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导语：我国外交信使每次出差，都是二人同行，其中一个人为领班，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路线执行使命，时间最长的是一个多月跑十几个国家。
李克农副外长曾经说过：“外交信使是我们的外交大动脉。”也有人说，“外交信使是传递国家机密的刀锋战士”。我本人，从1963年起加入了这个“队伍”，直至1979年，总共在这条大动脉上奋斗了16年多。
从摄影师到外交信使
我原本是山东电影制片厂的一名新闻记录片摄影师。由于我国外交形势发展的需要，1960年，组织上把我调入外交部，先在外交学院学习三年英语，然后于1963年9月被分配到外交部信使队。刚一听说让我担任外交信使，我头脑一愣，“信使”，是干什么的？以前，我只听说过“大使”、“特使”等头衔，从来没听说过“外交信使”这一职称。等迈进“信使队”这道门槛，我才知道，它的确是个光荣而又神圣的职业。
和我一起“入队”的共有5位同志，首次接见我们并给我们讲课的是队长肖青同志。他是位1942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北平解放时他“穿着草鞋随军进京”，当时40来岁，高高的个儿，眉清目秀，腰板儿挺直，讲起话来干脆利索，严肃中又平添几分幽默，一看就是位干练的领导干部。
通过培训，我知道了：外交信使的责任重大。信使和其他外交官不同，不是在大使馆、领事馆里常驻工作，而是终年手提外交邮袋，奔走于外交部和我国各个驻外机构之间，肩负着传递国家重要机密的使命。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专业信使。外交信使的英文名称是DIPLOMADIC COURIER。听老信使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当时的中央外事工作小组在写给中央关于建立外交部的报告中，曾把外交信使定名为“外交信差”，是周恩来总理在批阅文件时，亲自改为“外交信使”的。一字之差，足见周总理对信使工作的重视与关怀。
外交信使可能要面临牺牲
来到队里不久我就明白：外交信使是经过了严格挑选的。担任外交信使要有好的身体，要至少懂得一门通用外语，要通晓相关的国际法与国际惯例知识，并且要有处事能力，以便遇事对外交涉。那时候，老信使中间，有好多位是来自延安和其他解放区的“老革命”，还有几位是来自上海等大城市的地下党员，并有人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坐过牢。
担任外交信使最重要的一条是忠于职守、尽职尽责。最令我受教育的一件事是队里每年组织我们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去拜谒在执行任务途中牺牲的战友。在公墓前，有几位老同志对我讲：上个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我国先后有6位信使因飞机失事而牺牲。1958年10月17日那一次，肖武和宁开逸两位信使，乘坐苏联图104飞机从北京飞往莫斯科，中途，在苏联境内奥姆斯克市上空，突遇大气涡流，导致飞机失事，两位信使光荣牺牲。
事发后，我国驻苏联大使馆派员前往飞机坠毁现场考察和处理后事，当他们在现场看到两位信使，虽然紧闭双眼，静默无语，却仍然紧紧地把他们视为命根子的外交邮袋抱在怀中，全场无不动容。我听到这里，也被感动得流下热泪。
如何保护国家机密
我国外交信使每次出差，都是二人同行，其中一个人为领班，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路线执行使命，时间最长的是一个多月跑十几个国家。我们出差用的邮袋为草绿色，上面用中英文标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邮袋”字样。在国内和使馆“上路”前，我们都先用尼龙绳把邮袋口系好，再打上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的铅封。一盖上铅封，这些邮袋就会变得“神圣无比”了，就会按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得到“不得开拆”的保护。任何外国人，包括各国边防、海关，都不得检查，甚至连摸一下，捏一下，都不被允许。
可是有一点，我们也十分清醒：我们到世界各地执行任务，身份是公开的，所持“红皮外交护照”上都清楚地标明“中国外交信使”身份，而手提的邮袋里，却装着国家机密，是不法分子“关注”的目标。怎么办？这就要靠我们时时刻刻保持高度警惕，严加看管，邮袋不离身。同时还要按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坚持外交邮袋的不可侵犯性，并密切关注着身边所发生的各种动态，机智、勇敢地应对各种情况，保证国家机密安全。在各个机场和车站，我们只能乘坐中国驻外机构的外交车。途中遇到陌生人，绝不与之深谈。
我们在出发前和执行任务途中，必须仔细检查各种必备证件，如护照、签证、机车船票、检疫黄皮书等，认真核对邮袋是否打上铅封，一点点疏忽和大意，都可能导致工作上的损失。我们二人出差，不论旅途有多累，绝不能二人同时打盹、睡觉，必须留一人清醒地值班。有一次，我和另外一位信使从东京飞往纽约，整个行程要飞行17个小时，而且是大夜航。只见外面天空逐渐变暗，机舱内顶灯关闭了，绝大多数旅客的座前灯也都熄灭，还有人打起呼噜来，现场气氛十分惹人困倦。轮到我值班了，没办法，只能强忍再强忍，或者自造一些“小措施”，如在太阳穴上涂抹清凉油，甚至掐大腿肉等。飞机飞行到美国阿拉斯加州首府安克雷奇机场，停留一小时，航空小姐拿出啤酒招待我们，我真想喝一口，解解乏，但想到“纪律”二字，就是不能喝呀！
为适应工作需要，外交信使必须具有强健体魄。和我一起入队的5位同事中，就有两位因身体不适应而打了“退堂鼓”。我们那时候，一名外勤信使，一年365天，大致要出差200天左右。围着地球转，我们还必须适应“时差”和气候冷暖的不断变换。比如，我们在傍晚7点钟从北京出发去法国，当到达巴黎时，按北京时间算，已经是半夜1点钟了，可那里的时间仍然是傍晚7、8点钟。你非常困乏，但你必须拿出全副精力，办理文件交接。再比如，有一次我们去南美洲出差，北京是严冬，而那里是盛夏，当飞机抵达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机场后，使馆接机的同志见我们还穿着厚厚的呢子大衣，便开玩笑地说，“嗨，两位耐温将军到了，”真有意思。
风雪美国险丧生
我16年余的外交信使生涯，基本顺利，但也多次遭遇风险，现举一例。1972年春节前的一天，信使队领导，突然找到我和刘仲哲同志，说要派我们去执行一项特殊而又重要的使命，就是前往纽约，为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递送重要机密文件。当时中美两国尚未建交，在北京无法申办美国签证，我们只能到有美国使馆的地方去办，首选是加拿大。我们这趟差总共20多天，先跑7个欧洲国家，然后飞往渥太华，最后去纽约。 由于我国驻加拿大使馆的帮助，我们很快办好了美国签证，本想第二天就前往纽约，谁知突然生变，加拿大航空公司全国大罢工，一切航班均停飞。紧急情况下，应对措施有三，一是改乘美国航班，二是乘火车，三是乘坐使馆的外交车。方案报回国内，答复是：同意乘坐外交车赴美。2月19日清晨5点钟，我们在使馆办公室主任袁翔龙和司机杨贵山陪同下上了路，计划行车10小时，于下午4点前后抵达纽约。
不料，危险的事情发生了！汽车刚走过蒙特利尔市，西北风骤起，大雪飘然而至，并且越下越大，车前雨刷器裹上冰雪，变得比胳膊还粗，摆动十分困难。下午3点多，车子才“爬行”到加、美边界。还好，办理两国出入境手续比较顺利，而且美国境内的柏油路，都被扫雪机打扫得干干净净。可想不到的是，当车开到6点钟左右时，气温骤降，打扫过的路面结了冰，像镜面一样滑。我们的车子突然失控，先是猛然右滑，撞上了高速路外护栏，接着又向马路中间撞去，撞上中间的隔离带，然后再次向右侧护栏“砸”去，经过“之”字形的来回撞击，车子总算停下。
我坐在车子右侧，往外一看，太吓人了！外面竟然是高山峡谷，万丈深渊，万一掉下去，不光四人性命难保，国家机密则更无保障了，真悬啊！好在，剩下的路程不算太长，晚上8点多，我们终于抵达纽约。中国代表团的同志们，都在门口焦急等待着我们。直到把重要文件交到代表团手里，我这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如今，刘仲哲、袁翔龙、杨贵山三位同志皆已先后故去，写到这里，我充满对他们的怀念。
做信使的快乐
当然，做信使，有苦也有乐。外交部大食堂里专门设有“信使专灶”，饭菜比其他同志吃得好。每年，部里还安排我们去北京空军医院按飞行员标准检查身体。我国各驻外大使馆、领事馆的同志们都对信使特别好，不管我们多么晚到达，哪怕深更半夜，大家都在欢迎和等候。当完成文件交接后，只要时间允许，他们还会安排我们去当地著名景点参观。不少人羡慕外交信使，说我们是“国际旅行家”，我看，也可以这么说。
我本人，就到过世界上最大国际机场——纽约肯尼迪机场，去过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航运码头——荷兰鹿特丹港。我参观过埃及金字塔、印度泰姬陵、希腊雅典帕提农神庙和伊拉克巴比伦空中花园等人类历史奇迹，拜访过我们共产党人的老祖宗马克思故居、恩格斯故居及列宁墓。我还曾在乌干达首都赤道纪念碑前、两脚分别踩着南北两半球照过相，也在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两分别踩着东西两半球留过影。
李克农副外长曾经说过：“外交信使是我们的外交大动脉。”也有人说，“外交信使是传递国家机密的刀锋战士”。我本人，从1963年起加入了这个“队伍”，直至1979年，总共在这条大动脉上奋斗了16年多。
从摄影师到外交信使
我原本是山东电影制片厂的一名新闻记录片摄影师。由于我国外交形势发展的需要，1960年，组织上把我调入外交部，先在外交学院学习三年英语，然后于1963年9月被分配到外交部信使队。刚一听说让我担任外交信使，我头脑一愣，“信使”，是干什么的？以前，我只听说过“大使”、“特使”等头衔，从来没听说过“外交信使”这一职称。等迈进“信使队”这道门槛，我才知道，它的确是个光荣而又神圣的职业。
和我一起“入队”的共有5位同志，首次接见我们并给我们讲课的是队长肖青同志。他是位1942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北平解放时他“穿着草鞋随军进京”，当时40来岁，高高的个儿，眉清目秀，腰板儿挺直，讲起话来干脆利索，严肃中又平添几分幽默，一看就是位干练的领导干部。
通过培训，我知道了：外交信使的责任重大。信使和其他外交官不同，不是在大使馆、领事馆里常驻工作，而是终年手提外交邮袋，奔走于外交部和我国各个驻外机构之间，肩负着传递国家重要机密的使命。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专业信使。外交信使的英文名称是DIPLOMADIC COURIER。听老信使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当时的中央外事工作小组在写给中央关于建立外交部的报告中，曾把外交信使定名为“外交信差”，是周恩来总理在批阅文件时，亲自改为“外交信使”的。一字之差，足见周总理对信使工作的重视与关怀。
外交信使可能要面临牺牲
来到队里不久我就明白：外交信使是经过了严格挑选的。担任外交信使要有好的身体，要至少懂得一门通用外语，要通晓相关的国际法与国际惯例知识，并且要有处事能力，以便遇事对外交涉。那时候，老信使中间，有好多位是来自延安和其他解放区的“老革命”，还有几位是来自上海等大城市的地下党员，并有人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坐过牢。
担任外交信使最重要的一条是忠于职守、尽职尽责。最令我受教育的一件事是队里每年组织我们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去拜谒在执行任务途中牺牲的战友。在公墓前，有几位老同志对我讲：上个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我国先后有6位信使因飞机失事而牺牲。1958年10月17日那一次，肖武和宁开逸两位信使，乘坐苏联图104飞机从北京飞往莫斯科，中途，在苏联境内奥姆斯克市上空，突遇大气涡流，导致飞机失事，两位信使光荣牺牲。
事发后，我国驻苏联大使馆派员前往飞机坠毁现场考察和处理后事，当他们在现场看到两位信使，虽然紧闭双眼，静默无语，却仍然紧紧地把他们视为命根子的外交邮袋抱在怀中，全场无不动容。我听到这里，也被感动得流下热泪。
如何保护国家机密
我国外交信使每次出差，都是二人同行，其中一个人为领班，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路线执行使命，时间最长的是一个多月跑十几个国家。我们出差用的邮袋为草绿色，上面用中英文标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邮袋”字样。在国内和使馆“上路”前，我们都先用尼龙绳把邮袋口系好，再打上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的铅封。一盖上铅封，这些邮袋就会变得“神圣无比”了，就会按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得到“不得开拆”的保护。任何外国人，包括各国边防、海关，都不得检查，甚至连摸一下，捏一下，都不被允许。
可是有一点，我们也十分清醒：我们到世界各地执行任务，身份是公开的，所持“红皮外交护照”上都清楚地标明“中国外交信使”身份，而手提的邮袋里，却装着国家机密，是不法分子“关注”的目标。怎么办？这就要靠我们时时刻刻保持高度警惕，严加看管，邮袋不离身。同时还要按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坚持外交邮袋的不可侵犯性，并密切关注着身边所发生的各种动态，机智、勇敢地应对各种情况，保证国家机密安全。在各个机场和车站，我们只能乘坐中国驻外机构的外交车。途中遇到陌生人，绝不与之深谈。
我们在出发前和执行任务途中，必须仔细检查各种必备证件，如护照、签证、机车船票、检疫黄皮书等，认真核对邮袋是否打上铅封，一点点疏忽和大意，都可能导致工作上的损失。我们二人出差，不论旅途有多累，绝不能二人同时打盹、睡觉，必须留一人清醒地值班。有一次，我和另外一位信使从东京飞往纽约，整个行程要飞行17个小时，而且是大夜航。只见外面天空逐渐变暗，机舱内顶灯关闭了，绝大多数旅客的座前灯也都熄灭，还有人打起呼噜来，现场气氛十分惹人困倦。轮到我值班了，没办法，只能强忍再强忍，或者自造一些“小措施”，如在太阳穴上涂抹清凉油，甚至掐大腿肉等。飞机飞行到美国阿拉斯加州首府安克雷奇机场，停留一小时，航空小姐拿出啤酒招待我们，我真想喝一口，解解乏，但想到“纪律”二字，就是不能喝呀！
为适应工作需要，外交信使必须具有强健体魄。和我一起入队的5位同事中，就有两位因身体不适应而打了“退堂鼓”。我们那时候，一名外勤信使，一年365天，大致要出差200天左右。围着地球转，我们还必须适应“时差”和气候冷暖的不断变换。比如，我们在傍晚7点钟从北京出发去法国，当到达巴黎时，按北京时间算，已经是半夜1点钟了，可那里的时间仍然是傍晚7、8点钟。你非常困乏，但你必须拿出全副精力，办理文件交接。再比如，有一次我们去南美洲出差，北京是严冬，而那里是盛夏，当飞机抵达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机场后，使馆接机的同志见我们还穿着厚厚的呢子大衣，便开玩笑地说，“嗨，两位耐温将军到了，”真有意思。
风雪美国险丧生
我16年余的外交信使生涯，基本顺利，但也多次遭遇风险，现举一例。1972年春节前的一天，信使队领导，突然找到我和刘仲哲同志，说要派我们去执行一项特殊而又重要的使命，就是前往纽约，为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递送重要机密文件。当时中美两国尚未建交，在北京无法申办美国签证，我们只能到有美国使馆的地方去办，首选是加拿大。我们这趟差总共20多天，先跑7个欧洲国家，然后飞往渥太华，最后去纽约。 由于我国驻加拿大使馆的帮助，我们很快办好了美国签证，本想第二天就前往纽约，谁知突然生变，加拿大航空公司全国大罢工，一切航班均停飞。紧急情况下，应对措施有三，一是改乘美国航班，二是乘火车，三是乘坐使馆的外交车。方案报回国内，答复是：同意乘坐外交车赴美。2月19日清晨5点钟，我们在使馆办公室主任袁翔龙和司机杨贵山陪同下上了路，计划行车10小时，于下午4点前后抵达纽约。
不料，危险的事情发生了！汽车刚走过蒙特利尔市，西北风骤起，大雪飘然而至，并且越下越大，车前雨刷器裹上冰雪，变得比胳膊还粗，摆动十分困难。下午3点多，车子才“爬行”到加、美边界。还好，办理两国出入境手续比较顺利，而且美国境内的柏油路，都被扫雪机打扫得干干净净。可想不到的是，当车开到6点钟左右时，气温骤降，打扫过的路面结了冰，像镜面一样滑。我们的车子突然失控，先是猛然右滑，撞上了高速路外护栏，接着又向马路中间撞去，撞上中间的隔离带，然后再次向右侧护栏“砸”去，经过“之”字形的来回撞击，车子总算停下。
我坐在车子右侧，往外一看，太吓人了！外面竟然是高山峡谷，万丈深渊，万一掉下去，不光四人性命难保，国家机密则更无保障了，真悬啊！好在，剩下的路程不算太长，晚上8点多，我们终于抵达纽约。中国代表团的同志们，都在门口焦急等待着我们。直到把重要文件交到代表团手里，我这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如今，刘仲哲、袁翔龙、杨贵山三位同志皆已先后故去，写到这里，我充满对他们的怀念。
做信使的快乐
当然，做信使，有苦也有乐。外交部大食堂里专门设有“信使专灶”，饭菜比其他同志吃得好。每年，部里还安排我们去北京空军医院按飞行员标准检查身体。我国各驻外大使馆、领事馆的同志们都对信使特别好，不管我们多么晚到达，哪怕深更半夜，大家都在欢迎和等候。当完成文件交接后，只要时间允许，他们还会安排我们去当地著名景点参观。不少人羡慕外交信使，说我们是“国际旅行家”，我看，也可以这么说。
我本人，就到过世界上最大国际机场——纽约肯尼迪机场，去过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航运码头——荷兰鹿特丹港。我参观过埃及金字塔、印度泰姬陵、希腊雅典帕提农神庙和伊拉克巴比伦空中花园等人类历史奇迹，拜访过我们共产党人的老祖宗马克思故居、恩格斯故居及列宁墓。我还曾在乌干达首都赤道纪念碑前、两脚分别踩着南北两半球照过相，也在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两分别踩着东西两半球留过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