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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再三强调了精神文明的地位，以及它的主要内容。在经济发展的转型期，邓小平又开创性的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精神文明。他认为人才是现阶段社会发展的必需品，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栋梁。
【关键词】文化；精神文明；经济建设；人才
一、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主要任务与指导方针
精神文明的最早提出是在1979年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叶剑英提出的，他说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一个月之后，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的多彩的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从1979年之后，邓小平对精神文明理论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使得精神文明这一个词语成为邓小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一种标志。
邓小平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关系，等等。”[2]邓小平认为精神文明属于文化概念中的一部分，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核心部分，它的内容同社会主义文化一样包容万象，所以在下定义的时候不能只从几个点或者几个层面来概括，要给精神文明理论自身以发展的空间。
在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3]邓小平认为培育“四有”新人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任务，在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中，邓小平一直努力提高民族的声望，与民族的凝聚力，邓小平希望整个民族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这样的中华民族才能在全球化的竞争中生存和发展，所以邓小平又对“四有”进行了补充说明：“我们历来提倡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最重要的是有理想、有纪律。”“有理想”指的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努力奋斗的理想，是在继承毛泽东统一战线基础上对民族精神的一种解释。在1986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私时说：“现在中国提出‘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一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4]
在指导方针上，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方针是永远不能被替换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正如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所提到的：“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作为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全人类精神文明的伟大成果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领导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整个精神文明建设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我们的理想建设、道德建设、文化建设、民主法治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
除了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方针之外，邓小平还认为精神文明建设要有两个方向。1979年10月，邓小平提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5]此外还提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6]这样的思想。随后在理论界便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口号：“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此时的人民要比阶级斗争时候的人民有着更广阔的概念，包括了少数敌对分子外的所有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干部和所有拥护社会主义事业、热爱祖国的群众。这里的“为社会主义服务”也比先前为“政治服务”的思想更要宽泛，它包括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诸多事业。
二、提倡以经济为中心的精神文明建设
十一届三种全会之后，党的主要任务从“阶级斗争”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根据社会发展的变化，认为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要想发展好，就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经济建设是各项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各项事业的繁荣发展又可以全面促进经济事业发展的繁荣。
1980年，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務》这篇讲话中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7]精神文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主要表现就是邓小平提出的评价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好坏的标准即三个有利于。在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中提到了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再往后来便提出了“三个有利于”，其核心还是以能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中心。
邓小平认为当时社会存在的一个重要的症结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精神文明建设受到经济发展的牵引，使得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严重的不平衡。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有必要进行调整。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既会有物质和文化的发展也会得到物质结果和精神结果，所以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结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是让文化附庸于经济，而是让文化的发展带给人民共同的理念，使得我国的民族凝聚力得以提升，这样才可以同心同德的搞经济。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需要达到一种平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需要达到一种统一。邓小平认为：“搞改革开放有两只手，不要只用一只手，改革是一只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一只手。优势这只手重些，有时另一只手重些，要根据实际情况。”[8]“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9]邓小平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论述在不同环境下有着不同的解释，但是实质上，邓小平就是强调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既要重视物质文明又要重视精神文明，要让物质的发展和精神的发展达到统一。
三、阐明了建设精神文明的关键是人才
邓小平关于人才的政策首先应该从知识分子理论开始算起。毛泽东晚年思想的偏差导致了国内知识分子政策的极端化，知识分子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打压，导致文化创造的主力军队伍严重受挫，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停滞不前，甚至倒退。邓小平复出之后，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政策做了一系列的调整，重新确定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社会地位，并深入分析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关系，提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一样都是劳动的一种，只是分工不同，“将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更分不开来”[10]“总的来说，他们（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劳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11]
邓小平认为社会事业的发展过程也是整个人类的发展过程，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也是人的发展，而在人的发展中，起到带头作用的就是人才。邓小平复出以来一直和注重我国的人才发展战略，他认为“只有有了成批的杰出人才，才能带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水平的提高。”[12]1984年，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邓小平指出：“这个文件一共十条，最重要的是第九条，当然其他各条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分子，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使用人才。”[13]
首先，在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上，邓小平继往开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培养人才方面，邓小平认为培养人才的最基础的问题还是加强教育，甚至应该“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14]对于国内，我们要加强对人才的专业技能的培养，并不失时机的培养高端人才，比如在中国建立成百成千的博士后流动站，并使之成为制度。对于国外，我们要大量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并且选派大量的留学生去外国学习深造。虽然邓小平认为对人才的政策要放宽，给优秀人才自由的空间，但是在实践劳动中培养人才，让人才为广大群众，为社会主义发展而奋斗的路线没有改变过。其次，在选拔人才方面，邓小平认为要不拘一格选人才“不要因为他们不是全才，不是党员，没有学历，没有资历，就把人家埋没了”[15]我们还要破处以前论资排辈的习惯，要有胆量选拔青年人才，“让比较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老同志当好他们的参谋，支持他们的工作，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16]邓小平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现在急缺的就是人才，我们应该打破所有的条条框框，让优秀人才有更多发挥空间，党要尊重他们，爱护他们，为他们的事业和生活都做好保障工作。
四、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现代意义
1.为江泽民的社会主义文化观奠定了理论基础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成立，在文化建设上，江泽民依然肯定邓小平的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在1989年9月，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提出：“我们要深刻吸取近几年来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教训，在努力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切实抓好精神文明建设。”[17]江泽民在1995年9月十四屆五中全会闭幕会伤指出：“必须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要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18]在十五大上，江泽民在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后来又经过进一步补充提出了“三个代表”与“先进文化”的思想。
2.为解决市场经济建设与道德建设之间的矛盾指明了方向
经济和道德在彼此领域的发展可以说是四处撞壁，能获得大量经济利益的事业也往往存在这大量的道德悖论，在经济与道德的矛盾中到底应该服从那一种，还是再找出第三条路线一直是让实践者困惑的事情。邓小平站在统筹全局的高度，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评判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当我们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在思考是服从与经济利益多一些还是服从于思想道德多一些的时候，我们就要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重点是只要能提高我国的生产力的选择，我们就要接受，只要有害于生产力发展的，我们就要摒弃。而实践告诉我们，只要符合生产力发展的也往往符合大众的思想道德，只要不符合大众的思想道德，也往往不符合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也可以说，生产力的发展与思想道德的发展是统一的。
3.为人才发展战略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人才发展战略方面，邓小平结束了毛泽东晚年时代的错误倾向，彻底地从政治上，精神上和生活上解放了知识分子，解放了人才，使得对优秀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有了制度性的规定。他再三强调人才的培养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并且重新恢复了高考，大力提倡各种学校和学习组织的建设。邓小平的大胆启用各式各样的人才为后来的人才强国等一系列政策都开了先河，江泽民也继承了邓小平“两个尊重”和“三个面向”的人才观念，大力推进我国人才队伍建设。总的来说，邓小平的人才策略具有时代性和开放性，他对人才的重视也是对人自身的重视，人才作为人发展过程中的领头队伍对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邓小平论文艺[M].人民出版社,1990:4-5.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4:367.
[3]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人民出版社,1988:1176.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190.
[5]邓小平论文艺[M].人民出版社,1990:6.
[6]邓小平论文艺[M].人民出版社,1990:10.
[7]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4:250.
[8]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437.
[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378.
[1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4:41.
[1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4:89.
[1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4:96.
[1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91-92.
[1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275.
[1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109.
[1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4:321.
[17]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献选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358.
[18]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献选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557.
作者简介：
曲成芳，女，朝鲜人，现就读于大连理工大学软件学院软件工程（日语强化）专业。
陈骐，男，满族，现就读于大连理工大学软件学院软件工程（日语强化）专业。
文吉昌，男，满族，现就读于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
【关键词】文化；精神文明；经济建设；人才
一、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主要任务与指导方针
精神文明的最早提出是在1979年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叶剑英提出的，他说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一个月之后，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的多彩的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从1979年之后，邓小平对精神文明理论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使得精神文明这一个词语成为邓小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一种标志。
邓小平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关系，等等。”[2]邓小平认为精神文明属于文化概念中的一部分，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核心部分，它的内容同社会主义文化一样包容万象，所以在下定义的时候不能只从几个点或者几个层面来概括，要给精神文明理论自身以发展的空间。
在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3]邓小平认为培育“四有”新人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任务，在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中，邓小平一直努力提高民族的声望，与民族的凝聚力，邓小平希望整个民族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这样的中华民族才能在全球化的竞争中生存和发展，所以邓小平又对“四有”进行了补充说明：“我们历来提倡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最重要的是有理想、有纪律。”“有理想”指的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努力奋斗的理想，是在继承毛泽东统一战线基础上对民族精神的一种解释。在1986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私时说：“现在中国提出‘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一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4]
在指导方针上，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方针是永远不能被替换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正如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所提到的：“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作为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全人类精神文明的伟大成果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领导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整个精神文明建设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我们的理想建设、道德建设、文化建设、民主法治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
除了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方针之外，邓小平还认为精神文明建设要有两个方向。1979年10月，邓小平提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5]此外还提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6]这样的思想。随后在理论界便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口号：“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此时的人民要比阶级斗争时候的人民有着更广阔的概念，包括了少数敌对分子外的所有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干部和所有拥护社会主义事业、热爱祖国的群众。这里的“为社会主义服务”也比先前为“政治服务”的思想更要宽泛，它包括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诸多事业。
二、提倡以经济为中心的精神文明建设
十一届三种全会之后，党的主要任务从“阶级斗争”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根据社会发展的变化，认为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要想发展好，就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经济建设是各项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各项事业的繁荣发展又可以全面促进经济事业发展的繁荣。
1980年，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務》这篇讲话中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7]精神文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主要表现就是邓小平提出的评价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好坏的标准即三个有利于。在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中提到了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再往后来便提出了“三个有利于”，其核心还是以能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中心。
邓小平认为当时社会存在的一个重要的症结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精神文明建设受到经济发展的牵引，使得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严重的不平衡。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有必要进行调整。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既会有物质和文化的发展也会得到物质结果和精神结果，所以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结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是让文化附庸于经济，而是让文化的发展带给人民共同的理念，使得我国的民族凝聚力得以提升，这样才可以同心同德的搞经济。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需要达到一种平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需要达到一种统一。邓小平认为：“搞改革开放有两只手，不要只用一只手，改革是一只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一只手。优势这只手重些，有时另一只手重些，要根据实际情况。”[8]“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9]邓小平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论述在不同环境下有着不同的解释，但是实质上，邓小平就是强调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既要重视物质文明又要重视精神文明，要让物质的发展和精神的发展达到统一。
三、阐明了建设精神文明的关键是人才
邓小平关于人才的政策首先应该从知识分子理论开始算起。毛泽东晚年思想的偏差导致了国内知识分子政策的极端化，知识分子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打压，导致文化创造的主力军队伍严重受挫，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停滞不前，甚至倒退。邓小平复出之后，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政策做了一系列的调整，重新确定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社会地位，并深入分析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关系，提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一样都是劳动的一种，只是分工不同，“将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更分不开来”[10]“总的来说，他们（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劳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11]
邓小平认为社会事业的发展过程也是整个人类的发展过程，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也是人的发展，而在人的发展中，起到带头作用的就是人才。邓小平复出以来一直和注重我国的人才发展战略，他认为“只有有了成批的杰出人才，才能带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水平的提高。”[12]1984年，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邓小平指出：“这个文件一共十条，最重要的是第九条，当然其他各条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分子，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使用人才。”[13]
首先，在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上，邓小平继往开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培养人才方面，邓小平认为培养人才的最基础的问题还是加强教育，甚至应该“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14]对于国内，我们要加强对人才的专业技能的培养，并不失时机的培养高端人才，比如在中国建立成百成千的博士后流动站，并使之成为制度。对于国外，我们要大量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并且选派大量的留学生去外国学习深造。虽然邓小平认为对人才的政策要放宽，给优秀人才自由的空间，但是在实践劳动中培养人才，让人才为广大群众，为社会主义发展而奋斗的路线没有改变过。其次，在选拔人才方面，邓小平认为要不拘一格选人才“不要因为他们不是全才，不是党员，没有学历，没有资历，就把人家埋没了”[15]我们还要破处以前论资排辈的习惯，要有胆量选拔青年人才，“让比较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老同志当好他们的参谋，支持他们的工作，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16]邓小平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现在急缺的就是人才，我们应该打破所有的条条框框，让优秀人才有更多发挥空间，党要尊重他们，爱护他们，为他们的事业和生活都做好保障工作。
四、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现代意义
1.为江泽民的社会主义文化观奠定了理论基础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成立，在文化建设上，江泽民依然肯定邓小平的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在1989年9月，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提出：“我们要深刻吸取近几年来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教训，在努力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切实抓好精神文明建设。”[17]江泽民在1995年9月十四屆五中全会闭幕会伤指出：“必须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要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18]在十五大上，江泽民在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后来又经过进一步补充提出了“三个代表”与“先进文化”的思想。
2.为解决市场经济建设与道德建设之间的矛盾指明了方向
经济和道德在彼此领域的发展可以说是四处撞壁，能获得大量经济利益的事业也往往存在这大量的道德悖论，在经济与道德的矛盾中到底应该服从那一种，还是再找出第三条路线一直是让实践者困惑的事情。邓小平站在统筹全局的高度，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评判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当我们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在思考是服从与经济利益多一些还是服从于思想道德多一些的时候，我们就要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重点是只要能提高我国的生产力的选择，我们就要接受，只要有害于生产力发展的，我们就要摒弃。而实践告诉我们，只要符合生产力发展的也往往符合大众的思想道德，只要不符合大众的思想道德，也往往不符合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也可以说，生产力的发展与思想道德的发展是统一的。
3.为人才发展战略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人才发展战略方面，邓小平结束了毛泽东晚年时代的错误倾向，彻底地从政治上，精神上和生活上解放了知识分子，解放了人才，使得对优秀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有了制度性的规定。他再三强调人才的培养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并且重新恢复了高考，大力提倡各种学校和学习组织的建设。邓小平的大胆启用各式各样的人才为后来的人才强国等一系列政策都开了先河，江泽民也继承了邓小平“两个尊重”和“三个面向”的人才观念，大力推进我国人才队伍建设。总的来说，邓小平的人才策略具有时代性和开放性，他对人才的重视也是对人自身的重视，人才作为人发展过程中的领头队伍对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邓小平论文艺[M].人民出版社,1990:4-5.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4:367.
[3]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人民出版社,1988:1176.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190.
[5]邓小平论文艺[M].人民出版社,1990:6.
[6]邓小平论文艺[M].人民出版社,1990:10.
[7]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4:250.
[8]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437.
[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378.
[1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4:41.
[1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4:89.
[1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4:96.
[1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91-92.
[1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275.
[1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109.
[1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4:321.
[17]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献选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358.
[18]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献选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557.
作者简介：
曲成芳，女，朝鲜人，现就读于大连理工大学软件学院软件工程（日语强化）专业。
陈骐，男，满族，现就读于大连理工大学软件学院软件工程（日语强化）专业。
文吉昌，男，满族，现就读于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