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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光荣的文化革命》（《读书》二零零八年四期）一文与《中产阶级的孩子》（程巍著）一书均言及，“五月风暴”诞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四海升平的繁盛时期，很难以传统的“过度剥削造成贫困，贫困催生革命”或经济危机的视角来理解。因此，他们从中产阶级的孩子反对贵族式等级文化、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角度进行读解。这当然言之成理，然而，常识却告诉我们，但凡导致了极端行动的，多半还是伴有现实的严酷逼迫。读完《学术人》（Homo Academicus）一书，从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供的材料来看，这场革命的缘由依然是现实的困窘。只不过，这里的贫困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贫困，这里的危机是“文化资本”（culture capital）的过剩所造成的危机。因此，这场革命可能是另一种危机引发的革命。
身为西马的矫逸拔群者，布尔迪厄学名甚重，其“文化资本”说也名噪一时。这一学说揭示出，经由资本主义商品体系的侵蚀，文化领域逐渐同化为生产场域。而作为这一“主义”的“问题”之作，《学术人》一书的中译本却未曾激发应有的效应，个中原因，耐人寻味。其实，就此书而言，它给我们的启示本该是巨大的。它伸出另一种形态的理论触手，让我们触及另一重意义上的危机。而在布尔迪厄的眼中，正是这种危机，成为“五月风暴”的导火索。
以“五月风暴”为界线，《学术人》首先描绘出一幅一九六八年之前，法国学术界的生态系统图，并勾勒出这一系统的内外流动交换的循环过程。尤为重要的是，在此书后半部分，布尔迪厄还描述了这一系统的破裂，并给出了自己的解答。
根据他的分析，法国学术人自全国联考开始，一路选拔，成绩最好的学生由最权威的学者指导。这些学者与学生组成了一个封闭的内部循环系统，学生从导师那里接受文化资本的传承，首尾相衔，生生不息，形成完整的学术循环圈。圈内的学者则依据权威的等级体系进行默契的学术交流，纵横交错，互通有无，保障既存学术系统的流动性。即使是后来具有国际声望的优秀学者，若早先未能进入这一循环圈，也不得不历经多次迂回，方可汇入主流。多年来，福柯游学瑞典、德里达窜身北非、利科混迹美国，几经周折方修得正果，莫不根结于此。
尽管上述系统有着诸种弊端，特别是其封闭性带来的学术的因循性、注重权威导致的学术的等级性，但若从公平性的角度而言，自有其存在的道理。不过，这种封闭的循环并未维系多久，便在外来的压力之下破裂。从自身文化资本说的立场出发，布尔迪厄道出了破裂的原因：资本在教育系统的大规模流动与转化带来了危机。
“二战”之后，法国高等教育飞速发展，众多新生学科渐次兴起。不过，在布尔迪厄眼中，这与其说是学术延拓的结果，不如说是资本转化的需要。以学位为标志的文化资本以其隐蔽性、合法性、长期有效性成为资本掌握者转化资本的上佳选择。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教育学这些新兴学科，更是那些“出身名门却成绩不佳”者的首选（有趣的是，福柯本科的学位是心理学学士，布尔迪厄本人则长期置身于社会学领域）。换言之，学术领域成为现实资本的投资场所，其行为之实质近乎洗钱。大学的学员广进，其根本在于资本持有者需要进行转化而施诸高校的压力。而资本转化的规模化带来了学术规模的扩大，由此也带来了法国高校的爆炸性增长。据《学术人》提供的数据，一九四九年法国法学专业、理工学科、人文学科学生的数量分别为39056、25306、35279，一九六零年则是36521、69978、66814。至一九六七年，飙升到113144、136791、170976。
这种过快的增长显然超出了正常的范畴，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资本转化系统的拥堵。当学术系统积压了过多的不良文化资本时，当学生的就业期待或资本转化的期待与现实出现了过大的落差时，学生与学术之间的张力达到了极限。布尔迪厄以学生的口吻道出底线，“我读了四年大学，可不是为了当切肉工”。而在布尔迪厄看来，出身底层的或是缺少其他资本的学生，与出身较好的学生相比，更无力承担文化资本贬值的恶果，在文化资本市场的竞争中一败涂地。当这种失败超出了承受底线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秩序的破灭。巴黎的高校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药桶，一点火星，便弥散成一次革命大风暴。此时，从这一角度来看，与“一场光荣的文化革命”相比，我们似乎更应将“五月风暴”视为文化资本市场经济危机下的一场革命。
西方的诸多学者，都提到了“五月风暴”对人文学界的冲击，自此之后，大学中传授的经典课业遭到重重指责，学术系统遭受整体性的质疑，“重估一切价值”再次成为时代强音。曾经风光无限的结构主义理论，也在“结构不上街”的讽刺声中日渐失势。而这一切，均与资本压力下学术系统的破碎息息相关。
在这一进程中，法国教育行政系统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书中没有具体的介绍。但我们至少可以猜测出，该系统对资本持有者涌入文化投资市场的种种竭泽而渔的投机行为，采取了一种不作为的态度。这种默认下的纵容和文化资本市场经济危机的爆发，显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同时，在学术体系内部，一些学者也进行了捍卫系统权威的活动，但在时代的“主潮”之下，只能是螳臂当车。
在上述的历史进程中，教育领域牺牲掉的恰恰是作为教育根本的学术体制和知识传承载体的一部分学生。这些学生，对于教育体系和体系中所习知识的态度可想而知。而那些“幸运”的学生，特别是侥幸留在高等教育体制内的学生，在布尔迪厄看来，将长久地处于乃至乐于苟且偷生的状态，学术的尊严也就无从谈起。在权力时代，学术屈从于权威的命令，在资本时代，学术迎合资本的需求。学术系统在外部力量的压迫下竟是如此脆弱！不由得让人发出类似鲁迅当年的喟叹：不能只要求学术人保卫学术，学术也得保护学术人！
《学术人》是一部奇特的书，布尔迪厄自嘲它是一本由学术界“叛徒”著成的“焚书”。它揭示了学术体系的种种问题，自身却成为所示问题的牺牲品，中译本的出版也许正是此类问题的一个注脚。在我看来，《学术人》的中译本总体给人匆匆而就的感觉，具有较大的改进余地。当然，必须承认，中译本的序言显示出译者把握了这本书的基本内容，且在不了解翻译者的情况下，一味苛责只会给人带去无端的伤害。不过，在中译本中，仅就罗兰·巴特译成巴尔迪斯，布尔迪厄译成波丢而言，这种无视通译，另起炉灶的做法，至少显得对既有汉语学术成果有所忽略。此外，汉译书名《人，学术者》也值得商榷，部分重要的材料（如知名学者在各院校的分布统计表）也舍去未译。或许，这种对于译本的态度本身已昭示了布尔迪厄文化资本说的准确性，即，特定文化资本生产场的供需状况决定了某一文化产品的历史境遇。
其实早在十多年前，学界有识之士便对布尔迪厄学理之精义莫逆于心、着力播撒。在此要指出的是，《学术人》以及此前的《继承人》（The Inheritors： French Students and Their Relations to Culture）、《再生产》（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之类的著作，绝非孤独的个案。其他学人如威利斯（P.Willis）、伯恩斯坦（B.Bernstein）、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均出版过主题相近的作品，与布尔迪厄同气相求，遥相呼应。不过，尽管早早得到翻译和绍介，此类著作却几乎从未在中国引起瞩目，多年乏人问津。然而，历史却和我们开了一个沉重无比的玩笑。这些著作，仅就笔者目前翻阅的而言，种种描述，竟与中国高等教育近来的某些表象惊人地相似。如果坦诚一点，甚至得承认，这些著作中所揭露的种种原因，稍加移植，便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当下的纷纭乱象。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当代高等教育正在重复西方过去的历史进程？抑或意味着，没有痛切的语境，人便不能真正感悟学术那直指人心的力量所在？
（《人：学术者》，（法）波丢著，王作虹译、成穷校，贵州人民出版社二零零六年版，19.00元。Pierre Bourdieu， Homo Academicus， trans. by Peter Colli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8.）
身为西马的矫逸拔群者，布尔迪厄学名甚重，其“文化资本”说也名噪一时。这一学说揭示出，经由资本主义商品体系的侵蚀，文化领域逐渐同化为生产场域。而作为这一“主义”的“问题”之作，《学术人》一书的中译本却未曾激发应有的效应，个中原因，耐人寻味。其实，就此书而言，它给我们的启示本该是巨大的。它伸出另一种形态的理论触手，让我们触及另一重意义上的危机。而在布尔迪厄的眼中，正是这种危机，成为“五月风暴”的导火索。
以“五月风暴”为界线，《学术人》首先描绘出一幅一九六八年之前，法国学术界的生态系统图，并勾勒出这一系统的内外流动交换的循环过程。尤为重要的是，在此书后半部分，布尔迪厄还描述了这一系统的破裂，并给出了自己的解答。
根据他的分析，法国学术人自全国联考开始，一路选拔，成绩最好的学生由最权威的学者指导。这些学者与学生组成了一个封闭的内部循环系统，学生从导师那里接受文化资本的传承，首尾相衔，生生不息，形成完整的学术循环圈。圈内的学者则依据权威的等级体系进行默契的学术交流，纵横交错，互通有无，保障既存学术系统的流动性。即使是后来具有国际声望的优秀学者，若早先未能进入这一循环圈，也不得不历经多次迂回，方可汇入主流。多年来，福柯游学瑞典、德里达窜身北非、利科混迹美国，几经周折方修得正果，莫不根结于此。
尽管上述系统有着诸种弊端，特别是其封闭性带来的学术的因循性、注重权威导致的学术的等级性，但若从公平性的角度而言，自有其存在的道理。不过，这种封闭的循环并未维系多久，便在外来的压力之下破裂。从自身文化资本说的立场出发，布尔迪厄道出了破裂的原因：资本在教育系统的大规模流动与转化带来了危机。
“二战”之后，法国高等教育飞速发展，众多新生学科渐次兴起。不过，在布尔迪厄眼中，这与其说是学术延拓的结果，不如说是资本转化的需要。以学位为标志的文化资本以其隐蔽性、合法性、长期有效性成为资本掌握者转化资本的上佳选择。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教育学这些新兴学科，更是那些“出身名门却成绩不佳”者的首选（有趣的是，福柯本科的学位是心理学学士，布尔迪厄本人则长期置身于社会学领域）。换言之，学术领域成为现实资本的投资场所，其行为之实质近乎洗钱。大学的学员广进，其根本在于资本持有者需要进行转化而施诸高校的压力。而资本转化的规模化带来了学术规模的扩大，由此也带来了法国高校的爆炸性增长。据《学术人》提供的数据，一九四九年法国法学专业、理工学科、人文学科学生的数量分别为39056、25306、35279，一九六零年则是36521、69978、66814。至一九六七年，飙升到113144、136791、170976。
这种过快的增长显然超出了正常的范畴，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资本转化系统的拥堵。当学术系统积压了过多的不良文化资本时，当学生的就业期待或资本转化的期待与现实出现了过大的落差时，学生与学术之间的张力达到了极限。布尔迪厄以学生的口吻道出底线，“我读了四年大学，可不是为了当切肉工”。而在布尔迪厄看来，出身底层的或是缺少其他资本的学生，与出身较好的学生相比，更无力承担文化资本贬值的恶果，在文化资本市场的竞争中一败涂地。当这种失败超出了承受底线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秩序的破灭。巴黎的高校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药桶，一点火星，便弥散成一次革命大风暴。此时，从这一角度来看，与“一场光荣的文化革命”相比，我们似乎更应将“五月风暴”视为文化资本市场经济危机下的一场革命。
西方的诸多学者，都提到了“五月风暴”对人文学界的冲击，自此之后，大学中传授的经典课业遭到重重指责，学术系统遭受整体性的质疑，“重估一切价值”再次成为时代强音。曾经风光无限的结构主义理论，也在“结构不上街”的讽刺声中日渐失势。而这一切，均与资本压力下学术系统的破碎息息相关。
在这一进程中，法国教育行政系统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书中没有具体的介绍。但我们至少可以猜测出，该系统对资本持有者涌入文化投资市场的种种竭泽而渔的投机行为，采取了一种不作为的态度。这种默认下的纵容和文化资本市场经济危机的爆发，显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同时，在学术体系内部，一些学者也进行了捍卫系统权威的活动，但在时代的“主潮”之下，只能是螳臂当车。
在上述的历史进程中，教育领域牺牲掉的恰恰是作为教育根本的学术体制和知识传承载体的一部分学生。这些学生，对于教育体系和体系中所习知识的态度可想而知。而那些“幸运”的学生，特别是侥幸留在高等教育体制内的学生，在布尔迪厄看来，将长久地处于乃至乐于苟且偷生的状态，学术的尊严也就无从谈起。在权力时代，学术屈从于权威的命令，在资本时代，学术迎合资本的需求。学术系统在外部力量的压迫下竟是如此脆弱！不由得让人发出类似鲁迅当年的喟叹：不能只要求学术人保卫学术，学术也得保护学术人！
《学术人》是一部奇特的书，布尔迪厄自嘲它是一本由学术界“叛徒”著成的“焚书”。它揭示了学术体系的种种问题，自身却成为所示问题的牺牲品，中译本的出版也许正是此类问题的一个注脚。在我看来，《学术人》的中译本总体给人匆匆而就的感觉，具有较大的改进余地。当然，必须承认，中译本的序言显示出译者把握了这本书的基本内容，且在不了解翻译者的情况下，一味苛责只会给人带去无端的伤害。不过，在中译本中，仅就罗兰·巴特译成巴尔迪斯，布尔迪厄译成波丢而言，这种无视通译，另起炉灶的做法，至少显得对既有汉语学术成果有所忽略。此外，汉译书名《人，学术者》也值得商榷，部分重要的材料（如知名学者在各院校的分布统计表）也舍去未译。或许，这种对于译本的态度本身已昭示了布尔迪厄文化资本说的准确性，即，特定文化资本生产场的供需状况决定了某一文化产品的历史境遇。
其实早在十多年前，学界有识之士便对布尔迪厄学理之精义莫逆于心、着力播撒。在此要指出的是，《学术人》以及此前的《继承人》（The Inheritors： French Students and Their Relations to Culture）、《再生产》（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之类的著作，绝非孤独的个案。其他学人如威利斯（P.Willis）、伯恩斯坦（B.Bernstein）、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均出版过主题相近的作品，与布尔迪厄同气相求，遥相呼应。不过，尽管早早得到翻译和绍介，此类著作却几乎从未在中国引起瞩目，多年乏人问津。然而，历史却和我们开了一个沉重无比的玩笑。这些著作，仅就笔者目前翻阅的而言，种种描述，竟与中国高等教育近来的某些表象惊人地相似。如果坦诚一点，甚至得承认，这些著作中所揭露的种种原因，稍加移植，便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当下的纷纭乱象。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当代高等教育正在重复西方过去的历史进程？抑或意味着，没有痛切的语境，人便不能真正感悟学术那直指人心的力量所在？
（《人：学术者》，（法）波丢著，王作虹译、成穷校，贵州人民出版社二零零六年版，19.00元。Pierre Bourdieu， Homo Academicus， trans. by Peter Colli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