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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正常生活的人了
“整个上半场，我都没有分清楚哪个是德国队，哪个是阿根廷队。”郭宏杰腼腆地笑。“下半场还睡着了，亏得加时赛的时候醒过来了，总算没有白看。”
这是本次世界杯郭宏杰看过的惟一一场球赛。
那天做完手术，已经凌晨。郭宏杰骑着自行车穿过不眠的街道、酒吧和大排档，听到电视机里《豪门盛宴》的评说声以及人们的碰杯声，兴奋难抑。
刚刚进行的手术很是成功——异常艰苦凶险的动脉缝合，历时12个小时。想到同事们微笑着鼓掌的场面，郭宏杰觉得很舒坦。
郭宏杰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介入血管外科的副主任医师。
位于北京西什库大街8号的这家医院，建于1915年，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教学医院，也是国内首批建立的临床医学院之一。
医院位于寸土寸金的二环以里，紧挨着中南海。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医院的门诊大楼和住院部不在一处，中间横亘着宽阔的西什库大街。“只能从地底下挖一条隧道，用摆渡车运送病人和医生”。
每天天不亮，郭宏杰就要到达医院，穿梭于门诊与住院部之间。而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手术室里度过的。
“每每做完手术出来，已经是黑夜了，天天见不到太阳，经常有时光倒错的感觉。”
那一场世界杯决赛，让郭红杰暂时回到正常的生活。“每天在手术室、门诊、地下通道里，看到的、听到的，不是千篇一律的病情，就是让你格外紧张的手术和突发事件的处理。”郭宏杰说，“那一天，当我打开电视，我突然觉得，我也可以看电视了，我是一个正常生活的人了。”
十年，3000多例手术
1995年，郭宏杰考入河南医科大学。
“我的叔叔是一名临床医生，小时候他曾经对我说，医生这个行业虽然辛苦，但它是一个积德行善的行业，所以鼓励我和堂哥都去学医。我父母也很支持，一直把我供到博士。”
2000年，他考取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技能与训练的研究生。
“北大医院临床医疗的培养由来已久，培养的都是实战型的临床外科医生，也就是会治病救人的医生。”
在北大医院，郭宏杰开始了医院各个专业科室的轮转，普外科、骨科、泌尿科、胸外科——“转完这个过程，我已经博士毕业了，这和美国的住院医师培训制度是接轨的。”
那五年，除了科室的实践培训，郭宏杰还去北大医学部选修学科。“那会儿精力旺盛，完全浸入了医学的海洋，越学越有劲。”他的脸上充满笑意，似乎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从2005年至今，十年时间，郭宏杰已经是北大第一医院临床血管外科的权威，在行业里声名鹊起，网上好评如潮。
“介入血管外科主要做的，就是血管的疏通和血管的缝合。血管外科有个称号叫‘消防队’，做的工作就是‘起地雷’。”
除了血管外科的常规专业手术，郭宏杰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给别的科室或医院手术灭火。许多大的手术，都需要血管外科的参与和协作。因为术中常常会出现血管破裂、大出血，需要更换血管以及缝合，包括肿瘤的根治。
由此，郭宏杰常常接到不同医院的救急电话。
“医务处协调同意了，我拿上器械就走，常常是手术做完，才发现一天都没吃饭，但是很有成就感。那些医院的大夫、病人感激的眼神让你受不了，觉得很欣慰很高兴。”
郭宏杰的手机里，存了大量手术中的照片，他一边翻着手机一边讲述手术案例中的出血点、血管破裂位置、血管破裂以后的假性动脉瘤，以及从患者腿上取出来的半米长的血栓。
那些血淋淋的场景“震撼”得让人不忍卒睹。“每一个伤口都是我的战场。朋友们也说，你怎么老发这些血腥的照片，我说这是我的成果啊！再说了，我还带着研究生的临床教学，这些图片在教学中有用。”
十年下来，郭宏杰医生做了大概3000多例手术，相当于每天一台。
“前几天媒体报道过一个医生连续做了30个小时的手术，当场累瘫倒。说实话，在我们这里不算什么。”
郭宏杰曾经做过一个手术，从早上8点做到第二天早上8点，交班以后，又开始新一天早上8点到晚上10点的手术。
“等于做了40多个小时，顶着星星就回家了。” 郭宏杰笑了笑，“我手机24小时开机，睡得再深，有电话就会一咕噜爬起来，已经是一种条件反射了，和消防队员一样。”
医、患都需要一个同步的进步
对于恼人的医患关系，郭宏杰并不觉得难处理，虽然他经常处在医患的最前端。
“我觉得医生就应该给病人亲切感和信任感。医患关系中最缺乏的就是信任和沟通。信任和沟通做好了，医患的矛盾就解决了。再者说了，患者就是医生最大的财富，是你最好的老师，没有他们，你不可能成长，尤其对于临床医生来说。”
“我的粉丝可多了，都是老头老太太。”他说。“个儿不高，说话可好听了”，这是住院大妈对他的评价。
十几年下来，郭宏杰医生没有一例医患纠纷和投诉，他和他的团队反而收获了一卡车的锦旗。因为没有地方挂，那些锦旗只能送到仓库。
曾经有一个80岁的病人，腿上的血栓块导致整条腿有瘫痪的危险。经过郭宏杰的治疗，老人的腿保住了，楼上楼下地找院长办公室送感谢信。
“医患就是一家，而我们面对的唯一敌人就是——疾病。我觉得，医生是很高尚很幸福的职业。救死扶伤，医者仁心，这是一个良心职业。”
去年，郭宏杰到美国参加一个医疗骨干的临床培养项目，考察美国医生如何治病、如何和患者沟通。
“在美国，患者把医生当上帝看，而医生把病人当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们之间的信任简直达到了极致。”
一个案例让郭宏杰感触颇深。一个患动脉硬化闭塞症的病人，一个星期里开了四次刀，每次都在一个部位，口子拉得一次比一次大。因为这个病人的病变是多发的，医生先用简单的架桥手术，完成缝合后观察，发现不行，然后换人造血管，之后又感染，最后再换动物血管。但是病人并没有不高兴。
“在我们国家，如果这样做，病人一定会起诉你的。但在美国可以，因为病人信任医生。所以说，我们国家的医患紧张是一个整体的人文环境、舆论环境等因素造成的，医、患都需要一个同步的进步。”
论文——临床医生的弱项
工作带给郭宏杰成就感，也带给他烦恼。
“我2009年结婚，至今不敢要小孩，因为房子太小，只有一居，父母过来照看的话没有地方住。人们以为医生都是豪宅豪车，你能想到我只有30多平的一居，天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吗？”说起这些，他的眼圈开始发红。
郭宏杰的工资不那么高，“也没有什么外出走穴的事情，收红包的在我们医院已经绝迹。”所幸，爱人很支持他。“她是搞幼儿教育的，也像个孩子一样单纯，很有爱心。”
对于当前的医疗体制，郭宏杰有自己的看法。“医生不应该为生活发愁，应该让他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治病救人中去，而不去考虑外在的一些因素。”
郭宏杰的朋友们对他的评价是“纯洁”。“他们对我说，你就应该保持你的这份童真去安心地治病救人，赚钱的事情不是你能做的。”
郭宏杰有好几个高中同学已经是很有钱的商人，周围的同事有些也已经跳槽到私立医院。
“他们说的也对，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适合做单纯的治病救人这样的事情。有些东西不是刻意追求就能来的，往往是你越刻意追求，越得不到。”郭宏杰对自己的状态很安然。
惟一让他觉得有些难迈过去的坎儿，是论文问题。
“现在，职称的晋升都需要发表论文，但恰恰临床医生最缺乏的就是论文的撰写。一般来说，科研文章好发表，临床实证的论文和经验则不好发表。由此带来的就是职称不能晋升。而且你的实证研究不能普及，得不到科研基金的支持，医生的个人形象无法得到提升，进而影响临床医学的发展。”
但是他也想得通。“不为良相，愿为良医。”郭宏杰说，只有大医生才会产生大的社会价值——那就是救治更多的病人。
“把病人的病确诊出来，然后医治。就这么纯粹。无论社会怎么变，我永远坚持这样的想法。”
“整个上半场，我都没有分清楚哪个是德国队，哪个是阿根廷队。”郭宏杰腼腆地笑。“下半场还睡着了，亏得加时赛的时候醒过来了，总算没有白看。”
这是本次世界杯郭宏杰看过的惟一一场球赛。
那天做完手术，已经凌晨。郭宏杰骑着自行车穿过不眠的街道、酒吧和大排档，听到电视机里《豪门盛宴》的评说声以及人们的碰杯声，兴奋难抑。
刚刚进行的手术很是成功——异常艰苦凶险的动脉缝合，历时12个小时。想到同事们微笑着鼓掌的场面，郭宏杰觉得很舒坦。
郭宏杰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介入血管外科的副主任医师。
位于北京西什库大街8号的这家医院，建于1915年，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教学医院，也是国内首批建立的临床医学院之一。
医院位于寸土寸金的二环以里，紧挨着中南海。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医院的门诊大楼和住院部不在一处，中间横亘着宽阔的西什库大街。“只能从地底下挖一条隧道，用摆渡车运送病人和医生”。
每天天不亮，郭宏杰就要到达医院，穿梭于门诊与住院部之间。而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手术室里度过的。
“每每做完手术出来，已经是黑夜了，天天见不到太阳，经常有时光倒错的感觉。”
那一场世界杯决赛，让郭红杰暂时回到正常的生活。“每天在手术室、门诊、地下通道里，看到的、听到的，不是千篇一律的病情，就是让你格外紧张的手术和突发事件的处理。”郭宏杰说，“那一天，当我打开电视，我突然觉得，我也可以看电视了，我是一个正常生活的人了。”
十年，3000多例手术
1995年，郭宏杰考入河南医科大学。
“我的叔叔是一名临床医生，小时候他曾经对我说，医生这个行业虽然辛苦，但它是一个积德行善的行业，所以鼓励我和堂哥都去学医。我父母也很支持，一直把我供到博士。”
2000年，他考取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技能与训练的研究生。
“北大医院临床医疗的培养由来已久，培养的都是实战型的临床外科医生，也就是会治病救人的医生。”
在北大医院，郭宏杰开始了医院各个专业科室的轮转，普外科、骨科、泌尿科、胸外科——“转完这个过程，我已经博士毕业了，这和美国的住院医师培训制度是接轨的。”
那五年，除了科室的实践培训，郭宏杰还去北大医学部选修学科。“那会儿精力旺盛，完全浸入了医学的海洋，越学越有劲。”他的脸上充满笑意，似乎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从2005年至今，十年时间，郭宏杰已经是北大第一医院临床血管外科的权威，在行业里声名鹊起，网上好评如潮。
“介入血管外科主要做的，就是血管的疏通和血管的缝合。血管外科有个称号叫‘消防队’，做的工作就是‘起地雷’。”
除了血管外科的常规专业手术，郭宏杰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给别的科室或医院手术灭火。许多大的手术，都需要血管外科的参与和协作。因为术中常常会出现血管破裂、大出血，需要更换血管以及缝合，包括肿瘤的根治。
由此，郭宏杰常常接到不同医院的救急电话。
“医务处协调同意了，我拿上器械就走，常常是手术做完，才发现一天都没吃饭，但是很有成就感。那些医院的大夫、病人感激的眼神让你受不了，觉得很欣慰很高兴。”
郭宏杰的手机里，存了大量手术中的照片，他一边翻着手机一边讲述手术案例中的出血点、血管破裂位置、血管破裂以后的假性动脉瘤，以及从患者腿上取出来的半米长的血栓。
那些血淋淋的场景“震撼”得让人不忍卒睹。“每一个伤口都是我的战场。朋友们也说，你怎么老发这些血腥的照片，我说这是我的成果啊！再说了，我还带着研究生的临床教学，这些图片在教学中有用。”
十年下来，郭宏杰医生做了大概3000多例手术，相当于每天一台。
“前几天媒体报道过一个医生连续做了30个小时的手术，当场累瘫倒。说实话，在我们这里不算什么。”
郭宏杰曾经做过一个手术，从早上8点做到第二天早上8点，交班以后，又开始新一天早上8点到晚上10点的手术。
“等于做了40多个小时，顶着星星就回家了。” 郭宏杰笑了笑，“我手机24小时开机，睡得再深，有电话就会一咕噜爬起来，已经是一种条件反射了，和消防队员一样。”
医、患都需要一个同步的进步
对于恼人的医患关系，郭宏杰并不觉得难处理，虽然他经常处在医患的最前端。
“我觉得医生就应该给病人亲切感和信任感。医患关系中最缺乏的就是信任和沟通。信任和沟通做好了，医患的矛盾就解决了。再者说了，患者就是医生最大的财富，是你最好的老师，没有他们，你不可能成长，尤其对于临床医生来说。”
“我的粉丝可多了，都是老头老太太。”他说。“个儿不高，说话可好听了”，这是住院大妈对他的评价。
十几年下来，郭宏杰医生没有一例医患纠纷和投诉，他和他的团队反而收获了一卡车的锦旗。因为没有地方挂，那些锦旗只能送到仓库。
曾经有一个80岁的病人，腿上的血栓块导致整条腿有瘫痪的危险。经过郭宏杰的治疗，老人的腿保住了，楼上楼下地找院长办公室送感谢信。
“医患就是一家，而我们面对的唯一敌人就是——疾病。我觉得，医生是很高尚很幸福的职业。救死扶伤，医者仁心，这是一个良心职业。”
去年，郭宏杰到美国参加一个医疗骨干的临床培养项目，考察美国医生如何治病、如何和患者沟通。
“在美国，患者把医生当上帝看，而医生把病人当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们之间的信任简直达到了极致。”
一个案例让郭宏杰感触颇深。一个患动脉硬化闭塞症的病人，一个星期里开了四次刀，每次都在一个部位，口子拉得一次比一次大。因为这个病人的病变是多发的，医生先用简单的架桥手术，完成缝合后观察，发现不行，然后换人造血管，之后又感染，最后再换动物血管。但是病人并没有不高兴。
“在我们国家，如果这样做，病人一定会起诉你的。但在美国可以，因为病人信任医生。所以说，我们国家的医患紧张是一个整体的人文环境、舆论环境等因素造成的，医、患都需要一个同步的进步。”
论文——临床医生的弱项
工作带给郭宏杰成就感，也带给他烦恼。
“我2009年结婚，至今不敢要小孩，因为房子太小，只有一居，父母过来照看的话没有地方住。人们以为医生都是豪宅豪车，你能想到我只有30多平的一居，天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吗？”说起这些，他的眼圈开始发红。
郭宏杰的工资不那么高，“也没有什么外出走穴的事情，收红包的在我们医院已经绝迹。”所幸，爱人很支持他。“她是搞幼儿教育的，也像个孩子一样单纯，很有爱心。”
对于当前的医疗体制，郭宏杰有自己的看法。“医生不应该为生活发愁，应该让他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治病救人中去，而不去考虑外在的一些因素。”
郭宏杰的朋友们对他的评价是“纯洁”。“他们对我说，你就应该保持你的这份童真去安心地治病救人，赚钱的事情不是你能做的。”
郭宏杰有好几个高中同学已经是很有钱的商人，周围的同事有些也已经跳槽到私立医院。
“他们说的也对，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适合做单纯的治病救人这样的事情。有些东西不是刻意追求就能来的，往往是你越刻意追求，越得不到。”郭宏杰对自己的状态很安然。
惟一让他觉得有些难迈过去的坎儿，是论文问题。
“现在，职称的晋升都需要发表论文，但恰恰临床医生最缺乏的就是论文的撰写。一般来说，科研文章好发表，临床实证的论文和经验则不好发表。由此带来的就是职称不能晋升。而且你的实证研究不能普及，得不到科研基金的支持，医生的个人形象无法得到提升，进而影响临床医学的发展。”
但是他也想得通。“不为良相，愿为良医。”郭宏杰说，只有大医生才会产生大的社会价值——那就是救治更多的病人。
“把病人的病确诊出来，然后医治。就这么纯粹。无论社会怎么变，我永远坚持这样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