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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作品，《诗经》的地位无需赘言。其中两首共同描写历史人物共叔段的诗篇《叔于田》和《大叔于田》非常引人注意，虽说描写对象相同，但是这两篇诗歌却在篇幅、叙事手法以及叙事有效性上有着截然的不同。本文就是以这两篇诗歌为研究对象，结合史书《左传》中对共叔段的形象记载，初步探寻探寻《诗经》的魅力所在。
关键词：诗经；叔于田；发声性别；叙事；有效性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乃至于整个文化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诗歌乃是各种民族文学的开端”，①而《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的开端，不仅仅在时间上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而且他开启了中国诗歌叙事和抒情的传统，这也是中国文学中的诗歌与西方史诗之间最大的区别。除此之外，它还为后世中国诗歌确立了修辞、押韵等原则，而这也正是中国诗歌的最主要的特色之一。后人更是试图孜孜不倦的从对诗三百篇的研究中来领略先人的智慧风采。其中在《郑风》中，有两篇诗作特别惹人注意：《叔于田》和《大叔于田》。这两篇诗的描写对象都是共叔段，也就是“叔”的身份，但是这两篇却在篇幅、叙事手法以及叙事有效性上有着截然的不同。本文就以这两篇为切入点，结合史书《左传》中对共叔段的形象记载，初步探寻《诗经》的魅力所在。
一、叙事的发声性别
《诗经》中的叙事的发声性别很早就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有趣的是，虽然所写对象相同，但《叔于田》和《大叔于田》两者的叙事性别却不相同。《叔于田》运用赋的手法，在流畅的叙述中充满曲折婉转，有着很高的艺术成就。并且《叔于田》三章句式结构相同，各章之间变动些许字词，不仅强调了主题和主人公“叔”的形象，而且保持了节奏韵律感从而产生一种一咏三叹的效果。“叔于田，巷无居人”，“叔于狩，巷无饮酒”，“叔适野，巷无服马”，这三章的前两句单纯的描写了一种状态：叔在的旷野狩猎的时候，巷里空旷无人，叔在冬季狩猎的时候，巷里是没有人喝酒的，叔在郊外狩猎的时候，巷里是没人骑马的。这三句都站在“巷”这个地理空间位置上来写叔。并不是巷子里没有人，而是都比不上叔的俊美谦和，并不是巷子里都没有人喝酒，而是都不如叔的英明有为，更不是没有人骑马，而是都没叔俊洒英武。这其中的所有赞美都是间接而且距离叔狩猎的现场之外的，所以依笔者之见，在“巷”里赞美叔的做法，更切合当时社会男女地位的状况。因为女性没有更多的机会直接到达男子狩猎现场进行直面观察，女性关注的更多的是共叔段内在的善之美，这不同于可以直接看到的外形之美。因此女性便只能在村落中通过对比和一咏三叹的方式来强调对叔的赞美之情。
相比较之下，《大叔于田》则更凸显了男性的叙事视角。在三章的开头，“叔于田”都直截了当的指明了这是在狩猎的现场做的现场报导，“乘乘马”、“乘乘黄”、“乘乘鸨”是叔在做的事情，紧接着在各章节之后展开详细的动作描写，“执辔如组”、“两服上襄”、“两服齐首”，每个章节中驾马的动作都不尽相同。接下来叔驾马的效果也有详细的描写和区别：“两骖如舞”、“两骖雁行”、“两骖如手”，都使用了比喻来形容叔驾马的情形，将共叔段的阳刚威武的男性之美付之于灵动。在《诗经》中不乏有很多狩猎的诗歌，这些狩猎的主角一般都为男性，而对于狩猎场景的描写更是以突出男性的形体和技艺之突出，多为一种外在可见可感的状态。而如果没有亲眼所见，仅仅凭借女子的见识很难做出如此详尽的描述。这也就是笔者为什么认为《大叔于田》是男性发声。
也许，仅仅从诗本身以及对当时的社会风俗、文化习惯的揣测来定位两首诗的叙事性别是不足以说服众人的。但是这也未尝不是一个角度，提出与之前学者对两首诗的叙事性别的定位的不同见解。为何会有两首相同吟咏对象的诗歌同时收录于《诗经》，这或许也是一个可能性的解答。
二、叙述的有效性
毫无疑问的是，《叔于田》和《大叔于田》两者都袒露无遗的表达了对“叔”的赞美之情。但是，两者的赞美哪个更有效？而两者的赞美和史书《左传》的记载是否一致？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
从两首诗的叙事方式上来看，《叔于田》所采用的是一种间接叙事的方法。全诗没有一处直接描写叔的“美”、“仁”、“好”、“武”，而是不停的对比，用所有居民的行为，稍显夸张的呈现出叔的与众不同。这种衬托的叙述方式，诚然可以达到突出主题的作用，众人的平庸和叔的仁美勇武形成极大的反差，而通过居里、喝酒、骑马这样的生活细节来表现“叔”的美好形象，很有世俗的人情味，具有较强的煽情作用。在这首诗中，所有的情感都完成在对比之中。诗的每章后半部分用“不如叔也”一句对叔的具体质量做一个交代，试图使得对“叔”的夸张描写显得有据可信。
如果没有第二篇《大叔于田》，《叔于田》的赞美有毫无疑问的。但是当两者放在一起比较之后可以清楚的发现后者的叙述更为有效。这不仅仅是因为《大叔于田》在篇幅上更长，而是在内容描写上，后者主要侧重于正面直接描写。这首诗通过对叔三件事情的描写，加入丰沛的动词，形成了极强的画面效果：叔的狩猎现场，犹如好莱坞动作片的镜头跟进，有急有缓，跌宕起伏。全诗无一字提起叔的勇武，但是每个字都洋溢着对叔的赞美。如果从真实有效的角度来看，空洞的歌颂反而不如正面的描写来得真实可靠。《叔于田》这首诗感情丰盈，反复吟咏，但显夸张，间接且无根据。《大叔于田》则通过惊心动魄的狩猎现场的动作描写，达到其义自现的效果。
两首诗对历史人物共叔段的赞美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和史书《左传》的记载形成了一定的反差。后世解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多把共叔段定位成一个受母亲偏袒宠爱的叛国者，而在诗经中不难看出共叔段是深得民心的。两者之间为何会出现截然相反的评论？这不得不重提到历史和文学之间的关系的议题。“史和诗”到底谁更为真实，一直都是古今中外学者争论不止的话题，虽然说西方哲学家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对诗和史之间的本质和关联做了相关阐释，但是两者之间并不是存在着无法逾越的天堑鸿沟。作为史料，虽然记载的诗史都要遵从真实的原则，但是我们绝不能忽视书写者以及整个社会的思想价值倾向。很多学者已经指出《左传》中对“礼教”的重视，这不难判断其儒家精神的主导地位。同样，出于建立一套合乎圣贤之意的人伦社会秩序，郑伯正面“君主”形象的树立是需要“礼”作为支撑的，这也就要求其对于“克段”这段历史有非一般的叙述角度。但是对于民间乐府诗集来讲，连续用两首不同的篇章更为直率的表达出人民对共叔段的爱戴，这个呼声里回避了当时上层统治阶级的主导价值观。如果从后世来看，《诗经》虽为文学作品，但其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叔于田》和《大叔于田》两首诗歌更具有叙述的有效性。
总的来看，这两首诗虽然并非《诗经》最为引人注目的篇章，但在艺术成就上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两首诗类似的题目和相同的描述物件让这两首诗有了一个可以比较的前提，无论是叙事方法还是叙事性别，两者呈现出了迥异的效果。我本无意对两首诗做高低上下的比评，况且正是两者对比，才形成了审美上的差异性和张力，同时凸显出《诗经》作为中国文学之源的魅力所在。（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注解：
①陈世骧著，杨牧译，《中烟研究院史语所集刊》第三十九本，一九六九年正月刊。<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
关键词：诗经；叔于田；发声性别；叙事；有效性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乃至于整个文化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诗歌乃是各种民族文学的开端”，①而《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的开端，不仅仅在时间上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而且他开启了中国诗歌叙事和抒情的传统，这也是中国文学中的诗歌与西方史诗之间最大的区别。除此之外，它还为后世中国诗歌确立了修辞、押韵等原则，而这也正是中国诗歌的最主要的特色之一。后人更是试图孜孜不倦的从对诗三百篇的研究中来领略先人的智慧风采。其中在《郑风》中，有两篇诗作特别惹人注意：《叔于田》和《大叔于田》。这两篇诗的描写对象都是共叔段，也就是“叔”的身份，但是这两篇却在篇幅、叙事手法以及叙事有效性上有着截然的不同。本文就以这两篇为切入点，结合史书《左传》中对共叔段的形象记载，初步探寻《诗经》的魅力所在。
一、叙事的发声性别
《诗经》中的叙事的发声性别很早就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有趣的是，虽然所写对象相同，但《叔于田》和《大叔于田》两者的叙事性别却不相同。《叔于田》运用赋的手法，在流畅的叙述中充满曲折婉转，有着很高的艺术成就。并且《叔于田》三章句式结构相同，各章之间变动些许字词，不仅强调了主题和主人公“叔”的形象，而且保持了节奏韵律感从而产生一种一咏三叹的效果。“叔于田，巷无居人”，“叔于狩，巷无饮酒”，“叔适野，巷无服马”，这三章的前两句单纯的描写了一种状态：叔在的旷野狩猎的时候，巷里空旷无人，叔在冬季狩猎的时候，巷里是没有人喝酒的，叔在郊外狩猎的时候，巷里是没人骑马的。这三句都站在“巷”这个地理空间位置上来写叔。并不是巷子里没有人，而是都比不上叔的俊美谦和，并不是巷子里都没有人喝酒，而是都不如叔的英明有为，更不是没有人骑马，而是都没叔俊洒英武。这其中的所有赞美都是间接而且距离叔狩猎的现场之外的，所以依笔者之见，在“巷”里赞美叔的做法，更切合当时社会男女地位的状况。因为女性没有更多的机会直接到达男子狩猎现场进行直面观察，女性关注的更多的是共叔段内在的善之美，这不同于可以直接看到的外形之美。因此女性便只能在村落中通过对比和一咏三叹的方式来强调对叔的赞美之情。
相比较之下，《大叔于田》则更凸显了男性的叙事视角。在三章的开头，“叔于田”都直截了当的指明了这是在狩猎的现场做的现场报导，“乘乘马”、“乘乘黄”、“乘乘鸨”是叔在做的事情，紧接着在各章节之后展开详细的动作描写，“执辔如组”、“两服上襄”、“两服齐首”，每个章节中驾马的动作都不尽相同。接下来叔驾马的效果也有详细的描写和区别：“两骖如舞”、“两骖雁行”、“两骖如手”，都使用了比喻来形容叔驾马的情形，将共叔段的阳刚威武的男性之美付之于灵动。在《诗经》中不乏有很多狩猎的诗歌，这些狩猎的主角一般都为男性，而对于狩猎场景的描写更是以突出男性的形体和技艺之突出，多为一种外在可见可感的状态。而如果没有亲眼所见，仅仅凭借女子的见识很难做出如此详尽的描述。这也就是笔者为什么认为《大叔于田》是男性发声。
也许，仅仅从诗本身以及对当时的社会风俗、文化习惯的揣测来定位两首诗的叙事性别是不足以说服众人的。但是这也未尝不是一个角度，提出与之前学者对两首诗的叙事性别的定位的不同见解。为何会有两首相同吟咏对象的诗歌同时收录于《诗经》，这或许也是一个可能性的解答。
二、叙述的有效性
毫无疑问的是，《叔于田》和《大叔于田》两者都袒露无遗的表达了对“叔”的赞美之情。但是，两者的赞美哪个更有效？而两者的赞美和史书《左传》的记载是否一致？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
从两首诗的叙事方式上来看，《叔于田》所采用的是一种间接叙事的方法。全诗没有一处直接描写叔的“美”、“仁”、“好”、“武”，而是不停的对比，用所有居民的行为，稍显夸张的呈现出叔的与众不同。这种衬托的叙述方式，诚然可以达到突出主题的作用，众人的平庸和叔的仁美勇武形成极大的反差，而通过居里、喝酒、骑马这样的生活细节来表现“叔”的美好形象，很有世俗的人情味，具有较强的煽情作用。在这首诗中，所有的情感都完成在对比之中。诗的每章后半部分用“不如叔也”一句对叔的具体质量做一个交代，试图使得对“叔”的夸张描写显得有据可信。
如果没有第二篇《大叔于田》，《叔于田》的赞美有毫无疑问的。但是当两者放在一起比较之后可以清楚的发现后者的叙述更为有效。这不仅仅是因为《大叔于田》在篇幅上更长，而是在内容描写上，后者主要侧重于正面直接描写。这首诗通过对叔三件事情的描写，加入丰沛的动词，形成了极强的画面效果：叔的狩猎现场，犹如好莱坞动作片的镜头跟进，有急有缓，跌宕起伏。全诗无一字提起叔的勇武，但是每个字都洋溢着对叔的赞美。如果从真实有效的角度来看，空洞的歌颂反而不如正面的描写来得真实可靠。《叔于田》这首诗感情丰盈，反复吟咏，但显夸张，间接且无根据。《大叔于田》则通过惊心动魄的狩猎现场的动作描写，达到其义自现的效果。
两首诗对历史人物共叔段的赞美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和史书《左传》的记载形成了一定的反差。后世解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多把共叔段定位成一个受母亲偏袒宠爱的叛国者，而在诗经中不难看出共叔段是深得民心的。两者之间为何会出现截然相反的评论？这不得不重提到历史和文学之间的关系的议题。“史和诗”到底谁更为真实，一直都是古今中外学者争论不止的话题，虽然说西方哲学家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对诗和史之间的本质和关联做了相关阐释，但是两者之间并不是存在着无法逾越的天堑鸿沟。作为史料，虽然记载的诗史都要遵从真实的原则，但是我们绝不能忽视书写者以及整个社会的思想价值倾向。很多学者已经指出《左传》中对“礼教”的重视，这不难判断其儒家精神的主导地位。同样，出于建立一套合乎圣贤之意的人伦社会秩序，郑伯正面“君主”形象的树立是需要“礼”作为支撑的，这也就要求其对于“克段”这段历史有非一般的叙述角度。但是对于民间乐府诗集来讲，连续用两首不同的篇章更为直率的表达出人民对共叔段的爱戴，这个呼声里回避了当时上层统治阶级的主导价值观。如果从后世来看，《诗经》虽为文学作品，但其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叔于田》和《大叔于田》两首诗歌更具有叙述的有效性。
总的来看，这两首诗虽然并非《诗经》最为引人注目的篇章，但在艺术成就上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两首诗类似的题目和相同的描述物件让这两首诗有了一个可以比较的前提，无论是叙事方法还是叙事性别，两者呈现出了迥异的效果。我本无意对两首诗做高低上下的比评，况且正是两者对比，才形成了审美上的差异性和张力，同时凸显出《诗经》作为中国文学之源的魅力所在。（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注解：
①陈世骧著，杨牧译，《中烟研究院史语所集刊》第三十九本，一九六九年正月刊。<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