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幻想小说中所塑造的中心人物的自我表现、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的行为以及理想主义、泛神论、聪慧的儿童等标记中，都包含着主体性、表现欲望、对瞬间生存的感受力、情感，差异性、与自然的融会等等诸多的浪漫主义精神质素。这些质素，在小说中，均经由童年想象与自然想象得以体现。
　　关键词：浪漫主义；童年；自然；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1207.4　文献标志码：A
　　
　　中国幻想小说在经历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理论自觉后，自九十年代中期至今，其创作一直处于方兴未艾的态势。作为幻想小说这一体裁创作的核心动力，“想象”在中国幻想小说中所塑造的中心人物的自我表现、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的行为以及理想主义、泛神论、聪慧的儿童等标记中，都包含着主体性、表现欲望、对瞬间生存的感受力、情感、差异性、与自然的融会等等诸多的浪漫主义精神质素。这些质素，在小说中，均经由童年想象与自然想象得以体现。
　　童年是一个表达情感的具体的时空概念，总是与主体紧密相连。对于小说文本来说，这个“主体”至少有两个：一个是作为写作主体的小说家，另一个是叙事情境中的儿童(儿童似的人物)。后者赋予小说中的“童年”以具体的内涵，他们的看、听、说、做营造了一个感知和认知的经验空间。
　　中国幻想小说的中心人物一般都是儿童或者儿童似的人(或动物)。他们尽管形态各异，在故事的进程中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变化，但是这些儿童(式)人物，在故事的开始，就“先天”地具备敏锐的直觉、向善的天性、追问的渴求，也就是说，在中国幻想小说纷繁多彩的故事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浪漫主义的童年模式，这个童年生活的主体天真、无邪并且拥有某种救赎能力。当然，这些儿童并不对自己的“儿童属性”有着自觉的认识，因此，故事便成为他们自我发现、自我展示的过程。在叙事情境提供的“机会”中，其内在的潜能：单纯、对世界的渴望、感知力、想象力意义得到呈现。小说以一个“追寻”的框架，让儿童(儿童似的人物)凭借其中的形形色色的经历或经验(成年人在其中很少成为具有影响力的角色)学习成长。在这些孩子令人惊异的生命体验中，蛰伏着某些已被成年人遗忘的人之初的神性和灵性的因素。这些孩子的“童年”中所蕴含的神性和灵性是超越意义系统的桎梏的。
　　这种童年模式是一种批判的模式。童心似地理解世界、天真率性的活动行为、好奇热切的探索都是在与成人以及成人文化的对抗中“塑成”的。在中国幻想小说中，成年人被假定为一群缺乏“非历史地感受生活的能力”的人。他们被过量的经验、沉重的历史压得直不起腰来，成天为衣食挖空心思，已听不到内心的声音。在他们的内心世界，杂乱无章地充斥着无法感受生活的细微之处、神秘之处的教条。鼹鼠先生尼里因为自己的小儿子米加与众不同的外貌困惑、为米加与众不同的生活习惯和爱好伤脑筋(王一梅《鼹鼠的月亮河》)；本性活泼的男孩小瓦在现实世界里不得不屈从于成年人，在人前驾驭自己的“正常”与循规蹈矩(薛涛《精卫鸟与女娃》)；电视台的记者来访时孩子们被要求不能透露“魔法课”的任何信息(葛竞《魔法学校》)；作为电脑专家和农业专家的父母不能理解也不相信自己的儿子所描述的神奇经历，儿子见到的“怪龙”在他们看来只是一条蜥蜴，儿子挥舞的“大刀”只是一把削铅笔的小刀，儿子描述的会说话的“大黄”面对他们时仍是一条再正常不过的大狗(牧铃《梦幻荒野》)……。总之，中国幻想小说的成年人往往是这样一种人：他们自以为拥有了足够的智慧，然而来自社会生活的利益以多种方式约束着他们，使得他们对世界的印象具有了社会生活加诸的种种形式，但却丧失了人类本有的一种特性，那就是超出理性之外的思考能力和经验，是一种“思考非当下之物的能力，以及思考某种还没有客观存在事物的能力。”成人世界缺乏的正是儿童所具备的直觉、情感与想像，正因为如此，在儿童的奇异之旅中，成人以及成年文化并不会成为关键的障碍。他们所代表的种种“现实因素”在面对儿童以及儿童式人物所代表的神性、灵性因素时，是脆弱无力的。
　　然而，这不意味着成人以及成人世界被抛弃了。小说中的“儿童”具有“救赎”的能力。《梦幻荒野》中的“姥姥”在大放卫星的年代(成年人的时代)被推上了劳模的位置，现实的残酷使得其死后的幽灵仍处于痛苦焦虑与不安中，直到最后，当她重新变成了一个小姑娘，才又获得了平静与安宁。童年在这里，成为保有“自我”的场所；《魔塔》(彭懿)中的男孩“我”解救了被邪恶力量变成绿蜥蜴的父亲和被禁铜在镜子中的母亲；女孩陈淼淼的介入使得父母的离异变成了一场虽伤感但却美丽的分别(陈丹燕《我的妈妈是精灵》)；韦三妹在幽秘花园里的奇遇帮助被沉重的历史弄得失去了记忆的白婆婆寻回了曾经(韦伶《幽秘花园》)；聚集在丁宁家温暖如春的客厅里高谈阔论各种“生意经”的家长们发现叫“黑胖”的孩子是所有小孩的好朋友(他们谁也没有见过)，而且几乎可以同时出现在任何地方的时候，认定“黑胖”是电脑中的病毒聚合体，但是当这些滞重的成年人透过望远镜打量孩子们的游戏追逐时，已沉睡了多年的童年记忆逐渐苏醒了，并最终融入了孩子们的喧闹中，“低垂的雪云被五彩荧光轮番映亮”，无拘无束的童年纯真美得让这些被现实禁锢得太久的大人们也“想唱、想跳、想大声叫喊，甚至到雪地上打滚子。大人们也真的那样唱，那样跳了。”在对参与意识(即与自然的融合)的强调中，童年最终颠覆并“同化”了以可被测量、计算和量化的东西为核心的成人世界之根基。
　　这样，当中国幻想小说通过想象，把普通的东西赋予更高的意义，使其中本来落俗套的东西披上神秘的外衣，使熟知的东西恢复未知的尊严，使有限的东西归于无限，“童年”便被浪漫化了。在这样的童年里，儿童(儿童似的人物)可以超越现实的局限、可以突破时间的一维性，从现在返回过去，也从现在走向未来；可以与神话人物相遇相识；可以在生死轮回中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甚至也可以像《不能飞翔的天空(左泓)中的鲁格列那样，弃现实而取梦想，化为神鹰，重返天空……所有这些从经验的现象到超验的彼岸的跨越，也都是以对儿童天真、纯洁、丰富的想象力、自然的情感、敏锐的感知的认知为中介的。当我们不是在现实中，而是幻想小说的想象中重寻童年时，我们体验到的或许是一种“迷犴”，令我们意识到某种超越于自身的更高存在，感到激情燃烧、想象勃发，从而从有限的生存环境中超脱出来。
　　人迹罕至的荒野，白龙山旁的妖湖、宁静的月亮河、热闹的苦艾甸、夕阳西下时的神秘海滩、遥远的精灵谷、丛林密布的赣南老区……这些中国幻想小说中纷至沓来的自然意象在美学上与发展着的社会格格不入，从而成为中国幻想小说浪漫主义精神的另一个纬度。这些意象恢复了大自然的神性与灵性。把大自然作为与童年共存的心灵皈依的另一处场所，反映出中国幻想小说追寻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复苏的企图。
　　自启蒙时代以来，人们一方面享受着现代文明带来的种种便利，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冲突。现代文明对自然的入侵，以文化为旗帜，这种文化是属于成年人的，它常常站在大写的人性的立场， 以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宏大叙事，为工业文明文过饰非。为追求更好的生活而逃离舒服的现代性似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悖论之中，在各种对这种悖论的反思性话语中，中国幻想小说卓立于成人文化的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以其形象化、感性化的浪漫主义想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透视自然的崭新视角。
　　当雅特萨里人在被原始森林覆盖着的山谷进行着人身与鹰形、与鸟、与熊、与鱼的转换时(《不能飞翔的天空》)；当苦艾甸上弥漫着武器、到处飘着花草的芳香，当阿洛兹爸爸为《阿洛兹家族辉煌史》第一千章的内容苦思冥想、寝食难安时(常星儿《吹口琴的小野兔阿洛兹》)；当无所不能、聪颖神秘的“黑胖”带着丁宁走进一个恐怖、奇幻，有各种恶兽的荒野时(《梦幻荒野》)；当月光均匀地照在月亮河边那块大而光滑的石头上、照在独自坐在河边沉思的鼹鼠米加的身上时(《鼹鼠的月亮河》)；当满头绿发的少女沈雪常年在大西南森林的“树屋”生活时、当米米、怪鸭、可可三个孩子震惊于“绿人阁楼”里神秘自足的植物生态系统时、当石磊透过摄像机重临“明月当空、瓜棚田间、村姑、顽童、野老共乐”的田园场景时(班马《绿人》)，当小布头顺着远去的河流开始自己的新一轮冒险时(孙幼军<新小布头历险记>)；当男孩小瓦与神话中的女娃相遇相识时(<精卫鸟与女娃>)……我们可以从这些抒情诗般的描绘中窥见浪漫的夸张、窥见人、动物、神以及物体同形的泛神论、窥见浓烈的感情流溢以及对自然环境诗意的渲染。同样，当拘谨的大人们也跟着孩子在雪原上大声地唱、快乐地跳时(<梦幻荒野>；当精灵丁冬引领着哭泣的孩子来到四季共存的美好世界时(<哭泣精灵>)；当男孩银河、久天、山川和女孩紫燕，在远离人群的地方建造了一块鲜花盛开、绿草如茵的秘密乐园时(张沽<秘密领地>)……我们发现中国幻想小说对自然界给予了相当多的信任，自然在其中，是快乐的源泉、是保留、形成健康人性的场所。
　　根植于“非人”世界的快乐和人类取自大自然的“快乐”是一个混合型的概念，它们包含了浪漫主义的隐喻和修辞性的叙述，其中，既有以人为中心的观念，也有对这种观念的拆解和反动。在中国幻想小说中，中心人物从现实之境到幻境的穿越是以获得这种“快乐”为表现形态的。他们的穿越往往交织着人与“非人”的交流沟通，这或许揭示了我们目前的文化对人与“非人”的自然界相互融合的意识和觉醒。
　　导源于各种生命融洽存在的快乐是自然界之快乐的核心。每一个(种)生命体，当然也包括人类(在中国幻想小说中，常常是儿童及儿童式的人物)，在自然界的活动中都创造着其他生命体的快乐：丁宁和大黄只有在神秘的荒野才能实现人与狗的对话(《梦幻荒野》)；在充满爱的美好世界里，四季的花朵才可能在同一时刻绽放(《哭泣精灵》)；在鲜花盛开、绿草如茵的秘密领地，生与死的轮回才会从容如万物的凋零与新生(《秘密领地》)；在大西南浓密的森林里。绿人家族才能呼吸到生命的元气(《绿人》)；在音乐、舞蹈、人类的爱以及自然的露水馈赠中，阁楼精灵才能进行生命的延续(《阁楼精灵》)；在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中循规蹈矩的男孩小瓦在经由神秘的闪光胡同进入深化之境前，先得越过那片生长速度奇异的绿草丛(《精卫鸟与女娲》)；女孩雪琪、男孩伦子虽然已经在地震中死去，但却在自然界的轮回法则中以鸟的形态获得了重生(《废墟居民》)……，在这种种“快乐”中，当然也伴生着“痛苦”：丁宁是被以电脑为代表的机器禁钢的网络生、哭泣精灵只寻找那些流泪的孩子；阁楼精灵们与人类日益疏远，生存已经受到了威胁；男孩鲁格列要经过多少闲惑和迷茫才能以鹰的身形翱翔在天空；雪琪和哥哥的重生之路危机四伏；精灵妈妈不得不吸食青蛙的血液以维持人间的生命，这让她内心充满煎熬……总之，在中国幻想小说营造的自然界里，所有的生命体，无论是动物、植物、人类还是轻盈的精灵，抑或是零碎布头制成的“孩子”，都受制于对“快乐和痛苦”的直接或间接的同时感受，它们不再是来源于社会化过程中的约束和禁忌，而是自然界(其中包括人类)本身的一种生命属性。
　　这种导源于自身生存、成长的“痛苦与快乐”使得所有的生命体似乎都能够通过“情智”相联。实际上，“情智”这个在现代思想中仅为人类所独有的属性在中国幻想小说中弥散、延展到了自然界所有的生命体。除了更具静态性质的植物，在不少文本中，还都有动物的身影。小说家们在描写这些动物时。常常是在人类的情感和智慧的范畴术语中进行的。苦艾甸的野兔阿洛爸爸为《阿洛家族辉煌史》写作失败的烦忧中隐藏着同人类一样的虚荣(《吹口琴的小野兔阿洛兹》)；“孤独之家”的蜘蛛大侠向任何一个患得患失的人一样，它每天花很多时间盯着门看，盼望有客人造访，可是来了客人，它又怕客人很快离去，总是这么担心着，因此几乎患上忧郁症(秦文君《小人精丁宝》)；神鹿大角就像人类的一位老者，慢条斯理、又深沉睿智地告诉男孩鲁格列：“大人的心已经被弄脏，没有灵犀了，他们带着杂念永远不可能找到要找的东西。”雅特萨里雪原的熊、鹿、鹰、鱼和人一样，内心藏着爱与恨、情与伤(《不能飞翔的天空》)；石墙边的百年老龟带领女孩韦三妹找到了神秘的沙滩，那是一种随时间而来的智慧(《幽秘花园》)；带着小尖帽的狐狸像人间的孩子一样可爱调皮，为短暂的一星期的人的生活欢呼雀跃(戴臻《小尖帽》)一大部分的小说家似乎都乐意将人的情感推及到所有生命个体身上。这些生命体，无论看起来多么卑小和微不足道，都以与人类相似的情感智慧，体验着来自自身、来自宇宙万物的痛苦与快乐，同时也成为宇宙中其它生命痛苦与快乐的源泉。忠诚的大狗、报恩的秋蝉、复仇的大熊、诡异的白猫、善良的雪琪鸟、甚至邪恶的绿刺猬，都与人的喜怒哀乐、爱欲情仇联系了起来。这种“拟人化”显然决不仅仅是对任何动物世界的一种修辞性描绘，而是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在人和动植物之间、在宇宙的所有生命体和非生命体之间都存在着一种深刻的联系。
　　显然。中国幻想小说在描写自然之物，自然界中的动物、植物以及其它生命体的时候，并非简单的、现实的再现，而是把人的情感注入到了其所观照的一切事物当中，这种浪漫主义的想象狂欢，赋予自然以人的属性，“把热情、生命和相貌加诸于自然景色，从而使得/广袤无限的大地上/胜利、喜悦、希望、恐惧/如同大海般汹涌起伏。(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序曲》中的诗句)，这些与人的心灵相适宜的自然意象：荒原、草甸、月亮河、原始森林、宁静的沙滩、玫瑰怒放的花园、被落日染红的大海以及白猫、大狗、狐仙、大熊等等，成为小说中在现实之境遭遇这样那样的困惑、烦恼、忧伤、痛苦的普通人物摆脱生存的时间性和空间性、超越现实人生不可抗拒的生与死的有限性、感悟与被理性左右的此一世界不同的另一个世界的背景、场所或契机。总之，在中国小说家情感化的观照下，自然界被当成了某种“解放”过程的一个完全的参与者，经由它，现实中的个体从经验的现象上升到超验的层面，在诗意化的生存中，将有限度的生命纳入到无限之中。
　　在中国幻想小说的童年想象中，儿童(儿童似的人物)与成年人在行动、思维、感知方面的冲突，既可以说是现代性世界“人与人之间对立”的一隅，也可以说是“人与人之间对立冲突”的某种隐喻：二元论与非二元论的冲突。在其浪漫主义精神的观照下，小说中，儿童(儿童似的人物)对世界细节化、情感化、诗意化的真实感受，他们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所昭示的某种非二元论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思维方式和把握世界的方式都是以成年人以及成年文明所造成的想代性图景为对立、参考的背景的。幻想小说中的两个世界：现实之境往往是现代世界观主导着的世界，而幻境往往成为对这一图景的背离和颠覆：婚姻破碎导致的冷漠家庭与慈爱与关怀流溢的美好世界(《哭泣精灵》)，单调刻板的网络生活与自由自在的荒原游荡(《梦幻荒野》)，正常标准的学生生活与神秘的生活场景(《精卫鸟与女娃》)，被成人文化叙述的历史与摆脱了时间一维性的历史亲历(《神奇邮路》)，规矩的校园与变化翻新的魔法学校(《魔法学校》)……
　　应该说，中国幻想小说的写作并没有脱离现代性“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现实之境和幻境的对立就是一种表征。但是，在对“现实之境”的贬抑、对“幻境”的张扬中，却包含了一种对更真实、更整体、更情感化的人与其他物的关系的渴求。从现实之境进入幻境，普通人物身心的释放、视野的拓展、经验的提升都在倡导一种更健康、更和谐的世界观。实际上，在中国幻想小说将童年和自然作为完美、诗意的存在之所的浪漫主义想象中，一种正日益被人们所重视的合理生态观也已经隐然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