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2月5日晨6时许,上海开往南京的“吉和”号轮船正在长江上逆水航行。甲板上,一个清瘦憔悴的青年男子倚着船舷,一手抓着酒瓶,一手捧着海涅的诗集,一边喝酒,一边读诗。突然,这名男子越过船舷,纵身跃下滚滚长江。这位投身赴江流的男子,就是被鲁迅称为“中国的济慈”的朱湘,他死时年仅29岁。
　　朱湘自杀的重要原因是长期的经济窘困。1926年,朱湘在伙食费都经常交不出的情况下,还自费出钱办了一份名为《新文》的刊物,并由自己一人写稿、编辑、校对和发行。可是因为手头拮据,杂志虽然陆续编定了6期,但只印行了两期便停刊了。朱湘一生中,仅有的一段富足生活是在安徽省大学任英文文学系主任的初期,当时他每月有300元的薪水,不仅衣食无忧,而且有闲钱去购买古玩字画。但好景不长,学校不久就开始欠薪,朱湘的高薪成为画饼。他的一个孩子出世不久,就因为没有奶吃而活活饿死,这件事对他刺激很大。
　　与此同时,朱湘还要面临频频失火的后院。朱湘的夫人刘霓君与朱湘有着相似的身世,二人是指腹为婚。婚后不久,由于性格的差异,一封书信引来了霓君的猜忌,两人感情出现了裂痕。虽然留美期间,两人写很多书信倾诉相思之苦,但归国后久别重逢的欢乐并未持续多久,旧有裂痕便又暴露出来,并且日益扩展和加深。他们时常发生口角甚至打架,把家具、摆设砸碎,待和好后再去买一套新的回来。家庭不睦,反复无常,缺少亲情,无法给心灵一直流浪的朱湘提供稳定和安宁的归宿。
　　在从安徽大学辞职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朱湘漂泊于长沙、武汉、北平、天津、上海和杭州等地,以卖文为生,不得已时便向旧友们求援和告贷。此时他罹患了脑充血病,加上事业和离家的精神折磨,文思已大不如前之敏锐精进。各报刊又大都是刊出文稿后才支付稿酬,往往杯水车薪、远水解不了近渴,有时竟闹到身无分文、受尽侮辱的地步。有一次在上海,他穿着旧棉袍,由轮船上的茶房“押解”着去找友人赵景深,因为无钱买票,行李被押在船上。这对于清高孤傲的诗人来说,是多么沉重的嘲弄和打击!
　　在中国新诗诞生初期可圈可点的诗人当中,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和朱湘这四人是并驾齐驱的。而如今知道朱湘的却几乎是百无一人。这对这样一个对新诗发展做出了诸多创造性贡献的诗人来说,生未能逢其时,死又不能传其名,何尝不是最大的悲哀呢?或许这也是诗人苦难的一种余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