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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墉,尝于乾嘉年间官拜大学士衔,“大学士”相当于宰相的官位。刘墉还是乾嘉年间书法界的领袖,平素作书喜用浓墨,是故又得到了流传更为广泛的“浓墨宰相”雅誉。
昔年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的热播,使刘墉其人在现时的坊间早已家喻户晓,他在剧中与大贪官和珅那多斗智斗勇的难忘情节,至今仍像烙铁一般,深深地烙在了平民百姓的心中。我辈寻常百姓于清廉官吏最是仰止,盖清官能为民请愿为民作主。所以,现在很多人一谈起刘墉,还呼其为白面包公、刘青天等。刘墉去世后,他的牌位即入祀贤良祠,嘉庆皇帝赐谥文清。“谥号”好比对一人一生的总概括,需要皇帝的亲封。“文清”的谥号显见是贴切的,后世的人也多尊称刘墉为“刘文清公”。
先祖父喜书法,平生于刘墉书法用意最多购藏最多。据家父讲刘墉的书法在解放前,市面上很常见且价格并不昂贵,以先祖父一个旧政府刀笔小吏的薪金,时时购得两三件回来把玩是非常普通的事儿。其时因先祖父嗜刘书成癖,最多时家中竟藏有刘墉各式书迹近百件。后来历经抗日烽火、国共内战、十年“文革”,家藏的这些刘墉书迹大多散佚了,而今唯幸存一件五尺行书横披,据此作年款“庚申冬十月”知,这件作品的创作时间是公历1800年,刘墉时年八十一岁。此作通篇二百余字,洋洋洒洒、一气呵成,已然化境之作,比之刘墉众多传世的诸佳作,大抵不会逊色到哪去。因之,刘墉的这件作品向为我的珍爱之物。
刘墉的家乡山东诸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曾亲历访问过。不过史载的“山东省青州府诸城县北乡之逄哥庄村”,今已隶属潍坊所辖的高密。访问刘墉故乡之际,当地热心的朋友专门引我面谒了刘墉的六世孙刘寿农先生。刘先生是一位朴实的老人,文化不高且讷于言辞。但将话题转至其先祖刘墉时,我能明显察觉到他的兴奋点被调动了起来,原本滞讷的语言表达能力,忽然变得顺畅了,甚至令人感到有些滔滔不绝的意味。国人都有崇拜祖先的传统,一代名相之后向外人宣讲祖宗高迈清远的德行,似乎是这位老人最中意做的事情。
刘寿农先生文化固然不高,仅仅是一位蜗居乡闾的寻常老农,但他对刘墉的平生行止却是谙熟于胸。在他的娓娓道来中,我对刘墉功业的体认立马从模糊易为清晰了。
刘墉远籍安徽砀山县大刘家村,明代弘治年间始迁至山东省青州府诸城县北乡逄哥庄村,据传其时为依附逄姓人家的佣人。刘墉家族定居于此后,大略受“学而优则仕”的影响,渐渐衍变为古代社会常见的耕读人家。刘墉的曾祖父、祖父、父亲皆曾为朝廷命官,尤其是乃父刘统勋,官居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为乾隆帝目为股肱的重臣之一。刘统勋殁后,乾隆帝称其“神敏刚劲,终身不失其正”,并赐谥“文正”。应该说,刘氏家族至刘墉出生时,早已是一个诗书传世、钟鸣鼎食的贵族世家了。无怪乎连乾隆帝也赐诗赞许刘墉家族为“海岱高门第”了。
仕途上的刘墉,以“春风得意马蹄疾”概评足以当也。乾隆六年(1741年)二十二岁时中举人、乾隆十六年(1751年)三十二岁时中进士,自此正式步入仕途。三十三岁至三十七岁在京为官。三十七岁外放安徽提督学政,遂宦游各地任地方官十余年。至六十二岁由从二品的封疆大吏湖南巡抚擢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墉直到辞世,均在京为官,历任吏、工、礼、兵四部尚书,乾隆五十年(1785年)六十六岁时授协办大学士,嘉庆二年(1797年)七十八岁时拜体仁阁大学士,圣眷之隆达到人臣之极。
刘寿农先生对先祖刘墉生平官宦生涯的讲述,真是如数家珍。他在讲述的过程中特别道及了刘墉六十三岁时与素有“铁面御史”之称的钱沣联手,同当时炙手可热的权臣和珅斗智斗勇,最终将和珅死党,贪赃枉法的封疆大吏国泰及大学士于敏中之弟布政史于易简查办定罪,送上断头台的事迹。我觉得在乾隆帝龙御殡天后,和珅能够彻底垮台,这一事件应是导火索。从这一事件又能看出刘墉的确具备了一种出淤泥而不染以节气自励的高洁品性和以国家为己任的干城精神,这一切为刘墉赢得了“克绍家声”的清誉,在民间则有着较之正史更为深入的影响力,可谓口碑载道,当今影视作品中有关刘墉与和珅的诸多戏说闹剧即其一也。
那天在拜别刘寿农先生后,我同友人漫步在逄哥庄外的田间小路上,抬眼无意中望见了远方的一林丛树。它们苍郁挺拔、树叶婆娑,被一抹金色的夕阳笼罩着,看上去很美很美。金色的夕阳慢慢在树丛中消失了,回想刘寿农先生刚刚有关刘墉的讲述,抚古追今,大生出一许浮生若梦的况味。
从高密返程后,从箧中再一次取出自藏的这件刘墉墨迹谛观赏玩,这件墨迹在我的眼中变得有了温度愈发活灵活现起来。刘墉是钦点进士出身,一定也是从当时帝王所尊崇的馆阁一路书风入手的,这是那个时代的大气候,不若此何能自保其身、善邀圣宠。
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王朝,为了建立、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自入关之初就开始推广汉化政策,否则必难脱“不汉不过百”的历史宿命。基于此,汉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书法,理所当然地进入了满清帝王的视野并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郑孝胥《海藏书法抉微》中记曰:“清代列皇皆喜翰墨,馆阁供奉,争妍笔札,以邀睿赏,有志功名之士,率皆讲求书法,以备书折对策之用。”满清帝王可能毕竟是胡人皇帝,华美的赵孟頫书风、玄淡的董其昌书风在他们的笔下竟误读为一种平板、光洁、规范、浓黑的钦定模式,全然将书法本身蓬勃的活力扼杀于一种死气沉沉的统一规范中。因之,刘墉身处的书法环境并不乐观。
置身刘墉所处的书法环境中,不难猜度到刘墉在早年,起码在外放地方宦游之前,于书法创作方面大约不可能生出什么新奇的想法。但刘墉于书法偏偏又是一个不安分守己者,他在书法史上获得的那些褒奖之词约略是发轫于其三十七岁后的漫漫岁月中。清代书学巨擘包世臣于江阴舟次曾与刘墉有过一面翰墨之缘,包世臣是书法解人,又有同刘墉当面交流的机会,所以他对刘墉书法的评价当不会生出虚妄之评。包世臣《艺舟双楫》有云:“文清少习香光,壮迁坡老,七十以后,潜心北朝碑版,虽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兴学识,超然尘外。”这是对刘墉一生翰墨生涯的概言,可许为知者真言。
“壮迁坡老”之评确是刘墉整个书法生涯的关节所在。苏东坡是吾国历代文人的代表人物,书法之于苏东坡仅仅是其波澜壮阔人生中的最末技而已,然而他于这最末技亦开一代流风,后世书家莫有不顶礼者。我想,刘墉之所以“壮迁坡老”,不唯是只服膺苏东坡的法书,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与苏东坡悲天悯人、幽默宽厚的性情相契,舍此恐难解刘墉“壮迁坡老”的真正内涵。
刘墉壮年师法苏字,主要是精神意蕴上的链接。刘墉不凡的艺术禀赋使他在向苏字讨生活的进程中,只是遗貌取神,并不像一般学苏字者斤斤于苏字的形貌。刘墉在七十五岁临东坡帖的跋语中记曰:“录东坡杂文不敢言临,实不能似,亦无意求似也。”纵览刘墉壮岁以后的诸传世书作,刘墉对苏字的撷取,多究意于苏字笔意丰厚、墨气丰厚的方面,其余他绝不自设藩篱,如翁方纲那般虽自号“苏斋”,但笔底的苏字却了无一丝生意。苏东坡书法的精神正在“意造”和“信手”,刘墉从“无意求似”处着眼着手,于苏字正得“一超直入如来地”之妙,的是有清一代的苏字解人。
刘墉以苏字为阶,进之借苏字上溯晋唐,先在颜真卿书法中借鉴了几许宽博虚婉的意趣,又在“二王”父子的墨迹中领悟了劲健灵妙的神理。优游宦海的刘墉在砚田中耕作,与他在宦海中的立场有着某些惊人的相似,此即“君子藏器”的风范,刘墉师法古贤无论所学者为何人,在其笔下映现的墨痕都是一派庄严的庙堂之气,无论笔法、结体、章法都变得安详、凝重起来,好像清庙明堂之上供奉的礼器。
一种独立书风的产生,除却书家本人的功底、才情、器识、阅历等等因素之外,对于书写工具的选择亦有相当关联。有过书法实践经验的人都知道,如以长锋羊毫去写“二王”一路的翰札书风,必会获得一个蹩脚的结果。刘墉作书对笔的要求相当高。清人笔记中曾记载“诸城刘文清公石庵,破新笔自择精毫加束缚,不付工人,挥洒有得心应手之乐”。刘墉论书诗中又有“试砚珍龙尾,拈毫爱鼠须”的句子,这些均说明了刘墉对毛笔质量的重视和对狼毫笔的独有钟爱。
乾嘉年间,也就是刘墉壮岁以后的书坛,已呈现出一些风云际会的气象,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隐幕书法史舞台一千余年的碑学书法,因为清政府文字狱及大量金石文字出土的种种因缘得以重新复兴,令清代的书法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碑学书法的兴起,直接导致了长锋羊毫遍行天下的择笔新观念,就连最喜用“天章云汉”(紫毫最硬者)的皇帝(嘉庆帝)都“命英和以外间习用者进试之。取纯羊毫、兼毫二种,命仿此制造”。(见马宗霍《书林记事》)刘墉既在书法创作之上偏师独出,在择笔上又独持偏见,逆时风而行,自觉地始终择用狼毫。只不过刘墉一生择用狼毫所主者,是以狼毫笔写出一如羊毫的效果。故而,刘墉晚年的书作虽于用墨凝重,又于用墨的涨晕来营造丰厚的笔致,但是一无骨弱肉痴的弊陋,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择用以骨劲胜的狼毫的结果。
北京冬日的昕阳冉冉升起了,当第一缕暖煦煦的阳光照在我所藏的这件刘墉行书横披时,我仿佛看到二百一十年前的某个冬日之晨,刘墉在上朝之前的空余时间,从笔架上取过一支自己加工过的狼毫精笔,在砚池中轻蘸浓墨,又在池沿反复轻掭几下,就着昨晚读过的诗集,于上好的云母宣上,随手节录了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中的第十六首、八首和第六首。毕竟是八十开外的高龄了,开篇的第十六首中的“小人计其功”处,脱了一个“功”字,古人书写脱字是常见的事儿,这并不影响这件作品的艺术价值。笔锋在刘墉的腕下洒然地运动着,字里行间悄悄隐匿着他心情的起伏变化。也许是阮籍的《咏怀》诗感动了他,引起这位八旬老人内心的某些共鸣,至中段的第八首的首句“灼灼西颓日”的那行开始,刘墉手中的毛笔翻转的动作加重了。此作的最后部分,也就是《咏怀》诗八十二首中的第六首,渐渐归于虚寂,浓重的墨色中见出空明,实在是貌丰骨劲,妙伏契机。
一生在官场搏杀较量的刘墉秉笔直写此作时,早已官拜体仁阁大学士并加太子少保衔,位极人臣的他也许厌倦了险恶官场的倾轧生活,对“竹林七贤”阮籍般的名士生活别存向往憧憬之意,这或正是产生这件佳制的心情底色。当刘墉完成这件作品后,对着书房里的镜子整了整衣冠,准备上朝侍君了。镜子的正面照出他“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日常生活,这需要敏于事,慎于行。反面则是他特有的风雅、洒脱。他的这一双重性格,在他的墨迹中是容易洞见的,马宗霍就曾说过“刘墉的字具廊庙之度,而兼山林之气”。
刘墉的书法于后世,讥评者甚少,就连不可一世的康有为也赞刘墉为“有清一代集帖学之大成者”。刘墉官仪威严,政声至佳,其法书又鱼龙化变、自成一戟,早在清季即名重一时,而泽被后世至今不绝。我的这件刘墉书作悬之寒斋素壁有年,每有客至,凡谙于书画市场行情者每每估价引我售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五万元到90年代末期的十万元,而今已有估价达二十万元者,更有至友为我支招,携此请诸名家题跋必大幅增值,售价可逾三十万。朋友们的这多热心,包括金钱的诱惑都未能令我心动过。我一直存有这样的念想,对于书画收藏,还是用“隔代收藏”的理念去进行操作才比较具备合理性。刘墉辞世迄今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了,刘墉在书法史中的地位早已盖棺定论,将其佳作藏于箧中,慢慢地等着涨价无疑是意料中的事儿,因之把这件刘墉书作放在手里无论如何都有一种踏实的感觉。古来对健在的书法家都有某某人负“时誉”的说法,“时誉”之说在当今这个时代是一件特不靠谱的事情。搜检当代书法市场高端价位的书家润格,远过刘墉者不胜凡举,这一现象使人惊诧,又使人哑然,刘墉老先生若地下有知不知会作如何观。
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评刘墉书法有“文清书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包罗万有,人莫测其高深耳”之语。当我忙碌一天回家以后总是喜欢沏一壶香茗,将这件自藏的刘墉墨迹临摹一过,援笔临仿的时间既久,隐隐间好像真的能体味出刘墉墨痕中的精华蕴蓄,如太极高手行拳时的浑然气象。我常常沉浸在刘墉这件书作的氛围里,思接千载、不能自已。有一夜,我终于梦见了他,观其作书,刘墉果真是用太极的奥义主自家书法,美极了……
(责编:唐陌楚)
昔年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的热播,使刘墉其人在现时的坊间早已家喻户晓,他在剧中与大贪官和珅那多斗智斗勇的难忘情节,至今仍像烙铁一般,深深地烙在了平民百姓的心中。我辈寻常百姓于清廉官吏最是仰止,盖清官能为民请愿为民作主。所以,现在很多人一谈起刘墉,还呼其为白面包公、刘青天等。刘墉去世后,他的牌位即入祀贤良祠,嘉庆皇帝赐谥文清。“谥号”好比对一人一生的总概括,需要皇帝的亲封。“文清”的谥号显见是贴切的,后世的人也多尊称刘墉为“刘文清公”。
先祖父喜书法,平生于刘墉书法用意最多购藏最多。据家父讲刘墉的书法在解放前,市面上很常见且价格并不昂贵,以先祖父一个旧政府刀笔小吏的薪金,时时购得两三件回来把玩是非常普通的事儿。其时因先祖父嗜刘书成癖,最多时家中竟藏有刘墉各式书迹近百件。后来历经抗日烽火、国共内战、十年“文革”,家藏的这些刘墉书迹大多散佚了,而今唯幸存一件五尺行书横披,据此作年款“庚申冬十月”知,这件作品的创作时间是公历1800年,刘墉时年八十一岁。此作通篇二百余字,洋洋洒洒、一气呵成,已然化境之作,比之刘墉众多传世的诸佳作,大抵不会逊色到哪去。因之,刘墉的这件作品向为我的珍爱之物。
刘墉的家乡山东诸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曾亲历访问过。不过史载的“山东省青州府诸城县北乡之逄哥庄村”,今已隶属潍坊所辖的高密。访问刘墉故乡之际,当地热心的朋友专门引我面谒了刘墉的六世孙刘寿农先生。刘先生是一位朴实的老人,文化不高且讷于言辞。但将话题转至其先祖刘墉时,我能明显察觉到他的兴奋点被调动了起来,原本滞讷的语言表达能力,忽然变得顺畅了,甚至令人感到有些滔滔不绝的意味。国人都有崇拜祖先的传统,一代名相之后向外人宣讲祖宗高迈清远的德行,似乎是这位老人最中意做的事情。
刘寿农先生文化固然不高,仅仅是一位蜗居乡闾的寻常老农,但他对刘墉的平生行止却是谙熟于胸。在他的娓娓道来中,我对刘墉功业的体认立马从模糊易为清晰了。
刘墉远籍安徽砀山县大刘家村,明代弘治年间始迁至山东省青州府诸城县北乡逄哥庄村,据传其时为依附逄姓人家的佣人。刘墉家族定居于此后,大略受“学而优则仕”的影响,渐渐衍变为古代社会常见的耕读人家。刘墉的曾祖父、祖父、父亲皆曾为朝廷命官,尤其是乃父刘统勋,官居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为乾隆帝目为股肱的重臣之一。刘统勋殁后,乾隆帝称其“神敏刚劲,终身不失其正”,并赐谥“文正”。应该说,刘氏家族至刘墉出生时,早已是一个诗书传世、钟鸣鼎食的贵族世家了。无怪乎连乾隆帝也赐诗赞许刘墉家族为“海岱高门第”了。
仕途上的刘墉,以“春风得意马蹄疾”概评足以当也。乾隆六年(1741年)二十二岁时中举人、乾隆十六年(1751年)三十二岁时中进士,自此正式步入仕途。三十三岁至三十七岁在京为官。三十七岁外放安徽提督学政,遂宦游各地任地方官十余年。至六十二岁由从二品的封疆大吏湖南巡抚擢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墉直到辞世,均在京为官,历任吏、工、礼、兵四部尚书,乾隆五十年(1785年)六十六岁时授协办大学士,嘉庆二年(1797年)七十八岁时拜体仁阁大学士,圣眷之隆达到人臣之极。
刘寿农先生对先祖刘墉生平官宦生涯的讲述,真是如数家珍。他在讲述的过程中特别道及了刘墉六十三岁时与素有“铁面御史”之称的钱沣联手,同当时炙手可热的权臣和珅斗智斗勇,最终将和珅死党,贪赃枉法的封疆大吏国泰及大学士于敏中之弟布政史于易简查办定罪,送上断头台的事迹。我觉得在乾隆帝龙御殡天后,和珅能够彻底垮台,这一事件应是导火索。从这一事件又能看出刘墉的确具备了一种出淤泥而不染以节气自励的高洁品性和以国家为己任的干城精神,这一切为刘墉赢得了“克绍家声”的清誉,在民间则有着较之正史更为深入的影响力,可谓口碑载道,当今影视作品中有关刘墉与和珅的诸多戏说闹剧即其一也。
那天在拜别刘寿农先生后,我同友人漫步在逄哥庄外的田间小路上,抬眼无意中望见了远方的一林丛树。它们苍郁挺拔、树叶婆娑,被一抹金色的夕阳笼罩着,看上去很美很美。金色的夕阳慢慢在树丛中消失了,回想刘寿农先生刚刚有关刘墉的讲述,抚古追今,大生出一许浮生若梦的况味。
从高密返程后,从箧中再一次取出自藏的这件刘墉墨迹谛观赏玩,这件墨迹在我的眼中变得有了温度愈发活灵活现起来。刘墉是钦点进士出身,一定也是从当时帝王所尊崇的馆阁一路书风入手的,这是那个时代的大气候,不若此何能自保其身、善邀圣宠。
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王朝,为了建立、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自入关之初就开始推广汉化政策,否则必难脱“不汉不过百”的历史宿命。基于此,汉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书法,理所当然地进入了满清帝王的视野并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郑孝胥《海藏书法抉微》中记曰:“清代列皇皆喜翰墨,馆阁供奉,争妍笔札,以邀睿赏,有志功名之士,率皆讲求书法,以备书折对策之用。”满清帝王可能毕竟是胡人皇帝,华美的赵孟頫书风、玄淡的董其昌书风在他们的笔下竟误读为一种平板、光洁、规范、浓黑的钦定模式,全然将书法本身蓬勃的活力扼杀于一种死气沉沉的统一规范中。因之,刘墉身处的书法环境并不乐观。
置身刘墉所处的书法环境中,不难猜度到刘墉在早年,起码在外放地方宦游之前,于书法创作方面大约不可能生出什么新奇的想法。但刘墉于书法偏偏又是一个不安分守己者,他在书法史上获得的那些褒奖之词约略是发轫于其三十七岁后的漫漫岁月中。清代书学巨擘包世臣于江阴舟次曾与刘墉有过一面翰墨之缘,包世臣是书法解人,又有同刘墉当面交流的机会,所以他对刘墉书法的评价当不会生出虚妄之评。包世臣《艺舟双楫》有云:“文清少习香光,壮迁坡老,七十以后,潜心北朝碑版,虽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兴学识,超然尘外。”这是对刘墉一生翰墨生涯的概言,可许为知者真言。
“壮迁坡老”之评确是刘墉整个书法生涯的关节所在。苏东坡是吾国历代文人的代表人物,书法之于苏东坡仅仅是其波澜壮阔人生中的最末技而已,然而他于这最末技亦开一代流风,后世书家莫有不顶礼者。我想,刘墉之所以“壮迁坡老”,不唯是只服膺苏东坡的法书,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与苏东坡悲天悯人、幽默宽厚的性情相契,舍此恐难解刘墉“壮迁坡老”的真正内涵。
刘墉壮年师法苏字,主要是精神意蕴上的链接。刘墉不凡的艺术禀赋使他在向苏字讨生活的进程中,只是遗貌取神,并不像一般学苏字者斤斤于苏字的形貌。刘墉在七十五岁临东坡帖的跋语中记曰:“录东坡杂文不敢言临,实不能似,亦无意求似也。”纵览刘墉壮岁以后的诸传世书作,刘墉对苏字的撷取,多究意于苏字笔意丰厚、墨气丰厚的方面,其余他绝不自设藩篱,如翁方纲那般虽自号“苏斋”,但笔底的苏字却了无一丝生意。苏东坡书法的精神正在“意造”和“信手”,刘墉从“无意求似”处着眼着手,于苏字正得“一超直入如来地”之妙,的是有清一代的苏字解人。
刘墉以苏字为阶,进之借苏字上溯晋唐,先在颜真卿书法中借鉴了几许宽博虚婉的意趣,又在“二王”父子的墨迹中领悟了劲健灵妙的神理。优游宦海的刘墉在砚田中耕作,与他在宦海中的立场有着某些惊人的相似,此即“君子藏器”的风范,刘墉师法古贤无论所学者为何人,在其笔下映现的墨痕都是一派庄严的庙堂之气,无论笔法、结体、章法都变得安详、凝重起来,好像清庙明堂之上供奉的礼器。
一种独立书风的产生,除却书家本人的功底、才情、器识、阅历等等因素之外,对于书写工具的选择亦有相当关联。有过书法实践经验的人都知道,如以长锋羊毫去写“二王”一路的翰札书风,必会获得一个蹩脚的结果。刘墉作书对笔的要求相当高。清人笔记中曾记载“诸城刘文清公石庵,破新笔自择精毫加束缚,不付工人,挥洒有得心应手之乐”。刘墉论书诗中又有“试砚珍龙尾,拈毫爱鼠须”的句子,这些均说明了刘墉对毛笔质量的重视和对狼毫笔的独有钟爱。
乾嘉年间,也就是刘墉壮岁以后的书坛,已呈现出一些风云际会的气象,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隐幕书法史舞台一千余年的碑学书法,因为清政府文字狱及大量金石文字出土的种种因缘得以重新复兴,令清代的书法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碑学书法的兴起,直接导致了长锋羊毫遍行天下的择笔新观念,就连最喜用“天章云汉”(紫毫最硬者)的皇帝(嘉庆帝)都“命英和以外间习用者进试之。取纯羊毫、兼毫二种,命仿此制造”。(见马宗霍《书林记事》)刘墉既在书法创作之上偏师独出,在择笔上又独持偏见,逆时风而行,自觉地始终择用狼毫。只不过刘墉一生择用狼毫所主者,是以狼毫笔写出一如羊毫的效果。故而,刘墉晚年的书作虽于用墨凝重,又于用墨的涨晕来营造丰厚的笔致,但是一无骨弱肉痴的弊陋,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择用以骨劲胜的狼毫的结果。
北京冬日的昕阳冉冉升起了,当第一缕暖煦煦的阳光照在我所藏的这件刘墉行书横披时,我仿佛看到二百一十年前的某个冬日之晨,刘墉在上朝之前的空余时间,从笔架上取过一支自己加工过的狼毫精笔,在砚池中轻蘸浓墨,又在池沿反复轻掭几下,就着昨晚读过的诗集,于上好的云母宣上,随手节录了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中的第十六首、八首和第六首。毕竟是八十开外的高龄了,开篇的第十六首中的“小人计其功”处,脱了一个“功”字,古人书写脱字是常见的事儿,这并不影响这件作品的艺术价值。笔锋在刘墉的腕下洒然地运动着,字里行间悄悄隐匿着他心情的起伏变化。也许是阮籍的《咏怀》诗感动了他,引起这位八旬老人内心的某些共鸣,至中段的第八首的首句“灼灼西颓日”的那行开始,刘墉手中的毛笔翻转的动作加重了。此作的最后部分,也就是《咏怀》诗八十二首中的第六首,渐渐归于虚寂,浓重的墨色中见出空明,实在是貌丰骨劲,妙伏契机。
一生在官场搏杀较量的刘墉秉笔直写此作时,早已官拜体仁阁大学士并加太子少保衔,位极人臣的他也许厌倦了险恶官场的倾轧生活,对“竹林七贤”阮籍般的名士生活别存向往憧憬之意,这或正是产生这件佳制的心情底色。当刘墉完成这件作品后,对着书房里的镜子整了整衣冠,准备上朝侍君了。镜子的正面照出他“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日常生活,这需要敏于事,慎于行。反面则是他特有的风雅、洒脱。他的这一双重性格,在他的墨迹中是容易洞见的,马宗霍就曾说过“刘墉的字具廊庙之度,而兼山林之气”。
刘墉的书法于后世,讥评者甚少,就连不可一世的康有为也赞刘墉为“有清一代集帖学之大成者”。刘墉官仪威严,政声至佳,其法书又鱼龙化变、自成一戟,早在清季即名重一时,而泽被后世至今不绝。我的这件刘墉书作悬之寒斋素壁有年,每有客至,凡谙于书画市场行情者每每估价引我售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五万元到90年代末期的十万元,而今已有估价达二十万元者,更有至友为我支招,携此请诸名家题跋必大幅增值,售价可逾三十万。朋友们的这多热心,包括金钱的诱惑都未能令我心动过。我一直存有这样的念想,对于书画收藏,还是用“隔代收藏”的理念去进行操作才比较具备合理性。刘墉辞世迄今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了,刘墉在书法史中的地位早已盖棺定论,将其佳作藏于箧中,慢慢地等着涨价无疑是意料中的事儿,因之把这件刘墉书作放在手里无论如何都有一种踏实的感觉。古来对健在的书法家都有某某人负“时誉”的说法,“时誉”之说在当今这个时代是一件特不靠谱的事情。搜检当代书法市场高端价位的书家润格,远过刘墉者不胜凡举,这一现象使人惊诧,又使人哑然,刘墉老先生若地下有知不知会作如何观。
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评刘墉书法有“文清书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包罗万有,人莫测其高深耳”之语。当我忙碌一天回家以后总是喜欢沏一壶香茗,将这件自藏的刘墉墨迹临摹一过,援笔临仿的时间既久,隐隐间好像真的能体味出刘墉墨痕中的精华蕴蓄,如太极高手行拳时的浑然气象。我常常沉浸在刘墉这件书作的氛围里,思接千载、不能自已。有一夜,我终于梦见了他,观其作书,刘墉果真是用太极的奥义主自家书法,美极了……
(责编:唐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