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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秦观才高命薄,仕途蹭蹬,多愁善感,对挫折和失意缺乏足够的承受能力,这种脆弱性格形成了其谪怨词特有的凄美甚至凄厉的风格。
关键词: 秦观 谪怨词 词风
秦观是北宋重要词人,“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是他的诗《春日五首》其一中的句子,其词品与人品似之。从人品而言,秦观是脆弱的、敏感的;从词品来看,深沉的身世之慨、浓厚的感伤色彩和凄美的意境构成其词的主调。本文拟对秦观的脆弱性格与其谪怨词之凄美略作分析和探讨。
一、秦观的脆弱性格
秦观于宋仁宗皇佑元年(公元1049年)出生在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年轻时熟读经史,又习兵书,长于为文,《宋史·秦观传》说他“少豪隽,慷慨溢于文词……强志盛气,好大见奇,谈兵家书与己意合”。熙宁末年,29岁的秦观谒苏轼于彭城,颇受苏轼青睐。苏轼尝谓其为“士之超轶绝尘者”。[1](P1826)孰料世事艰难,煕宁元丰间,秦观多次应进士试不中。二十年场屋之困,使秦观的豪隽慷慨消磨殆尽,他在元丰初年应举不第之后,写有《掩关铭》表示要“退隐高邮,闭门却扫,以诗书自娱”。陈师道在其《秦少游字序》中描述说,此时的秦观已由“行道雍容”、“论说伟辩”一变为“其容充然,其口隐然”,一副悲伤失落的样子,对仕途丧失了信心。可见,秦观的情绪是多么容易随着境遇的变化而大起大落。
秦观37岁那年终于考中进士。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经范纯仁推荐,奉诏入京,除太学博士,校正秘书省书籍。次年,又由博士迁正字,在京中度过了大约四年的美好时光,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春三月,秦观参加了御赐金明池宴集,此时的秦观踌躇满志,作《金明池·琼苑金池》记述这一盛事。步入仕途给了秦观希望,对于他意气盛衰的变化,《王直方诗话》曾举其所作诗分析道:
秦少游始作蔡州教授,意谓朝夕便当入馆,步青云之上,故作《东风解冻诗》云:“更作舟楫外,从此百川通。”已而久不召用,作《送张和叔》云:“大梁豪英海,故人满青云;为谢黄叔度,鬓毛今白纷。”谓山谷也。说者以为意气之盛衰一何容易。[2](P73)
从中可见秦观的情绪的确易因境遇而起伏。
另据《诗话总龟》载:“秦少游晚出左掖门,有诗云:‘金雀觚棱转夕晖,飘飘宫叶堕秋衣。出门尘涨如黄雾,始觉身从天上归。’识者以为少游作一黄本校勘,而炫耀如此,必不远到。”[2](P36)果然好景不长,元佑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支持旧党的高太后驾崩,哲宗亲政启用新党。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秦观贬为杭州通判,旋贬监处州酒税。这一政治剧变,对于苦苦追求仕途而又脆弱的秦观而言,无疑是晴天霹雳。处州三年,秦观以写佛书获罪,再贬郴州。一年后,编管横州,再徙雷州,受尽贬谪之苦。
入仕几年,秦观对政治斗争的险恶逐渐有了一定的认识。在京城时,其《水龙吟》有云:“名缰利锁,天知道和天也瘦!”他的豪放不羁的个性逐渐萎缩。冯煦在《蒿庵词话》中说:“淮海、小山,真古之伤心人也。”[3](P60)这个评价一方面道出了秦观坎坷的一生,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其性格之脆弱。谪处州时,秦观曾作《千秋岁》词,末句云:“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谪徙郴州,写了凄厉之极的《踏莎行》。待编管雷州,作《自作挽词》云:“婴衅徙穷荒,茹哀与世辞;官来录我橐,吏来检我尸。”“家乡在万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归,惴惴犹在兹。”“昔忝柱下史,通籍黄金闺。一朝奇祸作,飘零至于斯!”字字血泪,哀痛已极。
二、秦观谪怨词之凄美
秦观对人生期望值过高,对挫折和失败又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希望破灭之后,带来的是失望和痛苦,使得他的这种脆弱性格表现为浓厚的感伤与忧愁情绪,不能不影响到其词风的形成,从而形成了其特有的凄美的风格。《望海潮》作于秦观被贬,出为杭州通判,离京之时。
梅英疏淡,冰澌溶泄,东风暗换年华。金谷俊游,铜驼巷陌,新晴细履平沙。长记误随车。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西园夜饮鸣笳,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兰苑未空,行人渐老,重来是事堪嗟。烟暝酒旗斜。但倚楼极目,时见栖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
通过昔日与同僚好友的西园夜饮鸣笳以及华灯碍月、飞盖妨花的繁华,以反衬今日坐党籍时见栖鸦的黯淡与凄凉,心中的失落与感伤不言而喻。再看其差不多作于同时的《江城子》:
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便作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
据统计,北宋词人中,秦观使用“泪”字的频率仅次于晏几道和周邦彦,居第三位。宋刻本《淮海词》77首,含“泪”字的13首,频率为16.8%,难怪冯煦称之为“古之伤心人”。[4](P121)此词上片触景生情,引起物是人非的伤感。下片诉说韶华流逝之恨,结尾以“便作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之夸张,写离愁之深。全词如泣如诉,令人慨叹。此后诗人心绪每况愈下,作于被贬处州期间的《千秋岁》越发显得凄凉: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忆昔西池会,鹓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处州城外飘零的落花又唤醒了词人对昔日西池宴集的记忆。然而物是人非,怎不令人痛心!据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载:孔毅甫览之“镜里朱颜改”之句,遽惊曰:“少游盛年,何为言语悲怆如此!”并称:“秦少游气貌大不类平时,殆不久于人世矣。”曾布也说:“秦七必不久于世,岂有‘愁如海’而可存乎?”[5](P3242)
秦词抒发宦海沉浮的深悲巨痛、营造凄美境界的代表作当数他谪困郴州旅舍所作的《踏莎行》: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迷失的恐怕不只是楼台津渡,更是曾有过的人生理想和出路。《踏莎行》以凄迷的意象和氛围,深刻地传达出词人遭受流放后所感受到的浓厚的幻灭感、孤寂感和深深的思念。人生际遇的转折往往带来创作词风的转变,王国维《人间词话》就评价说:“少游词境,最为凄惋,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为凄厉也。”[6]张綖本《淮海集》在此词的附注中记载:“坡翁绝爱此词尾两句,自书于扇云:‘少游已矣,虽万人难赎’!”
秦观后期其他谪怨词如《千秋岁·水边沙外》、《江城子·南来飞燕北归鸿》等,沉痛凄怆,弥漫着幽怨凄婉的色调。仕途蹭蹬、屡遭贬逐的生涯使秦观对人生有着刻骨的感受,当痛苦无法排遣又无力挣扎时,就只剩下低声的哀泣。因为流落贬逐的遭际,秦观后期词,多了一层历经磨难后对人生的深层体验和感悟,所以较之前期词,凄美的色调变得深沉、凝重了。之后,秦观奉诏编管横州,次年又自横州徙雷州。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元月,苏轼量移廉州过雷州,秦观与之相会并作《江城子》:
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
小槽春酒滴珠红,莫匆匆,满金钟。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后会不知何处是?烟浪远,暮云重。
岁月无情,当年“绿鬓朱颜”风华正茂的师徒,几经宦海沉浮再次相见已是64岁和52岁的“两衰翁”了。“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数句,极沉痛、极凄凉。即使在重聚之时,也没有难得相逢一见的快乐,唯有对再次别离和相见无期的恐惧和忧伤。不久秦观即客死他乡,果如此词所言,与苏轼再无缘相见,《江城子》遂成为脆弱的秦观生命中凄美的绝唱。
参考文献:
[1]徐培均校注.淮海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郭绍虞.宋诗话辑佚[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冯煦.蒿庵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4]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5]宋元笔记小说大观[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6]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关键词: 秦观 谪怨词 词风
秦观是北宋重要词人,“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是他的诗《春日五首》其一中的句子,其词品与人品似之。从人品而言,秦观是脆弱的、敏感的;从词品来看,深沉的身世之慨、浓厚的感伤色彩和凄美的意境构成其词的主调。本文拟对秦观的脆弱性格与其谪怨词之凄美略作分析和探讨。
一、秦观的脆弱性格
秦观于宋仁宗皇佑元年(公元1049年)出生在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年轻时熟读经史,又习兵书,长于为文,《宋史·秦观传》说他“少豪隽,慷慨溢于文词……强志盛气,好大见奇,谈兵家书与己意合”。熙宁末年,29岁的秦观谒苏轼于彭城,颇受苏轼青睐。苏轼尝谓其为“士之超轶绝尘者”。[1](P1826)孰料世事艰难,煕宁元丰间,秦观多次应进士试不中。二十年场屋之困,使秦观的豪隽慷慨消磨殆尽,他在元丰初年应举不第之后,写有《掩关铭》表示要“退隐高邮,闭门却扫,以诗书自娱”。陈师道在其《秦少游字序》中描述说,此时的秦观已由“行道雍容”、“论说伟辩”一变为“其容充然,其口隐然”,一副悲伤失落的样子,对仕途丧失了信心。可见,秦观的情绪是多么容易随着境遇的变化而大起大落。
秦观37岁那年终于考中进士。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经范纯仁推荐,奉诏入京,除太学博士,校正秘书省书籍。次年,又由博士迁正字,在京中度过了大约四年的美好时光,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春三月,秦观参加了御赐金明池宴集,此时的秦观踌躇满志,作《金明池·琼苑金池》记述这一盛事。步入仕途给了秦观希望,对于他意气盛衰的变化,《王直方诗话》曾举其所作诗分析道:
秦少游始作蔡州教授,意谓朝夕便当入馆,步青云之上,故作《东风解冻诗》云:“更作舟楫外,从此百川通。”已而久不召用,作《送张和叔》云:“大梁豪英海,故人满青云;为谢黄叔度,鬓毛今白纷。”谓山谷也。说者以为意气之盛衰一何容易。[2](P73)
从中可见秦观的情绪的确易因境遇而起伏。
另据《诗话总龟》载:“秦少游晚出左掖门,有诗云:‘金雀觚棱转夕晖,飘飘宫叶堕秋衣。出门尘涨如黄雾,始觉身从天上归。’识者以为少游作一黄本校勘,而炫耀如此,必不远到。”[2](P36)果然好景不长,元佑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支持旧党的高太后驾崩,哲宗亲政启用新党。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秦观贬为杭州通判,旋贬监处州酒税。这一政治剧变,对于苦苦追求仕途而又脆弱的秦观而言,无疑是晴天霹雳。处州三年,秦观以写佛书获罪,再贬郴州。一年后,编管横州,再徙雷州,受尽贬谪之苦。
入仕几年,秦观对政治斗争的险恶逐渐有了一定的认识。在京城时,其《水龙吟》有云:“名缰利锁,天知道和天也瘦!”他的豪放不羁的个性逐渐萎缩。冯煦在《蒿庵词话》中说:“淮海、小山,真古之伤心人也。”[3](P60)这个评价一方面道出了秦观坎坷的一生,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其性格之脆弱。谪处州时,秦观曾作《千秋岁》词,末句云:“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谪徙郴州,写了凄厉之极的《踏莎行》。待编管雷州,作《自作挽词》云:“婴衅徙穷荒,茹哀与世辞;官来录我橐,吏来检我尸。”“家乡在万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归,惴惴犹在兹。”“昔忝柱下史,通籍黄金闺。一朝奇祸作,飘零至于斯!”字字血泪,哀痛已极。
二、秦观谪怨词之凄美
秦观对人生期望值过高,对挫折和失败又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希望破灭之后,带来的是失望和痛苦,使得他的这种脆弱性格表现为浓厚的感伤与忧愁情绪,不能不影响到其词风的形成,从而形成了其特有的凄美的风格。《望海潮》作于秦观被贬,出为杭州通判,离京之时。
梅英疏淡,冰澌溶泄,东风暗换年华。金谷俊游,铜驼巷陌,新晴细履平沙。长记误随车。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西园夜饮鸣笳,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兰苑未空,行人渐老,重来是事堪嗟。烟暝酒旗斜。但倚楼极目,时见栖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
通过昔日与同僚好友的西园夜饮鸣笳以及华灯碍月、飞盖妨花的繁华,以反衬今日坐党籍时见栖鸦的黯淡与凄凉,心中的失落与感伤不言而喻。再看其差不多作于同时的《江城子》:
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便作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
据统计,北宋词人中,秦观使用“泪”字的频率仅次于晏几道和周邦彦,居第三位。宋刻本《淮海词》77首,含“泪”字的13首,频率为16.8%,难怪冯煦称之为“古之伤心人”。[4](P121)此词上片触景生情,引起物是人非的伤感。下片诉说韶华流逝之恨,结尾以“便作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之夸张,写离愁之深。全词如泣如诉,令人慨叹。此后诗人心绪每况愈下,作于被贬处州期间的《千秋岁》越发显得凄凉: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忆昔西池会,鹓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处州城外飘零的落花又唤醒了词人对昔日西池宴集的记忆。然而物是人非,怎不令人痛心!据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载:孔毅甫览之“镜里朱颜改”之句,遽惊曰:“少游盛年,何为言语悲怆如此!”并称:“秦少游气貌大不类平时,殆不久于人世矣。”曾布也说:“秦七必不久于世,岂有‘愁如海’而可存乎?”[5](P3242)
秦词抒发宦海沉浮的深悲巨痛、营造凄美境界的代表作当数他谪困郴州旅舍所作的《踏莎行》: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迷失的恐怕不只是楼台津渡,更是曾有过的人生理想和出路。《踏莎行》以凄迷的意象和氛围,深刻地传达出词人遭受流放后所感受到的浓厚的幻灭感、孤寂感和深深的思念。人生际遇的转折往往带来创作词风的转变,王国维《人间词话》就评价说:“少游词境,最为凄惋,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为凄厉也。”[6]张綖本《淮海集》在此词的附注中记载:“坡翁绝爱此词尾两句,自书于扇云:‘少游已矣,虽万人难赎’!”
秦观后期其他谪怨词如《千秋岁·水边沙外》、《江城子·南来飞燕北归鸿》等,沉痛凄怆,弥漫着幽怨凄婉的色调。仕途蹭蹬、屡遭贬逐的生涯使秦观对人生有着刻骨的感受,当痛苦无法排遣又无力挣扎时,就只剩下低声的哀泣。因为流落贬逐的遭际,秦观后期词,多了一层历经磨难后对人生的深层体验和感悟,所以较之前期词,凄美的色调变得深沉、凝重了。之后,秦观奉诏编管横州,次年又自横州徙雷州。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元月,苏轼量移廉州过雷州,秦观与之相会并作《江城子》:
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
小槽春酒滴珠红,莫匆匆,满金钟。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后会不知何处是?烟浪远,暮云重。
岁月无情,当年“绿鬓朱颜”风华正茂的师徒,几经宦海沉浮再次相见已是64岁和52岁的“两衰翁”了。“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数句,极沉痛、极凄凉。即使在重聚之时,也没有难得相逢一见的快乐,唯有对再次别离和相见无期的恐惧和忧伤。不久秦观即客死他乡,果如此词所言,与苏轼再无缘相见,《江城子》遂成为脆弱的秦观生命中凄美的绝唱。
参考文献:
[1]徐培均校注.淮海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郭绍虞.宋诗话辑佚[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冯煦.蒿庵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4]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5]宋元笔记小说大观[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6]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