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6月13日晚，我在台北市公立音乐厅聆听了许常惠教授主持并作乐曲解说，由公立实验合唱团演唱，戴金泉教授指挥的合唱音乐会《中国合唱音乐史话——台湾篇》。这是一个学术性质的音乐会，从节目单的曲目中可对台湾地区合唱音乐的发展线索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节目单上有一个主持人的讲话提纲和演出曲目，讲话提纲如下：一、启蒙时期：1.教堂音乐在台湾；2.留日音乐家的播种。二、承先启后：1.大陆来台音乐家的贡献；2.传统与创新；3.民谣的新生；4.新乐语的尝试。共演出25首合唱歌曲，都是台湾地区中卓有成就的作曲家们的创作，例如：最后两首合唱曲：24.许常惠的《葬花吟》；25.马水龙的《窦娥冤》（中段）。
　　总结经验，会使我们对历史看得更清楚，使人们更聪明。
　　我们的合唱音乐创作也有一个好的开头，早在1928年前赵元任已为徐志摩的诗《海韵》谱了一首非常好的足可称为经典式的合唱曲。名诗名曲、诗人以女郎与海潮的对话、女郎的遭遇而象征性地表现少女为社会所葬送的故事，这在当时是一种新的思潮。作曲家应用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在五个诗节中运用混声合唱中的各种组合来处理问答体诗节中的种种情绪的变化：从留恋、徘徊、高呤低哦、身姿婆娑到一个慌张的少女在海沫里蹉跎至海滩上再不见女郎，音乐描写是生动深刻的。在音调方面，作曲家从京韵中提炼出一些朴实、使人动情的腔调，一种美化了的语言，使人在问答的旋律美中感到亲切。在很长的时间中我们已习惯于在高歌猛进的众声呼喊般的合唱声中生活，对于柔和亲切发自内心的抒情合唱感到久违，无论在交响乐或合唱音乐中都缺乏慢板如歌动人心弦的声音。因此，我特别想念似仙乐飘飘的黄自作曲的女声合唱《山在虚无飘渺间》，贺绿汀的那首能呼吸到泥土芳香的无伴奏合唱《垦春泥》和民歌改编曲中的精品、瞿希贤的《牧歌》。我呼唤具有崇高感的、人情味浓的抒情合唱不断产生。
　　中国人民经历了那样多的苦难，在合唱音乐中心必然要留下不能忘怀的记忆：抗日战争初期所产生的黄自的《旗正飘飘》、夏之秋的《八百壮士》、吴伯超的《中国人》、贺绿汀的《游击队歌》是四首里程碑式的合唱歌曲，它们可供群众合唱团演唱、气势蓬勃、琅琅上口；和声严谨、声部处理恰到好处，可供作曲学生作为学习写作的范例。作为至今仍不能超越的中国合唱音乐高峰，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是一部文化珍品，是一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革命历史教科书。为什么直至今天，虽然在客观上与昔日已不可相比较，但我们对它也只能仰望？这些经验太需要思考也太深刻了！星海的《满洲囚徒进行曲》，虽然不为学者们所关注，但却是我的喜爱。
　　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使战歌和颂歌为配合斗争形势而迅速发展，产生了《淮海战役组歌》等佳作。除了一些带副歌的二部合唱外，合唱艺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马思聪在这时期写了两部大合唱：《祖国大合唱》和《春天大合唱》，正如词家金帆所说的，它们在“政治上是写迎接全国解放的……（但）不能明写，而用春天（或祖国）来象征。”这两部大合唱是受到好评的，《美丽的祖国》的旋律已在较广的地区中为群众所传唱，论艺术加工《春天大合唱》似更精巧一些。作曲家更擅长于写作器乐音乐、词的声韵、语调、表情不太声乐化。当然，这些方面常常是见仁见智的。对《黄河大合唱》的乐队音乐写作和马先生的声乐音乐中的声乐化方面，研究者都或多或少地有些看法，这自然会影响到作品的艺术价值。
　　建国后的合唱创作是十分蓬勃发展的，初期政治气氛比较轻松，专业、半专业的演唱团体也较多，广播电台也愿传播新歌，这时可说是颂歌和战斗歌曲的海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瞿希贤的合唱具有典型意义：《全世界人民心一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刘炽的《我的祖国》《祖国颂》，时乐濛的《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沈亚威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群众合唱曲也深受群众欢迎。大合唱中也出现一些佳作，例如：张文纲的《飞虎山大合唱》、朱践耳的《英雄的诗篇》、田耕等人的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等。当时编写的一批民歌合唱对于合唱的民族化是有益的尝试，也大为丰富了音乐会的节目。
　　这个时期声乐作品创作的一个明显的缺点：由于国内政治斗争的激化，政治运动越来越多地要求艺术直接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政策也直接体现在创作上，而作为歌曲的合唱体裁，它是最具有政治斗争的煽动力的，因此，它成为每个政治运动的口号标语牌、方向标。当时，创作是急于求成的，有些集体创作的大合唱从大会听报告、写词、谱曲、排练合唱，约3—4天即结束，演出后又广为发评论、宣传，于是捷报频传、佳作不断，在我们的杂志上刊过不少这样的评论。要在艺术创作、评论上讲真话至今仍不是难事。文学是人学，是要塑典型的，是要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的，作为词曲结合的作品，特别是大合唱、清唱则更应如此。要按艺术规律办事，慢功出细活，要精益求精。因此本文开篇即提出合唱的抒情性方面，而实际上在合唱作品中，大多数是政治性的、斗争性的题材，轰轰烈烈的音乐，在社会主义的音乐中，自然是重要的。但生活是多样的，抒情性的合唱，生活化的合唱，表现人们悲欢离合的音乐在哪里？应该说太少了。
　　这个时期声乐作品一个主流倾向是从歌颂敬爱的领袖发展为个人崇拜。上文我已谈及用毛主席诗词写作的合唱佳作，但事情的反面是这种强烈的类似神化的歌颂“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之风发展而成“文革”时期的“语录歌”合唱，为林彪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谱写音乐。当然，为毛泽东诗词谱曲仍贯彻于整个“文革”的始终。这种单一题材、千人一面的写作法在中外音乐史中也很少见。谈及神化，我想到天主教会中的一种为追悼亡者的一种弥撒，一种崇拜仪式：其中弥撒经文中有六项经文是固定要用的，巴赫、斯特拉文斯基等都是按此词谱曲的；另一种称安魂弥撒的，主要是十二项经文，莫扎特、威尔第、柏辽兹等也是按此经文谱曲，由于每位作曲家个人经历、个性、感受、理解的不同，音乐风格、语言、韵味、手法千差万别。大作曲家们不会因为同用一首歌词而谱出律动相似的乐曲。这主要是各人在创作观念、自由的个性等而产生音乐想象力的巨大差异。
　　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了，合唱音乐理应具有新的发展环境。
　　据说，业余合唱团有了大的发展，但原有的专业合唱团养不起了，这等于没了榜样，难以演出复杂的合唱。原有的阵地已为流行歌曲所占领，一切又都要从头开始。
　　合唱创作也一样，一句老话：写什么？怎样写？写些小型的合唱吧，为业余合唱团演出用。寓教于乐、形式多样，可舞、可演、可唱，家长里短、谈情说爱，希望与流行音乐各有粉丝，这是很难的事。写白领、蓝领、大学生、小市民、打工仔和受苦受难的弱势群体。
　　大文豪托尔斯泰说：“作家只应去写那些使你不能不写的东西。”
　　虽然很难，我想应产生一些足以和时代相匹配的大合唱、清唱剧、合唱交响乐；交响乐采用合唱足以使主题的思想更鲜明，更集中，更为群众所理解。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三、十四交响乐那样。我国的作曲大师朱践耳为此已为我们写了《第九交响乐》，以童声合唱乐队音乐作为终曲的交响乐。
　　这是合唱创作新时期的开端，迎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创作出真实地反映出人民喜怒哀乐的、抒情的而不是标语口号式的、和谐的具有崇高感的合唱音乐作品吧！
　　
　　苏夏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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