联系，派来黄河大卡车20辆，每辆车配两个司机，一个中国人、一个当地人。为了让车队顺利通过，他们还找到了阿鲁沙警察局局长出面相助。警察局长也很帮忙，用给坦桑尼亚总统尼莱尔开道的车给黄河车队开路，以保证车队前后的安全。那该是多么壮观的场面啊!
启程当天，动物装笼也是个问题。差不多有几十只动物，不但个头大，而且很难对付，从早上6点开始装车，一直装到下午一两点。笼箱很讲究，前有槽可以放饲料和水，后面可以清理粪便。他们也给动物留了些微活动余地，但不会太舒坦，以防止动物踢得太厉害。装进箱子以后，动物们并没有乖乖“缴械”，斑马和角马在笼箱里乱踢，或用角把笼箱顶出大窟窿。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只有重新加固笼箱。考虑到路途遥远，路上笼箱可能被踢散，他们还多带了几个，以备不时之需。
长颈鹿一车装2只，斑马一车装3只，20辆黄河车就这样整装待发了。
到了下午4点，车队浩浩荡荡出发了。750里都是陆路，中途还经过了一个叫墨西的小城市，奇特的车队引得市民们驻足观看。长颈鹿超高，不小心还把电线弄断了。后来有了经验，在过电线的时候就用竹竿把电线挑起来。就这样一路走来，直到晚上12点，才走了近一半的路程。有一只长颈鹿体力不支，趴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可能是装笼时受了外伤，到港口之前就死了。第二天8点车队准时到达港口，大轮船已经准备就绪了。
承担海运任务的是中国远洋公司广州分公司的绿春号轮船，它往返于中国和苏丹运送棉花，途经坦桑尼亚。事先，有当地动物商人找到采购组，说只要付30万美元的运费，保证把这些动物平安运送回国。但是，30万美元对采购组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这次东非采购动物所有的经费加起来才4．4万美元。动物商还扬言，当年朝鲜也从非洲运了些动物，结果死了大半。中国的此次采购，会不会也到头来一场空呢?
绿春号的船员非常干练，前后两个小时就装好了船。长颈鹿都放在左前甲板，一溜9只。因为往国内航行的时候，海风吹起的海浪基本上都在右前甲板，大浪有一丈多高，打下来也很可怕。
事先准备好的草料都在底舱，每天扛草料就是个重体力活。那时候的李树忠已经快40岁了。他告诉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看动物，是不是活着，有没有生病，都要检查。然后搞卫生，清理草料和粪便。”
海上的18天是漫长而疲倦的，1万多公里水路，没有风景，只有一个目标——中国广州黄浦港。在这艰苦的海上旅行中，有一只长颈鹿和一只角马死了，还有一只斑马受了外伤。更要命的是，所有的动物都晕船，表现症状是普遍食欲不振，精神不好。整个旅途中，最受罪的是长颈鹿，海风刮得它们脖子上都是盐粒，太阳晒得它们头昏眼花。为了防晒，还在长颈鹿上方盖上油毡。一只瞪羚一星期都没怎么进食，晕船，消化道也有问题。还好李树忠是兽医，经验丰富，就给它们输液。
李树忠说，给动物看病很有意思，笼箱都是木制的，把需要打针的地方锯个口子，手伸进去，扎静脉血管，挂上塑料袋装的葡萄糖或盐水。斑马的外伤主要是在屁股上，是在笼箱里磨的，给它上药也是在笼箱上拉个口子就可以了。这种治疗对于兽医李树忠来说不算什么。等到适应了，动物们也就慢慢缓过来了。也幸好因为晕船，动物们上船后都变老实了，倒是没出什么大问题。
在海上漂了18天，中途在新加坡做短暂停留，他们终于到了广州黄浦港。除了损失了一只长颈鹿和一只角马，动物们大都安然无恙。
在广州黄浦港，李树忠终于见到北京动物园前去接站的20多个人，广州动物园也派了人去港口迎接。一只斑马受了外伤，就直接在广州动物园安了家，一同留下的还有两只长颈鹿。
通过海关检疫后，李树忠的押运任务并没有结束，他还要用火车把动物从广州运回北京。和动物一起坐火车，这还是头一回。
40多只动物足足装了两个大行李车。长颈鹿坐火车要受点委屈，进门都要低头，站在里面也要低着头。从广州到北京的西直门，差不多在路上跑了四天四夜。1975年7月13日到石家庄，天气很热。为了给动物降温，大家不得不给动物们泼水，还给它们买西瓜吃。但是，由于路途奔波太过辛苦，到朝阳门时，又有一只长颈鹿不行了。
两年后，李扬文把最后一批非洲象等大型动物运送回国，到达时是1977年9月。可惜的是，如今李扬文已经去世，他所经历的故事，随着他的故去，成了一个让我们不断猜想的谜。
安家落户：不会终结的使命
非洲采购之前，北京动物园就只剩一只老长颈鹿了。这次非洲采购，带回许多非洲特有的珍稀动物，如土豚、长颈鹿、黑尾牛羚、汤氏瞪羚、猎豹、黄狒、橄狒、棕狒、阿拉伯狒狒及各种珍稀鸟类。这些动物共分13批运回国，计有近百种、1500只动物，使北京动物园的动物数量和品种得到了充实。
在这些动物中养的时间最短的是土豚。因为它只吃白蚂蚁，饲养员曾尝试过给它替代食物，比如鸡蛋、棒子面粥，但是都不管用，不到一个月就死了，还没来得及跟游人见面。
这批非洲采购的动物，大部分到北京一两年后都繁殖了后代。这样的采购行动姑且不论其利弊，但至少是那个以野外捕猎为主要动物来源的时代的一次顶级行动。
[版纳捉猴]
侯启明
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动物园已经在全国撒下了数个动物采集站。侯启明正是那个时代参加过动物搜集的“老动物园”，说起以前的事情，他感慨良多，在那个可以1接从野外捕捉动物的时代，从当地人身上、从自然中学到的东西，让他们一生受益匪浅。
我是1958年来动物园的，也算是个老员工，今年快70了。
从1953年开始，动物园就有狩猎队了，就是去全国各地收集动物。最早叫搜集组，后来建了搜集站，青海、云南、四川(以前叫西康)、宝兴、东北等地都有。人员一般是轮流换岗，一人一年，一直到1975年，林业部下 文不许再搜集，1976年最后一个站青海站撤离了。
我参加了云南组，主要是去勐养抓猕猴。
去的时候，想得挺简单，觉得要不就用套子、陷阱，要不就用笼子什么的，抓几个猴子还不容易嘛。我们设想的笼子就像动物园里关动物的那种，在地面上，里头放点饵料，就像雪地里抓鸟一样。可当地人告诉我们，那样绝对不行。
我们的搜集站有个特点，就是真正的动物园员工不多，最多一个点上也就四五个，实际抓动物的几乎都是当地有经验的猎人。我们到一个地方捕措就要尊重当地的传统，如果硬要按着自己的意思来，结果可能很不好，咱们并不了解当地情况，可能比人家傻得多。
那一次抓猕猴，当地人帮我们布置的机关果然非常巧妙。他们先找到猴子们出没的地点，找一个相对平坦便于观察的地方，开始做圈，实际上就是挖坑。挖好的坑一般有3米长，2米宽，半米深。砍一些圆木，在坑顶上铺好，留出40厘米的空，找比较小的树干或者比较厚的木头，做一个盖，一头拴上绳子，在离圈3—5米的地方做一个观察的窝棚，要很隐蔽，然后把绳子拉进去。都做好了以后，就要准备玉米引猴子，当地猎人的说法就是撒路粮。
4个人出去撒路粮，每人背上三四十斤的粮食。到地方后，留下3个人远远地等着，一个人去猴子经常活动的地方撒粮食，撒完了回来，看看猴子会不会下来。撒粮食的地方离圈还得有一两公里远，如果让猴子看见你做圈，那它们就会识破了，再也不来了。
看到猴子吃了路粮，其他人过去接着撒，慢慢往圈套里引。要撒一个多礼拜的路粮，总算把猴子引到圈套旁边。可猴子狡猾得很，吃完了马上回自己的地盘。这时，措人还必须继续撒，这次就是稀稀拉拉撒一点，在笼子周围也撒，然后观察它们来不来。开始的时候只是来几只，吃一点就回去，报信儿去了。我们在暗处躲着，能看见它们一边吃一边商量。第二天还要继续撒，它们可能会多来几只。
这个过程还是很复杂的。光是做准备工作骗它们到圈套旁边来就需要一个星期，让它们自己进到圈套里，还需要一个星期，慢慢诱导。从撒路粮到抓猴子，至少要一个月时间。等它们习惯了每天都来吃，形成习惯的时候，开始跳到笼子里，试探一下。都是有点经验、体型比较大的，两三只跳下来，并不吃笼子里撒的路粮，观望一下，再跳回树上，来回试探。最多的时候，圈里面能进去十六七个，这时候还是要耐心等待。等它们进进出出一个礼拜，比较习惯和放心的时候，猎人们就开始砍竹子编筐准备抓猴子了。
这时我们恍然大悟。猕猴聪明得很，也非常机警。如果一开始就像我们想的那样大张旗鼓抓猴子，就算能抓到一只，其余的也不会再来了。我们在观察的过程中也发现，不管猴子多还是少，都有一只领头的，它说去哪儿就去哪儿，后面跟着很多辅助它的猴子，都是壮年母猴，生育了一两胎的，得到了猴王的认可；再往后就是那些准备继王位的年轻雄性猴子，在两侧保护猴群；其他就是将近一岁、已经断奶的猴子可以在群内随便活动，小的雌性亚成体基本上都在后外侧，督导猴群。这就是自然界里的猴群社会结构。
编好了竹筐，等着。上午七点多钟的时候猴子都来了，大概已经有十四五只跳进圈套里，一声令下：“关!”一扯绳子，盖子掉下来，严严实实。外面的猴子撒腿就跑，里头的连蹦带跳。为了让猴子不敢反抗，杀了两只鸡，把血洒进去，猴子闻到血腥气，害怕了，吱吱叫着，老实了。我们戴着手套伸手进去，掐着它们脖子拉上来，用树皮捆着胳臂搁在筐里。这才叫真正的杀鸡给猴看啊!
抓到猴子，小个的一个竹筐装两只，大个的一筐一只。16只猴子，大概5个人，10个筐，装完马上挑起来往站上赶，因为猴子被捆起来，装在竹筐里很容易死，路上要走三天多，一点功夫都不敢耽误。连筐带扁担，一个担子怎么说也要七八十斤。我们逮到过的最大个儿的猴子都超过40斤了，坐在那儿就有60公分高，必须绑得结结实实的。路上带着点香蕉，还有水壶，怎么着都要给它们喝点水。有时候它们就是生气，捆在那儿不吃不喝。可如果不捆结实的话它们很快就把笼子给拆了。这一路真正是跋山涉水啊，有时候水都齐腰深呢。过了农历5月就天天下雨了，真正关猴子的时间就是春天开始暖和之后到雨季之前的两个月。
跋山涉水说起来还不算什么，。更可怕的是野生动物，在云南就是怕大象。有一次，我们夜宿大河边，就是现在的野象谷，下着雨，晚上9点起火做饭，河对面能听到野象的叫声。我们听说过野象的脾气喜怒无常，一旦发作起来，非常残暴。那个地方离缅甸已经很近了，当地人都很怕野象，说，你们别理它们，它们会拆寨子。结果一晚上大家担惊受怕，轮流守夜，而野象走路的声音又非常轻微，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冲过来。
在野外捕捉动物，方法都是不同的。要捉叶猴的话，就不能再撒路粮了，而是看见猴群就冲天放冷枪，几个人拉开距离，一个接一个地放枪，要不没用。有的猴子听到枪声吓得从树上掉下来。它们在树上很灵活，到了地上却很笨，人就跟着追，用手抓。咱们国家也就是在云南有叶猴，再有就是老挝越南了。
捕动物的时候，从站上走出去，两三个小时就到了个很大的峡谷，遮天蔽日，白天都暗极了。窄细的夹缝里面宽的地方有四五米，长满了青苔，峡谷两壁上都是各种各样不喜阳光的小植物，崖壁非常高，扭曲的，有的地方都看不到天。岩壁上大大小小的坑洞，里面都是小鸟，当时我也分辨不出什么，后来回想起来，似乎都是非常珍贵的太阳鸟。随处走，随处都能看见很小很小的卵，也就是黄豆大小。我当时捡了十几个，放在火柴盒里，都还没放满。云南的鸟儿种类特别多，但是每种的群都不大。最多的就是鸠类，红嘴斑鸠、红翅斑鸠，都是绿的带红点的，还有带冠羽的。
当时搜集的方向就是找大个的、珍稀的动物，开出来的清单也都是文献里记载的。热带雨林里的物种非常丰富，但每个物种的种群又不是非常大，这就是特定的生态环境下形成的特点。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美，非常难得。有时候特别喜欢自己回忆，讲给家里人听，他们都不信，说怎么会有那么美、那么奇妙的景象?但那种美景，我心里是知道的。
回来以后，有几只叶猴养了一两个月就开始拉稀。因为叶猴跟猕猴的消化不一样，是复胃，估计喂得精饲料太多了，受不了，肠胃紊乱，所以开始拉稀，猕猴就是只有一个胃，相对还好。
领导一直强调，一定要好好养动物，野外捕捉太不容易了。惊动100只，捕到1只；拿回来10只，可能只能成活两三只，代价太高了。我们参加过搜集动物的人回来做饲养员，责任心要比没去过的人强。我们经常会说，你就是没出去过!要知道每一只动物来得多不容易啊。经常出差的人有耐心，而且性格比较开朗，这就是大自然熏陶出来的。
姚 颖
1973至1976年，北京动物园派人从非洲捉捕回来近百种，1500多只动物。如今，这段经历已经成为那个还可以从野外获取动物的时代留下的传说。
现在动物园的斑马、羚羊、鸵鸟就是那次特别的非洲采购的动物们的后代，至少已经是第四、第五代了。说起东非采购，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李树忠，1935年生人，东非采购动物4人小组成员之一。上个世纪50年代就来到了北京动物园，中间当过义务兵，后来一直在兽医院工作，直到1995年退休。非洲4人组中，他身兼兽医、摄影师、饲养员和押运员多种角色。
“东非采购动物组是1972年开始向市政府申请的，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重视和亲自批示。当时‘文革’已经进行了好几年，期间有一些动物自然死亡，国内外的动物交换也都停止了，没有新的补充，动物园里的动物越来越少，尤其缺非洲动物，于是想去采购一些。那时候中国正帮助非洲修铁路，国家关系很好，这也是一个原因。”
于是，在时任北京动物园副主任的李扬文的率领下，李树忠和两位饲养班班长鲁诚、王振义组成了奔赴非洲采购的4人组。1973年8月23日，东非4人组在北京国际机场乘坐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出发了。李树忠告诉我们，他们原本打算也就是花3个来月，买完动物就回国，对采购没存太大奢望，就打算买一对长颈鹿、一对斑马、一对角马、一对猩猩和几只鸵鸟回来。哪想到，这一去，就是4年……
真正的野生动物园里，遭遇真正的野生动物
10月中下旬，4人组已经出国两个多月了，但是在东非的中心坦桑尼亚遇到障碍，还没采购到动物。原来坦桑尼亚刚刚颁布禁猎令，国家狩猎队也解散，不能再捕猎了。因为当时正在修坦赞铁路，已经修了两三年，坦桑尼亚得到中国方面大量的专家和技术支援，所以通过中国使馆的联系和牵线，4人组的捕猎行动得到了特批。
他们在当地参观了很多的野生动物园，其中塞伦葛提动物园是最大的，面积有13000平方公里，里面生活着2000头非洲狮、5000头象、20万匹斑马、100万匹角马(牛羚)、五六十万只羚羊。汽车在动物园里奔驰，斑马群就在身边疾驰而过，远处有大象领着小象缓慢踱步。说是动物园，其实这些动物本来就生活在这里，只是政府象征性地拉一个铁丝网，做个简单的门，更像是自然保护区。讲究些的动物园则设有旅馆，还有一些导游车。工作人员的主要职责就是管理、解说、护园(防偷猎)等等。
现在回想起来，他们还对那种规模的“动物园”赞叹不已。那里是纯粹的自然，人工建造的公园如何能够比拟?
在“塞伦葛提”，他们还冒了一次不大不小的险。也就是这次冒险，更加深了他们对于生存在自然状态下的野生动物的感受。
在塞伦葛提动物园参观完需要两天，次日午后下起了大雨。当时天快黑了，路上的积水太深，车陷在泥里熄了火，只好下来推车。但这种野生动物园有明确规定，在园区内不能随便下车，更不能离开行车道。因为周围都是自由奔跑的野生动物，在这种地方，人类就成了弱势群体，遇到野兽来袭无论如何都无法抵挡的。可是不下来推车又不行。王振义说：“当时的心情，真是紧张焦急啊，要是野兽来了怎么办!鬣狗就在几十米远的地方蹲着，夜色中只看见一双双的眼睛，真是害怕!”几个人浑身都是泥巴，脚上扎了刺，在泥水里推车。“当时只想着车子能开动就行了，绝对不能停下来，否则动物就会扑上来。所以鞋子掉了都不敢去捡。”鲁诚心有余悸地说。那个时候，一头母象带着一头小象走过来，还好它们只是看了看，就走开了。
幸好遇到一个欧美旅行团他们才摆脱了困境。那是两辆大卡车，现在回想起来应该就是我们说的“房车”了。在他们的帮助下，陷在泥里的面包车终于被拉了出来。后来在聊天时知道，那批人其实就类似现在的自助游“驴友”，几家人一起租了两辆车出来，专门就为了看野生动物。
听到这儿，我们也不禁感叹起来，在那个时代，我们还风风火火地把动物从自然里抓到动物园来，而人家已经开始走进自然去看真正的野生动物了。
急速体验：阿鲁沙捕猎
1975年的2月，真正的捕猎行动开始了。
在坦桑尼亚北部，靠近肯尼亚有个叫阿鲁沙的小城市，捕猎行动就主要在那儿进行。为此坦桑尼亚还专门组织了一个由20多个当地人组成的捕猎队。
对于亲历了捕猎的李树忠来说，搞了那么多年动物工作，这次令他大开眼界。他告诉我们：“那么多的动物怎么抓啊，我们本来以为要用麻醉枪，其实不是。”
当地捕猎队开的汽车类似现在的丰田皮卡，后面有个小车厢，连驾驶座都是敞篷的。负责套动物的人站在车厢里的一个轮胎中，以免汽车颠簸起来会受伤，或者从车上摔下去。他们手里拿一根3米多长的杆子，上面用粗绳拴了一个套。因为颠簸得太厉害，本有摄影照相任务的李树忠也只好乖乖呆在车上，等捕到了动物再去拍照。
其实那样的环境是不允许他们用麻醉枪的，因为麻醉剂主要是抑制心肺功能的，一旦动物奔跑起来，其心肺的代谢都会加快，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麻醉很容易造成动物死亡。猎捕目标大都是刚刚接近成年的亚成体食草动物，如果动物太大了，运输会有困难。发现动物后，一般是在离它们七八百米的时候就开始追，汽车离动物八九十米时开始加速，时速能达到100公里，3分钟内就能追上。汽车大多是在动物的左边跑，这样人用右手把杆子上的绳套甩出去比较容易。套住以后，大车来了，就把它们放进笼箱。当地人很有经验，也很专业，从发现动物到追上，到装笼，整个过程也就是二三十分钟，可谓速战速决。
李树忠还告诉我们，如果3分钟之内抓不到动物，他们就放弃了。因为就算抓到了，经历过这种狂奔之后，它们的心肺功能可能会出问题。
在阿鲁沙捕捉动物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成果还是很车富的，捕了10只长颈鹿，10只斑马，十几只角马。李树忠感叹说，“以前做梦都没想到过会用这样的办法去抓动物，这次野外猎捕，让我们长了好多见识，果然还是要依靠当地人”。
押运重任：怎一个累字了得
塞伦葛提野生动物园的考察险 象环生，阿鲁沙的捕猎又那么紧张刺激，每次特殊经历都是对东非采购动物4人组神经的考验，而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那就是运输回国。
1975年，李树忠押运回40多只大型食草动物，经过了公路、飞机、铁路，跋山涉水，历时近一个月，这种对于体力和意志力的考验是何等巨大啊1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还用文字和图片将运输过程中的一个个细节记录了下来，今天我们才能看到这些珍贵的图片资料。
1975年6月，一切准备就绪，大型食草动物终于要启程离开它们的故土了。从李树忠住的动物基地到达累斯萨拉姆港口有750公里，这意味着运送的第一程首先要走一段公路。这样，运输车队将非常庞大，如何找到这么多汽车是个难题。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经过多方联系，派来黄河大卡车20辆，每辆车配两个司机，一个中国人、一个当地人。为了让车队顺利通过，他们还找到了阿鲁沙警察局局长出面相助。警察局长也很帮忙，用给坦桑尼亚总统尼莱尔开道的车给黄河车队开路，以保证车队前后的安全。那该是多么壮观的场面啊!
启程当天，动物装笼也是个问题。差不多有几十只动物，不但个头大，而且很难对付，从早上6点开始装车，一直装到下午一两点。笼箱很讲究，前有槽可以放饲料和水，后面可以清理粪便。他们也给动物留了些微活动余地，但不会太舒坦，以防止动物踢得太厉害。装进箱子以后，动物们并没有乖乖“缴械”，斑马和角马在笼箱里乱踢，或用角把笼箱顶出大窟窿。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只有重新加固笼箱。考虑到路途遥远，路上笼箱可能被踢散，他们还多带了几个，以备不时之需。
长颈鹿一车装2只，斑马一车装3只，20辆黄河车就这样整装待发了。
到了下午4点，车队浩浩荡荡出发了。750里都是陆路，中途还经过了一个叫墨西的小城市，奇特的车队引得市民们驻足观看。长颈鹿超高，不小心还把电线弄断了。后来有了经验，在过电线的时候就用竹竿把电线挑起来。就这样一路走来，直到晚上12点，才走了近一半的路程。有一只长颈鹿体力不支，趴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可能是装笼时受了外伤，到港口之前就死了。第二天8点车队准时到达港口，大轮船已经准备就绪了。
承担海运任务的是中国远洋公司广州分公司的绿春号轮船，它往返于中国和苏丹运送棉花，途经坦桑尼亚。事先，有当地动物商人找到采购组，说只要付30万美元的运费，保证把这些动物平安运送回国。但是，30万美元对采购组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这次东非采购动物所有的经费加起来才4．4万美元。动物商还扬言，当年朝鲜也从非洲运了些动物，结果死了大半。中国的此次采购，会不会也到头来一场空呢?
绿春号的船员非常干练，前后两个小时就装好了船。长颈鹿都放在左前甲板，一溜9只。因为往国内航行的时候，海风吹起的海浪基本上都在右前甲板，大浪有一丈多高，打下来也很可怕。
事先准备好的草料都在底舱，每天扛草料就是个重体力活。那时候的李树忠已经快40岁了。他告诉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看动物，是不是活着，有没有生病，都要检查。然后搞卫生，清理草料和粪便。”
海上的18天是漫长而疲倦的，1万多公里水路，没有风景，只有一个目标——中国广州黄浦港。在这艰苦的海上旅行中，有一只长颈鹿和一只角马死了，还有一只斑马受了外伤。更要命的是，所有的动物都晕船，表现症状是普遍食欲不振，精神不好。整个旅途中，最受罪的是长颈鹿，海风刮得它们脖子上都是盐粒，太阳晒得它们头昏眼花。为了防晒，还在长颈鹿上方盖上油毡。一只瞪羚一星期都没怎么进食，晕船，消化道也有问题。还好李树忠是兽医，经验丰富，就给它们输液。
李树忠说，给动物看病很有意思，笼箱都是木制的，把需要打针的地方锯个口子，手伸进去，扎静脉血管，挂上塑料袋装的葡萄糖或盐水。斑马的外伤主要是在屁股上，是在笼箱里磨的，给它上药也是在笼箱上拉个口子就可以了。这种治疗对于兽医李树忠来说不算什么。等到适应了，动物们也就慢慢缓过来了。也幸好因为晕船，动物们上船后都变老实了，倒是没出什么大问题。
在海上漂了18天，中途在新加坡做短暂停留，他们终于到了广州黄浦港。除了损失了一只长颈鹿和一只角马，动物们大都安然无恙。
在广州黄浦港，李树忠终于见到北京动物园前去接站的20多个人，广州动物园也派了人去港口迎接。一只斑马受了外伤，就直接在广州动物园安了家，一同留下的还有两只长颈鹿。
通过海关检疫后，李树忠的押运任务并没有结束，他还要用火车把动物从广州运回北京。和动物一起坐火车，这还是头一回。
40多只动物足足装了两个大行李车。长颈鹿坐火车要受点委屈，进门都要低头，站在里面也要低着头。从广州到北京的西直门，差不多在路上跑了四天四夜。1975年7月13日到石家庄，天气很热。为了给动物降温，大家不得不给动物们泼水，还给它们买西瓜吃。但是，由于路途奔波太过辛苦，到朝阳门时，又有一只长颈鹿不行了。
两年后，李扬文把最后一批非洲象等大型动物运送回国，到达时是1977年9月。可惜的是，如今李扬文已经去世，他所经历的故事，随着他的故去，成了一个让我们不断猜想的谜。
安家落户：不会终结的使命
非洲采购之前，北京动物园就只剩一只老长颈鹿了。这次非洲采购，带回许多非洲特有的珍稀动物，如土豚、长颈鹿、黑尾牛羚、汤氏瞪羚、猎豹、黄狒、橄狒、棕狒、阿拉伯狒狒及各种珍稀鸟类。这些动物共分13批运回国，计有近百种、1500只动物，使北京动物园的动物数量和品种得到了充实。
在这些动物中养的时间最短的是土豚。因为它只吃白蚂蚁，饲养员曾尝试过给它替代食物，比如鸡蛋、棒子面粥，但是都不管用，不到一个月就死了，还没来得及跟游人见面。
这批非洲采购的动物，大部分到北京一两年后都繁殖了后代。这样的采购行动姑且不论其利弊，但至少是那个以野外捕猎为主要动物来源的时代的一次顶级行动。
[版纳捉猴]
侯启明
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动物园已经在全国撒下了数个动物采集站。侯启明正是那个时代参加过动物搜集的“老动物园”，说起以前的事情，他感慨良多，在那个可以1接从野外捕捉动物的时代，从当地人身上、从自然中学到的东西，让他们一生受益匪浅。
我是1958年来动物园的，也算是个老员工，今年快70了。
从1953年开始，动物园就有狩猎队了，就是去全国各地收集动物。最早叫搜集组，后来建了搜集站，青海、云南、四川(以前叫西康)、宝兴、东北等地都有。人员一般是轮流换岗，一人一年，一直到1975年，林业部下 文不许再搜集，1976年最后一个站青海站撤离了。
我参加了云南组，主要是去勐养抓猕猴。
去的时候，想得挺简单，觉得要不就用套子、陷阱，要不就用笼子什么的，抓几个猴子还不容易嘛。我们设想的笼子就像动物园里关动物的那种，在地面上，里头放点饵料，就像雪地里抓鸟一样。可当地人告诉我们，那样绝对不行。
我们的搜集站有个特点，就是真正的动物园员工不多，最多一个点上也就四五个，实际抓动物的几乎都是当地有经验的猎人。我们到一个地方捕措就要尊重当地的传统，如果硬要按着自己的意思来，结果可能很不好，咱们并不了解当地情况，可能比人家傻得多。
那一次抓猕猴，当地人帮我们布置的机关果然非常巧妙。他们先找到猴子们出没的地点，找一个相对平坦便于观察的地方，开始做圈，实际上就是挖坑。挖好的坑一般有3米长，2米宽，半米深。砍一些圆木，在坑顶上铺好，留出40厘米的空，找比较小的树干或者比较厚的木头，做一个盖，一头拴上绳子，在离圈3—5米的地方做一个观察的窝棚，要很隐蔽，然后把绳子拉进去。都做好了以后，就要准备玉米引猴子，当地猎人的说法就是撒路粮。
4个人出去撒路粮，每人背上三四十斤的粮食。到地方后，留下3个人远远地等着，一个人去猴子经常活动的地方撒粮食，撒完了回来，看看猴子会不会下来。撒粮食的地方离圈还得有一两公里远，如果让猴子看见你做圈，那它们就会识破了，再也不来了。
看到猴子吃了路粮，其他人过去接着撒，慢慢往圈套里引。要撒一个多礼拜的路粮，总算把猴子引到圈套旁边。可猴子狡猾得很，吃完了马上回自己的地盘。这时，措人还必须继续撒，这次就是稀稀拉拉撒一点，在笼子周围也撒，然后观察它们来不来。开始的时候只是来几只，吃一点就回去，报信儿去了。我们在暗处躲着，能看见它们一边吃一边商量。第二天还要继续撒，它们可能会多来几只。
这个过程还是很复杂的。光是做准备工作骗它们到圈套旁边来就需要一个星期，让它们自己进到圈套里，还需要一个星期，慢慢诱导。从撒路粮到抓猴子，至少要一个月时间。等它们习惯了每天都来吃，形成习惯的时候，开始跳到笼子里，试探一下。都是有点经验、体型比较大的，两三只跳下来，并不吃笼子里撒的路粮，观望一下，再跳回树上，来回试探。最多的时候，圈里面能进去十六七个，这时候还是要耐心等待。等它们进进出出一个礼拜，比较习惯和放心的时候，猎人们就开始砍竹子编筐准备抓猴子了。
这时我们恍然大悟。猕猴聪明得很，也非常机警。如果一开始就像我们想的那样大张旗鼓抓猴子，就算能抓到一只，其余的也不会再来了。我们在观察的过程中也发现，不管猴子多还是少，都有一只领头的，它说去哪儿就去哪儿，后面跟着很多辅助它的猴子，都是壮年母猴，生育了一两胎的，得到了猴王的认可；再往后就是那些准备继王位的年轻雄性猴子，在两侧保护猴群；其他就是将近一岁、已经断奶的猴子可以在群内随便活动，小的雌性亚成体基本上都在后外侧，督导猴群。这就是自然界里的猴群社会结构。
编好了竹筐，等着。上午七点多钟的时候猴子都来了，大概已经有十四五只跳进圈套里，一声令下：“关!”一扯绳子，盖子掉下来，严严实实。外面的猴子撒腿就跑，里头的连蹦带跳。为了让猴子不敢反抗，杀了两只鸡，把血洒进去，猴子闻到血腥气，害怕了，吱吱叫着，老实了。我们戴着手套伸手进去，掐着它们脖子拉上来，用树皮捆着胳臂搁在筐里。这才叫真正的杀鸡给猴看啊!
抓到猴子，小个的一个竹筐装两只，大个的一筐一只。16只猴子，大概5个人，10个筐，装完马上挑起来往站上赶，因为猴子被捆起来，装在竹筐里很容易死，路上要走三天多，一点功夫都不敢耽误。连筐带扁担，一个担子怎么说也要七八十斤。我们逮到过的最大个儿的猴子都超过40斤了，坐在那儿就有60公分高，必须绑得结结实实的。路上带着点香蕉，还有水壶，怎么着都要给它们喝点水。有时候它们就是生气，捆在那儿不吃不喝。可如果不捆结实的话它们很快就把笼子给拆了。这一路真正是跋山涉水啊，有时候水都齐腰深呢。过了农历5月就天天下雨了，真正关猴子的时间就是春天开始暖和之后到雨季之前的两个月。
跋山涉水说起来还不算什么，。更可怕的是野生动物，在云南就是怕大象。有一次，我们夜宿大河边，就是现在的野象谷，下着雨，晚上9点起火做饭，河对面能听到野象的叫声。我们听说过野象的脾气喜怒无常，一旦发作起来，非常残暴。那个地方离缅甸已经很近了，当地人都很怕野象，说，你们别理它们，它们会拆寨子。结果一晚上大家担惊受怕，轮流守夜，而野象走路的声音又非常轻微，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冲过来。
在野外捕捉动物，方法都是不同的。要捉叶猴的话，就不能再撒路粮了，而是看见猴群就冲天放冷枪，几个人拉开距离，一个接一个地放枪，要不没用。有的猴子听到枪声吓得从树上掉下来。它们在树上很灵活，到了地上却很笨，人就跟着追，用手抓。咱们国家也就是在云南有叶猴，再有就是老挝越南了。
捕动物的时候，从站上走出去，两三个小时就到了个很大的峡谷，遮天蔽日，白天都暗极了。窄细的夹缝里面宽的地方有四五米，长满了青苔，峡谷两壁上都是各种各样不喜阳光的小植物，崖壁非常高，扭曲的，有的地方都看不到天。岩壁上大大小小的坑洞，里面都是小鸟，当时我也分辨不出什么，后来回想起来，似乎都是非常珍贵的太阳鸟。随处走，随处都能看见很小很小的卵，也就是黄豆大小。我当时捡了十几个，放在火柴盒里，都还没放满。云南的鸟儿种类特别多，但是每种的群都不大。最多的就是鸠类，红嘴斑鸠、红翅斑鸠，都是绿的带红点的，还有带冠羽的。
当时搜集的方向就是找大个的、珍稀的动物，开出来的清单也都是文献里记载的。热带雨林里的物种非常丰富，但每个物种的种群又不是非常大，这就是特定的生态环境下形成的特点。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美，非常难得。有时候特别喜欢自己回忆，讲给家里人听，他们都不信，说怎么会有那么美、那么奇妙的景象?但那种美景，我心里是知道的。
回来以后，有几只叶猴养了一两个月就开始拉稀。因为叶猴跟猕猴的消化不一样，是复胃，估计喂得精饲料太多了，受不了，肠胃紊乱，所以开始拉稀，猕猴就是只有一个胃，相对还好。
领导一直强调，一定要好好养动物，野外捕捉太不容易了。惊动100只，捕到1只；拿回来10只，可能只能成活两三只，代价太高了。我们参加过搜集动物的人回来做饲养员，责任心要比没去过的人强。我们经常会说，你就是没出去过!要知道每一只动物来得多不容易啊。经常出差的人有耐心，而且性格比较开朗，这就是大自然熏陶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