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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活动所形成的文化自然离不开地理环境的影响。斯图尔德认为地理环境影响人们的技术手段，从而影响人们的社会组织形式，最后形成世界上形式各异的文化。本文以石柱县桥头乡土家族的婚姻状况为例，首先描述了其近代婚姻元素变迁状况，其次分析了生态环境对于当地土家族上述各个方面的变迁过程的影响。在这个变化过程之中，地势地理环境虽不是起主导性的推动作用，但却是其变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婚姻；变迁；地理环境
中图分类号：K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7-0051-02
人类的活动离不开地理环境，人类社会与文化都与地理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新进化论的代表人物斯图尔德提出了社会是对人类周围环境适应的产物的主张，并由此形成了考察社会对其环境的适应过程的文化生态学。与早期的环境决定论所不同的是，文化生态学强调社会与环境的双向互动关系，社会固然要适应环境，但也会影响乃至改造环境。社会对环境的依赖或适应程度随文化（特别是技术）的发展而变化，越是简单、早期的人类社会，受环境的影响就越直接，地形和动、植物群的不同，就会使人们采用不同的技术手段并组成不同的社会组织。本文拟以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桥头镇长沙村的婚姻概况为基础，分析当地土家族婚姻在当代的变迁情况，并借鉴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与主张，对当地婚姻变迁过程中地理环境的影响和作用展开初步的讨论。
一、长沙村概况
长沙村隶属于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桥头镇。该镇位于石柱县西北方向，距县城约367公里。当地属渝东褶皱山原地带，位于方斗山山脉南麓，方斗山属于巫山大娄山区，境内多低山、中山和深丘，少平坝，周高中低，地貌呈“五马归槽”状，海拔在592—1102米之间，95%以上的地区海拔在775米以上。当地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年均温28-32℃年均日照时间长，日照充沛。土壤以黄壤、黄棕壤、红壤、大土泥为主，普遍存在肥力不高和过酸、过粘等特点，同时水土流失的威胁比较大。2010年，全镇共有人口13655人，其中99%以上为土家族，只有极少数的汉族。据相关文献记载，在清代之前，当地土家族以歌为媒，民风大胆热情，但目前当地的土家族本地及渝东南地区的汉族在社会文化和生活习俗上已趋于一致，没有明显的区别。
桥头镇共有7个行政村，长沙村即为其中之一。长沙村位于桥头镇南部，包括5个组：茨谷组、都岩组、联芳组、双堰组、湖心组，有公路直达该村山脚即山腰3组。该村是以农业为主，受山势所限，为梯田农业，农田靠引水灌溉，粮食作物以水稻、玉米、洋芋为主，其中玉米所占比例较大，经济作物以辣椒为主。由于相对高度较大，山脚与山顶作物成熟时间有一定的差距，山顶和山脚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因各种因素不尽相同。
二、长沙村土家族婚姻的当代变迁
男女婚嫁，结为夫妇，称为婚姻。而婚姻是家庭产生的前体和基础。人的一生从呱呱落地到老死病终，莫不与婚姻家庭结下不解之缘，因此婚姻家庭问题的客观存在及其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婚姻的观念、习俗、方式都受到了现实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深刻影响。因此近30年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巨大变化，石柱土家族地区婚姻家庭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首先，择偶标准放宽。80年代之前，当地人的主要择偶标准包括：家庭条件、个人人品、身体情况以及居住空间。其中首要条件是门当户对，以此避免婚后因为家庭条件产生地位不平等。就人品而言，大多数人期望对方脾气好，勤快，此外当地特殊的择偶条件为地势问题，女方普遍希望嫁到地势较高的山区。80年代之后，人们对择偶对象家庭要求放宽，人品的要求则变化不大但已不太强调门当户对。但是地势要求则与之前完全相反，普遍期望从山上嫁到山下，此外对居住距离的要求则越来越淡化，解放前期望住的越近越好，因此很多人选择与同村的人结婚，不仅知根知底，而且距离很近，来往便利，但当代由于工作地点变化，对距离要求基本没有了。
其次，通婚范围扩大。择偶条件的变化导致通婚范围变化较大，以其中一组为例，该组123例婚姻，结婚对象在本镇的为51%，本自治县内的为29%，外省的为20%。其中，90年代之前，嫁娶分布皆较广，主要集中于相邻的省市。至90年代后，嫁出范围依旧较广，嫁入范围则相对集中，少数为附近村镇，大多数为本村以及附近村人，以及由于在外地对于地势问题不做考虑的外省人。此外近20年来，当地男性难以娶到老婆，当地入赘况也较多，在123例婚姻之中，有10例为入赘婚姻，5例为本地人入赘外地。由本地入赘至外地的地区分别是三河、山店和龙沙，而由外地入赘至本地的则分别是沙子，湖北恩施以及中益。
再次，结婚年龄变大。20世纪70年代之前，当地人结婚年龄偏小，特别是女方。调查中发现，年龄在60岁以上的女性结婚年龄主要为18岁以下，在当时当地社会普遍认为18岁是晚婚年龄，而人们的结婚年龄多为16、17岁。70年代之后，受政策影响，当地的结婚年龄有所推移，多数女子的结婚年龄在20岁之后，高峰值分布于20岁至23岁，只有十分之一左右的女性结婚年龄在23岁之后。
最后，结婚程序简化。自解放后当地取消了花桥嫁娶，结婚习俗便成为：介绍、望人户、取同意、正式婚礼以及回门这几个程序。首先男女由媒人介绍认识，彼此同意之后，进行“望人户”，即了解彼此之间的家庭具体状况，并送礼物加深来往，选取日子进行“取同意”。“取同意”即订婚，由女方带上自己亲戚到男方家，请来亲戚与邻居举行订婚仪式，男女双方要互赠礼物，一般而言，男方一般要送一些鞋子和衣服或首饰，女方要送男方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在此仪式上将会确定结婚日期。结婚仪式需办三天，有许多传统仪式蕴含深厚的意以，其中要专派媒人传递礼单、过抬、哭嫁、堂前拜堂、敲棒棒、吃拜茶早饭等。整个婚礼的最后一个程序是“回门”，是在吃过拜茶早饭之后或是十天之后，由新娘带着新郎和一些礼物（烟、酒、肉等）回娘家吃午饭。整个传统婚礼仪式隆重，寓意颇丰，但是相对而言也较为繁琐，因而近20年这些程序被人们慢慢简化，媒人必不可少，但媒人介绍并非一定，望人户与取同意合二为一，结婚吃三天酒席的习惯还在，但仪式也被大大简化。近年当地出现一种“坐堂酒”，逐渐取代传统婚礼的所有仪式，与传统婚礼差别在于，“坐堂酒”没有嫁娶的过程，新郎新娘在一处招待客人，相应的介绍、望人户以及回门的程序便省略了。 三、长沙村婚姻变迁中的生态环境因素分析
斯图尔德认为，人不是这环境中的被动部分，因为人类创造了文化这一超有机体因素。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产技术获工具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讲，生产技术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越是简单、原始的生产技术越是更多的受环境的制约；二是生产技术与人的“行为”方式的关系。认为生产技术可以影响人的行为方式；三是“行为”方式对文化其他方面的影响，指对家庭制度、政治制度、人们的风俗习惯以及居住方式、资源占有和利用等的影响。
（一）20世纪50——70年代。
长沙村地势多低山、中山和深丘，少平坝，属山地耕猎型经济类型。地势的限制，形成了精耕细作的梯田灌溉农业，且除农业外，其他行业难以发展。70年代之前生产技术受地势限制难以发展，因此当地人的行为方式受环境的制约较大。
自人类的婚姻走过群婚乱婚，进入了对偶婚姻的后期，其功能便慢慢脱离了单纯的性交和延续后代，结婚后丈夫需迁入妻子的氏族，并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从妻居的居住格局使得父亲对子女概念相对明确，丈夫和妻子、父亲和儿女有了经济关系，形成对偶家庭，经济便开始对家庭的形成产生影响，从此以后，无论是订立婚姻或是构成婚姻关系，都萌芽了经济上的价值。
姻亲在中国的农村社会又是合作劳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经济因素是择偶条件中的重要一项。从人品来看，勤劳成为择偶的重要条件，居住较近便可以互相帮助劳动，在农忙时期可以合作。而从家庭条件来看，一方面是门当户对，使得姻亲之间身份平等，更有利于和平相处，另一方面便是所占有的土地的问题。相对地势平缓的地区，人多地少，而山上则人口分散，适合建造房屋的地方较少，因此人口较多，同时山地兔子资源丰富，可以开荒，因而主要勤快一些，便不怕没有地种。80年代之前，当地经济条件较差，选择嫁到山上一方面拥有丰富土地资源，保证了基本的温饱。另一方面打柴方便，极大的方面生活。80年代柴火作为生活必需品，需求量较大，打柴又是一件及其耗费体力的事情，住在山上便意味着离山林近，节省了很多的精力。
该村以农业为主，经济并不发达，读书认字并非生活必须，学会独立生活才是他们生活的重点。人们5、6岁就开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割草，到15、16岁之时，已经可以做一些主要的家务劳动以及田地重活。这个年龄段男女生理发育日趋成熟，在生活上可以独立自主，又由于当地的清代“改土归流”以后，派往当地流官纷纷对土家族的婚姻习俗进行改革，讲究先成家后立业的思想使得15、16岁成为最好的结婚年纪。此外地势过高，且不平整的山地地形，使当地的村落并不集中，甚至每户的分布都较为分散。过于分散的居住格局使人们的交际圈相对狭小，封闭的生活状态使得一些传统的观念习俗得以长久保存。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
1983年桥头镇开始实行土地制度改革，推行大包干责任制。经济的逐渐发展，人们逐渐不再满足于温饱，生计方式增多，开始种植各种经济作物，养殖业也发展了起来。社会生产技术的提高，带来了生产方式发生的变迁，意味着环境对生产技术的影响减小，生产技术对人的行为方式的影响程度下降，人们的家庭制度、风俗习惯受环境的限制也会随之降低。
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计方式的变化，使得土地对人们的束缚力减小，新兴的生计方式对环境的依靠程度减小，此时高山之上由于地势较高，公路不通，交通不便，信息流通速度也相对缓慢，发展速度逐渐与山脚拉开差距，成为贫穷的代名词，这使得田多人少的高山在择偶的经济条件中不再具有诱惑力。与之相对的平原地区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经济迅速发展，由此在择偶标准上二者完全对调，通婚范围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就父母角度而言，人们依旧倾向于为儿女选择居住地相近的人结婚，但主要目的不再是互相帮助干活，而在于知根知底，交往更加频繁，更加有利于彼此之间感情的交流。
生产力的大发展使得当地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农村青壮年涌入城市变成了工人，同时国家开始推行义务教育的普及，孩子开始专心读书，被排除出了劳动范围之外，因此15、16岁年纪，未曾参与大量田地劳动，难以独立生存，并没有组建家庭的条件。加之国家的婚姻政策，结婚年龄顺势推移。当地没有高中，大多数年轻父母都在外地打工，因此当地多为隔代家庭，落后的学校教育以及隔代教育带来了诸多弊端，当地很多孩子在读完初中便结束了学生生涯，外出打工。他们大多数会在外地自由恋爱，到法定年龄便结婚，形成如今的结婚年龄集中在20～23岁之间，且大量外地人嫁娶的情形。
同理，外出打工使得每年当地适婚青年仅有过年时间在家乡，没有充分的时间准备婚礼，同时很多人的配偶并非本地人，习俗不近相同，因此在外地工作的人们很多会选择在双方工作的城市结婚，而回家结婚的人，也大多没有办法遵循从前的结婚程序完成那一系列的嫁娶程序，只能举行结婚程序中最重要的环节——宴请宾客作为结婚的仪式。
四、结语
环境不只是对技术有许可性与一致性的影响，地方性的环境特色甚至可能决定了某些有巨大影响的社会性的适应。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作为生活在山地地形的土家族，高山和森林不仅决定了当地人的特殊的生计方式，限制了当地人的一些技术的应用于发展，也影响了当地人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风俗文化习惯。当地人较为落后的生产技术以及灌溉农业的缓慢发展，还有当地人小聚居的生活模式，小家庭的家庭制度都是受到当地的生态环境的影响的。当然作为外在的一些条件，生态环境并不是这些因素的决定性力量，但是在汉文化这个大背景影响下，土家族在其所处的特殊的生态环境之下还是形成了其余周边汉族所不同的社会风俗以及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
文化生态的适应才是文化变迁的动力。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当地的一些社会习惯风俗随之发生改变，而人们的生活行为模式或是生计也确实对生态环境的依赖越来越小，但是每个不同的地理环境之下所发展出来的社会制度或是模式依旧是带有其生态环境的特色的。应该说，环境提供了一个可供文化发展的范围。文化的发展与变迁是人类需求的增加促使生产技术的发展，从而改变人与周围有机体之间的关系，最后改变其在社区中的角色与地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态环境与人和文化之间是不断相互磨合、互相影响，逐渐达到的理想的状态。
参考文献：
[1]石群勇.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理论述略[J].社科纵横.2008年第23卷10期：140-141.
[2]张雯.近百年来环境人类学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6期（6）：53-59.
[3]韦斯特马克，刘小幸等译.人类婚姻史.[M].商务印书馆，1992：1.
[4]朱利安 史徒华，张恭启译.文化变迁的理论[M].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47.
[5]朱利安 史徒华，张恭启译.文化变迁的理论[M].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42-43
作者简介：黄兴泳（1991-），女，湖北省荆门市，汉族，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硕士，研究方向：民族关系史。
关键词：婚姻；变迁；地理环境
中图分类号：K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7-0051-02
人类的活动离不开地理环境，人类社会与文化都与地理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新进化论的代表人物斯图尔德提出了社会是对人类周围环境适应的产物的主张，并由此形成了考察社会对其环境的适应过程的文化生态学。与早期的环境决定论所不同的是，文化生态学强调社会与环境的双向互动关系，社会固然要适应环境，但也会影响乃至改造环境。社会对环境的依赖或适应程度随文化（特别是技术）的发展而变化，越是简单、早期的人类社会，受环境的影响就越直接，地形和动、植物群的不同，就会使人们采用不同的技术手段并组成不同的社会组织。本文拟以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桥头镇长沙村的婚姻概况为基础，分析当地土家族婚姻在当代的变迁情况，并借鉴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与主张，对当地婚姻变迁过程中地理环境的影响和作用展开初步的讨论。
一、长沙村概况
长沙村隶属于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桥头镇。该镇位于石柱县西北方向，距县城约367公里。当地属渝东褶皱山原地带，位于方斗山山脉南麓，方斗山属于巫山大娄山区，境内多低山、中山和深丘，少平坝，周高中低，地貌呈“五马归槽”状，海拔在592—1102米之间，95%以上的地区海拔在775米以上。当地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年均温28-32℃年均日照时间长，日照充沛。土壤以黄壤、黄棕壤、红壤、大土泥为主，普遍存在肥力不高和过酸、过粘等特点，同时水土流失的威胁比较大。2010年，全镇共有人口13655人，其中99%以上为土家族，只有极少数的汉族。据相关文献记载，在清代之前，当地土家族以歌为媒，民风大胆热情，但目前当地的土家族本地及渝东南地区的汉族在社会文化和生活习俗上已趋于一致，没有明显的区别。
桥头镇共有7个行政村，长沙村即为其中之一。长沙村位于桥头镇南部，包括5个组：茨谷组、都岩组、联芳组、双堰组、湖心组，有公路直达该村山脚即山腰3组。该村是以农业为主，受山势所限，为梯田农业，农田靠引水灌溉，粮食作物以水稻、玉米、洋芋为主，其中玉米所占比例较大，经济作物以辣椒为主。由于相对高度较大，山脚与山顶作物成熟时间有一定的差距，山顶和山脚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因各种因素不尽相同。
二、长沙村土家族婚姻的当代变迁
男女婚嫁，结为夫妇，称为婚姻。而婚姻是家庭产生的前体和基础。人的一生从呱呱落地到老死病终，莫不与婚姻家庭结下不解之缘，因此婚姻家庭问题的客观存在及其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婚姻的观念、习俗、方式都受到了现实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深刻影响。因此近30年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巨大变化，石柱土家族地区婚姻家庭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首先，择偶标准放宽。80年代之前，当地人的主要择偶标准包括：家庭条件、个人人品、身体情况以及居住空间。其中首要条件是门当户对，以此避免婚后因为家庭条件产生地位不平等。就人品而言，大多数人期望对方脾气好，勤快，此外当地特殊的择偶条件为地势问题，女方普遍希望嫁到地势较高的山区。80年代之后，人们对择偶对象家庭要求放宽，人品的要求则变化不大但已不太强调门当户对。但是地势要求则与之前完全相反，普遍期望从山上嫁到山下，此外对居住距离的要求则越来越淡化，解放前期望住的越近越好，因此很多人选择与同村的人结婚，不仅知根知底，而且距离很近，来往便利，但当代由于工作地点变化，对距离要求基本没有了。
其次，通婚范围扩大。择偶条件的变化导致通婚范围变化较大，以其中一组为例，该组123例婚姻，结婚对象在本镇的为51%，本自治县内的为29%，外省的为20%。其中，90年代之前，嫁娶分布皆较广，主要集中于相邻的省市。至90年代后，嫁出范围依旧较广，嫁入范围则相对集中，少数为附近村镇，大多数为本村以及附近村人，以及由于在外地对于地势问题不做考虑的外省人。此外近20年来，当地男性难以娶到老婆，当地入赘况也较多，在123例婚姻之中，有10例为入赘婚姻，5例为本地人入赘外地。由本地入赘至外地的地区分别是三河、山店和龙沙，而由外地入赘至本地的则分别是沙子，湖北恩施以及中益。
再次，结婚年龄变大。20世纪70年代之前，当地人结婚年龄偏小，特别是女方。调查中发现，年龄在60岁以上的女性结婚年龄主要为18岁以下，在当时当地社会普遍认为18岁是晚婚年龄，而人们的结婚年龄多为16、17岁。70年代之后，受政策影响，当地的结婚年龄有所推移，多数女子的结婚年龄在20岁之后，高峰值分布于20岁至23岁，只有十分之一左右的女性结婚年龄在23岁之后。
最后，结婚程序简化。自解放后当地取消了花桥嫁娶，结婚习俗便成为：介绍、望人户、取同意、正式婚礼以及回门这几个程序。首先男女由媒人介绍认识，彼此同意之后，进行“望人户”，即了解彼此之间的家庭具体状况，并送礼物加深来往，选取日子进行“取同意”。“取同意”即订婚，由女方带上自己亲戚到男方家，请来亲戚与邻居举行订婚仪式，男女双方要互赠礼物，一般而言，男方一般要送一些鞋子和衣服或首饰，女方要送男方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在此仪式上将会确定结婚日期。结婚仪式需办三天，有许多传统仪式蕴含深厚的意以，其中要专派媒人传递礼单、过抬、哭嫁、堂前拜堂、敲棒棒、吃拜茶早饭等。整个婚礼的最后一个程序是“回门”，是在吃过拜茶早饭之后或是十天之后，由新娘带着新郎和一些礼物（烟、酒、肉等）回娘家吃午饭。整个传统婚礼仪式隆重，寓意颇丰，但是相对而言也较为繁琐，因而近20年这些程序被人们慢慢简化，媒人必不可少，但媒人介绍并非一定，望人户与取同意合二为一，结婚吃三天酒席的习惯还在，但仪式也被大大简化。近年当地出现一种“坐堂酒”，逐渐取代传统婚礼的所有仪式，与传统婚礼差别在于，“坐堂酒”没有嫁娶的过程，新郎新娘在一处招待客人，相应的介绍、望人户以及回门的程序便省略了。 三、长沙村婚姻变迁中的生态环境因素分析
斯图尔德认为，人不是这环境中的被动部分，因为人类创造了文化这一超有机体因素。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产技术获工具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讲，生产技术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越是简单、原始的生产技术越是更多的受环境的制约；二是生产技术与人的“行为”方式的关系。认为生产技术可以影响人的行为方式；三是“行为”方式对文化其他方面的影响，指对家庭制度、政治制度、人们的风俗习惯以及居住方式、资源占有和利用等的影响。
（一）20世纪50——70年代。
长沙村地势多低山、中山和深丘，少平坝，属山地耕猎型经济类型。地势的限制，形成了精耕细作的梯田灌溉农业，且除农业外，其他行业难以发展。70年代之前生产技术受地势限制难以发展，因此当地人的行为方式受环境的制约较大。
自人类的婚姻走过群婚乱婚，进入了对偶婚姻的后期，其功能便慢慢脱离了单纯的性交和延续后代，结婚后丈夫需迁入妻子的氏族，并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从妻居的居住格局使得父亲对子女概念相对明确，丈夫和妻子、父亲和儿女有了经济关系，形成对偶家庭，经济便开始对家庭的形成产生影响，从此以后，无论是订立婚姻或是构成婚姻关系，都萌芽了经济上的价值。
姻亲在中国的农村社会又是合作劳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经济因素是择偶条件中的重要一项。从人品来看，勤劳成为择偶的重要条件，居住较近便可以互相帮助劳动，在农忙时期可以合作。而从家庭条件来看，一方面是门当户对，使得姻亲之间身份平等，更有利于和平相处，另一方面便是所占有的土地的问题。相对地势平缓的地区，人多地少，而山上则人口分散，适合建造房屋的地方较少，因此人口较多，同时山地兔子资源丰富，可以开荒，因而主要勤快一些，便不怕没有地种。80年代之前，当地经济条件较差，选择嫁到山上一方面拥有丰富土地资源，保证了基本的温饱。另一方面打柴方便，极大的方面生活。80年代柴火作为生活必需品，需求量较大，打柴又是一件及其耗费体力的事情，住在山上便意味着离山林近，节省了很多的精力。
该村以农业为主，经济并不发达，读书认字并非生活必须，学会独立生活才是他们生活的重点。人们5、6岁就开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割草，到15、16岁之时，已经可以做一些主要的家务劳动以及田地重活。这个年龄段男女生理发育日趋成熟，在生活上可以独立自主，又由于当地的清代“改土归流”以后，派往当地流官纷纷对土家族的婚姻习俗进行改革，讲究先成家后立业的思想使得15、16岁成为最好的结婚年纪。此外地势过高，且不平整的山地地形，使当地的村落并不集中，甚至每户的分布都较为分散。过于分散的居住格局使人们的交际圈相对狭小，封闭的生活状态使得一些传统的观念习俗得以长久保存。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
1983年桥头镇开始实行土地制度改革，推行大包干责任制。经济的逐渐发展，人们逐渐不再满足于温饱，生计方式增多，开始种植各种经济作物，养殖业也发展了起来。社会生产技术的提高，带来了生产方式发生的变迁，意味着环境对生产技术的影响减小，生产技术对人的行为方式的影响程度下降，人们的家庭制度、风俗习惯受环境的限制也会随之降低。
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计方式的变化，使得土地对人们的束缚力减小，新兴的生计方式对环境的依靠程度减小，此时高山之上由于地势较高，公路不通，交通不便，信息流通速度也相对缓慢，发展速度逐渐与山脚拉开差距，成为贫穷的代名词，这使得田多人少的高山在择偶的经济条件中不再具有诱惑力。与之相对的平原地区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经济迅速发展，由此在择偶标准上二者完全对调，通婚范围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就父母角度而言，人们依旧倾向于为儿女选择居住地相近的人结婚，但主要目的不再是互相帮助干活，而在于知根知底，交往更加频繁，更加有利于彼此之间感情的交流。
生产力的大发展使得当地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农村青壮年涌入城市变成了工人，同时国家开始推行义务教育的普及，孩子开始专心读书，被排除出了劳动范围之外，因此15、16岁年纪，未曾参与大量田地劳动，难以独立生存，并没有组建家庭的条件。加之国家的婚姻政策，结婚年龄顺势推移。当地没有高中，大多数年轻父母都在外地打工，因此当地多为隔代家庭，落后的学校教育以及隔代教育带来了诸多弊端，当地很多孩子在读完初中便结束了学生生涯，外出打工。他们大多数会在外地自由恋爱，到法定年龄便结婚，形成如今的结婚年龄集中在20～23岁之间，且大量外地人嫁娶的情形。
同理，外出打工使得每年当地适婚青年仅有过年时间在家乡，没有充分的时间准备婚礼，同时很多人的配偶并非本地人，习俗不近相同，因此在外地工作的人们很多会选择在双方工作的城市结婚，而回家结婚的人，也大多没有办法遵循从前的结婚程序完成那一系列的嫁娶程序，只能举行结婚程序中最重要的环节——宴请宾客作为结婚的仪式。
四、结语
环境不只是对技术有许可性与一致性的影响，地方性的环境特色甚至可能决定了某些有巨大影响的社会性的适应。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作为生活在山地地形的土家族，高山和森林不仅决定了当地人的特殊的生计方式，限制了当地人的一些技术的应用于发展，也影响了当地人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风俗文化习惯。当地人较为落后的生产技术以及灌溉农业的缓慢发展，还有当地人小聚居的生活模式，小家庭的家庭制度都是受到当地的生态环境的影响的。当然作为外在的一些条件，生态环境并不是这些因素的决定性力量，但是在汉文化这个大背景影响下，土家族在其所处的特殊的生态环境之下还是形成了其余周边汉族所不同的社会风俗以及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
文化生态的适应才是文化变迁的动力。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当地的一些社会习惯风俗随之发生改变，而人们的生活行为模式或是生计也确实对生态环境的依赖越来越小，但是每个不同的地理环境之下所发展出来的社会制度或是模式依旧是带有其生态环境的特色的。应该说，环境提供了一个可供文化发展的范围。文化的发展与变迁是人类需求的增加促使生产技术的发展，从而改变人与周围有机体之间的关系，最后改变其在社区中的角色与地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态环境与人和文化之间是不断相互磨合、互相影响，逐渐达到的理想的状态。
参考文献：
[1]石群勇.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理论述略[J].社科纵横.2008年第23卷10期：140-141.
[2]张雯.近百年来环境人类学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6期（6）：53-59.
[3]韦斯特马克，刘小幸等译.人类婚姻史.[M].商务印书馆，1992：1.
[4]朱利安 史徒华，张恭启译.文化变迁的理论[M].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47.
[5]朱利安 史徒华，张恭启译.文化变迁的理论[M].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42-43
作者简介：黄兴泳（1991-），女，湖北省荆门市，汉族，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硕士，研究方向：民族关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