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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之一，就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这句话同样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我国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另一个是这个制度有利于保障人民民主权利，调动人民参与国家建设的积极性。
民主政治制度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制度化成果，也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制度追求。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不同，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也是多样化的。中国的民主道路是从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开始的，这是中国民主政治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是把国家自主权夺回到中国人民自己手中，改变自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欺凌的悲惨命运。民族独立和解放，是那个时代所有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体现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意志。
从人民意志角度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国民主政治的初步实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尊重中国人民的意愿，考虑到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历史，建立起代表人民意志的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创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基石，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理念。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面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尽可能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形成共识，取得一致意见的重要民主形式。经过多年发展，协商民主已经深深嵌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过程，把有序参与、平等议事、民主监督、凝聚共识、科学决策、协调各方、和谐发展融于一体，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独特优势。这种优势集中体现在：一是广泛性。协商民主的主体涵盖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别和各方面人士，协商民主的渠道多种、类型多样、形式灵活，可以最大限度满足不同阶层、不同群众复杂多样的参与要求。二是包容性。协商民主坚持求同存异、体谅包容的原则，蕴含合作、参与、协商的精神，既反映多数人的普遍愿望，又吸纳少数人的合理主张;既听取支持的、一致的意见，又听取批评的、不同的声音，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包容和吸纳各种诉求。三是真实性。协商民主是一种参与决策的民主形式，可以广泛形成人民群众参与各层次管理和治理的机制，有效克服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中无法表达、难以参与的弊端;保证人民群众持续参与日常政治生活的权利，有效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力。
选举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支柱，选举权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基础。当今世界，选举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间接选举，实行代议制民主;另一种是直接选举。选举在中国不同的政治層面上得到广泛运用，如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中国城乡基层选 举、高等院校的学生会组织选举，等等。其中，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选举，是中国最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选举制度。中国现行这种选举制度，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确立起来的。1953 年2月，中国颁布了第一部选举法。这部选举法颁布后，中国开展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普选活动。1978 年年底后，中国迈入了改革开放新时代。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维护公民的选举权利，中国对选举法进行多次修改。其中，2010年选举法修正案无论从修改的力度还是产生的影响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
与此同时，在当代中国，城乡基层民主自治是最直接、最广泛的民主实现形式。现如今，中国已建立起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自治体系。中国数以亿计的基层群众就是通过这些群众性自治组织，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对所在基层组织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发表自己的看法，履行自己的民主权利和义务。
纵观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其价值核心就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事实上，判断一种民主制度的优劣，关键要看其为谁服务、为谁谋利。坚持人民立场，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的制度，才能得到人民认同和支持。中国民主政治制度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中国民主政治制度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关注民情、致力民生，保障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促进实现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有机平衡，因而得到最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能够汇聚近14亿中国人民的磅礴伟力，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推动国家蓬勃发展。
与中国的民主制度优势相比，西方民主制度如今则开始陷入困境。美国学者布莱恩·卡普兰在《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一书中指出，由于西方民主存在的“理性选民”的“偏见”，大多数选民的选票常常被各种利益集团所利用，进而对经济造成损害。比方说，“理性选民”有喜欢高福利的“偏见”，政客就打“高福利”牌，结果西方国家一个接一个地陷入了高福利引发的债务危机。基于这样的判断，布莱恩·卡普兰认为西方民主频频失误的主要原因是选民“理性的胡闹”：多数美国的投票者对政治问题是无知的，他们固有的观点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自己的无知，就把选举搞砸了;因为自己的“偏见”，自己投出的票也带有“偏见”，自己国家的政策最终也带有“偏见”而走上歧途。
无独有偶，另一位牛津学者斯泰恩·林根在其《魔鬼组成的民族》一书中，同样表达了对西方民主的忧虑和批判。他在探讨美国政治制度面临的困境时，以美国的“立法失控”问题为例，指出美国各种利益集团的游说使他们所代表的各种既得利益得到照顾，这导致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似乎越来越长。如果美国想要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修宪，而修宪首先要通过一些程序，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林根由此感叹地说：“你怎么能指望病人给病人看病呢？”一个法治社会反被自己僵化的法治程序所害，结果法治社会和程序正义变成了拒绝改革和保护落后的武器，而不是鼓励改革和推动创新的工具。
除了上述两个致命缺陷外，西方民主制度在“权利绝对化”上也是越走越远。这种权利绝对化，在政治上表现为党派政治“极化”趋势不断强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两党及其支持者都把自己的权利放在整个国家的利益之上，所以美国今天的政治版图是一张分裂的版图。哈佛大学学者玛丽·安·格伦顿在其《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一书中哀叹：美国式权利话语的生硬与直白、赐予权利时的挥霍无度、言过其实和绝对化、个人主义至上乃至褊狭，以及对个体、公民与集体责任的缄默等，导致了“权利的封闭性、权利拥有者的孤立性，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匮乏”。
总而言之，与西方之乱相比，中国之治确实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中国近40多年的快速发展充分证明，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不仅使中国人民实现了自己当家作主的愿望，国家实现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而且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同和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连一些西方媒体也表示，中国的政治模式比西方更有效率、更为成功。
民主政治制度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制度化成果，也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制度追求。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不同，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也是多样化的。中国的民主道路是从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开始的，这是中国民主政治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是把国家自主权夺回到中国人民自己手中，改变自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欺凌的悲惨命运。民族独立和解放，是那个时代所有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体现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意志。
从人民意志角度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国民主政治的初步实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尊重中国人民的意愿，考虑到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历史，建立起代表人民意志的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创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基石，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理念。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面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尽可能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形成共识，取得一致意见的重要民主形式。经过多年发展，协商民主已经深深嵌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过程，把有序参与、平等议事、民主监督、凝聚共识、科学决策、协调各方、和谐发展融于一体，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独特优势。这种优势集中体现在：一是广泛性。协商民主的主体涵盖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别和各方面人士，协商民主的渠道多种、类型多样、形式灵活，可以最大限度满足不同阶层、不同群众复杂多样的参与要求。二是包容性。协商民主坚持求同存异、体谅包容的原则，蕴含合作、参与、协商的精神，既反映多数人的普遍愿望，又吸纳少数人的合理主张;既听取支持的、一致的意见，又听取批评的、不同的声音，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包容和吸纳各种诉求。三是真实性。协商民主是一种参与决策的民主形式，可以广泛形成人民群众参与各层次管理和治理的机制，有效克服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中无法表达、难以参与的弊端;保证人民群众持续参与日常政治生活的权利，有效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力。
选举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支柱，选举权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基础。当今世界，选举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间接选举，实行代议制民主;另一种是直接选举。选举在中国不同的政治層面上得到广泛运用，如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中国城乡基层选 举、高等院校的学生会组织选举，等等。其中，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选举，是中国最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选举制度。中国现行这种选举制度，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确立起来的。1953 年2月，中国颁布了第一部选举法。这部选举法颁布后，中国开展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普选活动。1978 年年底后，中国迈入了改革开放新时代。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维护公民的选举权利，中国对选举法进行多次修改。其中，2010年选举法修正案无论从修改的力度还是产生的影响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
与此同时，在当代中国，城乡基层民主自治是最直接、最广泛的民主实现形式。现如今，中国已建立起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自治体系。中国数以亿计的基层群众就是通过这些群众性自治组织，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对所在基层组织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发表自己的看法，履行自己的民主权利和义务。
纵观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其价值核心就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事实上，判断一种民主制度的优劣，关键要看其为谁服务、为谁谋利。坚持人民立场，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的制度，才能得到人民认同和支持。中国民主政治制度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中国民主政治制度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关注民情、致力民生，保障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促进实现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有机平衡，因而得到最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能够汇聚近14亿中国人民的磅礴伟力，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推动国家蓬勃发展。
与中国的民主制度优势相比，西方民主制度如今则开始陷入困境。美国学者布莱恩·卡普兰在《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一书中指出，由于西方民主存在的“理性选民”的“偏见”，大多数选民的选票常常被各种利益集团所利用，进而对经济造成损害。比方说，“理性选民”有喜欢高福利的“偏见”，政客就打“高福利”牌，结果西方国家一个接一个地陷入了高福利引发的债务危机。基于这样的判断，布莱恩·卡普兰认为西方民主频频失误的主要原因是选民“理性的胡闹”：多数美国的投票者对政治问题是无知的，他们固有的观点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自己的无知，就把选举搞砸了;因为自己的“偏见”，自己投出的票也带有“偏见”，自己国家的政策最终也带有“偏见”而走上歧途。
无独有偶，另一位牛津学者斯泰恩·林根在其《魔鬼组成的民族》一书中，同样表达了对西方民主的忧虑和批判。他在探讨美国政治制度面临的困境时，以美国的“立法失控”问题为例，指出美国各种利益集团的游说使他们所代表的各种既得利益得到照顾，这导致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似乎越来越长。如果美国想要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修宪，而修宪首先要通过一些程序，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林根由此感叹地说：“你怎么能指望病人给病人看病呢？”一个法治社会反被自己僵化的法治程序所害，结果法治社会和程序正义变成了拒绝改革和保护落后的武器，而不是鼓励改革和推动创新的工具。
除了上述两个致命缺陷外，西方民主制度在“权利绝对化”上也是越走越远。这种权利绝对化，在政治上表现为党派政治“极化”趋势不断强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两党及其支持者都把自己的权利放在整个国家的利益之上，所以美国今天的政治版图是一张分裂的版图。哈佛大学学者玛丽·安·格伦顿在其《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一书中哀叹：美国式权利话语的生硬与直白、赐予权利时的挥霍无度、言过其实和绝对化、个人主义至上乃至褊狭，以及对个体、公民与集体责任的缄默等，导致了“权利的封闭性、权利拥有者的孤立性，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匮乏”。
总而言之，与西方之乱相比，中国之治确实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中国近40多年的快速发展充分证明，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不仅使中国人民实现了自己当家作主的愿望，国家实现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而且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同和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连一些西方媒体也表示，中国的政治模式比西方更有效率、更为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