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最让人关注的是全球各地此起彼伏的选举。据CNN统计，今年有59个国家，也就是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的近1/3，要变更国家领导人；尤为重要的是，这59个国家包括安理会五常中的4个，以及日本、韩国、朝鲜、埃及等对所在地区和平稳定至关重要的其他国家。普京胜选后百感交集的泪水，罗姆尼败选后的失落，至今让人记忆犹新。
　　尽管2012年是政治变化之年，但没能成为变局之年。在很多西方国家，领导人是旧貌换新颜，在政策上却是新瓶装旧酒，除了咒骂银行家贪婪和威胁提高所得税之外，没有哪个领导人能拿出应对金融危机的良方。持续不断的政治对抗甚至政治瘫痪，也没有因为领导人的更换而得以缓解。
　　事实上，领导人的不作为和判断失误，让全世界人民的处境更糟了——美国两党的政治僵局还在继续；欧洲的债务危机依然深不见底；大选中获胜的日本自民党事实上也只是得到了43%民众的选票；而朝鲜的强硬和不理性一如既往。
　　“是不是现代民主无法提供一个解决当今问题的政治机制？”这是CNN主持人、知名评论家扎卡里亚的疑问。在他看来，美国政治制度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大下降了。
　　尽管民主让人失望，但民主思想及其奉行的自由平等价值观在全球仍有着持久不衰的吸引力。民主制度并非“历史的终结”，它终究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与任何一种制度一样，它需要直面危机、与时俱进、不断革新，满足民众的期待。

人民在哪里？

　　在对领导人的要求上，东西方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德才兼备。所谓的德，并不是指个人道德上的毫无瑕疵，而是指品格上的坚定不移——能够在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原则、不会轻易为短期目标而放弃长期信念与目标的一种特质。
　　但如今，选举的经常举行使得政客在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时往往过多考虑政治和选举因素，罔顾经济客观规律和国家长远发展需要。他们的眼光最远也就是停在下一次选举计票上，对有利于国家长远利益、但可能得罪人的政治决定退避三舍。
　　在此情形下，加税和减福利成了注定会惹怒选民的政治自杀之举。当年德国总理施罗德就因为改革福利制度而在大选中输给了默克尔。金融危机爆发后，当多个国家因居高不下的福利开支而深陷债务危机时，德国人才明白了施罗德的良苦用心，但为时已晚。而野田佳彦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在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不得已提高消费税、得罪选民而下台的。
　　与此同时，在金融危机远未消退的当下，避重就轻地鼓动对富人和财富的仇恨、人为制造阶层之间的对立以吸引选票，就成了最惯常的政治操作。
　　奥朗德接替萨科齐当总统，对法国竞争力低下的痼疾视而不见，却醉心于将所得税提高到吓人的75%，以及咒骂那些闻风而逃的富豪是叛国者；由于经济不景气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目前美国领取食品券的人达到创纪录的4710万。
　　奥巴马几乎每次演讲都讲到为富不仁者，到处斥责华尔街的贪婪；在具体施政上则摈弃中间路线，醉心于共和党所谓的“社会主义”议题；选举时则利用罗姆尼的失言，将他塑造成不知民间疾苦的富人代言人。
　　尽管在政策理念上，民众的利益似乎无比重要；在口头上，民众的重要性也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在民主的现实操作上，因为掌握的资源有限，势单力薄，普通民众的权力又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了。代议制民主因此走向了形式化，继而导致与它所声称代表的人民脱离。
　　美国“全球主义者网站”发表评论指出，奥巴马对决罗姆尼那场大戏的造价已经达到了类似吉尔吉斯斯坦、摩纳哥这些小国的GDP；作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的美国，在经济暗淡、面临财政悬崖的当下，60亿美元的标价也令人质疑：“现在我们应该问的是，这样的花费是否合理？”
　　当然，用这样一笔钱来选出一个素质较高、失误较少的总统，其实还是很划算。但问题是，高昂的代价完全无力改变美国的政治隔阂，难以弥合显而易见的政治鸿沟。奥巴马当上了总统，却要面对近50%不支持自己的选民，以及愈发低效的国会。
　　美国的立法者早就意识到金钱劫持选举的风险，在一百多年里采取了多个重大措施来加以预防，但仍然留下了大量漏洞：
　　个人捐出的“硬钱”虽然有限制，但有些影响力巨大的明星、企业领袖等可以通过举办捐款晚会等形式募集大量金钱，成为募款“打包人”，在选后获得人事安排或政策上的相应回报；“软钱”的使用虽然被最高法院裁决为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但任其泛滥也必定会导致言论的传播被金钱所左右。显然，金钱的力量可以不同程度地影响“一人一票”的政治民主，从而对后者产生伤害。
　　因此，在当代社会，选举参与度的低下成了常态。今年以来，各国大选的投票率往往不超过50%。澳洲采取强制投票制度，就是对这种情况的因应。许多民众不去投票，是对领导人不满意，但又很清楚投票也不能改变什么。显然，要解决民主的参与危机，唯一的方法就是让民主制度更民主。

“官二代”之弊

　　在几天前结束的韩国第18届总统选举中，前总统朴正熙之女朴槿惠以微弱优势赢得大选，成为韩国以及东北亚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至此，东北亚六方均换帅完成。而其中引人关注的，是中日朝韩四方新任领导都是“官二代”，这被英国《金融时报》称为“历史的回声”。该报认为，在父辈政治理念的感召之下，这一批“官二代”领导人肩负着整个东北亚的历史与未来。
　　当然，美国也有“官二代”现象，但论普遍和严重程度，亚洲社会显然更甚。这首先是因为亚洲社会是一个以人际关系为中心组成的社会，其核心是家族， 然后从家族扩散出来各种社会集团，“国”往往就是“家”的延伸。而“官二代”的合理性在于，他们是政治世家的后代，从小耳濡目染，对政治职业有精深的理解，又熟悉政界的内部运作程序，其政治感觉和政治经验肯定是普通人无法企及的。比如朴槿惠，她在父亲当政时曾经代行“第一夫人”职责5年，其对高层政治的了解自然胜人一筹。
　　但是，这些政治世家子弟，严格来说从未打工谋生，与真实的社会运作脱节，却因为父荫的关系，轻松垄断了政党和政府高位，使得敢于求变的政坛新血根本没有晋升机会。这在日本政坛尤为明显。久而久之，就会导致所在政党的社会基础逐步狭窄、人才日益枯竭。 　　而由于是“官二代”，自己本身权威不够，所以其施政往往受制于自身家族成员和相关利益集团的掣肘，已无法复制父辈当年一言九鼎的权威。因此，他们往往既难以制定出相对完备的政策，也难以形成实施政策的强大推动力。

他们领导世界

习近平

　　1953年6月出生。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

奥巴马

　　1961年8月4日出生，第56届、57届美国总统（连任）。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裔总统。2007年11月4日，他首次当选美国总统。2009年10月9日，他获得诺贝尔委员会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2012年11月6日（北京时间2012年11月7日），奥巴马成功连任。

普京

　　1952年10月7日出生。2000年至2008年任总统期间，使俄罗斯在军事与政治实力上均有相当的提升，但在民主方面引发很多争议。 2007年被《时代》周刊选为当年的年度风云人物。2008年卸任总统后，第二度出任总理。2012年3月，普京再次赢得总统选举。

奥朗德

　　1954年6月12日出生。他25岁便担任后来成为法国总统的密特朗的经济问题顾问，27岁进入总统府经济班子，34岁当选国民议会议员。2012年4月22日，奥朗德击败其他的8名候选人，在法国大选首轮投票中胜出；并在5月6日的第二轮选举中，击败萨科齐，当选为法国新一任总统。2012年5月15日奥朗德正式开始履行总统职责。

安倍晋三

　　1954年9月21日出生。日本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首次在任时间，2006年9月26日-2007年9月12日）。他是日本战后以来最年轻的首相。安倍晋三于2012年12月26日再度被指名出任首相，由此成为战后继吉田茂之后，第二位曾任首相者再度任职的政治家。

朴槿惠

　　1952年2月2日出生。她是韩国前总统朴正熙的长女，未婚。2012年7月，宣布将参加12月举行的韩国总统大选。第18届韩国总统选举投票于12月19日韩国时间下午6时结束，执政党新世界党总统候选人朴槿惠获得1100万票，得票率达51.6%，已确定当选总统。

穆尔西

　　今年60岁，曾在美国接受教育，从2011年4月30日开始担任埃及的伊斯兰政党——自由与正义党主席。在自由与正义党创建之前，他是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组织的高级成员，还是埃及大学材料科学教授。2012年年6月17日，穆尔西当选埃及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