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旗高擎色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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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接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入闽
  1929年2月,邓子恢和郭滴人等一起,在龙岩县中甲的一个山村里召开了中共龙岩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会议根据党的“六大”决议,确定了“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推翻陈国辉反动统治,实现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的方针。
  3月14日晚上,驻防龙岩的陈国辉旅突然在全城戒严,出动大批部队开往农民斗争比较激烈的白土等一带村庄驻防。原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的红军第四军从井冈山出发,经赣南来到闽西,击败了驻守长汀的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击毙了敌旅长郭凤鸣,3月14日一举攻占长汀。陈国辉为了防备中共龙岩地下党响应红军举行暴动,在当天晚上宣布戒严。
  此时,省委任命邓子恢担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要他即日赶赴设在上杭附近的特委机关,部署响应红军入闽的群众斗争。但邓子恢一时难以和红军取得联系。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报告了闽西斗争情况,要求红四军再次入闽,帮助闽西特委开展工作。红四军前委在赣南接到了邓子恢这份报告,经过研究之后,决定各纵队立刻重返闽西战场。
  5月19日,红四军由瑞金向闽西进发。第二天,红四军前委派宋裕和到上杭找到了邓子恢。宋裕和带来了毛泽东给特委的信件,告知红军正向龙岩前进;赣敌李文彬已经发觉红军行动,正由赣南尾追而来,企图与闽西敌军合击红四军。因此,要求邓子恢务必于5月22日到蛟洋与他们见面,共商退敌之计。
  邓子恢立即召集了特委紧急会议,制订了一个在闽西各县骚扰敌人的计划。特委要求各县委发动群众,在各地张贴标语,宣传红军胜利消息,破坏敌人交通、响应红军入闽。同时,要求龙岩、上杭、永定、长汀、武平等县委准备实行暴动,没收地主及反革命粮食衣物,烧毁契约,宣布抗粮、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成立各区革命委员会。
  部署完毕,邓子恢星夜前往芦丰,向上杭县委布置了迎接红四军入闽的计划,5月22日抵达蛟洋。这时,红四军已渡过汀江,摆脱了敌人的纠缠,经连城新泉、上杭古田,进抵距龙岩城仅30里的小池。邓子恢闻讯,立刻转赴龙岩。他一路召集各区党委开会,要求党组织及时把农民组织起来,实行暴动,宣布“五抗”,成立各区革命政权,开始分配土地。
  5月23日傍晚,邓子恢赶到龙岩城外龙门,见到了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和军长朱德。当时,龙岩城里守敌不过一两个营,经红军打击之后逃往漳平。为了调动正在粤东参加军阀混战的陈国辉主力回援,以便聚而歼之,红四军在占领龙岩之后,决定暂时撤离,进击永定。
  邓子恢向毛泽东汇报了闽西几年来的斗争情况。毛泽东向他指出,要重视武装建设,尽快建立起一支政治上坚定、组织上巩固、军事上有坚强战斗力的地方红军,这是保证革命胜利,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基本条件。邓子恢也深感闽西武装力量薄弱,几次斗争都因经不起敌人的武装进攻而失败。他向毛泽东要求从红四军调一批有才干的军事干部和武器,加强闽西地方武装。毛泽东同意了他的要求,不久就调了邓毅刚等一批干部和武器到闽西地方红军,帮助闽西特委建设地方武装。
  红四军大踏步挥戈南向,直指闽粤边境。5月25日,永定守敌不战而溃,败走上杭。张鼎丞领导的永定地方武装趁机袭击反动派,向永定冲杀。战斗结束后,红四军进驻永定。随后,永定县革命委员会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成立,张鼎丞任主席。毛泽东向上万名群众作了演说。
  6月初,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决定再次袭击龙岩,继续诱敌主力从广东回援。当时龙岩守敌只有一个营的兵力。根据龙岩守敌的情况,决定由邓子恢、傅柏翠分别率地方部队配合三纵队攻打龙岩,红四军第一、二纵队分散在永定、龙岩周围农村发动群众。
  6月3日拂晓,邓子恢与三纵队司令伍中豪、党代表罗荣桓率领部队与地方武装,发动了二打龙岩的战斗。守城敌军仓促应战,弃城向漳平逃窜。打开龙岩后,龙岩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邓子恢担任革命委员会主席。
  红四军和闽西地方武装二占龙岩,使得在东江一带参加军阀混战的张贞、陈国辉大为震惊。陈国辉因为后方吃紧,无意继续与桂系军阀作战,率其主力沿着闽粤大道急如星火地奔返闽西。
  红四军前委为了全歼陈国辉主力,命令三纵队及邓子恢领导的地方武装撤出龙岩,让开大路,给敌人留下一座空城。邓子恢在白土接到了前委的这项命令,于6月6日晚上赶到龙门与毛泽东会合。第二天,他又随军参加了会攻上杭白砂守敌钟铭清团的战斗。
  白砂战斗胜利之后,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造成红军向江西退却的假象,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于6月10日进驻通往赣南要隘之连城新泉,待机消灭陈国辉在龙岩的主力。与此同时,邓子恢先行返回龙岩城郊,部署群众工作,侦察敌情,组织农民武装,准备配合红四军再次攻打龙岩。
  其时,陈国辉一路顺利地返回龙岩,他以为红军不敢与之交锋,已向连城、江西退却,即在城里举行“庆功祝捷大会”,通令全体官兵放假3天,狂饮滥赌,日夜作乐。前委决定,全军从新泉出发,出敌不意再次奔袭龙岩,彻底消灭陈国辉。6月18日,邓子恢在离龙岩30里的小池一带组织群众,协助红军在小池隐蔽集结,对敌人严密封锁消息。第二天清晨,红军三个纵队分途从小池向龙岩出击。邓子恢率领一部地方武装,随同一纵队前进。
  经过一个上午的激烈战斗,除陈国辉和少数随行人员漏网外,全歼第一混成旅。红四军第三次攻占龙岩后,邓子恢领导特委和龙岩县委发动群众,清除反革命分子。第二天,他领导县委动员上万名群众,在中山公园与红四军一起召开了盛大的军民祝捷大会,当众处决了罪大恶极的敌军法处长沈鹤天等人。
  红四军和各县地方武装在军事上不断胜利,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基本上肃清了闽西敌人的主要军事力量。闽西人民从此开始了以分配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斗争。
  领导闽西土地革命
  伴随着红四军在闽西的军事活动,邓子恢领导中共闽西特委及各县、区党组织,迅速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浪潮波及龙岩、永定、上杭、连城、长汀5县,开始形成了以上杭古田、龙岩大池、小池为中心区域的闽西革命根据地。红色区域南临广东大埔边境,北至连城朋口,西达汀江沿岸,东到龙岩适中。   这时,闽西的局面已经大体稳定,为了充分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摧毁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建立各级红色政权和工农武装,为革命根据地打下牢固的基础,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代表闽西特委起草了一个土地革命斗争的纲领。这个纲领主要有四部分:一、根据一年前永定溪南区土地分配的经验,制订了闽西实行土地分配的政策和办法;二、建立一支地方武装,县一级成立赤卫军,区乡建立赤卫队和少先队;三、在红色区域内肃清反革命,收缴地主武装,镇压罪大恶极的反动头子;四、建立各级临时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同时广泛建立和发展农民协会、工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
  这是闽西土地革命的第一个文件。为了取得经验,邓子恢以龙岩县为基点,召集了龙岩县有各区委书记和革命委员会主席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执行这个文件规定的各项方针。县委扩大会议除了同意规定的四条意见外,还根据龙岩实际情况,增加了三点内容:一是制定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除没收地主兼工商业者的土地外,其余工商业资产不得侵犯;二是提倡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三是动员力量开发新区,帮助尚未实行暴动的邻近区域发动斗争,扩大红色区域。
  闽西革命根据地各级党组织按照这一纲领,在红四军的帮助支持下,迅速领导人民群众建立了各级红色政权和革命武装,掀起了以没收分配地主的粮食、土地、焚毁田契、借约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运动。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龙岩、永定、上杭三县大部分土地已经分配完毕。1929年8月,闽西特委的文件上对当时的情形有这样的叙述:“在四军帮助之下,现在二县(即永定、龙岩)大部分之田已分完了。上杭各区也在开始分田,大概十天之后,必有很好的成绩。契纸烧完了,田分了,谷子收起了,农民家里塞满了谷堆子,都愁没有地方存储,这里可以想见一般农民是如何心满意足了。”
  1929年7月,中共闽西特委根据前委的意见,在上杭蛟洋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研究制订党的方针和任务,选举新的特委,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代表们推举邓子恢等五人为大会主席团;选派13人组成起草委员会,由邓子恢负责,为会议起草各项决议草案。会议期间,邓子恢根据代表们的讨论意见,为大会起草各种决议,其中他执笔起草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是大会最重要的文件。内容分为“闽西斗争的前途”、“闽西过去斗争经验”和“党的任务”三大部分。
  邓子恢在这个文件里,指出国民党军阀在各帝国主义支持下,长期混战的局面将继续下去,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与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而全国各地工农运动的兴起,小资产阶级日益倾向革命。他还指出,由于闽西反动力量薄弱、群众斗争情绪高涨以及政治经济等有利条件,“闽西工农武装割据的前途是确定了的”。必须“确立工人贫农的领导权”,“建立闽西统一的政权机关—闽西革命委员会到闽西苏维埃。”
  7月25日,大会重新选举了中共闽西特委。新特委由15人组成,邓子恢继续当选为书记,张鼎丞任军委书记,蔡协民为组织科长,蓝鸿祥为宣传科长,谭震林为军事委员,江华任特委秘书长。
  在毛泽东、邓子恢等领导下召开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是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展过程中一次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大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为巩固发展闽西红色区域规定了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方针,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会尚未结束,蒋介石下令对闽西苏区的三省“会剿”就开始了。敌人依仗其优势兵力,派遣福建军阀张贞暂编第一师及海军陆战队约7个团1万余人,分两路从东线向闽西逼近;赣敌金汉鼎第十二师派李文彬率四个团也陆续开赴闽西,先后占领长汀、河田;粤敌蒋光鼐部陈维远第七旅及戴戟第八旅共3个团,同时向永定、上杭一线进逼。从各地发来的情报表明,情况已十分紧急。为此,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前于7月29日闭幕,尚未完成的一些议程留待以后讨论。
  同一天,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朱德、陈毅等赶到蛟洋,在文昌阁与毛泽东、邓子恢等一起召开了前委和闽西特委紧急会议,部署打破敌人的“会剿”。
  红四军前委根据形势和敌我双方的力量,研究了红军行动策略,“当日决定二、三纵队和军部向漳平开,一纵队留在闽西散开。”红四军分兵两路的意图是,把原来分散活动的四个纵队作相对集中,以第一纵队和刚编成的第四纵队留在闽西,与地方武装密切配合,采取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打击来犯之敌;第二、三纵队集中以后,由朱德率领,打到敌人外线去开辟新的战场,从侧翼牵制和消灭敌人。
  邓子恢领导的新特委,为了配合红四军的行动,在会议结束之后又与一纵队党委召开联席会议,研究一、四纵队协同作战的计划。同时,向全苏区各地作了布置。特委要求各县委在南昌起义两周年纪念日,领导各地军民举行盛大的“八一”赤色示威,动员并号召人民群众投入反“会剿”斗争。参加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根据特委的决定,迅速分赴各县斗争前线,组织苏区军民反击敌人的进犯。
  为巩固闽西苏区而斗争
  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队虽然出动了将近14个团的兵力,摆出一副大举进攻的架势,但他们内部诸多矛盾,行动难以协调。赣敌金汉鼎虽然是这次“会剿”的主力,但他并非蒋介石嫡系,受到蒋系的排斥歧视,不愿真正为蒋介石效力,加以江西各地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斗争风起云涌,使他如芒在背,不无后顾之忧。广东方面由于陈济棠、陈铭枢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日益加剧,东江地区丰顺、五华一带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因此蒋光鼐部也是陈兵闽粤边境,徘徊不前。福建敌军虽然号称5部14个团,但内部各派军阀之间矛盾极为尖锐,无心全力对付红军;加以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三两个纵队出击闽中,打击了张贞主力,迫使其占领龙岩之后不几天,仓惶弃城退守闽南。因此,蒋介石一手导演的对闽西苏区的三省“会剿”,实际是“会”而不“剿”,“剿”而不“会”,陷入了困境。
  为了消灭根据地内部和周围地区的国民党残余武装,巩固闽西苏区,配合主力红军彻底打垮敌人的“会剿”,邓子恢领导闽西特委早在1929年7月下旬就制订了一项在长汀、上杭、武平三县交界地区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是先在长汀的畲心、南阳(今属上杭)和上杭县的官庄、千家村等地发动农民暴动,消灭当地反动武装,建立革命政权,使被敌人所阻隔的闽西红色区域打通联成一片;第二步向苏区南部发展,进而发动武平县象洞的武装暴动,孤立尚被敌人占领的上杭城;第三步集中兵力围攻上杭,消灭残留在红色区域内的国民党反动武装。   三省“会剿”之敌在红四军和闽西军民的反复袭扰、内外打击之下,进退维谷。8月间,朱德率领的二、三纵队先后攻占宁洋、漳平,转战于闽西苏区外围之漳平、德化、大田、永春诸县,牵制了“会剿”之敌,打乱了敌人部署。8月下旬,朱德率部再次袭占漳平,重创张贞部张汝劻团 。随后,乘胜进击,复于漳平永福歼敌一部,于9月6日收复龙岩,从而打破了国民党喧嚣一时的三省“会剿”。
  为了进一步巩固闽西革命根据地,邓子恢和特委的同志们要求红四军主力部队趁三省敌军全线败退的时机,帮助地方红军攻取上杭,拔去敌人插在闽西苏区内部的这个顽固堡垒。红四军前委同意了特委这一建议,决定集中红军二、三、四纵队,与闽西地方军民相配合,攻打被敌人吹嘘为固若金汤的“铁上杭”。
  9月21日,朱德率领红四军三个纵队三千余人,加上赤卫队、运输队、担架队,总共一万余众,经过几个小时激战,全歼守城敌军。战斗结束后,邓子恢、傅柏翠等分别率领闽西特委机关和上杭县临时苏维埃政府入城,展开宣传工作,指挥部队捉拿躲藏在城里的四乡豪绅地主。随后,成立了上杭县总工会,分别建立了码头工会、小贩工会、店员工会、缝衣工会以及妇女会、工人纠察队等十多个群众组织。
  10月15日至18日,邓子恢在上杭领导召开了中共闽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作为闽西根据地党的主要负责人,邓子恢特别重视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强调各级政府必须真正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大众谋福利。
  10月20日,红四军前委根据中央命令,率领第一、二、三纵队分别从上杭、武平、永定出发,向广东东江地区出击,以图打通闽、粤、赣三省边境地区的联络。毛泽东则留在上杭,随闽西特委活动。红军刚刚从上杭出发,邓子恢在第二天获悉赣敌金汉鼎部正由会昌、武平向上杭进犯。由于军情变化,中共闽西特委放弃了在上杭建立闽西苏维埃政府的计划,决定暂时撤离上杭。
  10月22日凌晨,邓子恢带领特委机关以及一部分伤病员,陪同毛泽东渡过汀江,向白砂镇转移。随后,他们又转移到位于闽西红色区中心地区的苏家坡。在苏家坡的日子里,邓子恢一直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工作。他把毛泽东视作师长和益友,虚心地向他学习。有一次毛泽东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子恢同志,你看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的责任是什么?”毛泽东说,依我看,领导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他的责任在于当好群众的传达员。就是说,应当善于总结出大多数群众的正确意见和要求,及时反映到党的领导机关。党的领导机关就要根据这些意见和要求进行分析研究,找出解决的办法,然后再由领导者把党的决定传达到群众中去执行。
  邓子恢听了,很受启发。他在特委会议上,向同志们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群众工作路线的意见,要求大家在实际工作中认真执行。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患病,体质虚弱。邓子恢请来医生为他治病,并买了牛奶、白糖,送给他补养身体,对毛泽东的生活非常关心。
  一个月以后,国民党开始了对闽西苏区的第二次“会剿”,蒋介石仍委任金汉鼎为总指挥。江西敌军已经再次占领长汀,逼近连城,正向新泉、古田一线进攻。为了加强对闽西的攻势,蒋介石从安徽调动其嫡系刘和鼎部五十六师入闽。该部已占领龙岩,先头部队进占小池,与古田仅一山之隔,相距30华里。粤敌陈维远部正向永定、上杭移动。
  毛泽东向邓子恢分析了敌情,根据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动向,认为这次“会剿”的主要目标是红四军。因此,前委决定红四军立即跳到敌人外线去,向赣敌金汉鼎之后方出击,迫其回援赣南,从而打乱敌人的部署,粉碎蒋介石的第二次三省“会剿”。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红四军撤离古田回师赣南,“会剿”红军之敌失去了进攻的目标。金汉鼎为了保全其江西后方阵地,开始撤离闽西。同时,福建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武力对抗的局面,于1930年1月6日爆发了为争夺福建省统治权而引起的军事冲突。参加“会剿”的刘和鼎、张贞等军阀无心再在闽西‘剿共”,率部星夜撤离龙岩。
  邓子恢、邓毅刚、阮山等指挥闽西地方红军趁势收复龙岩、永定,迫使敌军退居适中一线。从此,闽西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一个巩固发展的新时期。
  建立第一个闽西工农政权
  中共闽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曾决定在上杭建立政权,但由于当时敌人的进攻而未能实现。但随着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逐渐巩固,筹建闽西苏维埃政府的计划就提到了闽西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1930年2月,邓子恢领导召开了中共闽西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制定并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关于工人问题决议案》等重要决议案。会议着重研究了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中心问题土地问题。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农业收入;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争取广大贫苦农民投入革命,巩固红色区域。虽然中共闽西“一大”在毛泽东指导下制订了正确的土地政策,但经过半年的实际工作,还存在一些具体问题。例如,“山林问题规定的不实际,耕牛问题、房屋问题、水利问题没有讨论,以致无所适从。”另外,一些贫苦农民反映,1929年土地分配规定“抽多补少”,只重视土地数量的平均,而忽视了土地质量的合理分配,致使富农得了好田,地主也尽量隐瞒或多留好的自耕地,贫苦农民得到的则多是坏田。农民们感到这样不公平,要求重新调整。
  邓子恢领导大家认真研究了群众的意见,并对过去土地政策中某些不合理的规定作了补充修改,尽量满足贫苦农民的要求。会议重新修订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对闽西土地分配中的遗留问题作了补充规定。特别是在分田办法上增加了这样一条重要内容:“分田方法以抽多补少为原则,抽出之田以肥瘠均匀为度,好田多者抽好田,坏田多者抽坏田。”这一补充,在不久之后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会议发布的《土地法令》中,更进一步作了明确的规定。后来,邓子恢领导龙岩县进行土地调整工作,进而把这一原则归纳为八个字:“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随着形势的发展,建立一个坚强的红色政权来统一领导全苏区的土地革命运动,就显得非常迫切了。1930年3月18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大会选举了邓子恢、张鼎丞、卢肇西、郭滴人、陈正等35人为闽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推举邓子恢为政府主席。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根据中共闽西特委决定,把各县地方武装编为6个团,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不久,根据中央统一编制的序列,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军长邓毅刚,政委邓子恢,参谋长郑益,政治部主任陈正。   邓子恢担任第一届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后,集中主要精力领导了苏区的军事斗争、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建设。他根据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决议,调集红十二军先后向漳平永福、龙岩适中一带出击,同时向武平、上杭、长汀边境地区发展,扩大红色区域。这一系列军事行动,基本消灭了闽西红色区域内的大股的民团土匪武装,解除了敌人对苏区的武力威胁,巩固了苏区红色政权。
  闽西苏区在以邓子恢为首的特委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1930年上半年得到了迅速发展。根据地纵横300里,人口近百万;建立了党的8个县委、53个区委、546个支部,拥有1万左右党员;成立了6个县、60多个区、597个乡的苏维埃政府,形成了1926年以来闽西革命局面的全盛时期。
  但是,1930年6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开始推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政策,破坏了这一大好局面。根据中央给闽西的指示,闽西苏区必须“集中一切力量,首先争取武汉与广州暴动的胜利,以促进全国武装总暴动,完成中国革命。”为了执行上述任务,中央命令闽西新建立的红十二军立刻开赴广东东江地区作战,策应广州暴动。
  闽西苏维埃政府遵照中央指令,以仅有的一支地方主力红军向广东东江出击。但是,他们遇到了强大敌人的顽抗而遭到挫折。由于战斗失利,苏区内部的反动势力趁势而起,在后方进行骚扰破坏。不久,红十二军编入红一军团,奉命北上攻打南昌。闽西苏维埃政府为了保卫苏区,重新集中了各县赤卫队,组成红二十一军。然而,红二十一军刚刚建立,还没有来得及训练,又奉中央命令再次出击东江。在这次战斗中,红二十一军同样遭到了重创。
  7月8日至20日,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这次会议上继续贯彻李立三“左”倾错误方针,“集中一切力量,扩大斗争到广东去,首先夺取闽粤桂三省政权,争取全国革命胜利。”邓子恢和张鼎丞鉴于过去的教训,在会上对于中央的指令提出了反对意见,但他们的意见被蛮横地压制了,并被扣上了“新右倾”的帽子。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改选了闽西特委,撤销了邓子恢特委书记职务。同时,闽西苏维埃政府于7月15日举行了执委扩大会议,改选政府成员,邓子恢又被免去了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改任经济部长,兼任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政治委员。
  1930年9月1日,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第二天,邓子恢代表上届政府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坚持了革命的原则立场,实事求是地总结了闽西政府成立五个多月以来各个阶段的经验教训。他一方面报告了闽西苏维埃政府根据中央命令执行了出击东江的任务,同时也客观地指出了由于这一行动的错误而导致了闽西局面的动荡不安,闽西红色区域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失。
  同年10月,邓子恢被调离闽西,担任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派往沿海地区开展农民运动。他愉快地接受了党分配给他的新任务,启程前往厦门到省委报到,开始致力于开辟新区的工作。
  从1928年至1930年,邓子恢和张鼎丞等同志领导闽西人民进行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创立并巩固了拥有近百万人口的红色区域,解决了土地问题,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武装了人民和发展了群众组织,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虽然后来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闽西苏区遭到了许多挫折,但闽西党组织在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领导下坚持了正确路线,与各种错误倾向坚决斗争,使得这块根据地不断发展,成为中央苏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闽西苏区进一步扩大,先后大约有8万贫苦农民加入红军,其中2万余人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同志领导闽西南2000余名红军游击队战士,继续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英勇作战,保卫土地革命果实。 (编辑:党亚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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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5月,铁道游击队正式编成时,隶属八路军山东纵队鲁南军区。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铁道游击队隶属新四军鲁南军区序列。1942年刘金山担任了铁道游击队的第二任队长,他的前任队长是洪振海。此时与刘金山搭档的政委是杜季伟,副队长是王志胜,就是小说《铁道游击队》里那个本领高强的王强的原型人物。铁道游击队领导班子由鲁南军区司令部直接任命。  自从铁道游击队打下微山岛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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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他是朝鲜战场上第一位用高射机枪击落美军飞机的特等功臣,曾荣立一等功两次,二等功两次,是响当当的英雄。回国后,他因伤转入地方工作,但不到40岁却主动退休,从此隐功埋名,到农村当了农民。他有较高的收入,家庭生活却过得不如当地农民,这又是为什么?因为,在他的心底,除了牺牲的战士和他们的亲属,再就是贫困难熬的群众,遭遇不测的村民。终于,他的战功连同他的善举一道,在群众中广为传诵,他的事迹读来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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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11月,上海、南京相继失陷,日军的铁蹄踏上了江南大地。在这民族存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勇敢地挑起抗日救国的重担,继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师华北抗战以后,又在南方经过与国民党两个多月的谈判斗争,终于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闽赣边苏区和闽东苏区的红军游击队接到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指示,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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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革命者亦然。面对“不如意之事”处之泰然者,未必很多;遇到挫折,依然不离不弃者,必具崇高人格,新四军老战士李奉三同志便是其中一位。革命征程艰险,他屡遇挫折,泰然淡定,追求真理,终身如一。  李奉三同志原名李敬德,1915年生于安徽省定远县九梓集乡。兄弟5人,排行老二。  李敬德自幼聪颖过人,深得家人喜欢。被教私塾的爷爷视为掌上明珠,施以悉心教导。所以,他不仅四书功底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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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春—1945年秋:  以商养军大飞跃  1944年春-1945年北撤前夕,是七师军队和皖江根据地建设大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财经收入以两倍数持续大增长的黄金时期。至1944年底和1945年初,七师已有财力一次性按军部要求调款5000万元支援五师。  1944年春天,皖江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有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第一件,是根据地民众皆知的黄丝滩大江堤工程建设。在皖江行署吕惠生、张凯帆亲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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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提起郁达夫和他的文章,人们往往想到颓废、忧郁、感伤等形容词。其实,他还有着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他有着严肃的生活态度和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感,无惧艰难险恶的斗争环境且视死如归。日军侵华时期,投笔从戎的作家很多,但只有郁达夫一人在日本投降之后牺牲在异国他乡。或如其言,他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但他无愧乎一个时代的英雄。  “I am not a fighter, but only a w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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