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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是一种“理想”的存在，理想性是人的本来属性。理想信念教育的实质是对人的“理想”的激活和开发。人的形而上学本性包含人的实践本性和人的思维本性。理想信念教育的哲学内蕴同人的形而上学本性具有一体性关系，理想信念教育蕴含了关于人的自觉的形而上学维度及其现实诉求，从人的形而上学本性探讨理想信念教育具有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理想信念教育;人的形而上学本性;本体论诉求;实践要求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9）04-0030-06
人总是不满足、不满意现实存在，总在否定现实存在，并为自己设定一个理想的存在，以理想否定现实、超越现实。从这个层面来看，人是一种超越现实存在的存在，是一种“理想性”的存在，“理想性”是人的本来属性，这就是人的形而上学本性。理想信念教育是促进人们不断追求更高层次目标、遵循一定规律和规范、按照一定途径与方式进行的一个动态的引导过程，旨在开发和培养人的理想向社会发展和意识形态规约的方向进行。
人的形而上学本性内在地规定和解释了“理想”的客观性和理想信念教育的必然性，并为理想信念教育提供哲学支撑。把人的形而上学本性和理想信念教育放在一起来思考是为了表明，人的形而上学本性与理想信念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理想信念教育的哲学内蕴同人的形而上学本性具有一体性关系，这种关系直接表现在理想信念教育是人的形而上学本性的价值规定和现实表达。只有追本溯源，方能返本开新。探究和把握理想信念教育的哲学内蕴，即从人的形而上学本性出发探索理想信念教育，或能另辟蹊径，为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找到新方向。
一、人的形而上学本性是理想信念教育的哲学根基
理想信念教育旨在依据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引导人们在思想和情感上对未来的一种期望和规定，并通过一定的教育手段以达到这一期望和规定。那么，这一期望和规定何以存在呢，或者说，理想信念教育自身何以可能呢？恩格斯曾经指出，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1]。因此，笔者将从人的形而上学本性出发，即从思维的至上性、非至上性、终极关怀和实践的现实性、理想性、有限性、无限指向性等方面探索理想信念教育得以可能的根源，并揭示出人的形而上学本性是理想信念教育存在的内在的哲学的根基。
（一）“实践”的人何以可能进行理想信念教育
人类实践活动的两个最基本特征是它的目的性和现实性，通过现实性而达致其目的性。“目的”指向未来的、理想的、无限的，“现实”指向当前的、受制约的、有限的。因此，人的实践活动内在地包含着理想性与现实性、有限性与无限指向性之间的巨大矛盾，从而使人类的实践活动表现出要不断地超越自身有限性以通达无限指向性的未来的理想状态，这就是人的实践本性。理想信念教育是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理想、克服和纠正错误理想的一项实践活动，它始终包含着理想和现实、有限和无限的矛盾运动。厘清实践过程中两对矛盾各自的互动关系，能为理想信念教育提供方法论指导。
第一，进行理想信念教育，首先要处理的是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理想与现实总是处于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中。脱离了现实谈理想，是空想的、不切实际的;没有正确的理想，实践活动缺乏动力因素，人不能得到发展和完善。因此，理想与现实总是在实践中对立并逐渐走向统一。人既是现实的人，也是一种“理想性”的存在，“人类社会永远处在‘它现在是什么’与‘他们希望是什么’的张力之中。理想与现实的互动，是一个社会稳步向前迈进的永恒因子”[2]。理想信念教育实践在处理作为主体的人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矛盾中辩证前进，这对矛盾是理想信念教育的内控因素。如何处理这对矛盾，对于理想信念教育的成效至關重要。首先，要保持适度原则。在具体理想的指向性和现实的确定性之间，既要保持一种张力，又要打破它们之间的平衡，即理想既要高于现实，也不能遥不可及。其次，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人的实践活动总是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思维与实践的综合互动，以实现其目的的活动，这意味着人本身所进行的是一种理想性的、超越性的、创造性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活动就是“无中生有”的活动，人们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不断地把现实变成非现实，把非现实变成现实，正如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所指出的，“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用自己的行动让世界满足自己，人给自己构成世界的客观图画”[3]。此外，实践活动的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矛盾处在不断变化发展中，表现为相互促进、相互否定，因此，正确处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必须注重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并相应调整、改变现实，或者更新理想，以做到从实际出发，树立合科学性与合价值性相统一的理想。
第二，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总是指向和蕴藏着有限性与无限指向性的矛盾。每个现实的个体的人是有限的，而人的理想性追求却总是具有无限指向性。就实践活动而言，一个具体实践活动因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而存在有限性和无限指向性的矛盾。西方哲学家弗洛姆认为，人的生存包含着两歧性，即生与死的矛盾，人的长远想象与人的短暂生命的矛盾。正好说明了实践活动的有限性和无限指向性的矛盾，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实践活动始终包含着此种矛盾或两歧性。在实践活动过程中，作为实践对象的经验世界总是有限的，但思维着的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实践活动能够无限超越现实以到达理想的状态，这种状态无疑是指向无限的。但是，无限是否可以被认识，如何把握有限与无限的关系呢？对无限的认识只能是渐进的、过程性的，只有思维深入到有限事物内部才能认识无限。由于人生存的两歧性始终存在，客观世界无穷无尽，指向无限，我们每个个体不可能超越自身生命的两歧性，以通达无限。只有对有限进行分析、综合，获得一般的、普遍的规律，才有可能趋近于认识无限。由此可见，有限与无限是相互依存的一对关系，对无限的认识必须建立在有限事物的基础上，而我们也不应该囿于对有限事物的认识，而需要始终保持自觉的对无限的渴求。“人之所以能够创造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正在于人总是不断地超越对有限与无限的纯粹‘自然’的理解，而把人生的有限与自然的无限的矛盾转化为、升华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矛盾。”[4]因此，在处理实践活动的有限性与无限指向性的矛盾中，我们需要巧妙地把这对矛盾转化、缩小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理想和现实的关系中寻找出口，寻找理想信念教育的一般方法。 （二）理想信念在本质上是“思维”的人的现实价值表征
人具有自觉意识，它不仅始终与实践关联着，作用于实践活动，同时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其独立性表现在人的思维总是独立于实践活动之外而在人的思维深处渴求对客观世界最深刻和最彻底把握、解释，并期望确认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价值，这就是人的思维本性。人的思维本性的这种渴求，“存在一种系统感和对于我们思维的明晰性和统一性的要求——它们进入我们思维活动的根基，并完全可能进入到更深处——它们导源于我们所属的这个物种和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5]。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的形而上的渴求是我们这个所属物种“人”的本质规定，它是不可回避的，也是无法取消的。理想信念教育之所以得以存在的理论根源正在于理想本质上是人的思维渴求本性的现实价值表征。关于理想信念教育何以存在，其来源或依据是什么，如何检验其真理性？树立崇高的理想赋予时代何种价值意义？这些都是理想信念教育的认识论问题。在此，笔者基于人的形而上学本性的思维本性着重从以下两个方面阐述。
第一，思维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恩格斯曾经指出：人的思维是至上的与非至上的辩证统一，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6]。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在依据和真理性正是根植于人类思维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崇高的理想切合人的至上性思维本性，符合人类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并且在无数个非至上的理想的实现中无限趋近于实现的可能性。同时，至上性思维也受到每个个体的非至上思维的制约，思维的非至上性要求人们在树立理想时，要关注一定社会的具体情况和每个个体的状态、需求，以设定科学的、价值的理想，使每一次理想的设立和完成均为至上性思维添砖加瓦。思维的至上性具有超拔现实的意义，并且指向终极，从现实看，它具有不可实现性;人的非至上的思维是指人的思维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思维所把握到的理想更具有现实性，其实现可能性更大。然而，思维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并不是相互抵触、冲突的关系，相反，二者是无限趋近于统一的过程。我们在理想信念教育实践中，既要怀抱至上性思维的目标，又要遵循思维的非至上性的规则，基于思维的至上性追求其非至上性，既要有非至上性的信念，又要有至上性的理想。
第二，终极关怀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人在其思维活动中的最深的层次上或者最彻底的意义上总是希望找寻到一种具有终极意义的东西来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根基和确定人在世界中的价值和地位，因此，人的思维总是具有终极关怀的意义。吉林大学孙正聿教授把终极关怀定义为一种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笔者持认同态度，并由此为基点阐述以下内容。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每一个具体的实践和認识活动，都存在着一种“终极性”的价值追求，比如，人类的全部科学无一例外都试图寻找一种终极存在，并以之为基础试图对其研究对象作出统一性的终极解释。这种“终极性”并没有具体的指向，甚至没有现实的出口，人的思维本性把这种终极关怀的方式诉诸于人。人是一种理想性的、超越性的、创造性的存在，人总是要给自己设定一个并不存在着的东西作为自己所指向和追求的东西，也就是说，人是一种理想性的存在，因而人是一种否定现实的存在，是把现实变成非现实，而把非现实变成现实的存在。因为人是一种不满足于现实的存在，是要把现实变成理想的现实的存在，所以它必须寻求那个统一性的存在，从而对整个世界做出一种统一性的解释，从而为人的安身立命寻求一个最深层的价值的根基。共产主义的理想旨在为全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奋斗，在这层面上，共产主义的理想不能不是对全人类的终极关怀的一种具体表征。
二、人的形而上学本性视域下理想信念教育的实践要求
人的形而上学本性给予了理想信念教育以哲学的定义：理想信念教育是对人的潜质（理想）的开发，以及对这种潜质在一定现实条件下进行合理的引导，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而理想信念教育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社会环境的复杂多变使理想信念教育内含了一系列纵横交错的关系，如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现实与未来、理论与实践等。因此，无论国家、社会还是个人在树立理想的过程中，既要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要最大程度上满足个人与社会的合理价值需要，即要在理想信念教育实践中坚持原则和方法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这是理想信念教育最基本的原则和方法。根据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和阐述，人的形而上学本性揭示人生来具有理想，理想是我们所属物种的本质规定，人是“理想性”的存在，这种“理想”不会因外力消除。因此，我们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时，着力点应该放在激活人们已有的理想和引导这种理想走向正确的方向，而非生硬地灌输、强加给人们某种理想。
（一）导向性理想信念教育
导向性理想信念教育，主要针对教育的内容和方向。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下，理想呈现出层次性、社会性、阶级性、互感性、易变性等特点，这决定了理想信念教育不是朝着既定目标的直线运动，而是伴随着不断处理和引导曲折、偏差甚至错误的具体理想进行的。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就外部客观环境而言，人们受到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他人的影响;人是具有“自觉能动性”的存在，能够借助自身感觉、知觉、表象等认知形式，在树立理想时进行比较、分析、判断等。因此，理想受主、客观条件的影响，有正确理想和错误理想之分，崇高理想和一般理想之分，以及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之分，这就要求理想信念教育在实践中要重视人们的个体差异性，因材施教，有的放矢地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科学的理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得厘清以下几点思路。
第一，人的实践本性和思维本性并不是完全同步的，大多数时候会出现偏差，或拔高或压低，有时候甚至相互否定。主要表现在思维所思维到的理想高于实践的可操作性，即理想设定好高骛远，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张力过大，实践难度太高，实现可能性低;也表现在思维所思维到的理想与当前实践过于趋近，即理想滑坡，缺乏自我超越的空间，实践动力不足;还表现在以理想否定现实，或者因现实的残酷而缺失理想。因此，理想信念教育要帮助人们树立科学可行的理想，充分分析和把握主客观条件，使人们对现实保持适度的超越。 第二，人的形而上学本性直接指向找寻一个终极理想（目标）以对世界做出统一性的解释，在此意义上，这种统一性的解释和终极目标需得诉诸于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关系。人不仅是理想的人，也是现实的人、社会的人。个人的价值需要在社会价值中澄明。但是，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往往导致每个社会个体之间，甚至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价值冲突。为此，我们必须明确，一个人“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它是社会组织的公民，同时还是孟子所说的‘天民’。有这种觉解，他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7]。人们在树立理想时，需有这种“觉解”，善于化个人理想为社会理想，化区域理想为宇宙理想，为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坚定信念、树立理想。
第三，人是“自觉能动性”的存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因素作用于思维着的人们时，错误的、负面的理想屡见不鲜。在我国，理想信念教育是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核心的理想信念教育，这既是社会理想，又是先进个人的崇高理想。然而，受西方“普世价值观”、经济全球化、我国改革开放攻坚期等的影响，落后的、负面的、错误的思想观点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理想信念的树立，造成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层面的动摇和偏差。因此，理想信念教育在引导人们树立理想时必须抵制错误理想的渗入以保持正确的方向，不能放任自流。
（二）启发式理想信念教育
启发式理想信念教育是就教育的具体方式而言的。《礼记》有言：“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就是阐述启发、诱导在教育中的作用，这种方式在理想信念教育中尤为明显。由于理想是人类的生存方式，人们总是在认识和实践中追求未来的、美好的、满足一定利益的事物。因此，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全部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都在于使各个具体的理想不断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以使自身得到充分发展，把实践的对象世界变成对人来说真善美相统一的世界。也就是说，人总是具有对“真善美相统一”的理想追求，人的本性规定了人就是不断追求正确的积极的理想的存在，这部分理想是人生而存在的，不因外部因素而消失，但它始终伴随着人的成长，或发展丰富或偏离错向。理想信念教育的任务就在于把人生而存在的理想诱导、激发出来，并引导使之方向正确，这种启发式理想信念教育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启发式的实质是激发和调动人们潜在的理想，首先必须认识到人总是趋于利益的本性。“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8]满足一定利益是人的行为的内在驱动力，但是，外部刺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强化或否定人的利益诉求。在理想信念教育实践中，我们应该着力激发符合社会和集体利益的理想，引导人们对“真善美相统一”的追求，也要在启发教育中，以人为本，关注个人的具体需求，强制性地从外部灌输某种理想，而忽视个体自身的需求利益，其付诸理想的实践就很难落实，理想信念教育也就适得其反，失去意义。
第二，人的形而上学本性规定了人既是现实的存在，也是理想的存在，理想是人的生存方式之一，人追求理想出于人的本性。理想信念教育不应该过多地从外部灌输、强加某种理想给人们，这是因为人们本身具体对未来的渴望和追求。由于人的“社会属性”，这种渴求在人们的思想上内在地表现出综合性和多层次性。人不是一个崇高理想的吸纳容器，他们具有主观能动性，强加和灌输的方式很可能导致物极必反。所谓启发式理想信念教育就是把人所具有的“理想”诱导、激发出来，使人们自我意识、自我选择，自觉树立人自身潜在的“真善美相统一”的理想追求，只有这样，才能使理想信念教育得以发挥效用。
第三，“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将它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合理化的思想体系，人们通过这种思想体系认同一定社会现实或社会制度的合理性。”[9]我国的共产主义理想旨在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本身与人的“真善美相统一”的理想追求是一致的、契合的，因此，共产主义理想是对“真善美相统一”的一种理想追求。但是，“工人本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10]。列宁所说的 “灌输”不是一种具体形式，不是生硬地“从外面”强加给人们，而是一种启发式的灌输，是让工人自己意识到社会民主主义与其追求的理想具有一致性。因此，“灌输意识”是人的“真善美相统一”理想的具体化，我国的理想信念教育必须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指导思想和核心内容。
（三）实践是理想与现实互动关系中的“源泉和宝库”
人的“实践活动中不仅蕴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秘密，也蕴藏着人的对象世界的一切秘密;它是人类面对的一切现实矛盾的总根源，同时又是人类能够获得解决这一切矛盾的力量和方法的源泉和宝库”[11]。现实何以通达理想，如何把现实变为人们理想的现实，人们的“求真”“求善”“求美”的渴求何以化为实际行动？这就需要人们以实践的方式去创造理想的现实。由此，实践是人的理想实现的中介因素，是人们过河的“桥”，渡河的“船”。现实的客观世界千变万化，人们的实践活动总是具有目的性，因此，它必然是服务于一定的理想。人们的理想也总随着现实的主、客观条件变化而呈现出不稳定、不持久的状态，可无论怎样变化，人的思维总是与实践活动紧密联系着的，并且相互轉化。理想信念教育也最终要落到实践中去，没有实践参与的理想，永远只能是空想。只有通过实践，理想才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第一，实践是通达理想和现实的中介因素。作为实践主体的人与作为实践客体的具体对象，正是通过实践才得以在理想和现实的关系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人们在实践理想的过程中，具体实践活动要随着主、客体的具体情况的变化而相应地变化，并且随着一个具体理想的实现而再次不间断地实践新的具体的实践，如此循环往复，实践始终在理想与现实的切换中发挥作用。理想信念教育是一个实践活动，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需要善于激发人们的实践能力、创造能力。
第二，按照人的形而上学本性，实践的实质是否定现实以达到理想的现实。即理想与现实的互动必须依靠实践参与，现实世界的一切秘密和矛盾要靠实践来寻找答案，理想的实现必须诉诸于实践。因此，实践活动是服务于人的理想的，理想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精神推动力。人们的实践总是与其理想紧密相联，不同的理想，人们的具体实践方式是不一样的。在理想信念教育实践中，一定要注意实践的具体方法，理想设定后，制定实践方法是首要的任务，这既要求具有可操作性，又要目的明确，使之真正为一定的理想服务，否则理想的实现势必会事倍功半，甚至走向错误。 第三，实践总是与思维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实践经验上升到思维层面上的理论，还是人的思维指导、运用于实践，都要依靠一定的具体实践活动来完成。人具有主体性思维，这种主体性思维在意识领域里总是保持着理想性维度。人的实践功能和思维功能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就思维指导实践而言，人们在某一具体实践活动中所采取的方式、方法，不仅会同与这一具体实践活动直接相关的思维活动有关，还会直接或间接地为人的思维增添新的成分，并升华为更加科学的思维方式、思维结构以指导实践;而人们的实践活动可以为思维的不断发展创造条件，并使人的思维能力得以增强。因此，理想信念教育过程中要注重实践经验的积累，不断升华理论，以更好地指导理想信念教育实践。
任何一个理论要返本开新以更好地指导当下实践，不仅要关注它的现实表达和价值指向，更应该关照其本体论诉求。教育的价值在于对生命的激发，而理想信念教育的本质则是对于人的本来属性之“理想”的激活。人的实践本性和思维本性将人的“理想”不断反复加深下去，至于无穷。基于人的形而上学本性思考理想信念教育的现实关注，要求理想信念教育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在一定的现实条件下对人的“理想”潜质进行正确的启发和引导，只有这样，理想信念教育在实践过程中才能返本开新，源流同一，理论与实践统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283.
[2]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89.
[3]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29.
[4]孙正聿.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22.
[5][美]M.W.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13.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7.
[7]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92.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9]胡子克.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92.
[10]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7.
[11] 高清海.高清海哲学文存（第1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125.
Abstract：Human is ideal beings， and the ideal is the original attribute of human. The essence of ideal and faith education is the ac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eople’s “ideal”. The metaphysical nature of human beings includes the practical nature and the thinking nature. The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 of ideal and belief education has a unitary relationship with the metaphysical nature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education of ideals and beliefs contains the metaphysical dimension of human consciousness and its realistic appeal. It is of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ideal and belief education from the metaphysical nature of human beings.
Key words： ideal and faith education; metaphysical nature of human beings; ontological appeal; practice requirements
編辑：邹蕊
关键词：理想信念教育;人的形而上学本性;本体论诉求;实践要求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9）04-0030-06
人总是不满足、不满意现实存在，总在否定现实存在，并为自己设定一个理想的存在，以理想否定现实、超越现实。从这个层面来看，人是一种超越现实存在的存在，是一种“理想性”的存在，“理想性”是人的本来属性，这就是人的形而上学本性。理想信念教育是促进人们不断追求更高层次目标、遵循一定规律和规范、按照一定途径与方式进行的一个动态的引导过程，旨在开发和培养人的理想向社会发展和意识形态规约的方向进行。
人的形而上学本性内在地规定和解释了“理想”的客观性和理想信念教育的必然性，并为理想信念教育提供哲学支撑。把人的形而上学本性和理想信念教育放在一起来思考是为了表明，人的形而上学本性与理想信念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理想信念教育的哲学内蕴同人的形而上学本性具有一体性关系，这种关系直接表现在理想信念教育是人的形而上学本性的价值规定和现实表达。只有追本溯源，方能返本开新。探究和把握理想信念教育的哲学内蕴，即从人的形而上学本性出发探索理想信念教育，或能另辟蹊径，为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找到新方向。
一、人的形而上学本性是理想信念教育的哲学根基
理想信念教育旨在依据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引导人们在思想和情感上对未来的一种期望和规定，并通过一定的教育手段以达到这一期望和规定。那么，这一期望和规定何以存在呢，或者说，理想信念教育自身何以可能呢？恩格斯曾经指出，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1]。因此，笔者将从人的形而上学本性出发，即从思维的至上性、非至上性、终极关怀和实践的现实性、理想性、有限性、无限指向性等方面探索理想信念教育得以可能的根源，并揭示出人的形而上学本性是理想信念教育存在的内在的哲学的根基。
（一）“实践”的人何以可能进行理想信念教育
人类实践活动的两个最基本特征是它的目的性和现实性，通过现实性而达致其目的性。“目的”指向未来的、理想的、无限的，“现实”指向当前的、受制约的、有限的。因此，人的实践活动内在地包含着理想性与现实性、有限性与无限指向性之间的巨大矛盾，从而使人类的实践活动表现出要不断地超越自身有限性以通达无限指向性的未来的理想状态，这就是人的实践本性。理想信念教育是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理想、克服和纠正错误理想的一项实践活动，它始终包含着理想和现实、有限和无限的矛盾运动。厘清实践过程中两对矛盾各自的互动关系，能为理想信念教育提供方法论指导。
第一，进行理想信念教育，首先要处理的是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理想与现实总是处于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中。脱离了现实谈理想，是空想的、不切实际的;没有正确的理想，实践活动缺乏动力因素，人不能得到发展和完善。因此，理想与现实总是在实践中对立并逐渐走向统一。人既是现实的人，也是一种“理想性”的存在，“人类社会永远处在‘它现在是什么’与‘他们希望是什么’的张力之中。理想与现实的互动，是一个社会稳步向前迈进的永恒因子”[2]。理想信念教育实践在处理作为主体的人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矛盾中辩证前进，这对矛盾是理想信念教育的内控因素。如何处理这对矛盾，对于理想信念教育的成效至關重要。首先，要保持适度原则。在具体理想的指向性和现实的确定性之间，既要保持一种张力，又要打破它们之间的平衡，即理想既要高于现实，也不能遥不可及。其次，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人的实践活动总是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思维与实践的综合互动，以实现其目的的活动，这意味着人本身所进行的是一种理想性的、超越性的、创造性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活动就是“无中生有”的活动，人们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不断地把现实变成非现实，把非现实变成现实，正如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所指出的，“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用自己的行动让世界满足自己，人给自己构成世界的客观图画”[3]。此外，实践活动的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矛盾处在不断变化发展中，表现为相互促进、相互否定，因此，正确处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必须注重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并相应调整、改变现实，或者更新理想，以做到从实际出发，树立合科学性与合价值性相统一的理想。
第二，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总是指向和蕴藏着有限性与无限指向性的矛盾。每个现实的个体的人是有限的，而人的理想性追求却总是具有无限指向性。就实践活动而言，一个具体实践活动因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而存在有限性和无限指向性的矛盾。西方哲学家弗洛姆认为，人的生存包含着两歧性，即生与死的矛盾，人的长远想象与人的短暂生命的矛盾。正好说明了实践活动的有限性和无限指向性的矛盾，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实践活动始终包含着此种矛盾或两歧性。在实践活动过程中，作为实践对象的经验世界总是有限的，但思维着的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实践活动能够无限超越现实以到达理想的状态，这种状态无疑是指向无限的。但是，无限是否可以被认识，如何把握有限与无限的关系呢？对无限的认识只能是渐进的、过程性的，只有思维深入到有限事物内部才能认识无限。由于人生存的两歧性始终存在，客观世界无穷无尽，指向无限，我们每个个体不可能超越自身生命的两歧性，以通达无限。只有对有限进行分析、综合，获得一般的、普遍的规律，才有可能趋近于认识无限。由此可见，有限与无限是相互依存的一对关系，对无限的认识必须建立在有限事物的基础上，而我们也不应该囿于对有限事物的认识，而需要始终保持自觉的对无限的渴求。“人之所以能够创造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正在于人总是不断地超越对有限与无限的纯粹‘自然’的理解，而把人生的有限与自然的无限的矛盾转化为、升华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矛盾。”[4]因此，在处理实践活动的有限性与无限指向性的矛盾中，我们需要巧妙地把这对矛盾转化、缩小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理想和现实的关系中寻找出口，寻找理想信念教育的一般方法。 （二）理想信念在本质上是“思维”的人的现实价值表征
人具有自觉意识，它不仅始终与实践关联着，作用于实践活动，同时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其独立性表现在人的思维总是独立于实践活动之外而在人的思维深处渴求对客观世界最深刻和最彻底把握、解释，并期望确认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价值，这就是人的思维本性。人的思维本性的这种渴求，“存在一种系统感和对于我们思维的明晰性和统一性的要求——它们进入我们思维活动的根基，并完全可能进入到更深处——它们导源于我们所属的这个物种和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5]。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的形而上的渴求是我们这个所属物种“人”的本质规定，它是不可回避的，也是无法取消的。理想信念教育之所以得以存在的理论根源正在于理想本质上是人的思维渴求本性的现实价值表征。关于理想信念教育何以存在，其来源或依据是什么，如何检验其真理性？树立崇高的理想赋予时代何种价值意义？这些都是理想信念教育的认识论问题。在此，笔者基于人的形而上学本性的思维本性着重从以下两个方面阐述。
第一，思维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恩格斯曾经指出：人的思维是至上的与非至上的辩证统一，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6]。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在依据和真理性正是根植于人类思维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崇高的理想切合人的至上性思维本性，符合人类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并且在无数个非至上的理想的实现中无限趋近于实现的可能性。同时，至上性思维也受到每个个体的非至上思维的制约，思维的非至上性要求人们在树立理想时，要关注一定社会的具体情况和每个个体的状态、需求，以设定科学的、价值的理想，使每一次理想的设立和完成均为至上性思维添砖加瓦。思维的至上性具有超拔现实的意义，并且指向终极，从现实看，它具有不可实现性;人的非至上的思维是指人的思维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思维所把握到的理想更具有现实性，其实现可能性更大。然而，思维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并不是相互抵触、冲突的关系，相反，二者是无限趋近于统一的过程。我们在理想信念教育实践中，既要怀抱至上性思维的目标，又要遵循思维的非至上性的规则，基于思维的至上性追求其非至上性，既要有非至上性的信念，又要有至上性的理想。
第二，终极关怀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人在其思维活动中的最深的层次上或者最彻底的意义上总是希望找寻到一种具有终极意义的东西来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根基和确定人在世界中的价值和地位，因此，人的思维总是具有终极关怀的意义。吉林大学孙正聿教授把终极关怀定义为一种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笔者持认同态度，并由此为基点阐述以下内容。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每一个具体的实践和認识活动，都存在着一种“终极性”的价值追求，比如，人类的全部科学无一例外都试图寻找一种终极存在，并以之为基础试图对其研究对象作出统一性的终极解释。这种“终极性”并没有具体的指向，甚至没有现实的出口，人的思维本性把这种终极关怀的方式诉诸于人。人是一种理想性的、超越性的、创造性的存在，人总是要给自己设定一个并不存在着的东西作为自己所指向和追求的东西，也就是说，人是一种理想性的存在，因而人是一种否定现实的存在，是把现实变成非现实，而把非现实变成现实的存在。因为人是一种不满足于现实的存在，是要把现实变成理想的现实的存在，所以它必须寻求那个统一性的存在，从而对整个世界做出一种统一性的解释，从而为人的安身立命寻求一个最深层的价值的根基。共产主义的理想旨在为全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奋斗，在这层面上，共产主义的理想不能不是对全人类的终极关怀的一种具体表征。
二、人的形而上学本性视域下理想信念教育的实践要求
人的形而上学本性给予了理想信念教育以哲学的定义：理想信念教育是对人的潜质（理想）的开发，以及对这种潜质在一定现实条件下进行合理的引导，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而理想信念教育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社会环境的复杂多变使理想信念教育内含了一系列纵横交错的关系，如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现实与未来、理论与实践等。因此，无论国家、社会还是个人在树立理想的过程中，既要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要最大程度上满足个人与社会的合理价值需要，即要在理想信念教育实践中坚持原则和方法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这是理想信念教育最基本的原则和方法。根据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和阐述，人的形而上学本性揭示人生来具有理想，理想是我们所属物种的本质规定，人是“理想性”的存在，这种“理想”不会因外力消除。因此，我们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时，着力点应该放在激活人们已有的理想和引导这种理想走向正确的方向，而非生硬地灌输、强加给人们某种理想。
（一）导向性理想信念教育
导向性理想信念教育，主要针对教育的内容和方向。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下，理想呈现出层次性、社会性、阶级性、互感性、易变性等特点，这决定了理想信念教育不是朝着既定目标的直线运动，而是伴随着不断处理和引导曲折、偏差甚至错误的具体理想进行的。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就外部客观环境而言，人们受到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他人的影响;人是具有“自觉能动性”的存在，能够借助自身感觉、知觉、表象等认知形式，在树立理想时进行比较、分析、判断等。因此，理想受主、客观条件的影响，有正确理想和错误理想之分，崇高理想和一般理想之分，以及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之分，这就要求理想信念教育在实践中要重视人们的个体差异性，因材施教，有的放矢地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科学的理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得厘清以下几点思路。
第一，人的实践本性和思维本性并不是完全同步的，大多数时候会出现偏差，或拔高或压低，有时候甚至相互否定。主要表现在思维所思维到的理想高于实践的可操作性，即理想设定好高骛远，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张力过大，实践难度太高，实现可能性低;也表现在思维所思维到的理想与当前实践过于趋近，即理想滑坡，缺乏自我超越的空间，实践动力不足;还表现在以理想否定现实，或者因现实的残酷而缺失理想。因此，理想信念教育要帮助人们树立科学可行的理想，充分分析和把握主客观条件，使人们对现实保持适度的超越。 第二，人的形而上学本性直接指向找寻一个终极理想（目标）以对世界做出统一性的解释，在此意义上，这种统一性的解释和终极目标需得诉诸于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关系。人不仅是理想的人，也是现实的人、社会的人。个人的价值需要在社会价值中澄明。但是，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往往导致每个社会个体之间，甚至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价值冲突。为此，我们必须明确，一个人“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它是社会组织的公民，同时还是孟子所说的‘天民’。有这种觉解，他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7]。人们在树立理想时，需有这种“觉解”，善于化个人理想为社会理想，化区域理想为宇宙理想，为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坚定信念、树立理想。
第三，人是“自觉能动性”的存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因素作用于思维着的人们时，错误的、负面的理想屡见不鲜。在我国，理想信念教育是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核心的理想信念教育，这既是社会理想，又是先进个人的崇高理想。然而，受西方“普世价值观”、经济全球化、我国改革开放攻坚期等的影响，落后的、负面的、错误的思想观点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理想信念的树立，造成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层面的动摇和偏差。因此，理想信念教育在引导人们树立理想时必须抵制错误理想的渗入以保持正确的方向，不能放任自流。
（二）启发式理想信念教育
启发式理想信念教育是就教育的具体方式而言的。《礼记》有言：“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就是阐述启发、诱导在教育中的作用，这种方式在理想信念教育中尤为明显。由于理想是人类的生存方式，人们总是在认识和实践中追求未来的、美好的、满足一定利益的事物。因此，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全部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都在于使各个具体的理想不断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以使自身得到充分发展，把实践的对象世界变成对人来说真善美相统一的世界。也就是说，人总是具有对“真善美相统一”的理想追求，人的本性规定了人就是不断追求正确的积极的理想的存在，这部分理想是人生而存在的，不因外部因素而消失，但它始终伴随着人的成长，或发展丰富或偏离错向。理想信念教育的任务就在于把人生而存在的理想诱导、激发出来，并引导使之方向正确，这种启发式理想信念教育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启发式的实质是激发和调动人们潜在的理想，首先必须认识到人总是趋于利益的本性。“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8]满足一定利益是人的行为的内在驱动力，但是，外部刺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强化或否定人的利益诉求。在理想信念教育实践中，我们应该着力激发符合社会和集体利益的理想，引导人们对“真善美相统一”的追求，也要在启发教育中，以人为本，关注个人的具体需求，强制性地从外部灌输某种理想，而忽视个体自身的需求利益，其付诸理想的实践就很难落实，理想信念教育也就适得其反，失去意义。
第二，人的形而上学本性规定了人既是现实的存在，也是理想的存在，理想是人的生存方式之一，人追求理想出于人的本性。理想信念教育不应该过多地从外部灌输、强加某种理想给人们，这是因为人们本身具体对未来的渴望和追求。由于人的“社会属性”，这种渴求在人们的思想上内在地表现出综合性和多层次性。人不是一个崇高理想的吸纳容器，他们具有主观能动性，强加和灌输的方式很可能导致物极必反。所谓启发式理想信念教育就是把人所具有的“理想”诱导、激发出来，使人们自我意识、自我选择，自觉树立人自身潜在的“真善美相统一”的理想追求，只有这样，才能使理想信念教育得以发挥效用。
第三，“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将它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合理化的思想体系，人们通过这种思想体系认同一定社会现实或社会制度的合理性。”[9]我国的共产主义理想旨在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本身与人的“真善美相统一”的理想追求是一致的、契合的，因此，共产主义理想是对“真善美相统一”的一种理想追求。但是，“工人本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10]。列宁所说的 “灌输”不是一种具体形式，不是生硬地“从外面”强加给人们，而是一种启发式的灌输，是让工人自己意识到社会民主主义与其追求的理想具有一致性。因此，“灌输意识”是人的“真善美相统一”理想的具体化，我国的理想信念教育必须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指导思想和核心内容。
（三）实践是理想与现实互动关系中的“源泉和宝库”
人的“实践活动中不仅蕴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秘密，也蕴藏着人的对象世界的一切秘密;它是人类面对的一切现实矛盾的总根源，同时又是人类能够获得解决这一切矛盾的力量和方法的源泉和宝库”[11]。现实何以通达理想，如何把现实变为人们理想的现实，人们的“求真”“求善”“求美”的渴求何以化为实际行动？这就需要人们以实践的方式去创造理想的现实。由此，实践是人的理想实现的中介因素，是人们过河的“桥”，渡河的“船”。现实的客观世界千变万化，人们的实践活动总是具有目的性，因此，它必然是服务于一定的理想。人们的理想也总随着现实的主、客观条件变化而呈现出不稳定、不持久的状态，可无论怎样变化，人的思维总是与实践活动紧密联系着的，并且相互轉化。理想信念教育也最终要落到实践中去，没有实践参与的理想，永远只能是空想。只有通过实践，理想才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第一，实践是通达理想和现实的中介因素。作为实践主体的人与作为实践客体的具体对象，正是通过实践才得以在理想和现实的关系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人们在实践理想的过程中，具体实践活动要随着主、客体的具体情况的变化而相应地变化，并且随着一个具体理想的实现而再次不间断地实践新的具体的实践，如此循环往复，实践始终在理想与现实的切换中发挥作用。理想信念教育是一个实践活动，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需要善于激发人们的实践能力、创造能力。
第二，按照人的形而上学本性，实践的实质是否定现实以达到理想的现实。即理想与现实的互动必须依靠实践参与，现实世界的一切秘密和矛盾要靠实践来寻找答案，理想的实现必须诉诸于实践。因此，实践活动是服务于人的理想的，理想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精神推动力。人们的实践总是与其理想紧密相联，不同的理想，人们的具体实践方式是不一样的。在理想信念教育实践中，一定要注意实践的具体方法，理想设定后，制定实践方法是首要的任务，这既要求具有可操作性，又要目的明确，使之真正为一定的理想服务，否则理想的实现势必会事倍功半，甚至走向错误。 第三，实践总是与思维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实践经验上升到思维层面上的理论，还是人的思维指导、运用于实践，都要依靠一定的具体实践活动来完成。人具有主体性思维，这种主体性思维在意识领域里总是保持着理想性维度。人的实践功能和思维功能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就思维指导实践而言，人们在某一具体实践活动中所采取的方式、方法，不仅会同与这一具体实践活动直接相关的思维活动有关，还会直接或间接地为人的思维增添新的成分，并升华为更加科学的思维方式、思维结构以指导实践;而人们的实践活动可以为思维的不断发展创造条件，并使人的思维能力得以增强。因此，理想信念教育过程中要注重实践经验的积累，不断升华理论，以更好地指导理想信念教育实践。
任何一个理论要返本开新以更好地指导当下实践，不仅要关注它的现实表达和价值指向，更应该关照其本体论诉求。教育的价值在于对生命的激发，而理想信念教育的本质则是对于人的本来属性之“理想”的激活。人的实践本性和思维本性将人的“理想”不断反复加深下去，至于无穷。基于人的形而上学本性思考理想信念教育的现实关注，要求理想信念教育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在一定的现实条件下对人的“理想”潜质进行正确的启发和引导，只有这样，理想信念教育在实践过程中才能返本开新，源流同一，理论与实践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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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高清海.高清海哲学文存（第1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125.
Abstract：Human is ideal beings， and the ideal is the original attribute of human. The essence of ideal and faith education is the ac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eople’s “ideal”. The metaphysical nature of human beings includes the practical nature and the thinking nature. The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 of ideal and belief education has a unitary relationship with the metaphysical nature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education of ideals and beliefs contains the metaphysical dimension of human consciousness and its realistic appeal. It is of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ideal and belief education from the metaphysical nature of human beings.
Key words： ideal and faith education; metaphysical nature of human beings; ontological appeal; practice requirements
編辑：邹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