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曾经询问过一位旅居德国的中国学者，如何知道德国出版界和读者对有关中国题材、作家的看法时，他说：“那你就去德国亚马逊吧，那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打开亚马逊德国的网页，输入“China（中国）”一词进行搜索，排名第一的是关愚谦和夫人海珮春女士合著的《中国文化指南》。网页显示此书已再版8次；第二名是介绍有关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地理的画册；第三名则是一本德国人撰写的介绍中国文化、历史、礼仪的概览式图书。
再往下看，你会发现：亨利·基辛格博士的《论中国》在德国卖得也不错；再之后又会出现关愚谦夫妇几本早年的著书，以及弗朗克·泽林——这位驻华记者的《中国密码》、《和施密特谈中国》等论著，当然这几本都不是2012年的新书，只是再版而已。
报纸杂志、书和电影一般是一个国家了解另一个国家的媒介，而书又是最厚重、最系统、最具传承性的一种媒介。意大利人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第一次了解到神秘的东方古国——中国。今天，这些学者、外交家、记者、小说家又在自己的书里呈现给德国读者一个怎样的中国呢？关愚谦夫妇的《德国媳妇中国家》
说起关愚谦这个名字，中国国家领导人、中德两国外交家、德国汉学家都不陌生。
他用一本日本护照登上了属于巴基斯坦的飞机，来到了埃及。这是故事的开始，也开启了对一段历史的回忆。
关愚谦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外语人才，曾为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陈云等做过俄文翻译，并曾多次陪同外国宾朋见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国政坛的传奇风云人物。
“文革”浩劫时，37岁的他被迫弃家出走，亡命他邦，一度成为被通缉追捕的反革命对象。1968年初，关愚谦假借日本朋友西园寺一晃的身份，拿走他的护照，冒死逃离祖国，来到埃及。埃及当局以非法入境为由，把他投入最可怕的英国殖民者所造的开罗监狱长达一年多。1969年，他拒绝前往美国和苏联，在联合国红十字会的协助下，离开埃及监狱，飞往联邦德国。
初到德国，关愚谦很快应汉堡亚洲研究所邀请，到汉堡撰写了《中国十八年变迁》一书。然而，这类关于政治浩劫的题材并没有带给他什么影响力，直到他娶了个“德国媳妇”。
德国姑娘海珮春在一次朋友家的聚会上认识了中国人关愚谦。从此，她走进了关愚谦的生活和他的大家庭，从一个对中国知之甚少的德国少女，成为了中国家庭里的“德国媳妇”。
在海珮春看来，她的婆家非同寻常。关愚谦的曾叔祖是满清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外公是清朝末代秀才，爸爸则是民国初期留洋回来闹革命的知识分子，母亲是中国第一代女大学生。这样一个中西合璧的家庭，既保持着中国传统大家族的道德规范，又有西方开放、理解、包容的观念。也让海珮春有了更多的中国生活体验。
当海珮春第一次来到北京，一直犹豫要不要向公公下跪时，受过西方教育的公公竟然张开双臂拥抱了她，并在她左右两颊各吻了一下，接下来还出现了公公讲英语、海珮春讲汉语的有趣场景；这个大家庭的几十口人让海珮春应接不暇。她不理解为什么每到一家做客就在不停地吃饭，没人要求喝酒也要把酒倒满，也不理解为什么要照顾亲戚的孩子。虽然有诸多的不理解，因为爱，海珮春努力去接受、去承担。
因为中西合璧的家庭经历和关愚谦一直想把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来的愿望，夫妇俩用德文撰写了《中国民间故事集》和《中国文化指南》。此后，二人先后出版了十几种介绍中国的著作。2010和2011年是夫妇俩的丰收年，他们用中文和德文一连出版了四本书，包括介绍中国家庭的《德国媳妇中国家》和欧洲文化的《欧风欧雨》等著作。他自己撰写的《我在两个天空下的人生》也是德国亚马逊上引来评论最多的关于中国的书籍。
德国记者书中的“中国”
“德国出版界的码洋2011年达到了100多亿欧元，是名副其实的出版强国，但是有关中国题材或作家的书数额小得都没必要计算，或许莫言能够成为一个增长点，但对于德国读者来说，中国的书还是太小众了。”德国图书信息中心工作人员王鑫这样告诉《世界博览》。
究竟是中国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中国？这个问题在国际上一直都是热门话题。在欧洲各国的书店，关于中国崛起的各类图书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原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的《伟人与大国》、原德国驻华大使赛茨的《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德国经济周刊驻华记者弗朗克·泽林的《对中国的恐惧》、德国经济周刊驻华记者花久志的《中国不是邪恶之国》等等在欧洲市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畅销书，正在解读着中国。
其中，担任驻华记者17年的弗朗克·泽林的书最全面，这基于他在中国的持续观察和记者的职业缘故，为德国读者奉上的“中国题材”也是与时俱进的。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史世伟和泽林在德国时是同学，年初他在媒体上撰写过一篇关于泽林中国系列书的书评。
书评中介绍道：自从弗朗克，泽林2005年发表《中国密码》取得成功后（《明镜》周刊畅销书连续数月排名第一），就一发不可收拾。在短短的几年里相继发表了《邻居中国——与施密特的对话》。《中国震动——北京是怎样使世界俯首帖耳的》，《后宫经济——西方企业在中国为何失败，而中国人为何冲向世界之巅》以及《对中国的恐惧——这个新世界强国是如何利用我们的危机的》等书籍。除最后一部刚上架尚不得而知外，其余几部在德国毫无例外排在畅销书榜前列，都摆在各大书店最为显著的位置。
史世伟称自己的同学最令人不解的是：泽林虽然在中国当了17年记者，却不会讲汉语。
上世纪80年代，他们曾经一起就读以政治精英摇篮著称的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系，正因为这样的知识背景，让泽林对中国的观察和认识具有一些与众不同的视角。
“2011年的新作《对中国的恐惧》同泽林以往的几部书一样，书的标题仍然醒目、具有挑衅性。书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中国核能的发展，美国制造业在中国挑战下的困境，中国与西方对石油资源的争夺，中国的大飞机项目，西藏问题，中国的水污染，中美经济关系等。他作为一个记者的视角想告诉西方，特别是德国——中国经济确实已经非常强大，但这不意味着中国是敌人，德国应该把握住中国市场的机会，才是最关键的，”史世伟向《世界博览》记者介绍说。
打开亚马逊德国的网页，输入“China（中国）”一词进行搜索，排名第一的是关愚谦和夫人海珮春女士合著的《中国文化指南》。网页显示此书已再版8次；第二名是介绍有关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地理的画册；第三名则是一本德国人撰写的介绍中国文化、历史、礼仪的概览式图书。
再往下看，你会发现：亨利·基辛格博士的《论中国》在德国卖得也不错；再之后又会出现关愚谦夫妇几本早年的著书，以及弗朗克·泽林——这位驻华记者的《中国密码》、《和施密特谈中国》等论著，当然这几本都不是2012年的新书，只是再版而已。
报纸杂志、书和电影一般是一个国家了解另一个国家的媒介，而书又是最厚重、最系统、最具传承性的一种媒介。意大利人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第一次了解到神秘的东方古国——中国。今天，这些学者、外交家、记者、小说家又在自己的书里呈现给德国读者一个怎样的中国呢？关愚谦夫妇的《德国媳妇中国家》
说起关愚谦这个名字，中国国家领导人、中德两国外交家、德国汉学家都不陌生。
他用一本日本护照登上了属于巴基斯坦的飞机，来到了埃及。这是故事的开始，也开启了对一段历史的回忆。
关愚谦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外语人才，曾为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陈云等做过俄文翻译，并曾多次陪同外国宾朋见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国政坛的传奇风云人物。
“文革”浩劫时，37岁的他被迫弃家出走，亡命他邦，一度成为被通缉追捕的反革命对象。1968年初，关愚谦假借日本朋友西园寺一晃的身份，拿走他的护照，冒死逃离祖国，来到埃及。埃及当局以非法入境为由，把他投入最可怕的英国殖民者所造的开罗监狱长达一年多。1969年，他拒绝前往美国和苏联，在联合国红十字会的协助下，离开埃及监狱，飞往联邦德国。
初到德国，关愚谦很快应汉堡亚洲研究所邀请，到汉堡撰写了《中国十八年变迁》一书。然而，这类关于政治浩劫的题材并没有带给他什么影响力，直到他娶了个“德国媳妇”。
德国姑娘海珮春在一次朋友家的聚会上认识了中国人关愚谦。从此，她走进了关愚谦的生活和他的大家庭，从一个对中国知之甚少的德国少女，成为了中国家庭里的“德国媳妇”。
在海珮春看来，她的婆家非同寻常。关愚谦的曾叔祖是满清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外公是清朝末代秀才，爸爸则是民国初期留洋回来闹革命的知识分子，母亲是中国第一代女大学生。这样一个中西合璧的家庭，既保持着中国传统大家族的道德规范，又有西方开放、理解、包容的观念。也让海珮春有了更多的中国生活体验。
当海珮春第一次来到北京，一直犹豫要不要向公公下跪时，受过西方教育的公公竟然张开双臂拥抱了她，并在她左右两颊各吻了一下，接下来还出现了公公讲英语、海珮春讲汉语的有趣场景；这个大家庭的几十口人让海珮春应接不暇。她不理解为什么每到一家做客就在不停地吃饭，没人要求喝酒也要把酒倒满，也不理解为什么要照顾亲戚的孩子。虽然有诸多的不理解，因为爱，海珮春努力去接受、去承担。
因为中西合璧的家庭经历和关愚谦一直想把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来的愿望，夫妇俩用德文撰写了《中国民间故事集》和《中国文化指南》。此后，二人先后出版了十几种介绍中国的著作。2010和2011年是夫妇俩的丰收年，他们用中文和德文一连出版了四本书，包括介绍中国家庭的《德国媳妇中国家》和欧洲文化的《欧风欧雨》等著作。他自己撰写的《我在两个天空下的人生》也是德国亚马逊上引来评论最多的关于中国的书籍。
德国记者书中的“中国”
“德国出版界的码洋2011年达到了100多亿欧元，是名副其实的出版强国，但是有关中国题材或作家的书数额小得都没必要计算，或许莫言能够成为一个增长点，但对于德国读者来说，中国的书还是太小众了。”德国图书信息中心工作人员王鑫这样告诉《世界博览》。
究竟是中国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中国？这个问题在国际上一直都是热门话题。在欧洲各国的书店，关于中国崛起的各类图书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原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的《伟人与大国》、原德国驻华大使赛茨的《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德国经济周刊驻华记者弗朗克·泽林的《对中国的恐惧》、德国经济周刊驻华记者花久志的《中国不是邪恶之国》等等在欧洲市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畅销书，正在解读着中国。
其中，担任驻华记者17年的弗朗克·泽林的书最全面，这基于他在中国的持续观察和记者的职业缘故，为德国读者奉上的“中国题材”也是与时俱进的。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史世伟和泽林在德国时是同学，年初他在媒体上撰写过一篇关于泽林中国系列书的书评。
书评中介绍道：自从弗朗克，泽林2005年发表《中国密码》取得成功后（《明镜》周刊畅销书连续数月排名第一），就一发不可收拾。在短短的几年里相继发表了《邻居中国——与施密特的对话》。《中国震动——北京是怎样使世界俯首帖耳的》，《后宫经济——西方企业在中国为何失败，而中国人为何冲向世界之巅》以及《对中国的恐惧——这个新世界强国是如何利用我们的危机的》等书籍。除最后一部刚上架尚不得而知外，其余几部在德国毫无例外排在畅销书榜前列，都摆在各大书店最为显著的位置。
史世伟称自己的同学最令人不解的是：泽林虽然在中国当了17年记者，却不会讲汉语。
上世纪80年代，他们曾经一起就读以政治精英摇篮著称的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系，正因为这样的知识背景，让泽林对中国的观察和认识具有一些与众不同的视角。
“2011年的新作《对中国的恐惧》同泽林以往的几部书一样，书的标题仍然醒目、具有挑衅性。书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中国核能的发展，美国制造业在中国挑战下的困境，中国与西方对石油资源的争夺，中国的大飞机项目，西藏问题，中国的水污染，中美经济关系等。他作为一个记者的视角想告诉西方，特别是德国——中国经济确实已经非常强大，但这不意味着中国是敌人，德国应该把握住中国市场的机会，才是最关键的，”史世伟向《世界博览》记者介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