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一纸处罚,敲碎了在线音乐巨头十年间打造的版权“堡垒”。处罚要求腾讯解除网络音乐独家版权、停止高额预付金等做法,恢复市场竞争状态。
眼下,中国音乐版权市场已经形成了“大小巨头”的格局。市场监管总局调查到,2016年后腾讯实体占有的独家曲库资源超过80%。网易云音乐的招股书显示,按2020年的收入,腾讯音乐娱乐集团(下文简称“腾讯音乐”)占中国在线音乐市场份额的72.8%,网易云占20.5%,二者合占九成以上。
这种格局的形成仅用了不到十年。
音乐“野蛮人”
“那时候,我靠写歌能在北京买房。”吴向飞出生于陕西汉中,是内地著名填词人。1998年到2008年,他入行的十年间,正是华语乐坛一批经典之作横空出世的年代。
通常,一首歌的完整权利属于四方,词、曲著作权、录音版权(母带)和歌手表演权,四方享受歌曲发行后的版税(即版权使用费)收益,其他人员,如制作人、编曲、乐手等则享受一次性结算。
那时,大型唱片公司是生产音乐作品的核心,负责挖掘歌手、词曲作者和专业团队。它们也拥有最强话语权,占有歌手表演权和录音版权,同时由其旗下版权公司代理词曲版权。随着小唱片公司被大唱片公司并购,音乐版权集中于几家大公司手中。
2000年左右,唱片公司的绝对话语权被入侵者打破。百度MP3、千千静听、酷狗音乐、酷我音乐、QQ音乐、天天动听、虾米音乐等一批在线音乐平台涌現,在上面听歌免费。平台大多以免费音乐吸引用户,再通过广告模式盈利。“很少听说在线音乐平台会买版权,其实唱片公司那时也不在意数字播放版权。”乐评人陈贤江说。
受在线平台的冲击,唱片业开始走下坡路。
这一时期,唱片公司对网络盗版音乐态度暧昧,一方面是网络平台带动歌曲传播,乐见其成;另一方面,起诉成本高,且无法撼动盗版根基。
一个名叫谢国民的人,早早发现了版权的价值。2007年新浪乐库上线,号称要做全正版曲库,谢国民是新浪乐库的负责人,上线发布会当天宣布与五大唱片公司进行战略合作。
2010年,国家版权局、公安部、工信部开展了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治理的“剑网行动”,一批靠盗版音乐生存的平台被关停。剩下的平台为了活下去,开始抢版权。
2012年,谢国民成立海洋音乐,是音乐版权巨头中国音乐集团的雏形。2014年,海洋音乐做大,陆续合并了酷狗、酷我音乐,成立了中国音乐集团,手中握有长期独家签约的音乐版权代理公司四十多家,正版歌曲近两千万首。
合纵连横,炒出天价
2015年7月,国家版权局颁布“最严版权令”,要求各网络音乐服务商必须将未经授权传播的音乐作品全部下线,否则从严查处。从此,音乐版权“奇货可居”,得版权者得天下。
很快,业内形成了腾讯系、阿里系、百度系,没抱团的公司在版权重负下离场或转型。因为控股了最早收集版权的中国音乐集团,腾讯开始一家独大。
独家也导致了版权费的高昂。网易云招股书显示,2018-2020年,其内容服务成本分别为19.71亿元、28.53亿元和47.87亿元。这项成本支出,2018、2019年远远超过了网易云音乐当年的总营收,2020年达到了总营收的97.8%。
国家版权局刊文,2015年腾讯音乐与网易云音乐达成版权战略合作,转授版权150万首。2018年2月,在国家版权局的推动下,腾讯音乐与网易云音乐、虾米音乐相互授权独家版权的99%,但各自手中仍保留着1%的头部音乐资源。
音乐行业人士列举,眼下腾讯仍保有相当数量的头部歌曲版权未进行转授,包括周杰伦、五月天、梁静茹、TFBOYS、容祖儿、王力宏等歌手的大量歌曲。
巨头版权大战的最大赢家,或许是传统唱片公司。曾经靠一张唱片养活一家公司的神话,在互联网平台被无限放大,靠一张老唱片甚至就能养活一家公司了。
音乐版权公司就像贸易商,靠之前的音乐作品总能在下一个合同年要到更高的价格。而版税公司与词曲作者、歌手之间的分配因人而异,版权公司也会从版税中抽取服务费。很难判断在线音乐平台崛起后,音乐人的收入有没有变得更高。在2016年的演讲中,汪峰说,“有一天我拿到了从开始做音乐到今天,我全部版税的一个列表,六十多万人民币,那一刻给我的震撼无法形容……我在想有多少人一定连六十多万都拿不到,连六百块钱都拿不到。”
吴向飞解释,现在互联网播放平台通行的做法是,一首歌的版税42%分给唱片公司,约30%分给操作系统(如安卓、iOS等),约20%分给互联网播放平台,词、曲作者总共能分到8%,歌手则大多由唱片公司与其结算。如果词曲被多层代理,版税也会被层层分割,到作者手上会更少。
以后会好吗?
上海一点音乐工作室的负责人黄旭感叹,创作环境变了,1990年代大家愿意花20万做歌,换到现在的购买力,价格可能涨了数十倍。“唱片公司投入两百万做一首歌,不如把钱投给短视频平台,一年能做五百首歌。对大多数听众来说,高投入也只能提升细微的感受。”
一把琴、一部电脑就能写出歌来,当下音乐作品的总体数在指数级增长。而为了提前锁定原创作品,平台往往签约非常多原创音乐人,曲库里成千上万首新歌如何消耗,成为新的问题。
一位和网易云音乐签了独家的音乐人说,虽然平台给了丰富的流量曝光计划,“但实际效果不大”。他开始后悔,如果没有签约,还可以把歌发到其他平台,多个渠道多份收入,传播也会更广。
此次对腾讯音乐的反垄断处罚,会给行业带来多大改变?
音乐版权本身没有公允价格,价格是由买卖双方决定的。之前买家有为独家付高价的动力,现在独家动力不存在了,版权费用应该会有所下降。但对于优质头部歌曲而言,这依然是稀缺资源。
听众在版权割据时代需要切换不同的App听歌,取消独家后,或可能在一款App上听到更多歌曲。版权价值回归理性,对于平台而言,大大降低了版权采购成本,且从长远看,也更有利于版权内容方把目光聚焦在如何创作、生产好的音乐内容上。
眼下,中国音乐版权市场已经形成了“大小巨头”的格局。市场监管总局调查到,2016年后腾讯实体占有的独家曲库资源超过80%。网易云音乐的招股书显示,按2020年的收入,腾讯音乐娱乐集团(下文简称“腾讯音乐”)占中国在线音乐市场份额的72.8%,网易云占20.5%,二者合占九成以上。
这种格局的形成仅用了不到十年。
音乐“野蛮人”
“那时候,我靠写歌能在北京买房。”吴向飞出生于陕西汉中,是内地著名填词人。1998年到2008年,他入行的十年间,正是华语乐坛一批经典之作横空出世的年代。
通常,一首歌的完整权利属于四方,词、曲著作权、录音版权(母带)和歌手表演权,四方享受歌曲发行后的版税(即版权使用费)收益,其他人员,如制作人、编曲、乐手等则享受一次性结算。
那时,大型唱片公司是生产音乐作品的核心,负责挖掘歌手、词曲作者和专业团队。它们也拥有最强话语权,占有歌手表演权和录音版权,同时由其旗下版权公司代理词曲版权。随着小唱片公司被大唱片公司并购,音乐版权集中于几家大公司手中。
2000年左右,唱片公司的绝对话语权被入侵者打破。百度MP3、千千静听、酷狗音乐、酷我音乐、QQ音乐、天天动听、虾米音乐等一批在线音乐平台涌現,在上面听歌免费。平台大多以免费音乐吸引用户,再通过广告模式盈利。“很少听说在线音乐平台会买版权,其实唱片公司那时也不在意数字播放版权。”乐评人陈贤江说。
受在线平台的冲击,唱片业开始走下坡路。
这一时期,唱片公司对网络盗版音乐态度暧昧,一方面是网络平台带动歌曲传播,乐见其成;另一方面,起诉成本高,且无法撼动盗版根基。
一个名叫谢国民的人,早早发现了版权的价值。2007年新浪乐库上线,号称要做全正版曲库,谢国民是新浪乐库的负责人,上线发布会当天宣布与五大唱片公司进行战略合作。
2010年,国家版权局、公安部、工信部开展了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治理的“剑网行动”,一批靠盗版音乐生存的平台被关停。剩下的平台为了活下去,开始抢版权。
2012年,谢国民成立海洋音乐,是音乐版权巨头中国音乐集团的雏形。2014年,海洋音乐做大,陆续合并了酷狗、酷我音乐,成立了中国音乐集团,手中握有长期独家签约的音乐版权代理公司四十多家,正版歌曲近两千万首。
合纵连横,炒出天价
2015年7月,国家版权局颁布“最严版权令”,要求各网络音乐服务商必须将未经授权传播的音乐作品全部下线,否则从严查处。从此,音乐版权“奇货可居”,得版权者得天下。
很快,业内形成了腾讯系、阿里系、百度系,没抱团的公司在版权重负下离场或转型。因为控股了最早收集版权的中国音乐集团,腾讯开始一家独大。
独家也导致了版权费的高昂。网易云招股书显示,2018-2020年,其内容服务成本分别为19.71亿元、28.53亿元和47.87亿元。这项成本支出,2018、2019年远远超过了网易云音乐当年的总营收,2020年达到了总营收的97.8%。
国家版权局刊文,2015年腾讯音乐与网易云音乐达成版权战略合作,转授版权150万首。2018年2月,在国家版权局的推动下,腾讯音乐与网易云音乐、虾米音乐相互授权独家版权的99%,但各自手中仍保留着1%的头部音乐资源。
音乐行业人士列举,眼下腾讯仍保有相当数量的头部歌曲版权未进行转授,包括周杰伦、五月天、梁静茹、TFBOYS、容祖儿、王力宏等歌手的大量歌曲。
巨头版权大战的最大赢家,或许是传统唱片公司。曾经靠一张唱片养活一家公司的神话,在互联网平台被无限放大,靠一张老唱片甚至就能养活一家公司了。
音乐版权公司就像贸易商,靠之前的音乐作品总能在下一个合同年要到更高的价格。而版税公司与词曲作者、歌手之间的分配因人而异,版权公司也会从版税中抽取服务费。很难判断在线音乐平台崛起后,音乐人的收入有没有变得更高。在2016年的演讲中,汪峰说,“有一天我拿到了从开始做音乐到今天,我全部版税的一个列表,六十多万人民币,那一刻给我的震撼无法形容……我在想有多少人一定连六十多万都拿不到,连六百块钱都拿不到。”
吴向飞解释,现在互联网播放平台通行的做法是,一首歌的版税42%分给唱片公司,约30%分给操作系统(如安卓、iOS等),约20%分给互联网播放平台,词、曲作者总共能分到8%,歌手则大多由唱片公司与其结算。如果词曲被多层代理,版税也会被层层分割,到作者手上会更少。
以后会好吗?
上海一点音乐工作室的负责人黄旭感叹,创作环境变了,1990年代大家愿意花20万做歌,换到现在的购买力,价格可能涨了数十倍。“唱片公司投入两百万做一首歌,不如把钱投给短视频平台,一年能做五百首歌。对大多数听众来说,高投入也只能提升细微的感受。”
一把琴、一部电脑就能写出歌来,当下音乐作品的总体数在指数级增长。而为了提前锁定原创作品,平台往往签约非常多原创音乐人,曲库里成千上万首新歌如何消耗,成为新的问题。
一位和网易云音乐签了独家的音乐人说,虽然平台给了丰富的流量曝光计划,“但实际效果不大”。他开始后悔,如果没有签约,还可以把歌发到其他平台,多个渠道多份收入,传播也会更广。
此次对腾讯音乐的反垄断处罚,会给行业带来多大改变?
音乐版权本身没有公允价格,价格是由买卖双方决定的。之前买家有为独家付高价的动力,现在独家动力不存在了,版权费用应该会有所下降。但对于优质头部歌曲而言,这依然是稀缺资源。
听众在版权割据时代需要切换不同的App听歌,取消独家后,或可能在一款App上听到更多歌曲。版权价值回归理性,对于平台而言,大大降低了版权采购成本,且从长远看,也更有利于版权内容方把目光聚焦在如何创作、生产好的音乐内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