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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枣园的老朋友”
彭德怀说：“你给中央带点儿贵重东西，大约有190两黄金，
你负责送给党中央、送给毛主席。”后勤部部长把东西
交给王政柱时，里面没有清单，可见首长们对他是绝对信任的
王政柱，湖北麻城人，1915年10月15日生，1930年10月参加红军，193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总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长、中央军委作战局副局长。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央军委作战局副局长兼中共中央书记处枣园作战室主任、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副参谋长。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参谋长（后兼西海岸指挥部参谋长），回国后任海军青岛基地司令员，海军副参谋长兼红四方面军战史办副主任，海军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海军后勤部部长，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顾问。
1955年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1年4月8日逝世，享年86岁。
“父亲曾说，能先后在5位元帅身边做参谋工作，是他一生中最感幸运的事情。”对于王政柱革命时期的工作经历，王延自豪地说。
3次过草地，3次负伤，跟随过5位元帅
1930年到1936年，进入革命队伍的王政柱从战士、班长、宣传员到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处参谋，曾3次过草地，3次负伤。据王延口述：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宣告成立。国民党军调集重兵，对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围剿”。在战斗中，父亲先后2次负伤，子弹分别击中他的右腿和左臂。
1933年11月至1934年9月，在反“围剿”中，父亲身负重伤，一颗子弹把他的左大腿关节打碎，这是他第三次负伤。父亲的伤口愈合后，因弹片未取出而经常疼痛，行动不便。幸亏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他被调到红军总部，由红色医院院长傅连璋亲自主持手术，成功取出弹片，才不再疼痛，顺利走完了长征。
1935年7月，父亲被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任作战参谋。8月，跟随总指挥徐向前第一次过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就在这时，发生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事件，张国焘假借中央和红军总部名义命令部队南下，父亲随红四方面军第二次过草地返回毛儿盖。由于行动仓促，部队断粮，父亲靠吃皮带和草根勉强走出草地，因此患上严重的胆结石，1963年做胆囊摘除手术，从胆里取出的石头比花生米还要大。
1935年11月，在一、四方面军干部交流中，父亲被调到红军总司令部任作战参谋，直接跟随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1936年4月2日任作战科长。6月27日，为准备北上，刘伯承总参谋长亲自主持红军总司令部机关干部进行西北地理常识测验竞赛，父亲获得第一名，刘伯承奖给他5斤酥油、15斤牛肉，这些后来成为作战科北上途中的主要干粮。刘伯承还在参加测验的各科科长名单上将“王正柱”写成“王政柱”，父亲认为这个名字比原名好，从此改名为王政柱。
1936年7月12日，父亲陪同朱德和红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从阿坝出发，经过浩瀚无人烟的草地，8月2日到达班佑，这是他长征途中第三次过草地。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初，父亲中断在红军大学的学习，被调到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后改称为八路军总指挥部）当参谋。一直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父亲在彭德怀身边工作16年。1943年5月回延安后，父亲被分配到军委作战局，在叶剑英总参谋长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
同行两个多月，同伴不知他身负黄金
“金身將军”的称谓，源于共和国名将系列电影之一 ——《金身将军王政柱》。这部电影原名是《千里送黄金》。导演安澜采访王政柱的妻子罗健时说：“王政柱身背黄金，心如明镜，对党赤胆忠诚，心比黄金还亮。”遂把片名改成《金身将军王政柱》，片名由原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亲自题写。据王延口述：
1943年3月7日清晨，八路军前方总部机关干部刚出早操回来，时任总部作战科长的父亲接到彭德怀副总司令的电话，让他立即到办公室一趟。
“组织上决定调你到延安学习。”彭德怀开门见山地对当时只有28岁的父亲说。停顿了片刻，他接着说：“你给中央带点儿贵重东西，大约有190两黄金（旧制为16两制，相当于12斤），你负责送给党中央、送给毛主席。”当时，后勤部门曾多次提出用这些黄金购买前线急需的药品和子弹，均被彭德怀拒绝。他说延安比前线还困难，更需要这笔黄金。
“还有些金首饰等，都是打仗缴获的胜利品和没收汉奸的浮财。”之后，彭德怀还交代，“还有另一项任务，就是朱德总司令留在前方的从井冈山带出来的一头骡子以及望远镜等等，你一并带到延安去，当面交给朱总司令，因为这头骡子是他的心爱之物。”为此，同行的还有朱德的马夫、40多岁的江西籍老红军汪秀田。
父亲表示：“一定完成任务！”
彭德怀交代完任务，留父亲一块吃早餐，还特意让炊事员加了小米饭、炒土豆丝，算是为他送行。早饭后，后勤部部长杨立三把装着190两黄金和8斤金银首饰，总共20斤的米袋子交给父亲。里面没有清单，可见首长们对他是绝对信任的。
父亲曾担忧：一路上行军时间较长，特别要通过敌人3道封锁线，任务艰巨，安全没有保障，送给党中央这样贵重的东西，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得了呢？后来有人问他：“那你是怎样携带这些黄金的呢？”父亲说：“一路上行军、休息、睡觉，格外谨慎小心，做到身不离金、金不离身。开始背着装黄金的米袋子走路时，那些金条、金砖、金元宝，还有小件首饰，硌得人挺难受，热了也不敢脱外衣。就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走了两个多月，同路的另两个人都不知道我身上背着装有黄金的米袋子。”
父亲一行人经过长途跋涉，穿越3道封锁线，终于在5月17日到达延安。次日，中央军委办公厅黄欧东主任接走了父亲背来的黄金和一并带来的其他物资。到了这个时候，父亲才算放下心，睡觉也安稳了。 父亲生前并不知道自己是“金身将军”，如果他活着也肯定不让拍这个电影。父亲认为送黄金是党交给他的任务，是分内的工作。
毛泽东“枣园的老朋友”
被毛泽东称作“枣园的老朋友”，被王政柱视为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据王延口述：
父亲这一生，曾多次接触毛主席。第一次是1937年初，在陕北保安，父亲带着四五个参谋给毛主席清文件。父亲心很细，清文件时在准备要烧毁的毛主席书稿里发现了五张珍贵照片，其中有两张是毛主席和周恩来在长征中拍摄的。
1944年底，西北局共评出74名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模范，父亲是其中之一。在颁奖大会上，毛主席把陕甘宁边区老百姓自己织的毛毯奖励给父亲，并对他说：“要再接再厉，不要骄傲。”父亲回答：“我一定继续努力！”这个毛毯后来被父母送到了鄂豫皖根据地革命纪念馆。
最令父亲难忘的是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那段日子。
1945年6月，父亲被任命为作战局副局长后，在朱德和彭德怀身边寸步不离。8月8日，苏联出兵东北，日军兵败如山倒。从8月11日零时至18时，在短短18个小时内，父亲协助起草，朱总司令签署发布了延安总部第一号至第七号令，命令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向日军发出最后通牒，配合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作战，接受日、“满”、伪军投降，尽快占领敌占区。由于战局迅速变化，毛主席要求中央军委每天向他和书记处报告军情战况，朱德和彭德怀将汇报的任务交给了父亲。父亲白天在王家坪协助首长处理军务，把发生的情况记下来，晚饭后赶到枣园向书记处汇报。毛主席听完汇报后将父亲叫到他的窑洞里，再单独询问情况。
8月14日，蒋介石邀请毛主席赴重庆商谈“国家大计”。据父亲回忆，在8月28日毛主席赴重庆前的十多天里，他经常在主席窑洞里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二三时，接着返回王家坪，早上8时前赶到军委作战室。
10月11日，毛主席从重庆回到延安后，仍点名叫父亲去汇报。11月初，朱德和彭德怀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书记处枣园作战室，由父亲兼任主任，父亲立即带3名参谋进驻枣园，我们一家人被安排在毛主席窑洞西侧20多米的另一个窑洞住下。这样，习惯夜间工作的毛主席叫父亲时，他能随叫随到。父亲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个由中央军委派出的作战室直接隶属于中央书记处，由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直接领导。这个作战室在党中央、中央军委之间起到桥梁作用，更快地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1946年8月2日，蒋介石派飞机轰炸延安。当晚，父亲在窑洞里向毛主席报告延安军民的损失情况。毛主席沉思了一会儿，对父亲说，看来我们是要放弃延安了。父亲不解，拼命解释，我们能守得住，我们已从贺龙的晋绥军区司令部调兵遣将……毛主席对父亲讲了16个字：“人存地失，人地皆存;人失地存，人地皆失。”父亲听后茅塞顿开，连夜将这一指示报告给朱德和彭德怀。从这天起，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一致决定有计划、有序地逐步撤离延安。
1956年6月11日，父亲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海军军官，看到穿着白色礼服的父亲，一时没认出来。周恩来总理马上介绍，他是枣园作战室主任。毛主席立刻紧握着父亲的手，笑着说：“就是王政柱，枣园的老朋友，又见面了。”
叶挺未能回延安，“成了父亲心中永远抹不去的痛”
从1943年5月回延安到1947年3月撤出延安，是王政柱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有两件事让他特别难忘。第一件事是1946年3月初，他奉周恩来之命飞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据王延口述：
周恩来指示父亲到国民党监狱接出被释放的叶挺将军，并负责接待安置。叶挺夫人李秀文带着女儿叶扬眉和小儿子阿九从广州赶到重庆，住在国民党一个军阀的公馆里，记者为他们照了相。4月8日早晨8時，父亲陪同叶挺一家登上返回延安的飞机。8时30分，周恩来匆匆赶到机场，与叶挺、王若飞、博古和邓发等同志一一握手告别。这时，周恩来看到父亲，说：“王政柱，你跟我下飞机，我有重要的事交给你办。”父亲跟着周恩来下了飞机，赶制国共两党控制区态势图和双方兵力对比表。谁知，当天下午，叶挺乘坐的飞机失事，消息传来，所有人震惊不已。叶挺一家刚刚团聚就一起遇难，成了父亲心中永远抹不去的痛。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父亲对我说，叶挺和家人当时在重庆的照片放在他手里整整30年了，一定要交给叶挺后人。我打听到叶挺长子叶正大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是我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长。于是，我找到叶正大的办公室，把7张照片和底片交给了他。叶正大看后流出了热泪。后来在延安，我多次瞻仰“四八”烈士陵园，每次都感慨万千。
第二件事，是保卫延安。据王延口述：
1946年10月19日，蒋介石向胡宗南下达“剿匪”命令。同日，中央军委发出保卫延安的部署。11月6日，中央军委发出第二次保卫延安的部署，我军共集结7个旅会同边区部队，成立了统一的指挥部，由陈赓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张宗逊任副司令员。第二天，在王家坪军委作战室，由彭德怀主持召开防务会议，父亲陪同他在作战室门口迎接参加会议的首长，彭德怀将父亲介绍给了习仲勋，习仲勋热情地与父亲握手寒暄。
为便于指挥延安保卫战，也为安全着想，毛主席从枣园搬到王家坪，父亲也带着枣园作战室全体人员转移到王家坪。
1947年3月11日，国民党军飞机轰炸延安，几架敌机向王家坪俯冲下来，三颗燃烧弹落在毛主席住的院子里，气浪把桌子上的暖水瓶都冲倒了。走出住所的毛主席从容不迫，让大家到防空洞躲一躲，自己又回到屋里继续办公。12日，朱德、刘少奇、叶剑英、杨尚昆等撤离延安。13日，蒋介石正式向陕北发动“重点进攻”。延安保卫战于临真、金盆湾、茶坊、劳山线全面展开。
3月18日下午，毛主席、周恩来与彭德怀、习仲勋一起研究了撤离延安后西北野战兵团的作战问题。彭德怀和习仲勋劝说毛主席尽快撤离延安。毛主席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问延安城里的老百姓都撤离了没有，还说自己要最后一个撤离。父亲找到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和新调来负责警卫的汪东兴等，让大家一起劝说主席赶快走。直到吃完晚饭，毛主席和周恩来、任弼时等人才一起坐上汽车离开。 经过7天延安保卫战后，党中央全部撤出了延安。
彭德怀因何事要“枪毙”王政柱，又因何急召他入朝作战
王政柱在彭德怀身边工作多年，非常了解彭德怀的脾气。据王延口述：“彭老总性格直爽、胸怀坦荡、严于律己、无私无畏，批评人从不讲情面，曾因不满父亲的劝谏，生气地说要‘枪毙’父亲”。这是怎么一回事？
1947年10月27日，彭德怀亲率西北野战军主力、第1、3、6三个纵队第二次攻打榆林。由于榆林城墙高且坚固，久攻不下。这年11月初，父亲从情报和电报中分析，蒋介石命令宁夏马鸿逵、当时占领延安的胡宗南、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增援榆林，加上榆林守军邓宝珊、左协中部，形成四面反包围之势。父亲立即向彭德怀报告，建议停止攻城、马上转移，彭德怀没有接受父亲的建议，坚持继续攻城。两天后，形势更加紧急，父亲第二次提出撤退建议，彭德怀怒道：“现在气可鼓、不可泄，现在撤退，前面战士们的血不是白流了吗，你王政柱再提撤退、再动摇军心，我就枪毙你！”
父亲深知彭德怀的性格，走出作战室后向副政委习仲勋、副司令员张宗逊汇报，得到支持。两位首长让父亲起草电报以他们的名义报周副主席。16日，后勤报告粮食奇缺，通过习仲勋、张宗逊两位首长的工作和周副主席及时来电，彭德怀果断下令放弃攻城、进行转移，从而粉碎了敌人包围和消灭我军主力的企图。
一天晚饭后，彭德怀主动拉父亲散步。两人走到一个小山包上，彭德怀说：“政柱，我在攻打榆林说要枪毙你是错误的，事实证明你的建议是对的，我这个人从旧军队出来养成很多毛病，特别是脾气大、好发火。”父亲说：“你着急发火都是为了工作，我在你身边十年，如果你哪一天不发火、不发脾气，我们反而不习惯了。”彭德怀拍着父亲的肩膀说：“王政柱，你这是表扬我还是批评我啊！”说完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父亲脾气极好，从不发火，恰好中和了彭总的火爆脾气。在抗日战争的关家垴战斗、解放战争中的西府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第五次战役中，父亲都提出不同意见，最终被彭总采纳，因此成为彭总的得力助手。
1950年12月，彭总电告中央军委，急召父亲入朝。1951年2月，中央军委任命父亲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参谋长。4月18日，父亲一到达朝鲜伊川郡空寺洞志愿军总部，即协助彭德怀指挥正在进入尾声的第四次战役并谋划即将开始的第五次战役。彭总一见面就对父亲说：“在西安机场要是知道抗美援朝，我就把你拉上飞机了。”父亲很快发现，分别了半年的彭总有两个明显变化：一是脾气好了很多，很少发火;二是格外注意安全。王政柱知道，毛岸英不久前的牺牲是彭总心中的痛，促使他头脑更加冷静，也更加重视安全防范。
入朝后，父亲很快制定出有效的防空和反空降措施，还亲自修订出更为严格的保密制度和安全工作规定。1951年9月20日，为兼顾东西海岸作战指挥，志愿军司令部移到平壤东北更为安全的桧仓（从大榆洞到桧仓，志愿军司令部先后转移6次）。直到停战前，再无发生美机空袭轰炸造成我总部人员伤亡的情况，父亲说毛岸英和高瑞欣烈士用生命的代价换回了司令部战友们的安全。
第五次战役后，为避敌之长、攻其之短，父亲向彭总建议取消第六次战役，把阵地战改为坑道战，采用我军擅长的近战、夜战，使美军海空中优势发挥不出来。在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的上甘岭战役中，父亲组织司令部各部门的领导联合办公，协调后勤保障和供应，保证了上甘岭战役的胜利。
由于工作压力太大，父亲胆结石经常发作，卫生部门建议回国治疗，已回国的彭总没有同意，他命令母亲罗健即刻赴朝，任西海指司令部秘书组长，同时照顾父亲生活。彭总细心周到的安排，使父亲一直坚守到抗美援朝的胜利。
习仲勋说：“主要是你参谋工作做得好，给老帅们留下好的印象”
1949年11月30日，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彭德怀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父亲仍任副参谋长。父亲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是协助指挥部队解放西北境内偏远地区和剿匪。
母亲罗健时任一野兼西北军区司令部机要秘书。她每次给习仲勋送文件时，习仲勋总是问：“王参谋长的胆结石病最近犯了没有？”父亲的胆结石经常发作，疼起来在地上打滚。习仲勋叮嘱说这个病千方不要累着，生活要规律，按时作息，不要熬夜，饮食上多吃好消化的食物，母亲听后深受感动。
上世纪80年代父亲复出后，曾多次发表纪念解放大西北的文章。父亲回忆说彭总非常尊重习仲勋，总亲切地称“仲勋同志”，大小事都要找他商量。尤其制定作战计划，生怕存在漏洞，彭总是急性子，想起了事情就要马上解决，有时半夜想起来问题就把父亲叫起来，再一起去叫醒习仲勋，反复推敲，做到万无一失。彭总、习仲勋研究的同时，父亲把方案制定出来，把命令起草好，经首长签字同意，迅速发出，办事效率非常之高。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平反后，父亲被邀请参加彭德怀传记组工作。父亲有幸见到习仲勋等老首长和一野的老战友们。当时习仲勋刚刚落实政策、恢复工作，他對父亲非常关心。
不久，习仲勋和杨尚昆在一次向邓小平汇报完工作时，专门谈了父亲的问题，习仲勋说王政柱在西北战场协助彭德怀做了大量工作，是有功之臣。邓小平听后当即指示：立即解脱、分配工作。后来，父亲对家人说：“习仲勋刚恢复工作，首先想到和关心的是他的下级，为下属仗义执言、主持公道。我跟着习仲勋工作时间很短，可30多年后他对我还是那样信任，能遇见这样好的、厚道的领导，一生足矣！”让父亲尤为感动的是他向习仲勋表示感谢时，习仲勋谦逊地对父亲说：“主要是你参谋工作做得好，给老帅们留下好的印象。”
1990年，中央军委成立以习仲勋和王震为主任的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父亲被任命为编委会特设的常务委员，具体抓编写工作。我们家经常接到一位陕北口音浓重的伯伯的电话：“找参谋长接电话！”我一听就知道是习伯伯，赶紧让父亲接电话。他们一聊起来就是半个多小时，内容都是西北战场的事。原来一野战史定稿时要报请主任审批，习仲勋审阅时特别认真，经常打电话找父亲核实情况。一野战史、战史图集分别于1995年和1997年正式出版，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责编/陈小婷 责校/黄梦怡 来源/《王政柱将军抗战时期的难忘经历》，赵勇田/文，《解放军报》2005年4月22日;《专访开国少将王政柱之子：叶挺未能回延安，是父亲心中抹不去的痛》，王延口述，李璐璐等整理，《环球人物》2021年第6期等）
彭德怀说：“你给中央带点儿贵重东西，大约有190两黄金，
你负责送给党中央、送给毛主席。”后勤部部长把东西
交给王政柱时，里面没有清单，可见首长们对他是绝对信任的
王政柱，湖北麻城人，1915年10月15日生，1930年10月参加红军，193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总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长、中央军委作战局副局长。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央军委作战局副局长兼中共中央书记处枣园作战室主任、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副参谋长。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参谋长（后兼西海岸指挥部参谋长），回国后任海军青岛基地司令员，海军副参谋长兼红四方面军战史办副主任，海军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海军后勤部部长，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顾问。
1955年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1年4月8日逝世，享年86岁。
“父亲曾说，能先后在5位元帅身边做参谋工作，是他一生中最感幸运的事情。”对于王政柱革命时期的工作经历，王延自豪地说。
3次过草地，3次负伤，跟随过5位元帅
1930年到1936年，进入革命队伍的王政柱从战士、班长、宣传员到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处参谋，曾3次过草地，3次负伤。据王延口述：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宣告成立。国民党军调集重兵，对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围剿”。在战斗中，父亲先后2次负伤，子弹分别击中他的右腿和左臂。
1933年11月至1934年9月，在反“围剿”中，父亲身负重伤，一颗子弹把他的左大腿关节打碎，这是他第三次负伤。父亲的伤口愈合后，因弹片未取出而经常疼痛，行动不便。幸亏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他被调到红军总部，由红色医院院长傅连璋亲自主持手术，成功取出弹片，才不再疼痛，顺利走完了长征。
1935年7月，父亲被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任作战参谋。8月，跟随总指挥徐向前第一次过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就在这时，发生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事件，张国焘假借中央和红军总部名义命令部队南下，父亲随红四方面军第二次过草地返回毛儿盖。由于行动仓促，部队断粮，父亲靠吃皮带和草根勉强走出草地，因此患上严重的胆结石，1963年做胆囊摘除手术，从胆里取出的石头比花生米还要大。
1935年11月，在一、四方面军干部交流中，父亲被调到红军总司令部任作战参谋，直接跟随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1936年4月2日任作战科长。6月27日，为准备北上，刘伯承总参谋长亲自主持红军总司令部机关干部进行西北地理常识测验竞赛，父亲获得第一名，刘伯承奖给他5斤酥油、15斤牛肉，这些后来成为作战科北上途中的主要干粮。刘伯承还在参加测验的各科科长名单上将“王正柱”写成“王政柱”，父亲认为这个名字比原名好，从此改名为王政柱。
1936年7月12日，父亲陪同朱德和红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从阿坝出发，经过浩瀚无人烟的草地，8月2日到达班佑，这是他长征途中第三次过草地。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初，父亲中断在红军大学的学习，被调到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后改称为八路军总指挥部）当参谋。一直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父亲在彭德怀身边工作16年。1943年5月回延安后，父亲被分配到军委作战局，在叶剑英总参谋长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
同行两个多月，同伴不知他身负黄金
“金身將军”的称谓，源于共和国名将系列电影之一 ——《金身将军王政柱》。这部电影原名是《千里送黄金》。导演安澜采访王政柱的妻子罗健时说：“王政柱身背黄金，心如明镜，对党赤胆忠诚，心比黄金还亮。”遂把片名改成《金身将军王政柱》，片名由原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亲自题写。据王延口述：
1943年3月7日清晨，八路军前方总部机关干部刚出早操回来，时任总部作战科长的父亲接到彭德怀副总司令的电话，让他立即到办公室一趟。
“组织上决定调你到延安学习。”彭德怀开门见山地对当时只有28岁的父亲说。停顿了片刻，他接着说：“你给中央带点儿贵重东西，大约有190两黄金（旧制为16两制，相当于12斤），你负责送给党中央、送给毛主席。”当时，后勤部门曾多次提出用这些黄金购买前线急需的药品和子弹，均被彭德怀拒绝。他说延安比前线还困难，更需要这笔黄金。
“还有些金首饰等，都是打仗缴获的胜利品和没收汉奸的浮财。”之后，彭德怀还交代，“还有另一项任务，就是朱德总司令留在前方的从井冈山带出来的一头骡子以及望远镜等等，你一并带到延安去，当面交给朱总司令，因为这头骡子是他的心爱之物。”为此，同行的还有朱德的马夫、40多岁的江西籍老红军汪秀田。
父亲表示：“一定完成任务！”
彭德怀交代完任务，留父亲一块吃早餐，还特意让炊事员加了小米饭、炒土豆丝，算是为他送行。早饭后，后勤部部长杨立三把装着190两黄金和8斤金银首饰，总共20斤的米袋子交给父亲。里面没有清单，可见首长们对他是绝对信任的。
父亲曾担忧：一路上行军时间较长，特别要通过敌人3道封锁线，任务艰巨，安全没有保障，送给党中央这样贵重的东西，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得了呢？后来有人问他：“那你是怎样携带这些黄金的呢？”父亲说：“一路上行军、休息、睡觉，格外谨慎小心，做到身不离金、金不离身。开始背着装黄金的米袋子走路时，那些金条、金砖、金元宝，还有小件首饰，硌得人挺难受，热了也不敢脱外衣。就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走了两个多月，同路的另两个人都不知道我身上背着装有黄金的米袋子。”
父亲一行人经过长途跋涉，穿越3道封锁线，终于在5月17日到达延安。次日，中央军委办公厅黄欧东主任接走了父亲背来的黄金和一并带来的其他物资。到了这个时候，父亲才算放下心，睡觉也安稳了。 父亲生前并不知道自己是“金身将军”，如果他活着也肯定不让拍这个电影。父亲认为送黄金是党交给他的任务，是分内的工作。
毛泽东“枣园的老朋友”
被毛泽东称作“枣园的老朋友”，被王政柱视为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据王延口述：
父亲这一生，曾多次接触毛主席。第一次是1937年初，在陕北保安，父亲带着四五个参谋给毛主席清文件。父亲心很细，清文件时在准备要烧毁的毛主席书稿里发现了五张珍贵照片，其中有两张是毛主席和周恩来在长征中拍摄的。
1944年底，西北局共评出74名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模范，父亲是其中之一。在颁奖大会上，毛主席把陕甘宁边区老百姓自己织的毛毯奖励给父亲，并对他说：“要再接再厉，不要骄傲。”父亲回答：“我一定继续努力！”这个毛毯后来被父母送到了鄂豫皖根据地革命纪念馆。
最令父亲难忘的是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那段日子。
1945年6月，父亲被任命为作战局副局长后，在朱德和彭德怀身边寸步不离。8月8日，苏联出兵东北，日军兵败如山倒。从8月11日零时至18时，在短短18个小时内，父亲协助起草，朱总司令签署发布了延安总部第一号至第七号令，命令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向日军发出最后通牒，配合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作战，接受日、“满”、伪军投降，尽快占领敌占区。由于战局迅速变化，毛主席要求中央军委每天向他和书记处报告军情战况，朱德和彭德怀将汇报的任务交给了父亲。父亲白天在王家坪协助首长处理军务，把发生的情况记下来，晚饭后赶到枣园向书记处汇报。毛主席听完汇报后将父亲叫到他的窑洞里，再单独询问情况。
8月14日，蒋介石邀请毛主席赴重庆商谈“国家大计”。据父亲回忆，在8月28日毛主席赴重庆前的十多天里，他经常在主席窑洞里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二三时，接着返回王家坪，早上8时前赶到军委作战室。
10月11日，毛主席从重庆回到延安后，仍点名叫父亲去汇报。11月初，朱德和彭德怀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书记处枣园作战室，由父亲兼任主任，父亲立即带3名参谋进驻枣园，我们一家人被安排在毛主席窑洞西侧20多米的另一个窑洞住下。这样，习惯夜间工作的毛主席叫父亲时，他能随叫随到。父亲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个由中央军委派出的作战室直接隶属于中央书记处，由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直接领导。这个作战室在党中央、中央军委之间起到桥梁作用，更快地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1946年8月2日，蒋介石派飞机轰炸延安。当晚，父亲在窑洞里向毛主席报告延安军民的损失情况。毛主席沉思了一会儿，对父亲说，看来我们是要放弃延安了。父亲不解，拼命解释，我们能守得住，我们已从贺龙的晋绥军区司令部调兵遣将……毛主席对父亲讲了16个字：“人存地失，人地皆存;人失地存，人地皆失。”父亲听后茅塞顿开，连夜将这一指示报告给朱德和彭德怀。从这天起，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一致决定有计划、有序地逐步撤离延安。
1956年6月11日，父亲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海军军官，看到穿着白色礼服的父亲，一时没认出来。周恩来总理马上介绍，他是枣园作战室主任。毛主席立刻紧握着父亲的手，笑着说：“就是王政柱，枣园的老朋友，又见面了。”
叶挺未能回延安，“成了父亲心中永远抹不去的痛”
从1943年5月回延安到1947年3月撤出延安，是王政柱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有两件事让他特别难忘。第一件事是1946年3月初，他奉周恩来之命飞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据王延口述：
周恩来指示父亲到国民党监狱接出被释放的叶挺将军，并负责接待安置。叶挺夫人李秀文带着女儿叶扬眉和小儿子阿九从广州赶到重庆，住在国民党一个军阀的公馆里，记者为他们照了相。4月8日早晨8時，父亲陪同叶挺一家登上返回延安的飞机。8时30分，周恩来匆匆赶到机场，与叶挺、王若飞、博古和邓发等同志一一握手告别。这时，周恩来看到父亲，说：“王政柱，你跟我下飞机，我有重要的事交给你办。”父亲跟着周恩来下了飞机，赶制国共两党控制区态势图和双方兵力对比表。谁知，当天下午，叶挺乘坐的飞机失事，消息传来，所有人震惊不已。叶挺一家刚刚团聚就一起遇难，成了父亲心中永远抹不去的痛。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父亲对我说，叶挺和家人当时在重庆的照片放在他手里整整30年了，一定要交给叶挺后人。我打听到叶挺长子叶正大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是我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长。于是，我找到叶正大的办公室，把7张照片和底片交给了他。叶正大看后流出了热泪。后来在延安，我多次瞻仰“四八”烈士陵园，每次都感慨万千。
第二件事，是保卫延安。据王延口述：
1946年10月19日，蒋介石向胡宗南下达“剿匪”命令。同日，中央军委发出保卫延安的部署。11月6日，中央军委发出第二次保卫延安的部署，我军共集结7个旅会同边区部队，成立了统一的指挥部，由陈赓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张宗逊任副司令员。第二天，在王家坪军委作战室，由彭德怀主持召开防务会议，父亲陪同他在作战室门口迎接参加会议的首长，彭德怀将父亲介绍给了习仲勋，习仲勋热情地与父亲握手寒暄。
为便于指挥延安保卫战，也为安全着想，毛主席从枣园搬到王家坪，父亲也带着枣园作战室全体人员转移到王家坪。
1947年3月11日，国民党军飞机轰炸延安，几架敌机向王家坪俯冲下来，三颗燃烧弹落在毛主席住的院子里，气浪把桌子上的暖水瓶都冲倒了。走出住所的毛主席从容不迫，让大家到防空洞躲一躲，自己又回到屋里继续办公。12日，朱德、刘少奇、叶剑英、杨尚昆等撤离延安。13日，蒋介石正式向陕北发动“重点进攻”。延安保卫战于临真、金盆湾、茶坊、劳山线全面展开。
3月18日下午，毛主席、周恩来与彭德怀、习仲勋一起研究了撤离延安后西北野战兵团的作战问题。彭德怀和习仲勋劝说毛主席尽快撤离延安。毛主席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问延安城里的老百姓都撤离了没有，还说自己要最后一个撤离。父亲找到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和新调来负责警卫的汪东兴等，让大家一起劝说主席赶快走。直到吃完晚饭，毛主席和周恩来、任弼时等人才一起坐上汽车离开。 经过7天延安保卫战后，党中央全部撤出了延安。
彭德怀因何事要“枪毙”王政柱，又因何急召他入朝作战
王政柱在彭德怀身边工作多年，非常了解彭德怀的脾气。据王延口述：“彭老总性格直爽、胸怀坦荡、严于律己、无私无畏，批评人从不讲情面，曾因不满父亲的劝谏，生气地说要‘枪毙’父亲”。这是怎么一回事？
1947年10月27日，彭德怀亲率西北野战军主力、第1、3、6三个纵队第二次攻打榆林。由于榆林城墙高且坚固，久攻不下。这年11月初，父亲从情报和电报中分析，蒋介石命令宁夏马鸿逵、当时占领延安的胡宗南、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增援榆林，加上榆林守军邓宝珊、左协中部，形成四面反包围之势。父亲立即向彭德怀报告，建议停止攻城、马上转移，彭德怀没有接受父亲的建议，坚持继续攻城。两天后，形势更加紧急，父亲第二次提出撤退建议，彭德怀怒道：“现在气可鼓、不可泄，现在撤退，前面战士们的血不是白流了吗，你王政柱再提撤退、再动摇军心，我就枪毙你！”
父亲深知彭德怀的性格，走出作战室后向副政委习仲勋、副司令员张宗逊汇报，得到支持。两位首长让父亲起草电报以他们的名义报周副主席。16日，后勤报告粮食奇缺，通过习仲勋、张宗逊两位首长的工作和周副主席及时来电，彭德怀果断下令放弃攻城、进行转移，从而粉碎了敌人包围和消灭我军主力的企图。
一天晚饭后，彭德怀主动拉父亲散步。两人走到一个小山包上，彭德怀说：“政柱，我在攻打榆林说要枪毙你是错误的，事实证明你的建议是对的，我这个人从旧军队出来养成很多毛病，特别是脾气大、好发火。”父亲说：“你着急发火都是为了工作，我在你身边十年，如果你哪一天不发火、不发脾气，我们反而不习惯了。”彭德怀拍着父亲的肩膀说：“王政柱，你这是表扬我还是批评我啊！”说完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父亲脾气极好，从不发火，恰好中和了彭总的火爆脾气。在抗日战争的关家垴战斗、解放战争中的西府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第五次战役中，父亲都提出不同意见，最终被彭总采纳，因此成为彭总的得力助手。
1950年12月，彭总电告中央军委，急召父亲入朝。1951年2月，中央军委任命父亲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参谋长。4月18日，父亲一到达朝鲜伊川郡空寺洞志愿军总部，即协助彭德怀指挥正在进入尾声的第四次战役并谋划即将开始的第五次战役。彭总一见面就对父亲说：“在西安机场要是知道抗美援朝，我就把你拉上飞机了。”父亲很快发现，分别了半年的彭总有两个明显变化：一是脾气好了很多，很少发火;二是格外注意安全。王政柱知道，毛岸英不久前的牺牲是彭总心中的痛，促使他头脑更加冷静，也更加重视安全防范。
入朝后，父亲很快制定出有效的防空和反空降措施，还亲自修订出更为严格的保密制度和安全工作规定。1951年9月20日，为兼顾东西海岸作战指挥，志愿军司令部移到平壤东北更为安全的桧仓（从大榆洞到桧仓，志愿军司令部先后转移6次）。直到停战前，再无发生美机空袭轰炸造成我总部人员伤亡的情况，父亲说毛岸英和高瑞欣烈士用生命的代价换回了司令部战友们的安全。
第五次战役后，为避敌之长、攻其之短，父亲向彭总建议取消第六次战役，把阵地战改为坑道战，采用我军擅长的近战、夜战，使美军海空中优势发挥不出来。在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的上甘岭战役中，父亲组织司令部各部门的领导联合办公，协调后勤保障和供应，保证了上甘岭战役的胜利。
由于工作压力太大，父亲胆结石经常发作，卫生部门建议回国治疗，已回国的彭总没有同意，他命令母亲罗健即刻赴朝，任西海指司令部秘书组长，同时照顾父亲生活。彭总细心周到的安排，使父亲一直坚守到抗美援朝的胜利。
习仲勋说：“主要是你参谋工作做得好，给老帅们留下好的印象”
1949年11月30日，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彭德怀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父亲仍任副参谋长。父亲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是协助指挥部队解放西北境内偏远地区和剿匪。
母亲罗健时任一野兼西北军区司令部机要秘书。她每次给习仲勋送文件时，习仲勋总是问：“王参谋长的胆结石病最近犯了没有？”父亲的胆结石经常发作，疼起来在地上打滚。习仲勋叮嘱说这个病千方不要累着，生活要规律，按时作息，不要熬夜，饮食上多吃好消化的食物，母亲听后深受感动。
上世纪80年代父亲复出后，曾多次发表纪念解放大西北的文章。父亲回忆说彭总非常尊重习仲勋，总亲切地称“仲勋同志”，大小事都要找他商量。尤其制定作战计划，生怕存在漏洞，彭总是急性子，想起了事情就要马上解决，有时半夜想起来问题就把父亲叫起来，再一起去叫醒习仲勋，反复推敲，做到万无一失。彭总、习仲勋研究的同时，父亲把方案制定出来，把命令起草好，经首长签字同意，迅速发出，办事效率非常之高。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平反后，父亲被邀请参加彭德怀传记组工作。父亲有幸见到习仲勋等老首长和一野的老战友们。当时习仲勋刚刚落实政策、恢复工作，他對父亲非常关心。
不久，习仲勋和杨尚昆在一次向邓小平汇报完工作时，专门谈了父亲的问题，习仲勋说王政柱在西北战场协助彭德怀做了大量工作，是有功之臣。邓小平听后当即指示：立即解脱、分配工作。后来，父亲对家人说：“习仲勋刚恢复工作，首先想到和关心的是他的下级，为下属仗义执言、主持公道。我跟着习仲勋工作时间很短，可30多年后他对我还是那样信任，能遇见这样好的、厚道的领导，一生足矣！”让父亲尤为感动的是他向习仲勋表示感谢时，习仲勋谦逊地对父亲说：“主要是你参谋工作做得好，给老帅们留下好的印象。”
1990年，中央军委成立以习仲勋和王震为主任的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父亲被任命为编委会特设的常务委员，具体抓编写工作。我们家经常接到一位陕北口音浓重的伯伯的电话：“找参谋长接电话！”我一听就知道是习伯伯，赶紧让父亲接电话。他们一聊起来就是半个多小时，内容都是西北战场的事。原来一野战史定稿时要报请主任审批，习仲勋审阅时特别认真，经常打电话找父亲核实情况。一野战史、战史图集分别于1995年和1997年正式出版，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责编/陈小婷 责校/黄梦怡 来源/《王政柱将军抗战时期的难忘经历》，赵勇田/文，《解放军报》2005年4月22日;《专访开国少将王政柱之子：叶挺未能回延安，是父亲心中抹不去的痛》，王延口述，李璐璐等整理，《环球人物》2021年第6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