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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岁的画家崔如琢，在书画界和拍卖场上无人不晓。他的画作被多位国际要人如里根、基辛格、宋美龄、贝聿铭、李光耀、泰国王室及全球几十所博物馆、美术馆、高等学府广泛收藏。作品已经走遍了世界，画家本人却隐居在北京郊区，谢绝社交，潜心艺术，一派“隐士”之风。
少年的心事
按师承来说，崔如琢应算是国画大师齐白石的徒孙辈。他对齐白石的景仰，从小时候就开始了。
1944年11月26日，崔如琢出生在北京，父亲是做生意的，开了几家汽车制配厂和面粉厂。崔家家境富裕，住在新街口附近的一座大四合院里，“记得幼年时家里的墙上挂的都是画。”崔如琢说。
“小学二年级我就开始乱涂乱画，算是启蒙吧。一天看到齐白石先生的《丝瓜蝈蝈》，便照葫芦画瓢，拿到学校。老师看后狐疑地说：‘是你画的吗？下节课你再画一张！’”崔如琢回忆说。很快，他就得到了 “小画家”的称号。学校每年办美术比赛，他都会捧回第一名的桂冠。
1957年，齐白石去世，正在读小学六年级的崔如琢去看了他的遗作展，也详细了解到这位大师的生平。就是在那一年，崔如琢确定了自己的理想：当一名画家。
小学毕业后，崔如琢进入北京39中。当时39中没有出色的美术老师，“幸好我家有个邻居叫刘子实，是名医生，酷爱收藏，认识秦仲文、李苦禅、吴镜汀、王雪涛等著名画家”。刘子实带着崔如琢去拜见秦仲文，秦仲文说：“花鸟要学王雪涛，山水要学吴镜汀。”有此明示，崔如琢于是又携画拜访了齐白石的弟子王雪涛。“画得好！小小年纪，太不容易了。但消化不彻底，不能完全协调。艺术风格要讲究清纯，贪多拼凑成大杂烩，劳而无功，浪费时间，反而受害。”王雪涛说。
后来，刘子实看崔如琢总是临摹齐白石的作品，就对他说：“我带你去拜见中央美院的教授李苦禅先生吧。他得齐白石真传，为人耿直，没有一点架子！”据崔如琢回忆，李苦禅看了他十几件作品，沉默许久才开口说话：“我学齐老师，对他老人家的艺术却没有什么发展，想起来就不安。你小，做我的学生要吃大苦……你的画里有临摹我的东西，以后要记住，画得跟我一样，没有出息！”他逐一点评了崔如琢的画，哪里是长处，哪儿有毛病，如何改正，都坦率指出，非常真诚。“在恩师身上，我感受到了父爱般的温暖。”崔如琢说，“在人生道路上，让我最感激的恩师就是苦禅老人。”
“文革”时期，到处都在抄家。崔如琢从书店里买来3张毛主席像，裱好后放在房间，把自己所有的画叠好藏在主席像后面，因此保住了那些画的“性命”。不能画画的他，下江南，游广州，还逛了浙江雁荡山、江西庐山、山东泰山。“丰富阅历，开拓视野，心中也少了些许郁闷。”
被两位大家赏识
1970年前后，崔如琢开始画人物，但只是很简单的“插画”。当时，篮球、足球等体育教育图书里要画人物解释动作过程，一本下来得画好几百个人。崔如琢就在写生、白描之外，把这个当成一门训练。“每一幅小人儿稿费一毛五，一本还能挣50、80元呢。”崔如琢开心地回忆道。
1973年，荣宝斋等文物商店开始收国画，“我与范曾等几个人的画都中选，觉得很受鼓舞，于是开始创作大量国画。”那时， 崔如琢常去故宫看古画、临古画，一待就是一天。正是这样近乎封闭的传统文化教育方式，成就了他的国画功底。在临摹前人作品的同时，他曾问过自己：“传统的核心是什么？”答案在多年的知与行中逐渐清晰——是发展！“清代画家石涛讲，‘笔墨当随时代’，一味临摹传统画不行。”
“文革”结束后，崔如琢先去大学里教书，但“老师之间勾心斗角，矛盾重重，不学无术的人很多”。当外来的信息渐渐多起来时，崔如琢决定出国，并如愿去了美国。
有一天，身在纽约的崔如琢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叫王渡，是台湾收藏家，在曼哈顿开了家餐厅。他的妹妹王安从台湾过来。这个王安，来头可不一般，她的老师是一代画宗张大千、黄君壁。她听说齐白石的徒孙崔如琢也在纽约，便想拜访。崔如琢答应了。结果，王安一下就看中了崔如琢的4幅画。
崔如琢拜托王安：“你能否把这些画让你的两位老师过过目，给我提提意见。”她满口应允。一回到台湾，王安直奔黄府。黄君壁看过画后说：“他画得不错，我拿我一张山水画换一张崔画家的画好吗？”于是王安把崔如琢的《芭蕉鱼》换给了黄君壁。隔天，王安又拿着剩下的3张画去看张大千，问道：“老师，您看看这位大陆画家画得好不好？”张大千说：“笔墨不错，可以收藏。”很快，被两位大师称赞这件事就传开了，崔如琢声名鹊起，1989年，他在台北举办了个展，成为大陆画家在台湾举办个人画展的第一人。
但是，“艺术太熟练后就是重复自己，重复历史，重复前贤，就不叫艺术了。可是如果你没有了源泉，只能重复。”1992年，风头正健的崔如琢决定封笔，之后回到北京。
仅仅是个老学童
没人能料到，他的封笔竟长达10年。
2002年的一天，画家吴悦石打来电话：“我这有几个朋友，经常一起喝茶、画画，你要不要过来？”崔如琢去了，看到别人挥毫泼墨，“终于把我的瘾勾出来。或许是天生的使命感吧，我觉得自己就是为中国水墨画而生的。”崔如琢说。这一拿起画笔，他就再也没放下。
除了自己创作，崔如琢也收藏古代名画。2007年，崔如琢美术馆在北京顺义开幕，香港中文大学的国学大师饶宗颐教授题写了馆名。
2010年的拍卖市场上，崔如琢作品的总成交额达3.5亿元，稳居“胡润艺术榜”榜眼，仅次于范曾。2010年，崔如琢为人民大会堂创作了巨幅国画《荷风盛世》，长18米，高2.8米，是人民大会堂尺幅最大的作品。香港佳士得2011年秋拍期间，崔如琢的新作《盛世荷风》又以1.28亿港元（约合人民币1.04亿元）成交，崔如琢也由此成为极少数迈入“亿元俱乐部”的在世画家。
虽然盛名在外，但崔如琢对此看得很淡然：“很多人给我戴上了‘大师’、‘大家’等桂冠，‘大师’满天飞不严肃，我仅仅是个老学童。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国家在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之后如此生生不息。我想，中国文化能够走遍世界的那一天不会太远。”
少年的心事
按师承来说，崔如琢应算是国画大师齐白石的徒孙辈。他对齐白石的景仰，从小时候就开始了。
1944年11月26日，崔如琢出生在北京，父亲是做生意的，开了几家汽车制配厂和面粉厂。崔家家境富裕，住在新街口附近的一座大四合院里，“记得幼年时家里的墙上挂的都是画。”崔如琢说。
“小学二年级我就开始乱涂乱画，算是启蒙吧。一天看到齐白石先生的《丝瓜蝈蝈》，便照葫芦画瓢，拿到学校。老师看后狐疑地说：‘是你画的吗？下节课你再画一张！’”崔如琢回忆说。很快，他就得到了 “小画家”的称号。学校每年办美术比赛，他都会捧回第一名的桂冠。
1957年，齐白石去世，正在读小学六年级的崔如琢去看了他的遗作展，也详细了解到这位大师的生平。就是在那一年，崔如琢确定了自己的理想：当一名画家。
小学毕业后，崔如琢进入北京39中。当时39中没有出色的美术老师，“幸好我家有个邻居叫刘子实，是名医生，酷爱收藏，认识秦仲文、李苦禅、吴镜汀、王雪涛等著名画家”。刘子实带着崔如琢去拜见秦仲文，秦仲文说：“花鸟要学王雪涛，山水要学吴镜汀。”有此明示，崔如琢于是又携画拜访了齐白石的弟子王雪涛。“画得好！小小年纪，太不容易了。但消化不彻底，不能完全协调。艺术风格要讲究清纯，贪多拼凑成大杂烩，劳而无功，浪费时间，反而受害。”王雪涛说。
后来，刘子实看崔如琢总是临摹齐白石的作品，就对他说：“我带你去拜见中央美院的教授李苦禅先生吧。他得齐白石真传，为人耿直，没有一点架子！”据崔如琢回忆，李苦禅看了他十几件作品，沉默许久才开口说话：“我学齐老师，对他老人家的艺术却没有什么发展，想起来就不安。你小，做我的学生要吃大苦……你的画里有临摹我的东西，以后要记住，画得跟我一样，没有出息！”他逐一点评了崔如琢的画，哪里是长处，哪儿有毛病，如何改正，都坦率指出，非常真诚。“在恩师身上，我感受到了父爱般的温暖。”崔如琢说，“在人生道路上，让我最感激的恩师就是苦禅老人。”
“文革”时期，到处都在抄家。崔如琢从书店里买来3张毛主席像，裱好后放在房间，把自己所有的画叠好藏在主席像后面，因此保住了那些画的“性命”。不能画画的他，下江南，游广州，还逛了浙江雁荡山、江西庐山、山东泰山。“丰富阅历，开拓视野，心中也少了些许郁闷。”
被两位大家赏识
1970年前后，崔如琢开始画人物，但只是很简单的“插画”。当时，篮球、足球等体育教育图书里要画人物解释动作过程，一本下来得画好几百个人。崔如琢就在写生、白描之外，把这个当成一门训练。“每一幅小人儿稿费一毛五，一本还能挣50、80元呢。”崔如琢开心地回忆道。
1973年，荣宝斋等文物商店开始收国画，“我与范曾等几个人的画都中选，觉得很受鼓舞，于是开始创作大量国画。”那时， 崔如琢常去故宫看古画、临古画，一待就是一天。正是这样近乎封闭的传统文化教育方式，成就了他的国画功底。在临摹前人作品的同时，他曾问过自己：“传统的核心是什么？”答案在多年的知与行中逐渐清晰——是发展！“清代画家石涛讲，‘笔墨当随时代’，一味临摹传统画不行。”
“文革”结束后，崔如琢先去大学里教书，但“老师之间勾心斗角，矛盾重重，不学无术的人很多”。当外来的信息渐渐多起来时，崔如琢决定出国，并如愿去了美国。
有一天，身在纽约的崔如琢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叫王渡，是台湾收藏家，在曼哈顿开了家餐厅。他的妹妹王安从台湾过来。这个王安，来头可不一般，她的老师是一代画宗张大千、黄君壁。她听说齐白石的徒孙崔如琢也在纽约，便想拜访。崔如琢答应了。结果，王安一下就看中了崔如琢的4幅画。
崔如琢拜托王安：“你能否把这些画让你的两位老师过过目，给我提提意见。”她满口应允。一回到台湾，王安直奔黄府。黄君壁看过画后说：“他画得不错，我拿我一张山水画换一张崔画家的画好吗？”于是王安把崔如琢的《芭蕉鱼》换给了黄君壁。隔天，王安又拿着剩下的3张画去看张大千，问道：“老师，您看看这位大陆画家画得好不好？”张大千说：“笔墨不错，可以收藏。”很快，被两位大师称赞这件事就传开了，崔如琢声名鹊起，1989年，他在台北举办了个展，成为大陆画家在台湾举办个人画展的第一人。
但是，“艺术太熟练后就是重复自己，重复历史，重复前贤，就不叫艺术了。可是如果你没有了源泉，只能重复。”1992年，风头正健的崔如琢决定封笔，之后回到北京。
仅仅是个老学童
没人能料到，他的封笔竟长达10年。
2002年的一天，画家吴悦石打来电话：“我这有几个朋友，经常一起喝茶、画画，你要不要过来？”崔如琢去了，看到别人挥毫泼墨，“终于把我的瘾勾出来。或许是天生的使命感吧，我觉得自己就是为中国水墨画而生的。”崔如琢说。这一拿起画笔，他就再也没放下。
除了自己创作，崔如琢也收藏古代名画。2007年，崔如琢美术馆在北京顺义开幕，香港中文大学的国学大师饶宗颐教授题写了馆名。
2010年的拍卖市场上，崔如琢作品的总成交额达3.5亿元，稳居“胡润艺术榜”榜眼，仅次于范曾。2010年，崔如琢为人民大会堂创作了巨幅国画《荷风盛世》，长18米，高2.8米，是人民大会堂尺幅最大的作品。香港佳士得2011年秋拍期间，崔如琢的新作《盛世荷风》又以1.28亿港元（约合人民币1.04亿元）成交，崔如琢也由此成为极少数迈入“亿元俱乐部”的在世画家。
虽然盛名在外，但崔如琢对此看得很淡然：“很多人给我戴上了‘大师’、‘大家’等桂冠，‘大师’满天飞不严肃，我仅仅是个老学童。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国家在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之后如此生生不息。我想，中国文化能够走遍世界的那一天不会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