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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刑事诉讼法》从举证责任以及排除程序这两方面，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制度进行了优化与完善。然而，在相关立法制度与实践保障不健全的情况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启动与应用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基于此，本文站在新《刑事诉讼法》的视角，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概念与重要性入手，通过分析新《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突出点，对新《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虚化的防范对策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新《刑事诉讼法》；虚化防范
中图分类号：TU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8）15-0322-02
前言
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视人权的国家。所以，在非法证据排除方面，美国的态度最坚决，且手段最强硬，其在关于非法证据价值观的选择上，认为证据对于刑事诉讼公正性的影响，远比查明真相更重要。简单来说，即人权的保障凌驾于一切之上，而关于这种价值选择，则是源于宪法规定：公民具有不受无理搜查与扣押的权利。所以，这种价值选择也是公民规定权利实现的重要象征。由此可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启动与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一个国家的社会进步水平。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简介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念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指的是，刑事诉讼当中，司法机关及其调查人员；通过非法手段得来的证据，刑事审判过程中，不可以采纳的规则。这一概念最先出自于西方国家，至今为止已经有许多国家制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1]。其应用范围主要包括，司法单位未根据法定流程，得来的证据材料；司法单位在超越自身职权甚至滥用职权情况下，取得的证据材料；当事人或者律师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材料；司法以非法证据为线索，获得的證据材料。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性
（1）有利于全面纠正违法行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够保证证言证词的自愿性，进而提高定罪处罚的准确性，降低冤假错案的发生几率，进而更加全面且彻底的纠正违法行为。（2）能够保证司法机关执法的严肃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防止司法机关人员进行非法取证。从本质上看，非法证据排除，是对司法人员取证调查的否定与谴责，这便使公民、法人以及社会其它组织结构等能够对执法机关的执法行为进行监督，同时，其有权利拒绝司法人员的非法取证。（3）能够为诉讼参与人的自身权利提供重要保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司法人员法制观念的转变与补充。在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与否，关系着社会对价值权衡的认知程度。一方面，将非法调查得来的证据用来定案，有利于查明案件，但违反了法律的基本秩序，同时也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若将非法证据排除，则会阻碍案件侦查，违反了刑事诉讼的基本目的以及社会主导的价值观念。因此，这一规则的确立，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国家文明水平。
二、新《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突出点
（一）合理承担举证责任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本质，即对非法取证行为的彻底否定。所以，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便成为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问题。新《刑事诉讼法》的第7条中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2]。但是，受到公民素质低以及律师专业水平不高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权利滥用现象屡见不鲜，增加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启动的随意性，造成司法成本浪费。此外，新《刑事诉讼法》中还增加了这样一项规定：申请方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与线索。例如，非法取证的地点、时间、方式以及其他的旁证等。这一规定不仅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司法权威，同时也极大的节约了司法成本。
（二）提高了人权保障
关于刑事司法中，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的选择，不同的国家、不同立法时期具有不同的侧重点，需要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与基本国情进行判断，以发挥出最佳效果。例如，在社会动荡，犯罪率较高的时期内，立法便会倾向于打击犯罪。对于立法而言，保障人权是其最高的价值追求，而打击犯罪则是人权保障发展道路中的重要推动力，更是确保这一最高价值追求能够实现的重要手段。从1996年至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的实践中，非法取证的行为屡禁不止，不仅侵害了部分公民权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公正性[3]。随着社会进步，我国公民的法律素质不断提高，这种情况下，法律的实践必须以“安民”为主要目的。所以，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方面，需要循序渐进。新《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同时也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进行了规定与完善，提高了人权保障力度。
（三）排除程序之双重保险
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分为“庭前”与“庭中”这两种，“庭中”排除的主要缺点在于，刑事诉讼的审理者在接触到了非法证据之后，对案件的客观认识会发生改变，进而在主观判断上产生偏差。而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途径主要有两种，其一是主动发现非法取证行为，并将非法证据排除；其二是被动的排除，指的是对申请人的申请排除进行审查，在确认存在非法证据后，对其进行排除。新《刑事诉讼法》的主要突出点，即规定了“庭前”结合“庭中”这一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庭前”即关于非法证据的排除，需要建立起一个无污点的庭审环境，这是一种理想中的状态，而“庭中”则是作为“庭前”排除的补充而存在的。
三、关于新《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虚化的防范对策
对于新《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虚化的防范，应该从立法与实践这两方面着手，具体来说：
（一）健全立法方面的保障
首先，需要对非法证据的判定范围与排除范围进行明确。一方面，关于非法证据的排除，需要明确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规则。例如，被害人口供、证人证词等。另一方面，关于非法证据排除手段，需要将现有的威胁等内容去除，之后明确变相刑讯逼供的实际情况[4]。除此之外，在非法证据排除对策上，必须绝对排除非法证言证词，而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则需要交由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对排除规则进行自由量裁。 其次，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证明责任的分配，需要作出明确规定。第一，证明标准方面。检控方必须具有优势且不非法的证据程度，进行必要证明。第二，在证明责任方面。无论是哪一种排除规则，检控方均需要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
最后，明确非法证据的排除流程。一方面，由于刑事诉讼案件的大部分搜查工作均是在保密下进行的，故部分证据的搜集难度较大，甚至根本无法收集。另一方面，由于證据是否存在疑问这一判断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不便于把握。所以，需要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启动标准进行更加细致的规定。此外，还需要设立沉默权，保障犯罪嫌疑人拒绝回答问题的权利。
（二）完善实践方面的保障
在实践方面的保障，需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第一，采取有效措施，确保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操作性。例如，对律师讯问在场制度进行完善，或者建立健全证据展示制度等措施。
第二，根据相关规范标准，对非法证据独立调查与排除的程度进行优化与合理的调整，以免刑事审讯中，排除非法证据之后，对其他证据的可采性产生影响，或者干扰裁判者的定罪量刑与态度。
第三，在公安部门与检察机关之间，建立起高效、便捷的沟通机制，以此来对监督机制与惩戒机制的作用进行强化，以免司法部门因缺少有效监督与制约，进而出现职权滥用的现象，在根本上遏制非法证据的出现[5]。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构建专门用来调查非法取证行为的调查核实机制，来进一步强化对取证行为的监督。
结论
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在新《刑事诉讼法》中的确立，不仅彰显了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发展进步，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我国社会文明的进步，极大的遏制了欺骗、压迫、威胁等侵犯人权的非法取证行为，对我国刑事司法的改革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相关立法方面的不完善，以及实践保障的缺乏，导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际应用中出现虚化。基于此，本文在简单介绍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念与重要性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新《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突出点，提出必须从建立立法方面保障与完善实践方面保障入手，有效防止虚化现象的出现，进而减少非法取证行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
参考文献
[1] 杨宇冠，郭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考察报告——以J省检察机关为视角[J].证据科学，2014，22（01）：5-19.
[2] 左宁.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排除范围与排除结果——基于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省思[J].法学杂志，2014，35（05）：116-123.
[3] 吴宏耀.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与实效——兼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进路[J].现代法学，2014，36（04）：121-130.
[4] 熊秋红.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J].政法论坛，2015，33（03）：142-154.
[5] 杨波.由证明力到证据能力——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践困境与出路[J].政法论坛，2015，33（05）：109-122.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新《刑事诉讼法》；虚化防范
中图分类号：TU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8）15-0322-02
前言
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视人权的国家。所以，在非法证据排除方面，美国的态度最坚决，且手段最强硬，其在关于非法证据价值观的选择上，认为证据对于刑事诉讼公正性的影响，远比查明真相更重要。简单来说，即人权的保障凌驾于一切之上，而关于这种价值选择，则是源于宪法规定：公民具有不受无理搜查与扣押的权利。所以，这种价值选择也是公民规定权利实现的重要象征。由此可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启动与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一个国家的社会进步水平。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简介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念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指的是，刑事诉讼当中，司法机关及其调查人员；通过非法手段得来的证据，刑事审判过程中，不可以采纳的规则。这一概念最先出自于西方国家，至今为止已经有许多国家制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1]。其应用范围主要包括，司法单位未根据法定流程，得来的证据材料；司法单位在超越自身职权甚至滥用职权情况下，取得的证据材料；当事人或者律师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材料；司法以非法证据为线索，获得的證据材料。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性
（1）有利于全面纠正违法行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够保证证言证词的自愿性，进而提高定罪处罚的准确性，降低冤假错案的发生几率，进而更加全面且彻底的纠正违法行为。（2）能够保证司法机关执法的严肃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防止司法机关人员进行非法取证。从本质上看，非法证据排除，是对司法人员取证调查的否定与谴责，这便使公民、法人以及社会其它组织结构等能够对执法机关的执法行为进行监督，同时，其有权利拒绝司法人员的非法取证。（3）能够为诉讼参与人的自身权利提供重要保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司法人员法制观念的转变与补充。在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与否，关系着社会对价值权衡的认知程度。一方面，将非法调查得来的证据用来定案，有利于查明案件，但违反了法律的基本秩序，同时也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若将非法证据排除，则会阻碍案件侦查，违反了刑事诉讼的基本目的以及社会主导的价值观念。因此，这一规则的确立，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国家文明水平。
二、新《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突出点
（一）合理承担举证责任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本质，即对非法取证行为的彻底否定。所以，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便成为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问题。新《刑事诉讼法》的第7条中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2]。但是，受到公民素质低以及律师专业水平不高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权利滥用现象屡见不鲜，增加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启动的随意性，造成司法成本浪费。此外，新《刑事诉讼法》中还增加了这样一项规定：申请方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与线索。例如，非法取证的地点、时间、方式以及其他的旁证等。这一规定不仅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司法权威，同时也极大的节约了司法成本。
（二）提高了人权保障
关于刑事司法中，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的选择，不同的国家、不同立法时期具有不同的侧重点，需要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与基本国情进行判断，以发挥出最佳效果。例如，在社会动荡，犯罪率较高的时期内，立法便会倾向于打击犯罪。对于立法而言，保障人权是其最高的价值追求，而打击犯罪则是人权保障发展道路中的重要推动力，更是确保这一最高价值追求能够实现的重要手段。从1996年至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的实践中，非法取证的行为屡禁不止，不仅侵害了部分公民权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公正性[3]。随着社会进步，我国公民的法律素质不断提高，这种情况下，法律的实践必须以“安民”为主要目的。所以，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方面，需要循序渐进。新《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同时也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进行了规定与完善，提高了人权保障力度。
（三）排除程序之双重保险
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分为“庭前”与“庭中”这两种，“庭中”排除的主要缺点在于，刑事诉讼的审理者在接触到了非法证据之后，对案件的客观认识会发生改变，进而在主观判断上产生偏差。而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途径主要有两种，其一是主动发现非法取证行为，并将非法证据排除；其二是被动的排除，指的是对申请人的申请排除进行审查，在确认存在非法证据后，对其进行排除。新《刑事诉讼法》的主要突出点，即规定了“庭前”结合“庭中”这一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庭前”即关于非法证据的排除，需要建立起一个无污点的庭审环境，这是一种理想中的状态，而“庭中”则是作为“庭前”排除的补充而存在的。
三、关于新《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虚化的防范对策
对于新《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虚化的防范，应该从立法与实践这两方面着手，具体来说：
（一）健全立法方面的保障
首先，需要对非法证据的判定范围与排除范围进行明确。一方面，关于非法证据的排除，需要明确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规则。例如，被害人口供、证人证词等。另一方面，关于非法证据排除手段，需要将现有的威胁等内容去除，之后明确变相刑讯逼供的实际情况[4]。除此之外，在非法证据排除对策上，必须绝对排除非法证言证词，而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则需要交由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对排除规则进行自由量裁。 其次，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证明责任的分配，需要作出明确规定。第一，证明标准方面。检控方必须具有优势且不非法的证据程度，进行必要证明。第二，在证明责任方面。无论是哪一种排除规则，检控方均需要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
最后，明确非法证据的排除流程。一方面，由于刑事诉讼案件的大部分搜查工作均是在保密下进行的，故部分证据的搜集难度较大，甚至根本无法收集。另一方面，由于證据是否存在疑问这一判断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不便于把握。所以，需要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启动标准进行更加细致的规定。此外，还需要设立沉默权，保障犯罪嫌疑人拒绝回答问题的权利。
（二）完善实践方面的保障
在实践方面的保障，需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第一，采取有效措施，确保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操作性。例如，对律师讯问在场制度进行完善，或者建立健全证据展示制度等措施。
第二，根据相关规范标准，对非法证据独立调查与排除的程度进行优化与合理的调整，以免刑事审讯中，排除非法证据之后，对其他证据的可采性产生影响，或者干扰裁判者的定罪量刑与态度。
第三，在公安部门与检察机关之间，建立起高效、便捷的沟通机制，以此来对监督机制与惩戒机制的作用进行强化，以免司法部门因缺少有效监督与制约，进而出现职权滥用的现象，在根本上遏制非法证据的出现[5]。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构建专门用来调查非法取证行为的调查核实机制，来进一步强化对取证行为的监督。
结论
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在新《刑事诉讼法》中的确立，不仅彰显了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发展进步，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我国社会文明的进步，极大的遏制了欺骗、压迫、威胁等侵犯人权的非法取证行为，对我国刑事司法的改革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相关立法方面的不完善，以及实践保障的缺乏，导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际应用中出现虚化。基于此，本文在简单介绍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念与重要性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新《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突出点，提出必须从建立立法方面保障与完善实践方面保障入手，有效防止虚化现象的出现，进而减少非法取证行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
参考文献
[1] 杨宇冠，郭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考察报告——以J省检察机关为视角[J].证据科学，2014，22（01）：5-19.
[2] 左宁.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排除范围与排除结果——基于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省思[J].法学杂志，2014，35（05）：116-123.
[3] 吴宏耀.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与实效——兼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进路[J].现代法学，2014，36（04）：121-130.
[4] 熊秋红.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J].政法论坛，2015，33（03）：142-154.
[5] 杨波.由证明力到证据能力——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践困境与出路[J].政法论坛，2015，33（05）：109-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