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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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选取滇东南边疆民族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清代、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三个时期在行政区划设置、军事防御体系构筑和基层社会组织治理方面的国家建构与整合进程.该过程体现在边疆地区国家治理与国家认同的互动关系之中,彰显边民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炽热之心.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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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710048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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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工程大学科研计划项目"晚清民国西南边疆国家治理与边民国家认同研究"(BS1627)资助;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融入陕西高校思政课教学的路径研究"(20JK018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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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选取滇东南边疆民族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清代、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三个时期在行政区划设置、军事防御体系构筑和基层社会组织治理方面的国家建构与整合进程.该过程体现在边疆地区国家治理与国家认同的互动关系之中,彰显边民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炽热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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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清为中国历代王朝治理西域的两个最具代表性的朝代,其治理诸端较为集中地体现了王朝国家建构及清末民族国家建构转型之发展流变.文章以国家建构为主题,从唐、清西域治理之比较切入,从唐、清二代于西域治理之族群文化背景、天下体制、羁縻制度、治边法制及近代转型等五个基本方面展开具体分析,通过比较唐、清西域治理之异同,阐明唐代于清代西域治理之规定性、清代于唐代西域治理之连续性以及唐、清二代西域治理的相异性,为当代新疆治理提供借鉴.
Global mean sea level budget is rigorously adjusted during the period 2005-2015. The emphasis is to provide the best estimates for the linear rates of changes (
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清朝在新疆东路的巴里坤、辟展、乌鲁木齐和哈密设置了办事大臣.二十五年,新疆东路划归甘肃省管辖,各城办事大臣仍在履行职责.安西提督从巴里坤移驻乌鲁木齐后,办事大臣向其移交权力.三十六年土尔扈特回归后,清朝派八旗驻防新疆东路,三十八年设立的乌鲁木齐都统逐渐参与管理一切兵民事务,导致新疆东路由陕甘总督、乌鲁木齐都统双重管辖.管辖模式的演变是清朝应对新疆局势发展变化的结果.
北宋的化外州是指在唐代中后期至五代这一时期从中原王朝化内(正州)演变为化外(正州以外)的地区,既可以涵盖被辽、西夏、吐蕃、交阯等政权占领的正州,也可以指称虽处于羁縻统治,但曾为正州的地区,与其他从未直接统治的羁縻地区区别开来.作为前代正州的化外州,自然成为北宋疆域扩展的主要目标.这一概念在舆图和地理总志中的形成、异化、消失,与北宋恢复"汉唐旧疆"的诉求及实际疆域变化密切相关.宋代历史地图中已形成由正州、化外州及其余羁縻州共同构成的历史中国疆域观.
清末循化厅藏族内、藏族与其他民族间经常发生的抢劫案件主要依据"番例番规"追赔罚服.在蒙古与藏族间的抢劫纠纷中,除依"番例番规"追赔罚服,对挑起事端的首要分子等常依《蒙古律例》惩处.若发生重大抢劫案件,官府常依照以《大清律例》为代表的律例惩处重要滋事之人.两造抢劫案件多元异质化的法律适用状况,反映了"因俗而治"理念下,官府针对多族群杂居状况下各守各界及维持势力均衡的考量.官府在民间调处和官方裁断的互动中积极解决两造抢劫纠纷,并且注重适用法律时的协调与渗透,借此加强法律控制,增强国家权力.循化厅两造抢劫纠纷的
嘉庆时期,在全国财政日趋支绌的背景下,作为协饷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新疆协饷在运作方面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围绕如何节省新疆的协饷支出,清朝廷与甘肃、新疆高级官员展开了多次讨论.就结果而言,除岁需协济规模稍有增加外,新疆地区的协饷运作前后变动不大,基本以延续旧制为完结.与此同时,新疆地区在财政层面无法自给的内在限制与脆弱性开始显现,且始终没有获得解决或者纾解,为此后道光年间"回疆"地区的边防与治理危机埋下了伏笔.
在晚清东北边疆危机的背景下,移民实边成为维护边疆地区稳定的重要手段;边疆危机与移民实边的双重影响,推进了边疆政区的设置.通过对吉林蜂蜜山地区放垦与设治这一历史进程的审视,可以看出边疆危机是引发移民实边的契机;移民实边促进了政区设置的进程,亦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了边患.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体现了清末东北政区设置的特殊之处.
晚清循化厅对藏族部落纠纷的审判,既是一般意义的理讼治狱,有时也有抚治边疆的意图与目的.其判决通常以法律规范为基准,有时也依法酌情判决,有时则既非依据法律,也非依据情理,而是依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做出抚定两造及各利益关系方以安稳边疆的变通裁判,实际上是当地部落、寺院、官府等地方权力相互斗争的结果.晚清循化厅的藏族部落纠纷审判,在一定程度反映了传统藏族聚居区部落纠纷解决方式发展的状况、趋向及其社会秩序的形态、法律秩序中地方与国家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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