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江西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是“八一”军旗升起的地方，也是人民解放军南下广东、西进云贵的必经之地，政治和战略地位都十分重要，必须物色一位既能独当一面又能总揽全局的领导干部去主持工作。在中央决定人选时，毛泽东想到了自己当年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的得力助手、曾担任过苏区江西省委书记的陈正人。１９４９年５月，在全国胜利大局甫定之时，经毛泽东提名，中共中央任命陈正人为江西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
远在东北吉林的陈正人（时任吉林省委书记）接到中央的任职电令后，激动不已，蕴藏于心中久远的思乡情感不断喷涌：家乡的父老兄弟可好？阔别了１５年的红土地是否依然美丽？匆匆进京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请示工作后，又匆匆踏上南下履新的行程。一路上，近乡情更怯的乡愁渐渐淡去，建设好新江西的使命感越来越强烈地跃上心头！
运筹帷幄，指挥军民剿匪
１９４９年６月，陈正人率领南下干部大队风雨兼程抵达南昌后，遭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遍及全省各地的猖獗匪患。
解放前夕，为挽救国民党即将失败的命运，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的方天，秉承蒋介石旨意，有计划地网罗反动党团骨干、特务、恶霸、惯匪及国民党残兵败将、散兵游勇，拼凑“反共救国军”，企图开辟所谓的“敌后战场”，作垂死挣扎。国民党军溃败后，在敌特分子的操纵指挥下，盘踞在全省各地的反动武装继续作恶：袭击新生的区、乡人民政府，破坏交通，鱼肉百姓，残害我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土匪肆无忌惮的破坏活动，严重地危害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人民天下，岂容魑魅横行。面对严峻局势，陈正人走马上任后的第一个决策，就是将剿匪斗争列为省委的首要任务。７月上旬，在作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陈正人主持召开省委、省军区联系会议，专题商讨剿匪方针。会上，他在分析土匪活动特点、总结前期剿匪经验后指出：“土匪在农村、山区为非作歹，欺压人民，扰乱治安，破坏生产，这些祸害不清除，工作就无法开展，江西人民的彻底解放也等于一个空话。对于残敌和土匪，我们一定要狠狠打击。”他还结合自己在东北剿匪的成功案例，特别强调：“不能让土匪牵着我们走，要打主动仗，要采取打歼灭战的方针，把他们一股一股地全部消灭，决不能让这些作恶多端的祸害到处流窜，和我们捉迷藏！”
与会同志都非常赞同陈正人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瓦解为辅，集中力量打击主要股匪”的方针，作出了分三期清剿的部署。
为尽快掀起全省性的剿匪高潮，陈正人于会后起草了一份致各地党委的紧急电报：“……各地一定要抓住解放大军刚刚过境的有利时机，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把地主、土匪隐藏的枪支挖出来，集中全力，打一个军民联合清剿顽匪的歼灭战。”
轰轰烈烈的剿匪斗争全面打响后，陈正人审时度势，指示各分区成立党政军联合指挥所，要求地方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深入第一线，全力支持、配合剿匪部队完成作战任务。陈正人还十分注重发挥民兵武装的特殊作用。他签发的《江西省军区关于第二期剿匪方针和部署的命令》指出：“……利用各区、乡缴获来的枪支、弹药，立即组织县、区、乡民兵，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更大力度地参与剿匪斗争。”
剿匪部队与人民群众团结协作，仅第一、第二期追剿，就基本肃清赣东、赣北、赣东北、赣西北、赣西南等地股匪；鄱阳的李逢春、修水的熊杨鹰、南丰的李彬、宜春的罗光华、遂川的肖家璧等一大批罪大恶极的匪首或被擒获或被击毙。乘胜转入第三期剿匪斗争后，盘踞在宁都翠微峰上的黄镇中股匪成了重点围歼目标。
黄镇中是宁都乃至赣南地区反动势力的代表，历任国民党宁都保卫团团总，宁都、广昌、石城、瑞金、于都五县联防指挥部指挥官，江西第八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在过往的反共、反人民的罪恶中，他积极参与“围剿”工农红军，大肆残害苏维埃干部和红军家属；他不顾民族大义，悍然袭击新四军驻瑞金办事处，杀害我抗日志士。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由彭泽入赣后，不甘失败的黄镇中扯起了“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中将司令的虎皮，纠集３０００多土匪退守翠微峰，并狂言“有翠微峰就有江西全省”，妄图以高山峻岭的地势与解放军长期对抗。
陈正人亲自指挥了攻打翠微峰的战斗。１９４９年８月３０日，以解放军第４８军１４４师４３２团、４２８团为主，配以师属炮兵营，展开了解放翠微峰的外围战斗。随着土匪外围据点的逐一清除，９月２３日黎明时分，陈正人下达了总攻令。经过７个多小时的激战，解放军成功突破天险，全歼守敌，生擒了赣南人民的公敌——黄镇中，将红旗插上了翠微峰。至此，江西境内成股的土匪武装均被消灭，剩下小股的零星土匪则往闽浙赣和粤赣边一带流窜。
“决不给残匪以任何喘息机会！”在陈正人指示下，省军区独立师先后前往闽赣边、粤赣边开展了重点进剿与驻剿。经过人民解放军持续不断的清剿，到１９５２年底，共歼灭土匪２５２股，计５．２９万余人，江西匪患基本根绝，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了稳固和发展。
敢勇当先，推进土地改革
解放前的江西农村，封建的土地制度严重阻碍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是广大农民受苦受难的根源。人民当家作主后，要解放农村生产力，使广大农民真正翻身，就必须进行一次彻底的农村社会变革——土地改革运动。
１９５０年７月３１日，借着剿匪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有利时机，陈正人在江西省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本省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果敢地起动了江西土改进程。他在报告中指出：“实行土改已成为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特别是老区群众土改要求更为迫切，这是江西进行土改的有利条件，应首先集中力量以老苏区为重点，在大约占全省一半的地区、２６个县实行土改。他还特别强调了土改指导思想必须牢牢把握的四个原则：严格划清封建剥削与非封建剥削的界限，把握与区别有利生产与不利生产的原则；严格区分敌友我的界限，明确依靠、团结、打击的对象；把自上而下贯彻政府法令与自下而上充分发动群众贯彻民主合法斗争相结合。”
经过组织动员、干部培训、土改试点等步骤，从１９５０年冬起，第一期土改在全省３８７２个乡（占全省总乡数的５３．２％）范围内全面铺开。一时间，组织起来的农民以雷霆万钧之势向着封建势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但农民群众的斗争遭到行将被消灭的地主阶级的顽抗，他们普遍分散转移财产，用各种毒辣手段进行破坏捣乱甚至公开反抗。这样又更加激起群众的愤怒而急于行动，加之对运动由点到面的规律掌握不够，铺的面过宽，领导上难以把握，因而很多地方土改开始不久甚至还未经过详细划阶级，即过早地转入没收征收土地。同时，也由于部分干部对于放手发动群众在认识上有偏差，以为放手就不要领导，不要政策，忽视政治斗争，存有单纯的经济观点，以至在少数地区发生了追浮财、挖底产、吊打用刑的混乱现象。
针对土改初期的乱象，陈正人在赴丰城二区、新建大塘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１９５１年１月初撰写了《如何分乡分村深入土改斗争》的重要报告，并以此报告为主要内容向省直机关干部作了宣讲。他在报告中号召各级土改工作队必须集中力量打开深入斗争的局面，并对分乡分村深入斗争提出了四个要求，即：彻底粉碎封建势力，打跨乡村中的封建堡垒，从政治上、组织上、武装上彻底打倒封建；从斗争中进一步贯彻依靠贫雇农，充分发动和组织贫雇农，巩固和中农的联合，真正建立起以贫雇农为骨干联合中农及其它劳动人民的农村革命专政；贯彻反封建的合理合法的斗争，从斗争中满足贫雇农的合理经济要求；使农民在思想上得到自我解放，从封建宗族、“良心”、“命运”等落后思想下解放出来，树立三大观念（敌友观念、团结斗争观念、当家作主观念）。
《如何分乡分村深入土改斗争》从理论和具体实际的结合上很好地解决了土改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受到中央和中南局的重视，并被转发至全国。根据这个报告精神，省委于１月底召开了有地委书记、专员参加的土改总结会议。会上总结了第一期土改初始阶段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强调了依靠贫雇农，充分发动贫雇农，正确解决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的相互关系问题；强调了从点到面、点面结合问题与合法斗争问题、斗争形式问题以及其他若干政策问题。之后，《江西日报》全文刊载了陈正人的这篇报告；省土地改革委员会亦印成小册子，发给土改干部和农村工作人员。
分乡分村深入土改斗争决策的贯彻实施，使江西的土地改革得以健康、有序发展。经过三期土改和１９５２年秋冬结束的土改复查，全省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了千百年来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老爷，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中，全省共没收、征收耕地１５００多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３６．４％），有２７９万余户（占农户总数的７３．４％）、９１７万余无地少地农民（占农村人口的６４．５％）分得了土地。此外，还把１１万多头耕畜、１１８万多件主要农具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过去由地主把持的山林、鱼塘也全部分给了农民；一向为封建把头所垄断的湖、沼、河、港则收归国有，基本上满足了农民对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渴求。
殚精竭虑，领导城市经济
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然而上任之初，陈正人接管的江西城市正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困难：工商业大批停工歇业，生产萎缩，市场萧条，物资匮乏，市场紊乱；不法商人兴风作浪，掀起大规模的物价上涨风潮。如何尽快摆脱困境？根据中央的部署和江西的实际，善于捕捉战机的陈正人大胆出手，决定在城市经济领域燃起三把火。
财政经济的统一管理，是建国初期扭转经济混乱状态，实现财政经济根本好转的重要措施。陈正人决定，先烧好第一把火——统一财政经济。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８日，以陈正人为主任的南昌市军管会发布《关于整顿市场，巩固人民币信用的决定》，明令禁止使用银元、铜元，规定人民币为惟一合法的流通货币。１９５０年３月，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陈正人结合江西实际指导出台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一是建立统一的税收制度，培训了５００多名专业干部，派往各地税务机关；二是发行公债，全省共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２１９万份（折人民币５０７万），超额１０％完成中南区分配的任务；三是紧缩开支，严格执行统一的编制和统一的供给标准，裁冗员，减少行政管理费用的支出；四是统一物资调配，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清仓查库工作，对所有库存物资实行统一调度，大批工业品（布匹、食盐等）和部分生产资料（主要是农用生产资料），以及一些农副产品（粮食、食油等）都由国营贸易机构收购、销售和分配；五是逐级建立金融机构，制定统一于中央的金库、粮库和决算制度，加强对现金的统一管理。经过全省各级党组织及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至１９５０年６月，全省财政经济工作基本上实现了统一管理。
面对江西各主要城市百业凋零、工人失业的严重局面，陈正人及时燃起了第二把火——恢复发展工商业。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５日，南昌市军管会成立不久即召开由各界工商人士１４０余人参加的座谈会。会上，陈正人详细解释了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１９５０年５月２６日，陈正人又主持召开全省城市工商业会议，决定把“重点维持工商业，有计划地组织转业，防止盲目性发展，缩减没有销路、没有前途的生产”作为这一时期调整工商业的总方针。具体的调整措施有：（１）调整公私关系，国家银行和国营企业在保证物价稳定的前提下，对私营工商业给予贷款、供货，政府在价格、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帮助私营工商业重新复业，鼓励私人开办工商企业；在农副产品收购方面，国营商业适当让出一些地盘，指导私营商业面向农村，参加城乡物资交流。（２）调整私营企业劳资关系，在平等协商、自愿互利的原则下，帮助劳资双方签订劳资合同，使双方利益得到合理调整。（３）调整工商关系，实行工商分开，明确规定私营商业不兼营工业，私营工业也不兼营商业。（４）调整供销关系，帮助工商企业之间开展“以原料换成品”、“以成品换成品”、“以工业品换农产品”和组织“加工订货”、“委托代销”、“联合运销”等，解决供销问题。由于措施得力，江西私营工商业很快得到恢复，绝大多数私营工商业者都愿积极投资，扩大业务。
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打击投机，是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的最迫切任务之一。于是，在第一、第二把火燃烧的同时，陈正人又燃起了第三把火——稳定市场物价。１９４９年７月２３日，省人民政府颁布《江西省金银管理暂行办法》，以进一步稳定金融，制止投机。８月９日，根据陈正人的讲话精神，《江西日报》发表了题为《反对奸商捣乱金融，保护人民利益》的社论。在具体操作层面上，陈正人主要是从财政、金融、贸易三个方面入手，实行综合治理。财政方面，发行公债，加强税收，紧缩开支，冻结公款；金融方面，打击金银黑市，严格管理私人钱庄，推行本币，大力揽存，停止贷放，积极组织货币回笼；贸易方面，加强市场管理，控制粮食市场，抛售粮食、纱布等生活必需品，平抑市场物价。由于方法得当，全省物价平稳回跌，并持续稳定下来，从１９３６年开始的、持续１４年之久的通货膨胀也从根本上得到了治理。
功到自然成。陈正人“三把火”的成功燃烧，加上剿匪和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完成，使整个江西的形势大为改观，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实事求是，昭雪历史冤案
陈正人在日理万机开创江西新局面的同时，始终不遗余力地为历史冤案平反昭雪。他胸襟坦荡、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爱护干部的品德至今仍为红土地人民缅怀和推崇。
解放初始，陈正人收到原吉安第七师范校长李松峰的一封厚重来信。信上说：“你们在苏区时杀ＡＢ团，简直是发了疯。我和段锡朋、周莉生都是国民党的新派，Ａ是代表我们新派的核心组织，Ｂ是代表我们的外围组织，你们牵强附会地把Ａ与Ｂ两个英文字母联在一起，所谓ＡＢ团，错误地认为是反‘布尔什维克’，说什么ＡＢ团是打进你们共产党内的反革命组织。我们不是ＡＢ团，也没有什么ＡＢ团，那时我们的主张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这倒是真的。你们捕风捉影地杀ＡＢ团，死了一大批你们自己的好同志……”
陈正人心情很沉重。他为我们党当年犯下的“左”倾错误痛心，更为冤死的同志至今未能昭雪而不安。在省委专案会上，陈正人惋惜而又坚定地作了结论性发言：“那时是我们党的幼儿时代，缺乏斗争经验，马列主义水平又低，加之带着‘左’倾的有色眼镜看事物，就走样啦！结果错误地杀害了许多自己的好同志，这是一个沉痛的血的教训啊！我们应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不久，中央批复同意了江西省委的意见：凡是因ＡＢ团被错杀的同志都要平反昭雪，作为革命烈士；凡是按自首自新处理过的，要摘帽子，恢复名义，彻底平反。
“ＡＢ团”冤案昭雪后，陈正人凝重的心情并没有得到片刻的缓解。千头万绪中，他想起了家乡井冈山，想起了与自己和毛泽东一起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战友袁文才、王佐，想起了这两位长眠于大山中的好友还在遭受不白之冤……
袁文才、王佐原分别为活动于井冈山地区的两支农民武装的首领。１９２７年１０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袁、王分别率所部接受改造和改编，并相继出任工农红军团长、副团长，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巩固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１９２９年１月，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闽西不久，留守井冈山的袁、王先后被“左”倾错误路线执行者杀害。
回到江西后，陈正人一直有重新复查袁文才、王佐问题的冲动。但考虑到袁文才、王佐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的重要地位，以及毛泽东对他们两位了解熟悉的程度，他认为有必要将自己的想法向毛泽东汇报。适逢去北京开会，在征得省委其他领导同志的同意后，陈正人专门就袁文才、王佐的问题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作了郑重的汇报，并及时得到了“袁文才、王佐是被错杀的，应该平反，应该作为革命烈士对待”的肯定批复。
陈正人是红土地上成长起来的第一位省委书记，他深深爱恋着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在省委为袁文才、王佐召开的平反大会上，他又一次动情地强调：“江西是老革命根据地，广大的苏区和游击区的群众对我们共产党有着深厚的感情。红军北上后，留下来的苏区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或基本是好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些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迫登记过，自首变节是极少数，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他们。他们热爱红军，热爱共产党，在工作中要依靠他们。对保甲人员也要区别对待，大多数是村里推举的，有些甚至是抽签或轮流的，还有‘红皮白心’为老百姓干好事的，真正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命，欺压百姓的是少数，要注意团结那些为民办事或没有办坏事的保甲人员。”
１９５２年１１月，陈正人告别了工作３年半之久的红色故土，上调中央出任国家建筑工程部部长兼党组书记。虽然离开了江西，但他依然眷恋着红土地，依然关注着家乡经济建设的每一前进步伐……
“文化大革命”中，陈正人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认为是有“严重问题”的人，遭到了残酷的折磨。１９７２年４月６日，正在受批挨斗的陈正人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于北京，享年６５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推翻了“四人帮”强加在陈正人头上的诬告之词，并于１９７９年４月２３日重新作出了政治结论：“陈正人同志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他忠于人民，几十年如一日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是我党久经考验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我国农业战线和农业机械战线的卓越领导干部。”
责任编辑梅宏
远在东北吉林的陈正人（时任吉林省委书记）接到中央的任职电令后，激动不已，蕴藏于心中久远的思乡情感不断喷涌：家乡的父老兄弟可好？阔别了１５年的红土地是否依然美丽？匆匆进京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请示工作后，又匆匆踏上南下履新的行程。一路上，近乡情更怯的乡愁渐渐淡去，建设好新江西的使命感越来越强烈地跃上心头！
运筹帷幄，指挥军民剿匪
１９４９年６月，陈正人率领南下干部大队风雨兼程抵达南昌后，遭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遍及全省各地的猖獗匪患。
解放前夕，为挽救国民党即将失败的命运，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的方天，秉承蒋介石旨意，有计划地网罗反动党团骨干、特务、恶霸、惯匪及国民党残兵败将、散兵游勇，拼凑“反共救国军”，企图开辟所谓的“敌后战场”，作垂死挣扎。国民党军溃败后，在敌特分子的操纵指挥下，盘踞在全省各地的反动武装继续作恶：袭击新生的区、乡人民政府，破坏交通，鱼肉百姓，残害我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土匪肆无忌惮的破坏活动，严重地危害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人民天下，岂容魑魅横行。面对严峻局势，陈正人走马上任后的第一个决策，就是将剿匪斗争列为省委的首要任务。７月上旬，在作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陈正人主持召开省委、省军区联系会议，专题商讨剿匪方针。会上，他在分析土匪活动特点、总结前期剿匪经验后指出：“土匪在农村、山区为非作歹，欺压人民，扰乱治安，破坏生产，这些祸害不清除，工作就无法开展，江西人民的彻底解放也等于一个空话。对于残敌和土匪，我们一定要狠狠打击。”他还结合自己在东北剿匪的成功案例，特别强调：“不能让土匪牵着我们走，要打主动仗，要采取打歼灭战的方针，把他们一股一股地全部消灭，决不能让这些作恶多端的祸害到处流窜，和我们捉迷藏！”
与会同志都非常赞同陈正人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瓦解为辅，集中力量打击主要股匪”的方针，作出了分三期清剿的部署。
为尽快掀起全省性的剿匪高潮，陈正人于会后起草了一份致各地党委的紧急电报：“……各地一定要抓住解放大军刚刚过境的有利时机，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把地主、土匪隐藏的枪支挖出来，集中全力，打一个军民联合清剿顽匪的歼灭战。”
轰轰烈烈的剿匪斗争全面打响后，陈正人审时度势，指示各分区成立党政军联合指挥所，要求地方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深入第一线，全力支持、配合剿匪部队完成作战任务。陈正人还十分注重发挥民兵武装的特殊作用。他签发的《江西省军区关于第二期剿匪方针和部署的命令》指出：“……利用各区、乡缴获来的枪支、弹药，立即组织县、区、乡民兵，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更大力度地参与剿匪斗争。”
剿匪部队与人民群众团结协作，仅第一、第二期追剿，就基本肃清赣东、赣北、赣东北、赣西北、赣西南等地股匪；鄱阳的李逢春、修水的熊杨鹰、南丰的李彬、宜春的罗光华、遂川的肖家璧等一大批罪大恶极的匪首或被擒获或被击毙。乘胜转入第三期剿匪斗争后，盘踞在宁都翠微峰上的黄镇中股匪成了重点围歼目标。
黄镇中是宁都乃至赣南地区反动势力的代表，历任国民党宁都保卫团团总，宁都、广昌、石城、瑞金、于都五县联防指挥部指挥官，江西第八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在过往的反共、反人民的罪恶中，他积极参与“围剿”工农红军，大肆残害苏维埃干部和红军家属；他不顾民族大义，悍然袭击新四军驻瑞金办事处，杀害我抗日志士。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由彭泽入赣后，不甘失败的黄镇中扯起了“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中将司令的虎皮，纠集３０００多土匪退守翠微峰，并狂言“有翠微峰就有江西全省”，妄图以高山峻岭的地势与解放军长期对抗。
陈正人亲自指挥了攻打翠微峰的战斗。１９４９年８月３０日，以解放军第４８军１４４师４３２团、４２８团为主，配以师属炮兵营，展开了解放翠微峰的外围战斗。随着土匪外围据点的逐一清除，９月２３日黎明时分，陈正人下达了总攻令。经过７个多小时的激战，解放军成功突破天险，全歼守敌，生擒了赣南人民的公敌——黄镇中，将红旗插上了翠微峰。至此，江西境内成股的土匪武装均被消灭，剩下小股的零星土匪则往闽浙赣和粤赣边一带流窜。
“决不给残匪以任何喘息机会！”在陈正人指示下，省军区独立师先后前往闽赣边、粤赣边开展了重点进剿与驻剿。经过人民解放军持续不断的清剿，到１９５２年底，共歼灭土匪２５２股，计５．２９万余人，江西匪患基本根绝，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了稳固和发展。
敢勇当先，推进土地改革
解放前的江西农村，封建的土地制度严重阻碍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是广大农民受苦受难的根源。人民当家作主后，要解放农村生产力，使广大农民真正翻身，就必须进行一次彻底的农村社会变革——土地改革运动。
１９５０年７月３１日，借着剿匪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有利时机，陈正人在江西省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本省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果敢地起动了江西土改进程。他在报告中指出：“实行土改已成为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特别是老区群众土改要求更为迫切，这是江西进行土改的有利条件，应首先集中力量以老苏区为重点，在大约占全省一半的地区、２６个县实行土改。他还特别强调了土改指导思想必须牢牢把握的四个原则：严格划清封建剥削与非封建剥削的界限，把握与区别有利生产与不利生产的原则；严格区分敌友我的界限，明确依靠、团结、打击的对象；把自上而下贯彻政府法令与自下而上充分发动群众贯彻民主合法斗争相结合。”
经过组织动员、干部培训、土改试点等步骤，从１９５０年冬起，第一期土改在全省３８７２个乡（占全省总乡数的５３．２％）范围内全面铺开。一时间，组织起来的农民以雷霆万钧之势向着封建势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但农民群众的斗争遭到行将被消灭的地主阶级的顽抗，他们普遍分散转移财产，用各种毒辣手段进行破坏捣乱甚至公开反抗。这样又更加激起群众的愤怒而急于行动，加之对运动由点到面的规律掌握不够，铺的面过宽，领导上难以把握，因而很多地方土改开始不久甚至还未经过详细划阶级，即过早地转入没收征收土地。同时，也由于部分干部对于放手发动群众在认识上有偏差，以为放手就不要领导，不要政策，忽视政治斗争，存有单纯的经济观点，以至在少数地区发生了追浮财、挖底产、吊打用刑的混乱现象。
针对土改初期的乱象，陈正人在赴丰城二区、新建大塘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１９５１年１月初撰写了《如何分乡分村深入土改斗争》的重要报告，并以此报告为主要内容向省直机关干部作了宣讲。他在报告中号召各级土改工作队必须集中力量打开深入斗争的局面，并对分乡分村深入斗争提出了四个要求，即：彻底粉碎封建势力，打跨乡村中的封建堡垒，从政治上、组织上、武装上彻底打倒封建；从斗争中进一步贯彻依靠贫雇农，充分发动和组织贫雇农，巩固和中农的联合，真正建立起以贫雇农为骨干联合中农及其它劳动人民的农村革命专政；贯彻反封建的合理合法的斗争，从斗争中满足贫雇农的合理经济要求；使农民在思想上得到自我解放，从封建宗族、“良心”、“命运”等落后思想下解放出来，树立三大观念（敌友观念、团结斗争观念、当家作主观念）。
《如何分乡分村深入土改斗争》从理论和具体实际的结合上很好地解决了土改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受到中央和中南局的重视，并被转发至全国。根据这个报告精神，省委于１月底召开了有地委书记、专员参加的土改总结会议。会上总结了第一期土改初始阶段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强调了依靠贫雇农，充分发动贫雇农，正确解决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的相互关系问题；强调了从点到面、点面结合问题与合法斗争问题、斗争形式问题以及其他若干政策问题。之后，《江西日报》全文刊载了陈正人的这篇报告；省土地改革委员会亦印成小册子，发给土改干部和农村工作人员。
分乡分村深入土改斗争决策的贯彻实施，使江西的土地改革得以健康、有序发展。经过三期土改和１９５２年秋冬结束的土改复查，全省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了千百年来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老爷，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中，全省共没收、征收耕地１５００多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３６．４％），有２７９万余户（占农户总数的７３．４％）、９１７万余无地少地农民（占农村人口的６４．５％）分得了土地。此外，还把１１万多头耕畜、１１８万多件主要农具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过去由地主把持的山林、鱼塘也全部分给了农民；一向为封建把头所垄断的湖、沼、河、港则收归国有，基本上满足了农民对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渴求。
殚精竭虑，领导城市经济
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然而上任之初，陈正人接管的江西城市正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困难：工商业大批停工歇业，生产萎缩，市场萧条，物资匮乏，市场紊乱；不法商人兴风作浪，掀起大规模的物价上涨风潮。如何尽快摆脱困境？根据中央的部署和江西的实际，善于捕捉战机的陈正人大胆出手，决定在城市经济领域燃起三把火。
财政经济的统一管理，是建国初期扭转经济混乱状态，实现财政经济根本好转的重要措施。陈正人决定，先烧好第一把火——统一财政经济。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８日，以陈正人为主任的南昌市军管会发布《关于整顿市场，巩固人民币信用的决定》，明令禁止使用银元、铜元，规定人民币为惟一合法的流通货币。１９５０年３月，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陈正人结合江西实际指导出台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一是建立统一的税收制度，培训了５００多名专业干部，派往各地税务机关；二是发行公债，全省共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２１９万份（折人民币５０７万），超额１０％完成中南区分配的任务；三是紧缩开支，严格执行统一的编制和统一的供给标准，裁冗员，减少行政管理费用的支出；四是统一物资调配，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清仓查库工作，对所有库存物资实行统一调度，大批工业品（布匹、食盐等）和部分生产资料（主要是农用生产资料），以及一些农副产品（粮食、食油等）都由国营贸易机构收购、销售和分配；五是逐级建立金融机构，制定统一于中央的金库、粮库和决算制度，加强对现金的统一管理。经过全省各级党组织及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至１９５０年６月，全省财政经济工作基本上实现了统一管理。
面对江西各主要城市百业凋零、工人失业的严重局面，陈正人及时燃起了第二把火——恢复发展工商业。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５日，南昌市军管会成立不久即召开由各界工商人士１４０余人参加的座谈会。会上，陈正人详细解释了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１９５０年５月２６日，陈正人又主持召开全省城市工商业会议，决定把“重点维持工商业，有计划地组织转业，防止盲目性发展，缩减没有销路、没有前途的生产”作为这一时期调整工商业的总方针。具体的调整措施有：（１）调整公私关系，国家银行和国营企业在保证物价稳定的前提下，对私营工商业给予贷款、供货，政府在价格、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帮助私营工商业重新复业，鼓励私人开办工商企业；在农副产品收购方面，国营商业适当让出一些地盘，指导私营商业面向农村，参加城乡物资交流。（２）调整私营企业劳资关系，在平等协商、自愿互利的原则下，帮助劳资双方签订劳资合同，使双方利益得到合理调整。（３）调整工商关系，实行工商分开，明确规定私营商业不兼营工业，私营工业也不兼营商业。（４）调整供销关系，帮助工商企业之间开展“以原料换成品”、“以成品换成品”、“以工业品换农产品”和组织“加工订货”、“委托代销”、“联合运销”等，解决供销问题。由于措施得力，江西私营工商业很快得到恢复，绝大多数私营工商业者都愿积极投资，扩大业务。
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打击投机，是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的最迫切任务之一。于是，在第一、第二把火燃烧的同时，陈正人又燃起了第三把火——稳定市场物价。１９４９年７月２３日，省人民政府颁布《江西省金银管理暂行办法》，以进一步稳定金融，制止投机。８月９日，根据陈正人的讲话精神，《江西日报》发表了题为《反对奸商捣乱金融，保护人民利益》的社论。在具体操作层面上，陈正人主要是从财政、金融、贸易三个方面入手，实行综合治理。财政方面，发行公债，加强税收，紧缩开支，冻结公款；金融方面，打击金银黑市，严格管理私人钱庄，推行本币，大力揽存，停止贷放，积极组织货币回笼；贸易方面，加强市场管理，控制粮食市场，抛售粮食、纱布等生活必需品，平抑市场物价。由于方法得当，全省物价平稳回跌，并持续稳定下来，从１９３６年开始的、持续１４年之久的通货膨胀也从根本上得到了治理。
功到自然成。陈正人“三把火”的成功燃烧，加上剿匪和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完成，使整个江西的形势大为改观，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实事求是，昭雪历史冤案
陈正人在日理万机开创江西新局面的同时，始终不遗余力地为历史冤案平反昭雪。他胸襟坦荡、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爱护干部的品德至今仍为红土地人民缅怀和推崇。
解放初始，陈正人收到原吉安第七师范校长李松峰的一封厚重来信。信上说：“你们在苏区时杀ＡＢ团，简直是发了疯。我和段锡朋、周莉生都是国民党的新派，Ａ是代表我们新派的核心组织，Ｂ是代表我们的外围组织，你们牵强附会地把Ａ与Ｂ两个英文字母联在一起，所谓ＡＢ团，错误地认为是反‘布尔什维克’，说什么ＡＢ团是打进你们共产党内的反革命组织。我们不是ＡＢ团，也没有什么ＡＢ团，那时我们的主张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这倒是真的。你们捕风捉影地杀ＡＢ团，死了一大批你们自己的好同志……”
陈正人心情很沉重。他为我们党当年犯下的“左”倾错误痛心，更为冤死的同志至今未能昭雪而不安。在省委专案会上，陈正人惋惜而又坚定地作了结论性发言：“那时是我们党的幼儿时代，缺乏斗争经验，马列主义水平又低，加之带着‘左’倾的有色眼镜看事物，就走样啦！结果错误地杀害了许多自己的好同志，这是一个沉痛的血的教训啊！我们应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不久，中央批复同意了江西省委的意见：凡是因ＡＢ团被错杀的同志都要平反昭雪，作为革命烈士；凡是按自首自新处理过的，要摘帽子，恢复名义，彻底平反。
“ＡＢ团”冤案昭雪后，陈正人凝重的心情并没有得到片刻的缓解。千头万绪中，他想起了家乡井冈山，想起了与自己和毛泽东一起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战友袁文才、王佐，想起了这两位长眠于大山中的好友还在遭受不白之冤……
袁文才、王佐原分别为活动于井冈山地区的两支农民武装的首领。１９２７年１０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袁、王分别率所部接受改造和改编，并相继出任工农红军团长、副团长，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巩固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１９２９年１月，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闽西不久，留守井冈山的袁、王先后被“左”倾错误路线执行者杀害。
回到江西后，陈正人一直有重新复查袁文才、王佐问题的冲动。但考虑到袁文才、王佐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的重要地位，以及毛泽东对他们两位了解熟悉的程度，他认为有必要将自己的想法向毛泽东汇报。适逢去北京开会，在征得省委其他领导同志的同意后，陈正人专门就袁文才、王佐的问题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作了郑重的汇报，并及时得到了“袁文才、王佐是被错杀的，应该平反，应该作为革命烈士对待”的肯定批复。
陈正人是红土地上成长起来的第一位省委书记，他深深爱恋着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在省委为袁文才、王佐召开的平反大会上，他又一次动情地强调：“江西是老革命根据地，广大的苏区和游击区的群众对我们共产党有着深厚的感情。红军北上后，留下来的苏区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或基本是好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些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迫登记过，自首变节是极少数，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他们。他们热爱红军，热爱共产党，在工作中要依靠他们。对保甲人员也要区别对待，大多数是村里推举的，有些甚至是抽签或轮流的，还有‘红皮白心’为老百姓干好事的，真正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命，欺压百姓的是少数，要注意团结那些为民办事或没有办坏事的保甲人员。”
１９５２年１１月，陈正人告别了工作３年半之久的红色故土，上调中央出任国家建筑工程部部长兼党组书记。虽然离开了江西，但他依然眷恋着红土地，依然关注着家乡经济建设的每一前进步伐……
“文化大革命”中，陈正人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认为是有“严重问题”的人，遭到了残酷的折磨。１９７２年４月６日，正在受批挨斗的陈正人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于北京，享年６５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推翻了“四人帮”强加在陈正人头上的诬告之词，并于１９７９年４月２３日重新作出了政治结论：“陈正人同志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他忠于人民，几十年如一日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是我党久经考验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我国农业战线和农业机械战线的卓越领导干部。”
责任编辑梅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