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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初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即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与钱学森之问相似的还有李约瑟难题，即近代科技文明为何诞生于欧洲而非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壮大的灵魂，钱学森之问切中了中国教育与创新问题的要害，因此探究钱学森之问与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制约因素具有现实的意义。
高校是培养人才、知识密集的场所，是一个国家创新、知识、文化建设的中枢，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直接决定了国家创新能力的强弱。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瓶颈或制约的因素有必要明晰理清，这些制约因素可以从思维方式、制度、人才几个方面加以考察。
一、逻辑思维与创新思维的欠缺
中西文化思维方式存在显著不同，其中逻辑思维的欠缺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不足之处。中国文化深受儒家和道教文化的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以辨证和整体性思维为主要特征。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重顿悟而轻证明，重归纳而轻演绎，重综合而轻分析，思维具有模糊性。中国古代哲学强调事物都是循环往复发展变化的，总是由兴到衰，由衰到兴周期变化。宣扬“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平等统一，强调人节制自己的欲望。中国人的宇宙观不分内外物我。如“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中国古人对自然的关注不是知识性的追求，而是满足日常需要的实用技术，自然不是认识研究的客体、认识的核心，一切认识围绕人之间的关系，人们共同的认识目的是建立社会伦理关系。
西方文化建立在古希腊的文化传统上，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分析思维为特征。西方哲学从中世纪黑暗的宗教束缚中依次产生人文主义、实证主义，演变方向是趋向分析的、物质的、实用的，体现"主客二分"。西方思维主客二分，视外在自然为人的对立物，总有主体與客体的斗争，才有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在科学创新中，逻辑是必不可少的思维工具。西方有着逻辑思维的传统，尤其是文艺复兴以来，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的逻辑思维传统，结果新的科技和工业革命在欧洲开花结果，科技创新走在中国前面。逻辑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地体现。例如，牛顿就非常重视逻辑的演绎法。他把以演绎为基础的公理方法与实验方法恰当地结合起来，并巧妙地运用数学方法来解决他在科学发现中所遇到的问题，因而取得了牛顿力学这样的公理系统的成功的范例。
在逻辑这个思维工具下，西方进一步形成了批判思维或创新思维的传统。
创新思维是相对于传统思维而言，是指对旧的不符合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阻碍认识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既有思维模式和思维方法的发展、修正、突破，是从新事实（或被忽视的事实）、新视角、新判断来认识事物的思维活动。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强调追求真理，让后人“站在巨人肩上”看世界，不断推动进步。相比之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长幼有序，克己复礼，强调对秩序的服从而非推陈出新。
二、高校教育制度的僵化不利于创新
我国的高等教育的制度架构经历了从早期的照搬苏联模式到后来的引进市场化，总体而言在不断走向进步。但从促进科技创新的角度而言，仍存在阻碍创新进步的不合理的僵化的制度模式。具体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高校学科设置齐全、人才汇聚，在基础研究方面有天然的优势，同时辅之以应用研究，加强与企业等外部的联系。而基础研究位于创新链的源头，基础研究创新重大原创性创新成果，对整个产业链、价值链影响巨大。因此国家需加强对基础研究创新方面的投入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 R&D 活动的实际定位偏离了自身的优势目标，职能划分不明确。科技资源在高校与研究机构之间以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配置不均，更多的倾向于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研究领域，导致基础研究实际执行主体缺位。政府应根据不同的大学定位，确立是以基础研究为主还是以应用研究为主，优化学科配置，提高创新效率。
关于科研创新的导向，国家需要完善创新的顶层设计，明确自主创新、消化吸收二次创新及集成创新的优先次序，并在制度上加以保障，并在社会上形成尊重自主创新的风气。如，近几十年来实行的“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路线就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我们的市场让西方厂商大部分占据，然而核心技术并没有换来，相反，由于西方的专利技术壁垒、安全审查壁垒等障碍，核心技术的引进基本上不可能实现，同时还造成中国的技术空心化、创新边缘化、产品外资化。大学的基础研究、原创创新不被重视和边缘化，一些大学的学者只是靠模仿或实用新型的改进来消耗国家本就有限的科研经费。
三、没有形成人尽其才、尊重人才的创新氛围
中国的很多大学都是封闭型的，而非开放流动型的。大学里近亲繁殖现象严重，大学在招聘人才时尽管没有明确列出，实际的做法既看出身，又看专业，优先录用自家大学毕业的研究生，非本专业的不予录用，这是行政上的一些不良风气在大学的翻版，与学术自由、创新交叉等正确的风气背道而驰，这也是中国的高校创新成果乏善可陈的一个重要原因。
学术创新的本质是思维的创新，人在同一所大学太久，会接受一种固化的模式，不利于創新。只有开放流动，大学之间的师资实行制度性的交流才会带来新的风气，才有利于学术创新。同时大学也不能只局限于某专业只招同专业的师资，特别是在文科领域，学术思维具有扩散和交叉的特点，有的学者在本细分专业里中规中矩，却在另外一个学科更有见解，更具有创新价值，换个专业会释放自身的创新动能。因此大学在招聘人才时不能囿于自身设定的一些条条框框，一切以创新能力为本，以人尽其才为本。
高校的学者往往都是从校门到校门，社会上的经历较少，资源较欠缺，这就需要全社会形成一种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氛围，政府和高校需要在生活上、物质条件上适当为学者分忧，使其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研究与创新活动上来。学者应该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做出突出的创新成果，全社会予以尊重，最终形成人才创新—全社会尊重人才—人才再创新的良性循环。
高校是培养人才、知识密集的场所，是一个国家创新、知识、文化建设的中枢，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直接决定了国家创新能力的强弱。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瓶颈或制约的因素有必要明晰理清，这些制约因素可以从思维方式、制度、人才几个方面加以考察。
一、逻辑思维与创新思维的欠缺
中西文化思维方式存在显著不同，其中逻辑思维的欠缺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不足之处。中国文化深受儒家和道教文化的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以辨证和整体性思维为主要特征。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重顿悟而轻证明，重归纳而轻演绎，重综合而轻分析，思维具有模糊性。中国古代哲学强调事物都是循环往复发展变化的，总是由兴到衰，由衰到兴周期变化。宣扬“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平等统一，强调人节制自己的欲望。中国人的宇宙观不分内外物我。如“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中国古人对自然的关注不是知识性的追求，而是满足日常需要的实用技术，自然不是认识研究的客体、认识的核心，一切认识围绕人之间的关系，人们共同的认识目的是建立社会伦理关系。
西方文化建立在古希腊的文化传统上，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分析思维为特征。西方哲学从中世纪黑暗的宗教束缚中依次产生人文主义、实证主义，演变方向是趋向分析的、物质的、实用的，体现"主客二分"。西方思维主客二分，视外在自然为人的对立物，总有主体與客体的斗争，才有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在科学创新中，逻辑是必不可少的思维工具。西方有着逻辑思维的传统，尤其是文艺复兴以来，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的逻辑思维传统，结果新的科技和工业革命在欧洲开花结果，科技创新走在中国前面。逻辑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地体现。例如，牛顿就非常重视逻辑的演绎法。他把以演绎为基础的公理方法与实验方法恰当地结合起来，并巧妙地运用数学方法来解决他在科学发现中所遇到的问题，因而取得了牛顿力学这样的公理系统的成功的范例。
在逻辑这个思维工具下，西方进一步形成了批判思维或创新思维的传统。
创新思维是相对于传统思维而言，是指对旧的不符合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阻碍认识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既有思维模式和思维方法的发展、修正、突破，是从新事实（或被忽视的事实）、新视角、新判断来认识事物的思维活动。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强调追求真理，让后人“站在巨人肩上”看世界，不断推动进步。相比之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长幼有序，克己复礼，强调对秩序的服从而非推陈出新。
二、高校教育制度的僵化不利于创新
我国的高等教育的制度架构经历了从早期的照搬苏联模式到后来的引进市场化，总体而言在不断走向进步。但从促进科技创新的角度而言，仍存在阻碍创新进步的不合理的僵化的制度模式。具体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高校学科设置齐全、人才汇聚，在基础研究方面有天然的优势，同时辅之以应用研究，加强与企业等外部的联系。而基础研究位于创新链的源头，基础研究创新重大原创性创新成果，对整个产业链、价值链影响巨大。因此国家需加强对基础研究创新方面的投入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 R&D 活动的实际定位偏离了自身的优势目标，职能划分不明确。科技资源在高校与研究机构之间以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配置不均，更多的倾向于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研究领域，导致基础研究实际执行主体缺位。政府应根据不同的大学定位，确立是以基础研究为主还是以应用研究为主，优化学科配置，提高创新效率。
关于科研创新的导向，国家需要完善创新的顶层设计，明确自主创新、消化吸收二次创新及集成创新的优先次序，并在制度上加以保障，并在社会上形成尊重自主创新的风气。如，近几十年来实行的“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路线就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我们的市场让西方厂商大部分占据，然而核心技术并没有换来，相反，由于西方的专利技术壁垒、安全审查壁垒等障碍，核心技术的引进基本上不可能实现，同时还造成中国的技术空心化、创新边缘化、产品外资化。大学的基础研究、原创创新不被重视和边缘化，一些大学的学者只是靠模仿或实用新型的改进来消耗国家本就有限的科研经费。
三、没有形成人尽其才、尊重人才的创新氛围
中国的很多大学都是封闭型的，而非开放流动型的。大学里近亲繁殖现象严重，大学在招聘人才时尽管没有明确列出，实际的做法既看出身，又看专业，优先录用自家大学毕业的研究生，非本专业的不予录用，这是行政上的一些不良风气在大学的翻版，与学术自由、创新交叉等正确的风气背道而驰，这也是中国的高校创新成果乏善可陈的一个重要原因。
学术创新的本质是思维的创新，人在同一所大学太久，会接受一种固化的模式，不利于創新。只有开放流动，大学之间的师资实行制度性的交流才会带来新的风气，才有利于学术创新。同时大学也不能只局限于某专业只招同专业的师资，特别是在文科领域，学术思维具有扩散和交叉的特点，有的学者在本细分专业里中规中矩，却在另外一个学科更有见解，更具有创新价值，换个专业会释放自身的创新动能。因此大学在招聘人才时不能囿于自身设定的一些条条框框，一切以创新能力为本，以人尽其才为本。
高校的学者往往都是从校门到校门，社会上的经历较少，资源较欠缺，这就需要全社会形成一种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氛围，政府和高校需要在生活上、物质条件上适当为学者分忧，使其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研究与创新活动上来。学者应该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做出突出的创新成果，全社会予以尊重，最终形成人才创新—全社会尊重人才—人才再创新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