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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6月24日，著名作家茅盾在重庆度过了他的50寿辰。虽然他自己后来说：“其实六月二十四日并非我的真正生日，一九四五年也不是我的五十周岁。不过我对这些生活细节一向不放在心上，也就任朋友办起来了，办得十分热闹。”这里说的“朋友”，主要是指在重庆的各界进步人士，核心，是在此地的共产党各级领导人。
茅盾自己曾说，从他记事时起，他家就有一条约定俗成的规矩，那就是全家人概不做寿也不过生日。时间一久，他不仅没有过生日的概念，连具体的何月何日出生也没有搞清楚，“只记得是在尚未入伏的某月二十四日。”在此之前的1944年4月，重庆文艺界为老舍举行了创作活动20周年茶话会。会后一些人便倡议也为茅盾搞一个庆祝会，共产党人叶以群就追着问茅盾的年龄和生日。一方面是确实不怎么清楚，另方面是不愿意说仔细，“我就没答上来”“我推托了”。
1945年，叶以群打听到当年茅盾已五十岁，便正式向茅盾提出，说朋友们希望在生日那天为他贺寿，希望他提供生日的准确时间。当时茅盾还是谢绝了叶以群的询问。他觉着一来自己从未过过生日，二则认为大家都忙，没必要为此惊动大家。可后来看，叶以群的询问并不代表他个人。过了几天，共产党干部徐冰及后来因“文革”而有名的廖沫沙，一同来到茅盾在重庆的住所唐家沱。主要意思，就是谈为其祝寿的事。徐冰还明确地说，这是（周）恩来同志的意见，沈先生（杨按：茅盾本姓“沈”）从事革命文艺工作整整25年，又适逢50寿辰，这是双喜临门，应该庆贺一番。大约怕茅盾再次拒绝，两人还说出了一番理由：即祝寿一事已有先例，1941年曾为郭沫若，1943年为沈钧儒都祝过寿，故此希望茅盾不要推辞。据晚年茅盾回忆，他们还有一番深层次的理由：沈先生不要以为这只是先生个人的事，这是进步文艺界的一件大事，是文艺界朋友荟萃一堂向国民党的一次示威，对于当前的民主运动也是一个推动。这个大道理，使得茅盾很难再推托。“我明白徐冰的意思。共产党是不主张为个人祝寿的，但此时此刻的祝寿是为了通过这一活动扩大民主力量的影响，宣扬正气，打击反民主的势力。”于是茅盾同意了祝寿的建议，并选择了6月24日为生日（1949年后，研究者发现此生日有矛盾，茅盾再次向长者打听，才终于弄清自己生日是1896年7月4日）。
6月6日这一天，共产党主办的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一条消息称：“本年六月是名作家茅盾先生的五十初度，文艺界由郭沫若、叶圣陶、老舍发起，正积极筹备庆祝他的五十诞辰和创作二十五年纪念。”6月20日，筹备会发布了一则通启：“今年沈雁冰先生五十岁了……二十七八年以来，他倡导新文艺，始终没有懈怠过，而且越来越精健，对于他的劳绩，我们永远忘不了。他有所为，有所不为；他经历了好些艰难困苦，只因中有所主，常能适然自得；对于他的操守，我们永远忘不了。”这段话，主要还不仅在论其文学成就，主要还着重其精神，人格操守一面。这是当时人们评价人的重要标准。
为回应友人的祝贺，茅盾写了一篇《回顾》文章，总结自己25年的创作：“人在希望中长大。假如五十而不死，还是要带着希望走完那所剩不多的生命旅程。站在五十的计数点上，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会吃惊，也会懊恼，自然更多惭愧。路不平坦，我们这一辈人本来谁也不曾走过平坦的路，不过，摸索而碰壁，跌倒了又爬起，迂回而再进，这却各人有各人不同的经验；我也有我的，可只是平凡的一种。平凡的经验只能产生平凡的故事，我所懊恼而亦感惭愧的，乃是不曾写出中国的最平凡而其实是最伟大的老百姓。”当然，茅盾还有信心：“那么，如何由此更进，使我之认识，自平面而进于立体，这是紧要的一关。能不能胜利地过这一关呢？不敢说一定能够，但也不甘愿说一定无望。事在人为。……所以我自觉得，严肃的工作此时正当开始呢，要认真用功起来。”
这篇文章，发表在当年6月24日《新华日报》上。茅盾的态度是谦逊的，也是积极的。人到一定年岁，尤其国人，总是愈加感到不足，这是进步的表示。这进步不仅指向某方面靠拢，应该是境界的开阔，是人生的升华。
当天，茅盾与夫人从居住的唐家沱赶到城里。一路不顺，到达时已近下午3时。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庆贺会场，到达的客人居然有五六百人之多。重庆的文艺界同仁几乎全到了。共产党方面代表是王若飞，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各界知名人士沈钧儒、柳亚子、马寅初、章伯钧、邓初民等；国民党高官张道藩，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费德林，美国新闻处的窦爱士以及十多位盟邦友人。刚从新疆死里逃生的赵丹、王为一、朱金明等也赶来参加。
当天的庆祝活动非常热闹。活动的主持者，是年高德劭的沈钧儒。他首先致辞。接下来，柳亚子、邵力子、王若飞、费德林、窦爱士、马寅初、张道藩、刘清扬、白薇纷纷发言。冯雪峰代表文艺界发言，傅彬然代表出版界发言。这些讲话，一例地褒奖茅盾多年来在文艺战线的功绩。女作家白薇代表以妇女的身份，向茅盾夫人孔德沚鞠躬致意，赞扬她是得力的“内务部部长”。国民党高官张道藩讲话也颇有风趣。他说昨天他9岁半的女儿问他：茅盾是不是充满了矛盾？张道藩回答：不，茅盾一点儿也不矛盾。因为故事别致，茅盾到晚年都还记得。
大家讲话之后，郭沫若夫人于立群朗诵了中华全国文协的祝词：“严肃的态度，细密的文字，无尽的篇帙，不屈的操守，您的这些工作特点与处世精神，使您成为我们的爁墖，我们的表率，我们的模范。敬祝您的健康与努力。”（“爁墖”即灯塔意）白杨等人朗读了贺电贺诗；赵丹、金山、张瑞芳合着朗诵了茅盾著名长篇小说《子夜》中资本家吴荪甫和赵伯韬在酒吧间谈判的一节。他们绘声绘色的对白，赢得了满堂喝彩。看来，朋友们是做了很多前期准备的。
庆祝茶会上，一位正大纺织染厂的老板陈钧先生，还委托沈钧儒和沙千里律师，将一张十万元的支票赠送给茅盾，指定作为茅盾文艺奖金。这笔钱，茅盾交给了文协，希望用来奖励青年作家。由此生发，引起了各方捐赠，这笔奖金增加到30万元。文协为此成立了老舍、靳以、杨晦、冯雪峰、冯乃超、邵荃麟、叶以群等组成的茅盾文艺奖金评选委员会。他们发出征文启事，一共征集得青年作者作品105篇。后由评选委员会选出甲等3名，乙等2名，丙等3名。对战时的文学，起到了相当的激励作用。 这天的茶话会结束时，寿主茅盾起来致辞。知识分子的个人认知，总是低调谦虚的。他说：我做了几十年的文艺工作，回过头来看看，贡献太小……现在大家给我光荣，为我做寿我十分惭愧。对于张道藩的发言，茅盾回应：张道藩先生说我没有矛盾，事实上不可能，中国知识分子的脊背上不可免的都有历史的负担。譬如今天，我就有了新的矛盾。我自幼体弱，家里向来以为我不会长命，父亲只活了三十多岁，我已经超过许多了。茅盾还引述英国大作家萧伯纳的话：四十岁以前如果写不出什么伟大作品来的作家，将来也无多大希望。“我是相信他这话的。……然而今天朋友们的鼓励和鞭策，使我产生了战胜体弱多病再活二十年的勇气，再写几部作品。”看来，这次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茅盾及所有参与人的信念，增强了人们战胜眼前战争困难的决心。茅盾最后的发言，是自己的表态，也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愿望：我自己也是从血泊中走过来的，而现在，新一代的青年又担负了比我们这一代更重的担子，他们经历着许多不是他们那样年龄所需经历的事……抗战的胜利已在望了，然而一个民主的中国还有待我们去争取，道路还很艰险。我准备再活二十年，为神圣的解放事业作一点贡献。茅盾几乎呐喊着说：我一定要看见民主的中国的实现，否则我就是死也不会瞑目的！
这次祝寿茶话会，共产党人是十分重视的。他们不仅事先做了大量工作，整个过程积极参与，还在《新华日报》大篇幅报道情况。还在贺寿当天，发表社论《中国文艺工作者的路程》表达祝贺。共产党领导人王若飞，也写了《中国文艺界的光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祝茅盾先生五十寿日》的文章，代表共产党人，对茅盾数十年的文艺工作给予评价：“中国文化界的一位巨人，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中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文坛上努力了将近二十五年的开拓者和领导者的茅盾先生……从他在新文艺所开拓的道路，从他在新文艺旗帜下所指示的方向，都充分表现茅盾先生的一切努力是为了我们民族的解放与人民大众的解放。”王若飞认为：“茅盾先生的创作事业，一直是联系着和反映着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的……茅盾先生为中国的新文艺探索出一条现实主义的道路……这道路是茅盾先生的创作道路，是他一直到今天还坚持着而且实践着的道路。”由此，我们“从茅盾先生的创作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的大变动，也可以看到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的起落消长”。最后王若飞认为：“在中国文坛上二十几年的辛勤劳作……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为人们所不能忘，就是他‘有所为，有所不为，他经历了好些艰难困苦，只因中有所主，常能适然自得’”。这些对茅盾的评价，是恰切到位的。从大情势看，也符合人们在战时的精神需求。是可以激励人们，为国为民奋进前行的。
不仅重庆，成都文艺界百余人，也举行了庆祝活动。一贯平和的叶圣陶，因为与茅盾交往甚深，竟激动地站在凳子上大声呐喊；遥远的昆明，文艺界也举行了庆贺。不过他们记错了时间，他们是在6月25日召开庆祝会的。活动之外，更大量的，是来自各界朋友的贺礼。譬如冯玉祥将军所赠卷轴上，一只大寿桃而外，还有诗作：
黑桃、白桃和红桃，各桃皆可做寿桃，
文化战士当大衍，祝君寿过期颐高。
（杨按：《周易》有“大衍之数五十”之说）此诗有冯玉祥一贯的风格，略带诙谐，简朴明了。老舍先生赠对联：
鸡鸣茅屋听风雨；
戈盾文章起斗争。
其他贺函、贺电、贺词极多。这其中，却有一份看去十分别异，题目有些扎眼的“哀辞”。它来自一位诗人——《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光未然。
此时的光未然，正在抗战的另一后方城市昆明。6月25日，昆明的文艺界也和重庆、成都一样，举办了庆贺茅盾生日的活动。第二天，参与活动的光未然，给重庆的茅盾写信，描述了那边活动的场景：“昨晚是一个很愉快的聚会，在新近开张的文艺沙龙里举行。到会的朱自清、闻氏弟兄（一多、家驷）、田寿昌、李广田及云彬、思慕、公朴、何林、白澄、吕剑、北屏诸友都说了很多话。朱佩弦（杨按：朱自清）先生甚至提到他走向写作最初是由于您的鼓励……”光未然还说到他在聚会上说了两件事，很引起大家的兴趣：一，茅盾的长篇小说《腐蚀》，当时传播不多，可南洋一带读者却因为地利，先睹为快。光未然就介绍了这部作品的内容和情节以及该书在南洋读者中的反响。（当时很多地方举行了讨论会，讨论书中的女主人公的出路问题）再是，“皖南事变”后，光未然去了缅甸。在这里，他和友人们听到一个“不幸消息”：茅盾与邹韬奋先生一同殉难了。（这当然全是误传）这“不幸消息”却震撼了这里的青年，大家悲痛地为两位受人敬重的人物举行了追悼会。激愤的光未然还写了一首悼念茅盾的诗作《我的哀辞》，在悼念会上朗诵。信写到这里，光未然庆幸地说：“而沈先生，您居然违背了某些人的心愿，没有死，而且继续写了更好的东西，而且让我们替您祝寿，而且您还会更扎实，更坚强地活下去和写下去。我们最晚吃了您的寿面，吃得很有味。”但是，光未然觉着有些可惜：“我那首哀辞，它将永没有发表的机会了，但我也不愿我的真挚的悲愤的语言，从此沦灭于人间，趁着祝寿的机会，我把它抄给您，您该不以为我是太恶作剧了吗？”
这样饱含着浓郁深情的“哀辞”，茅盾有幸生前读到。一个达观且深通人世的文化人，他怎能不为其中的情绪感动，怎能感到“恶作剧”？这份“哀辞”，茅盾长久保存。在晚年写作回忆录时，他将其抄录出来。因为“让这首哀辞泯灭于世太可惜了……”：
“我以我暴怒的言语/告诉你——/法西斯/我永远把对你的深仇大恨/记在心底/你又一次/摧折了/我们苦难人民的/一面大旗
我以我钢铁的言语/诅咒你——/法西斯/即刻在我们全中国青年/悲哀的誓师里/死灭吧
你竟敢/杀害了/茅盾先生——/我的导师/我的同志
我的眼泪将化为火花/播散在/漆黑的/夜的太平洋上/让它变成千千万万/照明的火炬/为了追寻他/高贵的灵魂——/茅盾先生——/我的导师/我的同志
我的眼泪将化为毒箭/我的无尽的哀思/将化为弓弦/我将时时刻刻/让弓在手/箭在弦上/对准你——法西斯/我的死敌/我以我诗人的权力/命令你——法西斯/必须以你所劫夺的/全中国的自由和/全亚洲的自由/必须以你的一切/连同你卑贱的头颅/用来赔偿/我们的——茅盾先生——我的导师/我的同志/我以我先知者的预言/告诉你——/法西斯/且慢得意
瞧着吧/我们来了/带着悲愤的眼泪/带着无尽的哀思/带着用哀思和眼泪做成的/无敌的武器/为了讨还/东方人民的血债/为了纪念/茅盾先生——/我的导师/我的同志”
这首哀辞，情真意切，表现了对一位著名文化人的“不幸”的激烈愤慨。在战时，文化精神的作用，有时比有形武器还来得紧要。因为此凸显了人们还葆有魂魄，抱定胜利向往，这也使得这首悼念生人的“哀辞”显得无比珍贵。对此价值，茅盾当然清楚，他后来在写回忆录时曾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开追悼会和祝寿有共通之处，它们都凝聚着炽烈的友情，而这些友情在平时却往往被忽略。不过，在追悼会上倾诉的友情，被追悼者是再也听不到了，这也是‘不可补救的损失’。我却有幸在祝寿会上聆听朋友们真挚热情的教诲的同时，又读到了朋友们以同样的真挚和热情谱写的追悼我的亡灵的诗篇。”
一个人，能够在生前读到“悼念”自己的真挚文字，应该是难得幸运的。
（选自《文史天地》）
茅盾自己曾说，从他记事时起，他家就有一条约定俗成的规矩，那就是全家人概不做寿也不过生日。时间一久，他不仅没有过生日的概念，连具体的何月何日出生也没有搞清楚，“只记得是在尚未入伏的某月二十四日。”在此之前的1944年4月，重庆文艺界为老舍举行了创作活动20周年茶话会。会后一些人便倡议也为茅盾搞一个庆祝会，共产党人叶以群就追着问茅盾的年龄和生日。一方面是确实不怎么清楚，另方面是不愿意说仔细，“我就没答上来”“我推托了”。
1945年，叶以群打听到当年茅盾已五十岁，便正式向茅盾提出，说朋友们希望在生日那天为他贺寿，希望他提供生日的准确时间。当时茅盾还是谢绝了叶以群的询问。他觉着一来自己从未过过生日，二则认为大家都忙，没必要为此惊动大家。可后来看，叶以群的询问并不代表他个人。过了几天，共产党干部徐冰及后来因“文革”而有名的廖沫沙，一同来到茅盾在重庆的住所唐家沱。主要意思，就是谈为其祝寿的事。徐冰还明确地说，这是（周）恩来同志的意见，沈先生（杨按：茅盾本姓“沈”）从事革命文艺工作整整25年，又适逢50寿辰，这是双喜临门，应该庆贺一番。大约怕茅盾再次拒绝，两人还说出了一番理由：即祝寿一事已有先例，1941年曾为郭沫若，1943年为沈钧儒都祝过寿，故此希望茅盾不要推辞。据晚年茅盾回忆，他们还有一番深层次的理由：沈先生不要以为这只是先生个人的事，这是进步文艺界的一件大事，是文艺界朋友荟萃一堂向国民党的一次示威，对于当前的民主运动也是一个推动。这个大道理，使得茅盾很难再推托。“我明白徐冰的意思。共产党是不主张为个人祝寿的，但此时此刻的祝寿是为了通过这一活动扩大民主力量的影响，宣扬正气，打击反民主的势力。”于是茅盾同意了祝寿的建议，并选择了6月24日为生日（1949年后，研究者发现此生日有矛盾，茅盾再次向长者打听，才终于弄清自己生日是1896年7月4日）。
6月6日这一天，共产党主办的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一条消息称：“本年六月是名作家茅盾先生的五十初度，文艺界由郭沫若、叶圣陶、老舍发起，正积极筹备庆祝他的五十诞辰和创作二十五年纪念。”6月20日，筹备会发布了一则通启：“今年沈雁冰先生五十岁了……二十七八年以来，他倡导新文艺，始终没有懈怠过，而且越来越精健，对于他的劳绩，我们永远忘不了。他有所为，有所不为；他经历了好些艰难困苦，只因中有所主，常能适然自得；对于他的操守，我们永远忘不了。”这段话，主要还不仅在论其文学成就，主要还着重其精神，人格操守一面。这是当时人们评价人的重要标准。
为回应友人的祝贺，茅盾写了一篇《回顾》文章，总结自己25年的创作：“人在希望中长大。假如五十而不死，还是要带着希望走完那所剩不多的生命旅程。站在五十的计数点上，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会吃惊，也会懊恼，自然更多惭愧。路不平坦，我们这一辈人本来谁也不曾走过平坦的路，不过，摸索而碰壁，跌倒了又爬起，迂回而再进，这却各人有各人不同的经验；我也有我的，可只是平凡的一种。平凡的经验只能产生平凡的故事，我所懊恼而亦感惭愧的，乃是不曾写出中国的最平凡而其实是最伟大的老百姓。”当然，茅盾还有信心：“那么，如何由此更进，使我之认识，自平面而进于立体，这是紧要的一关。能不能胜利地过这一关呢？不敢说一定能够，但也不甘愿说一定无望。事在人为。……所以我自觉得，严肃的工作此时正当开始呢，要认真用功起来。”
这篇文章，发表在当年6月24日《新华日报》上。茅盾的态度是谦逊的，也是积极的。人到一定年岁，尤其国人，总是愈加感到不足，这是进步的表示。这进步不仅指向某方面靠拢，应该是境界的开阔，是人生的升华。
当天，茅盾与夫人从居住的唐家沱赶到城里。一路不顺，到达时已近下午3时。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庆贺会场，到达的客人居然有五六百人之多。重庆的文艺界同仁几乎全到了。共产党方面代表是王若飞，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各界知名人士沈钧儒、柳亚子、马寅初、章伯钧、邓初民等；国民党高官张道藩，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费德林，美国新闻处的窦爱士以及十多位盟邦友人。刚从新疆死里逃生的赵丹、王为一、朱金明等也赶来参加。
当天的庆祝活动非常热闹。活动的主持者，是年高德劭的沈钧儒。他首先致辞。接下来，柳亚子、邵力子、王若飞、费德林、窦爱士、马寅初、张道藩、刘清扬、白薇纷纷发言。冯雪峰代表文艺界发言，傅彬然代表出版界发言。这些讲话，一例地褒奖茅盾多年来在文艺战线的功绩。女作家白薇代表以妇女的身份，向茅盾夫人孔德沚鞠躬致意，赞扬她是得力的“内务部部长”。国民党高官张道藩讲话也颇有风趣。他说昨天他9岁半的女儿问他：茅盾是不是充满了矛盾？张道藩回答：不，茅盾一点儿也不矛盾。因为故事别致，茅盾到晚年都还记得。
大家讲话之后，郭沫若夫人于立群朗诵了中华全国文协的祝词：“严肃的态度，细密的文字，无尽的篇帙，不屈的操守，您的这些工作特点与处世精神，使您成为我们的爁墖，我们的表率，我们的模范。敬祝您的健康与努力。”（“爁墖”即灯塔意）白杨等人朗读了贺电贺诗；赵丹、金山、张瑞芳合着朗诵了茅盾著名长篇小说《子夜》中资本家吴荪甫和赵伯韬在酒吧间谈判的一节。他们绘声绘色的对白，赢得了满堂喝彩。看来，朋友们是做了很多前期准备的。
庆祝茶会上，一位正大纺织染厂的老板陈钧先生，还委托沈钧儒和沙千里律师，将一张十万元的支票赠送给茅盾，指定作为茅盾文艺奖金。这笔钱，茅盾交给了文协，希望用来奖励青年作家。由此生发，引起了各方捐赠，这笔奖金增加到30万元。文协为此成立了老舍、靳以、杨晦、冯雪峰、冯乃超、邵荃麟、叶以群等组成的茅盾文艺奖金评选委员会。他们发出征文启事，一共征集得青年作者作品105篇。后由评选委员会选出甲等3名，乙等2名，丙等3名。对战时的文学，起到了相当的激励作用。 这天的茶话会结束时，寿主茅盾起来致辞。知识分子的个人认知，总是低调谦虚的。他说：我做了几十年的文艺工作，回过头来看看，贡献太小……现在大家给我光荣，为我做寿我十分惭愧。对于张道藩的发言，茅盾回应：张道藩先生说我没有矛盾，事实上不可能，中国知识分子的脊背上不可免的都有历史的负担。譬如今天，我就有了新的矛盾。我自幼体弱，家里向来以为我不会长命，父亲只活了三十多岁，我已经超过许多了。茅盾还引述英国大作家萧伯纳的话：四十岁以前如果写不出什么伟大作品来的作家，将来也无多大希望。“我是相信他这话的。……然而今天朋友们的鼓励和鞭策，使我产生了战胜体弱多病再活二十年的勇气，再写几部作品。”看来，这次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茅盾及所有参与人的信念，增强了人们战胜眼前战争困难的决心。茅盾最后的发言，是自己的表态，也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愿望：我自己也是从血泊中走过来的，而现在，新一代的青年又担负了比我们这一代更重的担子，他们经历着许多不是他们那样年龄所需经历的事……抗战的胜利已在望了，然而一个民主的中国还有待我们去争取，道路还很艰险。我准备再活二十年，为神圣的解放事业作一点贡献。茅盾几乎呐喊着说：我一定要看见民主的中国的实现，否则我就是死也不会瞑目的！
这次祝寿茶话会，共产党人是十分重视的。他们不仅事先做了大量工作，整个过程积极参与，还在《新华日报》大篇幅报道情况。还在贺寿当天，发表社论《中国文艺工作者的路程》表达祝贺。共产党领导人王若飞，也写了《中国文艺界的光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祝茅盾先生五十寿日》的文章，代表共产党人，对茅盾数十年的文艺工作给予评价：“中国文化界的一位巨人，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中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文坛上努力了将近二十五年的开拓者和领导者的茅盾先生……从他在新文艺所开拓的道路，从他在新文艺旗帜下所指示的方向，都充分表现茅盾先生的一切努力是为了我们民族的解放与人民大众的解放。”王若飞认为：“茅盾先生的创作事业，一直是联系着和反映着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的……茅盾先生为中国的新文艺探索出一条现实主义的道路……这道路是茅盾先生的创作道路，是他一直到今天还坚持着而且实践着的道路。”由此，我们“从茅盾先生的创作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的大变动，也可以看到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的起落消长”。最后王若飞认为：“在中国文坛上二十几年的辛勤劳作……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为人们所不能忘，就是他‘有所为，有所不为，他经历了好些艰难困苦，只因中有所主，常能适然自得’”。这些对茅盾的评价，是恰切到位的。从大情势看，也符合人们在战时的精神需求。是可以激励人们，为国为民奋进前行的。
不仅重庆，成都文艺界百余人，也举行了庆祝活动。一贯平和的叶圣陶，因为与茅盾交往甚深，竟激动地站在凳子上大声呐喊；遥远的昆明，文艺界也举行了庆贺。不过他们记错了时间，他们是在6月25日召开庆祝会的。活动之外，更大量的，是来自各界朋友的贺礼。譬如冯玉祥将军所赠卷轴上，一只大寿桃而外，还有诗作：
黑桃、白桃和红桃，各桃皆可做寿桃，
文化战士当大衍，祝君寿过期颐高。
（杨按：《周易》有“大衍之数五十”之说）此诗有冯玉祥一贯的风格，略带诙谐，简朴明了。老舍先生赠对联：
鸡鸣茅屋听风雨；
戈盾文章起斗争。
其他贺函、贺电、贺词极多。这其中，却有一份看去十分别异，题目有些扎眼的“哀辞”。它来自一位诗人——《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光未然。
此时的光未然，正在抗战的另一后方城市昆明。6月25日，昆明的文艺界也和重庆、成都一样，举办了庆贺茅盾生日的活动。第二天，参与活动的光未然，给重庆的茅盾写信，描述了那边活动的场景：“昨晚是一个很愉快的聚会，在新近开张的文艺沙龙里举行。到会的朱自清、闻氏弟兄（一多、家驷）、田寿昌、李广田及云彬、思慕、公朴、何林、白澄、吕剑、北屏诸友都说了很多话。朱佩弦（杨按：朱自清）先生甚至提到他走向写作最初是由于您的鼓励……”光未然还说到他在聚会上说了两件事，很引起大家的兴趣：一，茅盾的长篇小说《腐蚀》，当时传播不多，可南洋一带读者却因为地利，先睹为快。光未然就介绍了这部作品的内容和情节以及该书在南洋读者中的反响。（当时很多地方举行了讨论会，讨论书中的女主人公的出路问题）再是，“皖南事变”后，光未然去了缅甸。在这里，他和友人们听到一个“不幸消息”：茅盾与邹韬奋先生一同殉难了。（这当然全是误传）这“不幸消息”却震撼了这里的青年，大家悲痛地为两位受人敬重的人物举行了追悼会。激愤的光未然还写了一首悼念茅盾的诗作《我的哀辞》，在悼念会上朗诵。信写到这里，光未然庆幸地说：“而沈先生，您居然违背了某些人的心愿，没有死，而且继续写了更好的东西，而且让我们替您祝寿，而且您还会更扎实，更坚强地活下去和写下去。我们最晚吃了您的寿面，吃得很有味。”但是，光未然觉着有些可惜：“我那首哀辞，它将永没有发表的机会了，但我也不愿我的真挚的悲愤的语言，从此沦灭于人间，趁着祝寿的机会，我把它抄给您，您该不以为我是太恶作剧了吗？”
这样饱含着浓郁深情的“哀辞”，茅盾有幸生前读到。一个达观且深通人世的文化人，他怎能不为其中的情绪感动，怎能感到“恶作剧”？这份“哀辞”，茅盾长久保存。在晚年写作回忆录时，他将其抄录出来。因为“让这首哀辞泯灭于世太可惜了……”：
“我以我暴怒的言语/告诉你——/法西斯/我永远把对你的深仇大恨/记在心底/你又一次/摧折了/我们苦难人民的/一面大旗
我以我钢铁的言语/诅咒你——/法西斯/即刻在我们全中国青年/悲哀的誓师里/死灭吧
你竟敢/杀害了/茅盾先生——/我的导师/我的同志
我的眼泪将化为火花/播散在/漆黑的/夜的太平洋上/让它变成千千万万/照明的火炬/为了追寻他/高贵的灵魂——/茅盾先生——/我的导师/我的同志
我的眼泪将化为毒箭/我的无尽的哀思/将化为弓弦/我将时时刻刻/让弓在手/箭在弦上/对准你——法西斯/我的死敌/我以我诗人的权力/命令你——法西斯/必须以你所劫夺的/全中国的自由和/全亚洲的自由/必须以你的一切/连同你卑贱的头颅/用来赔偿/我们的——茅盾先生——我的导师/我的同志/我以我先知者的预言/告诉你——/法西斯/且慢得意
瞧着吧/我们来了/带着悲愤的眼泪/带着无尽的哀思/带着用哀思和眼泪做成的/无敌的武器/为了讨还/东方人民的血债/为了纪念/茅盾先生——/我的导师/我的同志”
这首哀辞，情真意切，表现了对一位著名文化人的“不幸”的激烈愤慨。在战时，文化精神的作用，有时比有形武器还来得紧要。因为此凸显了人们还葆有魂魄，抱定胜利向往，这也使得这首悼念生人的“哀辞”显得无比珍贵。对此价值，茅盾当然清楚，他后来在写回忆录时曾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开追悼会和祝寿有共通之处，它们都凝聚着炽烈的友情，而这些友情在平时却往往被忽略。不过，在追悼会上倾诉的友情，被追悼者是再也听不到了，这也是‘不可补救的损失’。我却有幸在祝寿会上聆听朋友们真挚热情的教诲的同时，又读到了朋友们以同样的真挚和热情谱写的追悼我的亡灵的诗篇。”
一个人，能够在生前读到“悼念”自己的真挚文字，应该是难得幸运的。
（选自《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